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司马迁的多维历史视野

司马迁的不朽杰作《史记》自从著成之后，历代传诵不衰，至今仍对读者具有巨大的魅力；而且，《史记》所创造的著史格局，不仅影响了中国史学两千年的进程，还一直影响到当代。这岂不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迹！从研究层面说，学者们对于司马迁的政治观、经济观、民族观，《史记》主要篇章的成就等，均有了可观的研究成果。但尚有一个重要问题似乎关注不够。这就是，《史记》较之先秦时期《左传》等史著，是由史学初具规模到产生成熟的巨著之飞跃，那么从历史视野来说，司马迁与先秦史家所不同的是什么？《史记》被传统史家称誉为著史之“极则”，是否与其选取的历史视角的特点有关？其中又包含着史家怎样的哲理思考？与此相联系的是，产生于汉代的《史记》的编纂思想，为何能与当代史家“立体式著史”的观念相通？当代实施的大型史学工程又为何能直接从《史记》的总体结构获得启示？本讲将围绕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 多维历史视野：深刻的哲理思考

客观的历史，是以往人类社会活动演变发展的进程；经过历史学家思考、记载下来，便是书写的历史，即历史著作。正因为历史是人类社会进程的记录，它就不是单线式的演进，而是由多种因素交织而成，也即是多维构成、不断变化发展的空间图景。人类社会生活由简单到复杂逐步演进，人类对于自身历史的认识能力也由简单到复杂，由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逐步发展。其体现，便是观察历史由单一视角而发展到多重视角，所得的结果，是由比较朴素、简略的历史记载，逐步发展为复杂、丰富的记载。

人类远古的祖先实行“结绳记事”，就是最早的历史记录。《周易·系辞下》: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郑玄注：“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何以知道大结所代表的大事、小结所代表的小事？就得靠口说相传。近代社会学家调查所得的某些后进部落的记事方式正好与此相印证。如我国南方少数民族佧佤人，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前还没有文字，记载本族史事的方法，就是用刻木头刻的痕迹深浅表示事件大小，靠本族老年人口说讲解。到了殷商时代甲骨文上记载的事件，就已有明确的年、月、日要素。由此发展，就是编年史。我国先秦时期的两部最主要的历史著作《春秋》《左传》，都是编年体裁，完全不是偶然。它表明早期的历史学家是采取年代先后的历史视角，即以“时间维度”观察历史，以年、月、日为线索，叙述春秋各列国的政治事件、会盟攻伐，以及各诸侯国的政权更迭、盛衰变化等。

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他继承了先秦史学的成就，并且加以大大发展。《史记》著史体系气魄宏伟，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互相配合而成，承载了丰富生动的内容，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从史家的历史观察力来分析，则是由以往单一的视角，发展为多维视角，构成了宏阔的视野。主要包括三项：

（1）时间维度；

（2）人物活动维度；

（3）典章制度和社会情状维度。

（以上三项中，“时间维度”实际包含了事件的发生、演变、结果，二者密切不可分，“时间”是记事的坐标，以“时间”来标示、连贯事件的发生与始末。《左传》是编年史，而杜预概括其记事方法为：“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从历史学家观察历史的视角看，“时间维度”的实际内容即是历史事件的演进。）

由此表明从先秦史学的初具规模，到汉武帝时代《史记》这部成熟巨著的出现，是由于史家历史观察力产生巨大飞跃而实现的。《史记》的五体结构是外在的形式，而其实质内涵，则是史家深邃的哲理思考：首先，历史的演变，是以时间先后为线索展开的，以年、月、日的先后，将一件件相关的史事组织起来；其次，凸显了历史的创造主体，是“人”，是在各个不同的社会领域发挥了作用，而又各有鲜明性格特点的人物，在历史的舞台上演了复杂曲折的活剧；再次，制度的沿革和社会生活，也是客观历史演进的重要内涵，与事件、人物活动相结合，构成社会进程的全貌。

