第七讲

“八书”的历史编纂首创性价值

《史记》“八书”是用以记典章制度、社会情状。司马迁对此曾明确讲过其撰述指导思想：“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八书之中，《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所记为国家重要典章制度，《河渠书》和《平准书》则记载水利工程、经济制度和经济生活。《史记》以记载军国大事和人物活动为中心，而在设置“本纪”“表”“世家”“列传”之同时，又特别立“书”一体以记载典章制度和社会情状，凸显出其多维历史视野和历史编纂的首创精神，因而被推崇为“创为全史”。（《廿二史劄记校证》卷一“各史例目异同”条）司马迁创始于前，东汉初大史学家班固继起于后，在《汉书》中设立“十志”，更将典志体向前推进一步，而后历代修史者均遵而不改，在“正史”编纂中必设有“典志”一体，只是篇目有所调整、增减。近些年来有许多学者盛赞的“全景式著史” “宏大叙事”，司马迁在两千年前已经提供了一个典范，其历史编纂的首创精神岂不令人赞叹！

一 从“礼乐损益，律历改易”看贯穿“八书”的非凡史识

据《史记索隐》作者司马贞言：“书者，五经六籍总名也。此之《八书》，记国家大体。”（《史记》卷二十三《礼书》司马贞《索隐》注）即谓“八书”包含的内容是当时人们心目中典章制度和社会生活中八个最主要的部分。“礼乐损益”指《礼书》《乐书》，“律历改易”指《律历书》，“兵权山川鬼神”指《兵书》《河渠书》《封禅书》，“天人之际”指《天官书》，“承敝通变”指《平准书》。而今本《史记》“八书”的顺序是，《礼书》第一，《乐书》第二，《律书》第三，《历书》第四，《天官书》第五，《封禅书》第六，《河渠书》第七，《平准书》第八。《律书》《历书》分为两篇，而缺《兵书》。这是什么缘故呢？历来学者多有讨论，如司马贞《索隐》所说，因《礼书》《乐书》《兵书》三书亡缺，补缺者分《律历书》为《律书》《历书》，以足“八书”之数，故今本“八书”中无《兵书》。但今本《礼书》《乐书》《律书》的序，其见识、笔法均应出于司马迁之手无疑，非他人所能拟作。《礼书》“序”以下的内容，为后人摘取荀子《礼论》及《议兵》以补。《乐书》“序”以下，也是后人摘取《礼记·乐记》文字以补。

是则，司马迁八书所载均为当时“国之大政”。《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四篇正文已经佚失，其内容难以详考，但所幸此四篇的序仍存在今本《史记》之中，历来学者均相信其出自司马迁手笔无疑，弥足珍贵。这四篇序恰恰突出地体现出“损益”“改易”的历史变易观，成为贯穿《史记》八书的指导思想。

请看，在《礼书》开头，司马迁即揭示出，“损益”即随时代条件和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增减、改订礼制，乃是普遍性法则：“余至大行礼官，（按，大行是秦所立官职，主礼仪。汉初因之。）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又云：“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事有宜适，物有节文。”强调礼的规定，必须符合政治与社会现实的需要。对于秦朝“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和汉初叔孙通制礼，“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变改”的做法，均予以肯定。汉朝文、景两代一直对制定汉家礼制之事迁延未议，至武帝即位，乃招致儒术之士，令共定礼仪，但“十余年未就”，儒生们的借口是自古须遇太平盛世，“万民和喜，瑞应辨（按，通 ‘遍’）至”，才能确定制作。以上所言自文帝以来制礼之艰难，正好突出武帝在太平初元年制定汉家礼制之果断和成效。恰恰是武帝在诏书中批驳了儒士泥古保守的观念，申明其不遵太古、着眼当代的需要、垂之后世的指导思想：“盖受命而王，各有所由兴，殊路而同归，谓因民而作，追俗为制也。议者咸称太古，百姓何望？汉亦一家之事，典法不传，谓子孙何？”由于武帝勇于变革旧制的魄力和确定的因俗制礼的方针，才取得了兴造制度的重大成果：“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太山，定宗庙百官之仪，以为典常，垂之于后云。”