司马迁历史观察力的高明，确实令人叹服！多维视角是从哲理思考上紧紧把握住人类历史演进的三大要素，五体结构的著史体系则是其外在形式，由此来展现历史丰富生动的内容。由于《史记》在著史格局上的巨大成功，从史学发展的实践上看，历代正史的编纂者绝无例外地以之为楷模，从《汉书》到《清史稿》，历经两千年均奉为圭臬。再从历史编纂思想、编纂方法的得失言之，自东汉初的大史学家班彪父子，到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都作过精当的评论，予以高度赞扬。班氏父子主要赞誉司马迁善叙事理，才华过人，史德高尚。班彪云：“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列传》）班固又加以发展，谓：“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赞》）至唐代刘知幾以后，评论者更加重视的，是司马迁创造的著史格局气魄雄伟，容量广阔，足以展现社会历史的丰富内容。如刘知幾说：“《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史通通释》卷二《二体》）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学之极则也。”（《廿二史劄记校证》卷一“各史例目异同”条）章学诚则赞誉《史记》的著史气魄和丰富内涵为“范围千古，牢笼百家”（《文史通史》内篇一《书教下》）。

正因为司马迁在哲理思维上能发现构成历史演进的时间、人物、社会生活（制度沿革是社会生活中的要件）三大要素，所以才能达到如赵翼所言“发凡起例，创为全史”，并且以著史之“极则”来表达《史记》在构建史学体系上的最高典范意义。上述精到的评论，集中地说，都深刻地揭示出司马迁在观察历史和表现历史上所具有的伟大创造力。

二 从“以事系年”到“通古今之变”

《史记》所创设的著史体系中，“本纪”处于最重要的地位，从历史视角来说，它是以时间维度来考察历史的演进，记载重大事件的。司马迁对“本纪”的命名，显然是极其慎重的。刘知幾在《史通·二体》篇中讲：“纪以包举大端。”他又在《本纪》篇中讲：“盖纪者，纲纪庶品，网罗万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过于此乎？及司马迁之著《史记》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纪名篇。后世因之，守而勿失。” “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刘氏在不同地方所讲，着重点有不同，合起来看，他是从三个方面讲“本纪”取名的含义：一者，纪是纲纪万物，它在全书中是专记有关国家大事。二者，“本纪”只用于天子，表示至高无上的地方，是“国统”之所系。三是，“纪”按时间纵贯记事，直接来源于《春秋》依年、月、日为序。

以上刘知幾所论，可谓颇得其实。而我们所特别注重的是，司马迁的“本纪”继承了《春秋》的记史方法，而又加以大大发展。简言之，同样是以“时间维度”记载历史，从先秦史著到《史记》，已实现了巨大飞跃，由《左传》是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年代之先后，井然有序地作直录式记史，发展为《史记》之“本纪”十二卷，对华夏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作“通古今之变”的考察，“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司马迁对此有自觉的追求，《史记·太史公自序》作了明确表述：“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

《史记》是记载华夏民族几千年历史的通史，司马迁所高悬的目标，是“通古今之变”，对于上起华夏民族的始祖黄帝，下迄他所生活的汉武帝时期，作贯通考察，尤其着重记述各个时代的盛衰变化，探究其中的历史动因。即是说，对每一个历史时期，都要写出它在历史长河中如何变，并回答出现历史变局的原因是什么。

那么，《史记》的“本纪”，是怎样着力体现“通古今之变”的著史目的呢？概括而言，主要运用了以下三种手法：

第一，广博地搜集、整理先秦以来各种典籍文献，“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以及官府档案、刻石铭文，并以其本人在全国各地亲身考察的历史遗迹和采访所得的故老传说相印证，写成一部详尽的中华民族的信史。司马迁所注重的，是施政得失、帝王贤否、大臣作为、战争攻略、外交活动、民族关系、疆土拓展等。自传说华夏民族始祖黄帝，到唐尧、虞舜，因为时代久远，史料稀少，《书》缺有间，司马迁更以极大的苦心搜求排比考论史料，作成《五帝本纪》。

继之夏、商、周三代，每一朝代各立一篇，为《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的地位特殊，先立《秦本纪》，述秦的先世事迹，崛起于西陲，累代奋发努力而成帝业，具备了统一全国的基础。《秦始皇本纪》集中记载了始皇先后兼并六国、完成统一大业，其后因实行暴政，激起全国民众的反秦风暴，导致迅速灭亡的历史。西汉建国以后，则按每一在位皇帝设立一篇“本纪”。这样，共设立十二篇“本纪”，连续记载了中华民族自远古至当世几千年的历史，构成了《史记》全书的总纲。

第二，在据实记载的基础上，画龙点睛式地正面发表议论，更加明确地揭示出盛衰兴坏之理。秦何以灭亡？汉何以兴盛？这是西汉前期上自帝王下至士庶共同关心的大问题，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和《高祖本纪》篇末作了中肯的回答。《秦始皇本纪》篇末“太史公曰”极其精练地概括了秦由僻远小国到统一全中国的历史：“秦之先伯翳，尝有勋于唐虞之际，受土赐姓。及殷夏之间微散。至周之衰，秦兴，邑于西垂。自缪公以来，稍蚕食诸侯，竟成始皇。”秦始皇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而羞与之侔”，恣意妄为，把一切民生疾苦、人心向背置之度外，其结果是秦帝国在民众的反抗怒涛中顷刻覆灭。秦的兴亡教训是何等深刻！对此，司马迁不作详细分析，因为汉初政论家贾谊的名篇《过秦论》已经作了脍炙人口的论述，因此司马迁采用了特殊的手法，用“善哉贾生推言之也！”直接引用其几千字原文作为回答。贾谊文章最精警之处在于，他尖锐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个强大的、天下无敌的秦国，为什么竟会骤亡呢？他明确回答，秦的灭亡是实行暴政的结果，并进而指出，政治成败、人心向背是比什么权位、兵器都要强大得多的东西。统一了天下的秦国比起它以前僻处雍州时岂不更强，而拿陈涉的地位、武器来说又根本无法与秦以前的对手山东六国相比，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为什么呢？结论只能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政治搞坏了，再锐利的武器也抵挡不住为生存而战的千万起义的民众。那么，汉朝为何能够代秦而起，而且成为一个强盛的朝代呢？司马迁明确指出，这是由于汉高祖刘邦接受了秦亡教训，实行德政，以宽缓政治代替暴虐政治，与民休息，体现出由乱到治的客观规律性。《高祖本纪》篇末正是从汉初成功地实现了历史变局的高度发表议论：“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承敝易变”便是充分地肯定汉初以德政代替秦的暴政，减轻百姓负担，使饱受灾难的民众得以宽息，恢复了残破局面，为西汉的强盛奠定了基础。“得天统矣”，其主要含义，即符合客观的法则。当然其中或许还包含有若干“天意”成分，处于西汉时代的历史人物，不可能完全摆脱“天人感应”一类神秘主义的影响，这是我们不应加以苛求的。合而观之，《秦始皇本纪》和《高祖本纪》篇末两段重要议论，正是从“通古今之变”的高度而得到的宝贵认识，对以后的史家也极具启示的意义。

“文景之治”是西汉历史又一关键，由于这段时间长达三十九年实行轻徭薄赋、奖励生产等措施，西汉社会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为武帝时的鼎盛局面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司马迁深刻地认识这种历史演进的内在法则性，所以他高度评价汉文帝的政治功绩，这并非出于个人的偏爱，而是杰出学者从历史变化的趋势所总结出来的深刻见解。《文帝本纪》大量记载了文帝连续多年奖殖农桑、减轻农民田租徭役负担的有效措施，在此基础上，他赞誉文帝作为封建帝王却躬行节俭的性格，和不事征伐、务使海内安宁、以免民众烦扰的功绩；围绕自身行事、处理政务的原则和外交决策三大端，论述汉文帝治国均遵循休养生息、以德化民的方针，因而出现国家富足、社会安定的罕见局面。司马迁正是从把握汉初历史前进方向的高度，总结何以能出现“文景之治”的原因。篇末的赞语，更进一步深化篇中所论：“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 “仁政”是孔子极力赞美的治国的最高境界，司马迁在这里则强调汉文帝在位二十余年的作为堪称是实现了孔子的理想。总之，《孝文本纪》中的正面议论，画龙点睛，提高了全篇史实记载的价值，从总结历史盛衰变化的高度，揭示出文帝时期为西汉盛世出现奠定了强大物质基础的原因。同时，也表达了司马迁这位两千余年的史学家心目中“理想式”皇帝的标准：本身行事要恭俭勤敏，对百姓要宽厚仁爱，使其安心生产、增殖财富，对周边民族要安抚和好、不事征伐。汉文帝恰恰符合这个标准，所以高度赞誉他“以德化民” “德至盛也”！