与上述《礼书·序》中“损益”、变革的历史观相适应，《乐书·序》中强调制作乐曲是为了节制享受的适当，防止沉溺于逸乐。并且提出“作乐，即是节乐”的重要命题。司马迁主张要防止淫佚，应博采风俗，有益于政教，“凡作乐者，所以节乐。君子以谦退为礼，以损减为乐，乐其如此也。以为州异国殊，情习不同，故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他严肃批评春秋、战国的国君恰恰违背上述原则，“流沔沉佚，遂往不返，卒于灭身丧宗，并国于秦”。而秦二世更是不听臣下谏议恣意享乐，结果顷刻灭亡，为后人提供了反面的教训！《乐书·序》又论述，汉朝立国以后，高祖过沛所作诗《三侯之章》，汉武帝所作十九章乐曲，都是汉家作乐的重要之举。而武帝连年大事征伐，先在玉门关渥洼池中得所谓“神马”，作《太一之歌》，后又因伐大宛，得血汗马，作“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的朝廷乐诗，表现其骄侈之心。当时直言之臣汲黯即向武帝谏说这种做法不符合礼制：“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协于宗庙，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邪？”在《礼书·序》中，司马迁肯定汉武帝勇于变革，根据现实需要兴造制度、以垂后世的做法，在这里则直书无隐，对武帝一再为“神马”“天马”制乐，显示骄侈之心提出批评，两篇序合而观之，恰恰表现出司马迁忠实于客观历史、褒贬分明的史德，主张礼乐的制作应符合现实需要，应有利于社会教化的进步历史观点。

《律书·序》《历书·序》进一步阐述“改易”、变革的历史观点。《律书·序》主要言兵。司马迁以辩证的观点，论述战争具有讨伐强暴、除乱救危、维护正义的进步作用，并强调对这种暴力手段，必须恰当地运用，云：“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 “故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顺耳。”对于世儒昏暗无知，不明时势，一味反对用兵的愚见，予以贬责：“不权轻重，猥云德化，不当用兵，大至君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同时指出夏桀、殷纣、秦二世皆因连年征伐、穷兵黩武而致灭亡，是后人必须记取的教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篇中对于汉朝如何对待匈奴长期袭扰，是应采取征讨还是防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汉文帝时因匈奴长期袭扰，造成对中原民众莫大的威胁，将军陈武主张兴兵讨伐。汉文帝明确回答：“今匈奴内侵，军吏无功，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为动心伤痛，无日忘之。今未能销距，愿且坚边设候，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且无议军。”事实证明，汉文帝采取的严密防守，不大事攻讨，结和通使的方针确实获得了社会安宁、生产发展的成效。如何对待匈奴的袭扰，这是汉朝政治决策的最大难题。司马迁最为赞赏的正是汉文帝采取的方针，因此以罕见的手法，在篇中高度评价文帝是实行仁政的“有德君子”！

历法的制定，不仅关系到农业生产，同时也关系到民众生活和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历代王朝都视“颁行正朔”为表明其统治之正统性的重要事件，因此《历书·序》一开头即强调：“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这篇序论述了三个重要问题。一是，追溯自远古时代起，历法制定正确与否，即与国家的治乱直接相联系。黄帝之时，因命官员考定星历，生息合时，闰余有度，因而“民神异业，敬而不渎……灾祸不生，所求不匮”。至少昊氏之衰，因九黎乱德，颛顼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重新使民神异业，恢复秩序。至唐尧时，推定历法之事更经受了一场巨大考验：“其后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废所职，而闰余乖次，孟陬殄灭，摄提无纪，历数失序。尧复遂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夭疫。”这段话，是司马迁采用了《国语·楚语下》楚大夫观射父回答昭王关于古代司天之官的史料，而“闰余乖次”以下四句和“而立羲和之官”以下六句，都是司马迁所加，他所强调的分明是历法失序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以及阴阳和顺对社会生活和生产的巨大成效！二是，夏殷周三代历法不同，“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证明历法久必失差，需要制定新历，才能符合四时的运行。到周襄王时，因朝政紊乱，致使出现襄王二十三年将闰月置于三月之严重失误！至秦朝，因自认为五行中属于水德，规定以十月为岁首，色尚黑。汉初也认为获水德之瑞，因此袭用秦朝正朔服色。三是郑重记载武帝制定《太初历》这一历法史上的大事。至汉武帝时，原先行用的秦颛顼历误差已经十分明显，所以必须进行历法改革，在实际观测的基础上制定新历。武帝年间从事制定新历工作的，有天文学家唐都，历法学家洛下闳，还有邓平和司马迁本人。制定的新历称为《太初历》，在元封七年颁行，武帝将年号改为“太初”，以示颁行新历之事至关重要。这次改历最大的贡献是重新确定正月为岁首。司马迁在《历书·序》中予以郑重记载：“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洛下闳运算转历，然后日辰之度与夏正同。乃改元，更官号，封泰山。”此序之后的《历术甲子篇》，记载了古四分历法一部七十六年朔日及冬至的推步。