第三，与十二“本纪”的记载相配合，《太史公自序》中又对每一篇的撰述义旨作出概括。其意图，正是帮助读者明确古今历史发展“承敝通变”的大势。对此，我们细加品味即能领会。如：

始皇既立，并兼六国，销锋铸鐻，维偃干革，尊号称帝，矜武任力；二世受运，子婴降虏。作《始皇本纪》第六。

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愤发蜀汉，还定三秦；诛籍业帝，天下惟宁，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纪》第八。

汉既初兴，继嗣不明，迎王践祚，天下归心；蠲除肉刑，开通关梁，广恩博施，厥称太宗。作《孝文本纪》第十。

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

总之，司马迁在先秦史学成就的基础上，加以大大发展，以十二“本纪”详载史实，为世代读者留下几千年中华民族演进无比宝贵的信史，并且明其盛衰变化之深层原因，其广泛搜集史料之勤、历史见识之高、编纂技术之精，都为后代史家树立了楷模。

在《史记》五体结构中，十二“本纪”之后紧接着十“表”，这是司马迁的匠心安排。其目的，是以“本纪”和“表”共同构成全书的纲领，显示“通古今之变”的总趋势。以往对于十“表”重视不够，我们对此应有新的看法。刘知幾曾说：“表以谱列年爵。”（《史通通释》卷二《二体》）梁启超则谓：“表以收复杂事项。”（《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他们都讲出了《史记》十“表”的一些特点，但十“表”还有更重要的作用。此即白寿彝先生所指出的：“《史记》十表是最大限度地集中表达古今之变的。”（《中国史学史论集》）这里，我们仅以《六国年表》为例。

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史记》记述中，战国的特殊性在于，它属于“东周”，而从周平王东迁以后，先经春秋，是十二诸侯并立的时代，周天子已失去号令天下的地位，只相当于一国之君，进入战国，“东周君”地位更加式微。故《周本纪》的后半篇，已无法起到统领全局的作用。据此，司马迁须依靠别的篇章。他在《六国年表》之前写了一篇长序，便分明地借以起到统领战国时期历史的作用，序的结尾称：“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诸所闻兴坏之端。后有君子，以览观焉。”显然，司马迁是以《六国年表》来提挈战国七雄争战、角逐、强弱的变化，以及秦如何逐步强大、翦灭六国而统一天下。详审表中内容，秦在表中的位置，列于六国之上。表中不但记载秦事独详，而且将战国时期的异常天象如日蚀、彗星等，也都记在秦国栏目之内。与《六国年表》序中论述秦统一全中国“盖若天所助焉”，“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等，合而观之，正可证明司马迁精心撰写此表，其主旨就是显示秦逐渐强大至最终统一海内这一历史大势。

三 以人物为中心：展现历史创造的主体

“人物维度”，是司马迁观察历史又一重要视角。司马迁所开创的纪传体，历来即被视为以人物为中心记载历史。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论“《史记》创造之要点”，列在首项者即为“以人物为中心”，并论云：“其书百三十篇，除十表八书外，余皆个人传记，在外国史及过去古籍中无此体裁。……对于能发动社会事变之主要人物，各留一较详确之面影以传于后，此其所以长也。”（《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二）梁氏此论并不完全准确（因为本纪及世家的内容，还有记全国或一地方政权政治、军事大事的成分），但从总体上讲，却明确讲出《史记》的著史格局“以人物为中心”的特点，而且他们都与“发动社会事变”密切相关。

从今天来看，以人物为中心，是对“人”创造历史的作用的发现和充分肯定，是记载历史的巨大进步。而这一进步，又根源于观察历史能力的重大推进和哲理思考之上升到更高的层次。而这恰恰是在战国以来出现的历史变局推动下取得的。战国至秦汉之际，客观历史运动的显著特点是：旧的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制度遭受沉重的打击，平民力量迅速崛起，能否发现和任用文武贤才，往往能直接导致国家的盛衰存亡。历史的空前变局，使司马迁对人物在时代前进中起到重要作用形成了新认识，这无疑是他创造以人物为中心的著史新体裁之认识基础。《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一再陈言：他作为史官，若果“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将是莫大的罪过，而作七十列传的明确目的，为记载“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物在历史上的活动，便是明证。