简要言之，司马迁记述礼、乐、律、历各篇都凸显出其“损益”“改易”的非凡史识。他与动辄以古圣先王为“至治之极”的黄金时代，或是以静止的、凝固不变的观点看待历史的世儒迥然不同。实则这种变易、发展的历史观，也贯穿于八书的其他篇章之中。与此相联系的，是八书同样鲜明地具有贯通古今的宏大气魄。《礼书》首言“观三代损益”，继之述周、秦礼制变迁，一直到记述“今上即位” “定宗庙百官之议”。《乐书》的开头是“太史公曰：‘余每读《虞书》，至于君臣相敕，维是几安，而股肱不良，万事堕坏，未尝不流涕也。'”直至记述武帝时“得神马渥洼水中”以及“伐大宛得千里马”而作歌于朝。《律书》记述的内容，是从“武王伐纣，吹律听声”，直到汉文帝时，不兴兵革之事，对匈奴“坚边设候，结和通使”，因而“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历书》则起自述“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再而记载少昊氏、唐尧时历数之事，夏、殷、周三正的不同，及秦、汉之正朔服色，直至武帝制定《太初历》。这恰恰证明，司马迁著史“通古今之变”的指导思想，同样生动地体现于八书之中。因此，八书不但显示出司马迁学识之渊博，如刘知幾所言“信作者之渊海”，而且以贯通古今观察历史变迁的卓识为灵魂，如清儒邱逢年所言，“八书通纪历代之法制，而各以类从”。（《史记阐要·全书脉络》）

二 探讨“天人关系”的重大时代课题

八书中的《天官书》，是总结古代天文学知识和对“天人之际”发表系统看法的篇章。“天人关系”一向是观察历史和处理现实关系的重大问题，在西汉时代更是如此。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关系极其密切，天体运行、各种复杂的气象以至种种自然灾害的发生，都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和作用。人类对天体的认识经历了漫长艰巨的过程，有关“天人之际”的探索同样是复杂艰难的课题。司马迁创立《天官书》作为“八书”之一，将记载、总结天文学知识作为其恢宏的史学著作的一部分，证明他具有过人的见识和渊博的学识。他担任太史令官职，即身兼史官和执掌天文历法两种身份。《天官书》就是结合西汉皇朝建立一百年来官方的天文记载资料而撰成的，因此殊为珍贵。

《天官书》最重要的成就，是开创了中国史学系统地记述天文学史料的优良传统，从而使我国丰富的天文学资料得以很好地保存、流传。特别是，在古代渊源久远的观测和记载的基础上，司马迁完成了相当完整的星官体系的记述，成了古代关于“天文”的典章记载之创始，由于古代天体星宿的变化相对较小，因此《汉书·天文志》等的记载均基本上沿用《史记·天官书》的内容。

《封禅书》的编排与《天官书》相联，也是探讨“天人关系”的重要篇章。封禅是古代国家的大典，司马迁将此与礼、乐、律、历、天文、河渠、平准等并列为“八书”之一，班固著《汉书》又采用了《封禅书》所载，写成《郊祀志》，由此足见封禅在汉代朝廷典礼之重要。然则，又因司马迁以“实录”的态度详细记述了汉武帝耽于迷信求仙，结果引起有不少论者认为此篇完全是“微文刺讥”之作。这就必须予以辨正，方能正确地认识司马迁郑重记载“国之朝章”的原旨，并恰当地评价其历史观的进步性。

司马迁明确记载，封禅是古代帝王承受天命登上尊位必须举行的大典：“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传》曰：‘三年不为礼，礼必废；三年不为乐，乐必坏。’每世之隆，则封禅答焉，及衰而息。”张守节《正义》解释说：“此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言禅者，神之也。”又引《五经通义》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何？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古代盛行的观念是，帝王必定是承受神圣的天命，让他来治理民众。易代而登帝位者，必须奉行封禅典礼，报答上天之功。因此，封禅是国运兴隆和天意所归的象征，是朝廷重要的典礼。狭义的封禅，是封泰山，禅梁父。广义的封禅，则是祭祀天下名山大川。

作为忠实的历史学家，又是身任“太史令”、负责与上天打交道的官员，司马迁有责任记载自古以来帝王举行封禅的典礼。我们见到《封禅书》中一一记述，如舜“东巡狩，至于岱宗”，还有南岳、西岳、北岳。禹遵之。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春秋战国时期，秦历代国王祭祀尤勤，如秦襄公始列为诸侯，作西畤，祠白帝，秦文公作鄜畤，祭白帝，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对于秦始皇，既载其“东巡郡县，祠驺峄山，颂秦功业。于是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而遂除车道，上自泰山阳至巅，立石颂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从阴道下，禅于梁父”。又揭露“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还有羡门高等燕国方士，“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于是“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秦始皇迷信方士求仙之道，“自以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赍童男女入海求之”，而秦始皇本人竟死于求海中三神山奇药的路上。

《封禅书》所载确切表明，秦始皇封禅、求仙规模极盛，耽迷程度最甚，司马迁最后讽刺说：“始皇封禅之后十二岁，秦亡。……此岂所谓无其德而用事者邪？”对于汉武帝规模更大的历次封禅和求仙活动，司马迁更作为本篇记载的重点，并以讽刺的笔调说“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一句，带出下文。加上《史记·武帝本纪》佚失，后世妄人割裂《封禅书》内容以充篇幅，更造成一些人的错觉，认为司马迁对汉武帝处处讥讽揭露。这就直接关系到《封禅书》设立的本意和作用的问题。持上述看法者颇不乏人，如明郝敬言：“子长为《封禅书》，意在讽时，牵引经传往事，若离若合，恍忽渺茫，不为典要。”（《史汉愚按》卷二）清梁玉绳云：“此书先杂引鬼神之事，比类见义，遂因其傅会，备录于篇，正以著其妄，用意微矣。惟牵引郊社巡狩诸典礼，未免黩经。”（《史记志疑》卷十六《封禅书》）

这些学者指出《封禅书》对秦皇、汉武迷信的种种举动加以讽刺，是确有道理的。但如果认为此项即是司马迁撰著本篇的唯一寄托，并将篇中记载帝王祭祀、巡狩等内容视为不应有的“牵引”，是“黩经”，那就十分失于片面，而且不明设置《封禅书》是为记载古代重大典礼此项更加主要的作用。《太史公自序》言此篇撰述义旨云：“受命而王，封禅之符罕用，用则万灵罔不禋祀。追本诸神名山大川礼，作《封禅书》第六。”封禅还有一层重要意义，即天子巡狩天下名山，抚镇四方，是国家大一统规模和政治清明、天神与民众相处和睦的象征。因此，司马迁在《礼书·序》中将“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太山”，作为汉朝制礼的重大举措，又《封禅书》郑重记载：“（武帝即位）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艾安，缙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还有，司马迁父子两人的命运竟与武帝封禅直接相关：“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这是元封元年（前110）的事，汉武帝东巡上泰山封禅，司马谈从行至周南（洛阳）病重滞留，因不能成行，“发愤且卒”！这说明封禅对于国家是何等重要的典礼！司马迁因此而继任太史令。作为亲身参与的人，他对封禅象征国家隆盛、天下安宁的意义体会更加深刻。因此，撰写《封禅书》的首要意义，当然是记述朝廷的重大典礼，表明天子敬受天命和国家的大一统。而汉武帝在历次的封禅、祭祀活动中又极度迷信鬼神，与秦始皇一样，一再受方士的欺骗而不觉悟，所以篇中给以深刻的讽刺，揭露事实的真相，表明其对“天人关系”所持的进步观点。这两项都是实录精神和进步历史观的体现。