以人物为中心，展现出“人”是历史创造的主体。——这一历史视角贯穿于“本纪”“世家”的大部分篇章和全部“列传”中。司马迁记载了时间跨度极大、范围极其广阔的各种类型的历史人物，包括有作为的帝王、贤臣、勇将、谋士、起义的英雄、睿智的思想家，以及出身下层的人物，以丰富具体的史实、生动的手法，描写他们在特定历史场面中个性鲜明的行为，表现其对历史进程所发挥的作用。这里略举两个典型例证。

商鞅是战国时期在秦国成功地实行变法的著名政治家，司马迁为他立了《商君列传》，集中而详实地记载他佐秦孝公变法、使秦国骤致富强的历史功绩。司马迁突出地记述了以下几项：

（一）商鞅变法的原委。商鞅选择由卫入秦，正当“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穆公之业”，秦国急于寻找强国的良策，这就为商鞅提供了绝好的历史机遇。商鞅求见孝公以后，前三次是以“帝道”“王道”“霸道”进说，孝公起初根本不感兴趣，“语事良久，孝公时时作睡，弗听”。次说“王道”之时，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再次说“霸道”，孝公则“善之而未用也”。最后商君进说“强国之术”，孝公乃兴奋异常，如饥似渴，“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月不厌”。于是君臣目标一致，决心以变法求得秦国之强盛。

（二）围绕变法与否，秦国朝廷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商鞅引用历史经验阐述变法主张，驳倒保守派人物的阻挠。甘龙说：“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商鞅予以有力的驳斥：“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商鞅在秦廷上这场激烈的辩论，充分显示出商鞅的政治远见和实行变法的坚定性。他着眼于实现秦国强国富民的时代课题，依据无可辩驳的历史经验，有力地阐述实行变法的必要，大受秦孝公赞赏，立即任命他为左庶长，实行变法。

（三）尤其重点记载了商鞅两次变法的内容和取得的巨大成效。第一次变法在孝公六年，其中的关键点是：奖励耕织，生产多的可免徭役，让民众劳动致富，同时改变旧的氏族大家庭形式，变为普遍的小农户制度，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强秦国的物质基础；废除贵族的世袭特权，制定按军功大小给予爵位的制度，加速旧的氏族制的瓦解；推行连坐法，严究犯罪行为，加强城乡的治安管理。变法过程中，遭到旧势力的反对阻挠，太子犯法，商鞅决定重办治罪，以树立法令权威。篇中更强调变法取得的巨大成效：“行之十年，秦民大说（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于是孝公任命商鞅为大良造，掌管最高军政权力。至孝公二十年，秦国由雍迁都咸阳，商鞅第二次实行变法，主要内容是：合并乡邑为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废除井田制，准许土地买卖；创立按丁男征赋办法，规定一户有两个丁男者必须分居，否则加倍征赋；颁布度量衡器，统一度量衡制度。司马迁同样充分肯定第二次变法的卓著效果：“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

总之，《商君列传》站在纵观战国时期历史前进方向的高度，以详确的史实，记载了商鞅两次变法奠定了秦国富强基础这一秦国历史上的关键性事件，令人信服地再现了商鞅这位成功的改革家的形象。《太史公自序》中更明确赞赏商鞅变法的巨大功绩：“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作《商君列传》。”秦孝公死后，商鞅遭贵族势力诬害，车裂而死。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对商鞅受诬而死并未表示同情，篇末“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司马迁学术思想的主导面是儒家，崇尚“仁义” “德政”，同时，他又受到道家“清静无为”思想的明显影响。因此，他最为赞赏的是如汉文帝的“仁政爱民”“不烦劳百姓”，而对法家学派的人物持严厉批评态度，称他们“刻薄少恩”，商鞅也在此列。但更加重要的是，司马迁不以个人好恶歪曲历史事实，在记述中如实反映商鞅变法致使秦国富强，充分肯定商鞅的历史功绩，由此证明司马迁是一位忠实地记载客观历史、具有高尚史德的史学家。