要之，《封禅书》一方面如实地记载帝王封禅大典，作为重要典章制度的实录；另一方面对秦始皇、汉武帝受尽方士欺骗，沉溺于鬼神迷信也予以详载，并作了辛辣的讽刺。司马迁未能完全摆脱“天人感应”说的影响，这是时代条件使然。而他的明显思想倾向是：社会的治理、国家的兴旺，主要靠政治清明，国君积德行义任贤。如果一味耽于鬼神迷信，结果只能是耗尽钱财，民众受祸。若像秦始皇那样，不行善政，连年征伐，苛暴虐民，那么祠祭再频繁也是“无其德而用事者”，得不到天神保佑，最后难逃败亡的结局！篇中所载，就是要揭露方士的种种欺骗伎俩，让后人获得鉴戒。司马迁在篇末赞语作了画龙点睛的评论：“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有力地揭示出其记载封禅的客观实录态度和本篇具有的深刻鉴戒意义。

三 开创水利史经济史先河关注民生和社会盛衰

八书的编排顺序按其内在的逻辑展开，前六篇所载基本上是属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内容，后面《河渠书》和《平准书》，是记载水利史和经济史的专篇。后两项对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对于史学研究也更加重要，司马迁分别为后人提供了开其先河之作。

《河渠书·赞》中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这是司马迁结合历史观察，又遍历长江下游、淮河、华北、四川以至朔方，考察各地水利工程而得出的深刻认识。尤其是武帝元封二年（前109），他亲身参加了“负薪塞宣房”、堵黄河决口的惊心动魄的战斗，因此更有这种强烈的感受。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兴修水利、治理水害是发展农业的基础，也是国之大计。《河渠书》贯通古今，自大禹治水开始，历周、秦至汉代，备载各个历史时期兴修的水利工程，指明其修建的特点，强调其对发展生产、改善民生所发挥的作用。如说：大禹导河入海，“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蜀守李冰凿离碓，修都江堰，“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秦开郑国渠，凿泾水自中山西抵瓠口。渠成，“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还有武帝时大农令郑当时在关中开凿漕渠，“三岁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后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颇得以溉田矣”。至武帝年间尤出现大兴水利的局面，关中修辅渠、灵轵渠，汝南、九江引淮河水，泰山下引汶水，朔方、西河、河西、酒泉引黄河及川谷水溉田。大规模兴修水利工程，促进了武帝时国力的强盛。

武帝时最大的水利工程是堵塞瓠子（今河南濮阳附近）黄河决口。文帝时黄河在酸枣（今河南延津）决口，武帝元光三年（前132），黄河又在瓠子决口，滔滔黄水经巨野泽南流，灌入淮、泗，泛滥达十六郡，造成长年的严重祸害。武帝命汲黯、郑当时召集人力堵塞，因水势太猛，未成。其时，骄扬跋扈的外戚田蚡为丞相，因其奉食邑在鄃（今山东平原县西南），处黄河北岸，他为了自己的私利竟阻挠堵塞决口。司马迁在篇中揭露其卑劣自私的用心和阻挠堵决口的荒谬借口：“鄃居河北，河决而南则鄃无水灾，邑收多。蚡言于上曰：‘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而望气用数者亦以为然。于是天子久之不事复塞也。”司马迁记载这一史实，实则寄托他总结水利史上教训的深刻用意！至元封二年，武帝命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口。武帝本人东巡泰山返回，亲临堵决工地，沉白马玉璧于河以示决心，“令群臣从官自将军已下皆负薪填决河”。武帝现场作《瓠子之诗》，表达对民众长期遭受洪水灾害的伤悼之情，有云：“瓠子决兮将奈何？晧晧旰旰兮闾殚为河！……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颓林竹兮楗石灾，宣房塞兮万福来。”此役终于将危害长达二十三年的黄河大决口堵住！此篇成功的撰写，开创了我国水利史研究的先河，其后《汉书·沟洫志》及历代数量众多的记载水道、总结治水经验的论著，均导源于此。

论述社会经济发展与历史进程、国家盛衰的关系，更是司马迁的卓识。在中外，人类关于物质经济生活对于历史进程起到何等重要作用的认识，曾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先是认为历史发展是由“神意”决定，继之认为是由个别“英雄”人物所决定，这些错误观念曾长期支配人们的头脑。历经不知多少世代之后，最为睿智、杰出的学者才透过种种复杂现象，认识到经济条件对于历史发展起到根本支配的作用，如唯物史观创立者之一恩格斯在《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英文版序言中所表述的，“一切重要的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那是到了19世纪大工业时代才提出的伟大发现；而司马迁则在西汉时代已经认识到经济活动与社会发展之间极其密切的联系。他撰写了《平准书》和《货殖列传》两篇，一以社会生活为主要视角，一以人的活动为主要视角，记载物质生产、经济交换等对于历史进程的重大关系。

《平准书》在历史编纂学上的首要意义，是以开阔的视野记载了汉代的经济状况及发展趋势，为后人提供了经典性论述。经过秦朝滥用民力对民众的残酷榨取和秦汉之际长期战乱之后，西汉初年的社会经济状况是什么景象呢？《平准书》篇首即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当时经济凋敝、社会残破的画面：“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于是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约法省禁。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而到了武帝初年，国家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这是历史上少有的民众殷实、国库充足的情景。这如同从地下唤出的巨大财富是从何而来的呢？司马迁用确凿的史实说明，是因汉初“承敝易变”，接受亡秦教训，从高祖立国之始即采取恢复生产、爱惜民力的“宽省”政治，特别是文帝、景帝相继实行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政策取得的巨大成效！汉初和武帝初年是西汉经济发展的两个关键时期，司马迁的论述从大处落笔，记载的史实既典型，而又生动、鲜明，凸显了时代的特征，并且揭示出演进的趋势，因而千百年来成为研史者认识汉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为珍贵的依据。

武帝时期，西汉国力强盛，在此基础上，西汉皇朝面临两项艰巨的任务，一是必须解除匈奴从汉初以来对中国北方的严重威胁，进行自卫战争；二是加强与东南、南方、西南周边民族的关系，开拓版图。加上武帝本人雄才大略的性格，于是结束了西汉前期“清静无为”的政治局面，改变为实行奋发有为的治国方针，兴造功业、多所设施。武帝时期实行的战略转变，包括连续大规模出兵、进行反击匈奴的战争，以及对边境地区开发交通和大规模移民等。这一切重大举措，都需要征发大军打仗、征调大量人力从事转运物资、从事工程劳作，更需要支付大量军费和其他财政支出，同时必须采取多种措施尽量增加国库收入，以上各项，都必然要极大地增加全国民众的负担。司马迁敏锐地把握住武帝时期的战略转变和全国民众沉重负担的史实，《平准书》对此有深刻的揭示：“自是之后，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事两越，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赡。”由此我们能深切体会到，全国劳苦大众为武帝盛世的出现和国家版图的拓展承受了多么巨大的负担！历史走的就是一条曲折的道路，任何大的进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平准书》记载的又一重点，是武帝时期加强中央集权，为解决巨额财政支出而采取一系列的经济措施，因而支持了数十年间对内对外的大规模运作。

兹举其重要者，一是实行卖武功爵。“请置赏官，命曰武功爵。级十七万，凡直三十余万金。诸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减二等；爵得至乐卿：以显军功。”二是实行币制改革。先后发行皮币，造银锡为白金，铸五铢钱，铸赤侧钱等。其中以官铸五铢钱作用最为巨大，使用最为稳定，其余则旋行旋废。武帝取消了郡国铸钱的权利，专令水衡都尉所属钟官、辨铜、均输三官负责铸造。朝廷掌管铸钱大权，禁令严格，新币质量又高，使盗铸者无利可图，所以币制得到长期稳定。直到王莽时滥用各色名目的货币，造成市场交换混乱，民众根本不予信用，民间暗中仍以武帝时三官所铸五铢钱相流通，可见武帝时在强有力的国家体制下官铸钱币的价值有确实的保证。三是实行盐铁官营、禁私铸铁器、私人煮盐。武帝接受大农属官主管盐铁专卖事宜的孔仅（大铁商）、东郭咸阳（大盐商）的建议：“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货，以致富羡，役利细民。其沮事之议，不可胜听。敢私铸铁器煮盐者，！左趾，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便属在所县。”产盐官募人煮盐的产品，统由官府收购发卖。在产铁区设立铁官，经营采冶铸造，发卖铁器。盐铁官统属于中央的大农。盐铁官吏，多用过去的盐铁商人充任。四是实行算缗、告缗，打击富商大贾，收财产税。令商贾自报资产，一律按照二千缗资财缴纳一算的比率征税。隐匿不报或自报不实者罚戍边一岁，没收财产。奖励告发，查实后给以所没收财产之半。五是实行均输、平准。任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主管天下盐铁事，行均输、平准。各地置均输盐铁官，令各地货物按照贵贱时相互调剂，打击商人囤积居奇。在京师设平准官，总管全国范围的物资调拨，平衡物价，故名“平准”。

总结社会经济生活与国家盛衰的规律性，是《平准书》的第三个重点。司马迁明确总结为两项：“承敝通变” “物盛而衰”。前者，是由汉初“接秦之弊”、加上连年战乱而造成的经济凋敝局面，经过高祖“与民更始” “约法省禁”，至惠帝、吕后遵行“清静无为”，文帝、景帝更有效地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而终于出现“海内殷富，府库充实”，由于深刻吸取秦亡教训而采取“与民更始”、休养生息政策，其结果是短短七十余年间产生了卓著的成效。“承敝通变”，是司马迁对中国历史长期发展中的经验教训概括出来的重要命题，在一个时期内，大量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积累了，继续前进遇到严重障碍，就必须找到改革、变易的办法，为社会的发展开辟新路。不但西汉初年“承敝通变”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而且往上再回溯到上古史时期，商代初年、西周初年同样是接前代之弊之后，激发有作为的政治家毅然采取变革措施而取得开国、上升的气象，故《平准书》篇后“太史公曰”对此总结说：“汤、武承敝易变，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为治。”

后者，则是司马迁对武帝时期相继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的敏锐观察，因而要求施政者对此警醒：如果不正视问题，不采取措施，盛世将变为衰败！司马迁对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有深刻的理解，对国计民生有深深的关切，所以才能在问题刚刚显露出来之时就予以重视，并且不怕忠言逆耳，出于强烈的责任感及时向当权者发出警告！《平准书》中论及的严重社会问题主要有：大规模征发士卒，长时间、长距离转运战争物资，造成民众不堪忍受的负担，社会生产的凋敝；富商大贾、地方豪强仗财欺压穷苦民众，贵族、大官僚骄奢淫逸，挥霍财富；皇帝频繁出巡、大规模赏赐、讲究排场而耗费巨额费用。《平准书》中对此直书无隐，痛陈其弊，并且指出时势相激而引起的社会风尚的变化。司马迁纵观历史经验及现实社会状况的变迁，因而总结出“是以物盛则衰，时极则转”的规律。并且在全篇之末，以秦亡的教训寓喻汉事，提出警告：

于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如此措辞尖锐的警告，恰恰说明司马迁对于国家民族命运的严重关切！至武帝晚年，面临种种社会危机景象，汉武帝终于改变兴师劳民的政策，幡然改悔，决定罢兵息民，挽救危机。征和四年（前89），武帝断然否定桑弘羊请求远戍轮台之议，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汉书》卷九十六《西域传》），宣布从此不复出军，朝廷的政策乃以发展农业生产为急务。由于及时地吸收了秦亡的教训，而使汉朝延续了近百年的统治。武帝晚年实行政策转变，这一历史进程难道不正有力地证明司马迁预见的正确性吗？

作为一位杰出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平准书》中据实批评武帝政策的过失，但《史记》全书对武帝时期的兴盛局面则是明确地予以肯定。同样，司马迁在经济思想上主张放任政策，让百姓自由致富，反对与民争利：“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因此他对与民争利、加重民众负担的做法极不赞成，《平准书》中一再批评：“兴利之臣自此始也。” “故三人（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言利事析秋豪矣。”但司马迁又明确地肯定桑弘羊主持的均输、平准获得巨大成效。这不但说明司马迁对于经济政策、社会状况有极其深刻的观察，而且突出地证明其“实录”精神和高尚史德！

综上所述，《史记》虽然以人物为中心，而司马迁又设置“八书”以记载典章制度和社会生活情状，突出地表明其多维历史视野和创为“全史”的观念，在历史编纂学史上有十分重要的首创性意义。八书所载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均为国家典制之要和社会发展之大问题。又贯穿以“损益”“改易”的眼光作考察，不仅内涵宏富，而且史识卓越，彰显了其“通古今之变”的著史宗旨，对于“天人关系”、水利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经济政策与国家盛衰的关系，都作了深刻的总结，成为历来学者研究上古史和西汉史不可缺少的重要文献。八书撰著的成功，为历代“正史”的典志篇章和多样的典章制度史著作的出现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