再一个典型例证，是司马迁为反秦起义英雄陈涉立了“世家”，表现出他准确把握秦汉之际历史动向和歌颂人民大众反抗压迫的卓越见识。《史记》“五体”中设立“世家”的标准和意图何在？后人每以己意猜测，所言未必切合司马迁之原意。实则《太史公自序》中对此已有明白的交待：“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讲明“世家”是用以记载像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般的辅弼股肱之臣，即周代的十二诸侯和汉代的侯、王这样的人物，他们的名号、地位在国家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像孔子、陈涉，虽然没有诸侯的名号，但因为他们在历史上起了非同寻常的作用，司马迁也破例立为“世家”，以彰显其巨大的历史功绩。

司马迁对于通过记载人物的活动来展现“人”是历史创造的主体，已达到相当程度的自觉。十二“本纪”，不但记军政大事，而且记述了秦始皇、项羽、汉高祖、汉文帝等不同历史时期核心人物的活动和性格；三十“世家”，分别记载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历史，同时也记载了周公旦、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等政治家的活动，以及孔子、陈涉和西汉萧何、曹参、张良、陈平、周勃等重要人物的活动；七十“列传”中既有专传，又有合传、类传，记载了大量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各阶层代表人物。“本纪”是《史记》全书纲领，其余篇章围绕“本纪”展开记事，表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进化史，就是各个时期在历史舞台上纵横驰骋、个性鲜明的人物创造的！

“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这是司马谈临终前执司马迁之手含泪嘱咐，司马迁郑重承诺的庄严使命。记载在各个历史时期建树功勋的人物是司马迁著史的重要目标之一。司马迁凭借高度的责任感和杰出的才华，出色地完成了他确定的目标，为中国史学提供了众多生动饱满的人物形象，并通过人物表现各时期特定历史面貌的成功典范，因而被后世史家尊奉为著史的楷模。

四 典章制度和社会情状视角

司马迁深邃的哲理思考和非凡创造力的又一突出体现，是选取典章制度和社会情状视角撰写“八书”，作为历史著作的重要部分，与记载政治军事人物和记载人物活动相结合。《太史公自序》中对于设置“八书”的作用有明确的表述：“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

司马迁“八书”所记均为当时“国之大政”，而《历书》以下五篇确是司马迁原作，历代学者对此并无疑问。现以对当时及后世影响尤为重大的《天官书》作简要论述，以见司马迁选取社会情状视角记载历史的重要价值。

《天官书》是总结古代天文学知识和对“天人之际”发表系统看法的篇章。“天人关系”一向是观察历史和处理现实关系的重大问题，在西汉时代更是如此。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关系极其密切，天体运行、各种复杂的气象乃至种种自然灾害的发生，都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和作用。人类对天体的认识经历了漫长艰巨的过程，有关“天人之际”的探索同样是复杂艰难的课题。司马迁创立《天官书》作为“八书”之一，将记载、总结天文学知识作为其恢宏的史学著作的一部分，证明他具有过人的见识和渊博的学识。而同时，又与他父子两代相继担任“太史令”官职直接相关。司马迁曾经形容“太史令”的职务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太史令即身兼史官和执掌天文历法两种身份。《天官书》就是结合西汉皇朝建立一百年来官方的天文记载资料而撰成的，因此殊为珍贵。

记载天文学知识的篇章为何以“天官书”命名呢？这是因为，当时流行的是天上与人间互有对应关系的观点：“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司马迁对此也是相信的。在古代，不管是专职的天文学家或是其他人，都认为天上的列宿与人间君臣相对应，亦有尊卑等级，有不同的官位、职掌。如司马贞《索隐》解释的：“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实际上，天官等级就是人间等级的投影。很显然，当时的时代环境是科学观测、科学思想的发端，与弥漫朝野的迷信、附会的观念相并存。所以我们阅读《天官书》，就要细心下一番剔别的功夫，将流行的具有神秘色彩的观念与司马迁超出世俗的进步思想和卓越见识相区分开来。

《天官书》的主要贡献有三项：

一是，开创了中国史学系统地记述天文学史料的优良传统，从而使我国丰富的天文学资料得以很好地保存、流传。特别是，司马迁记载了一份相当完整的星官体系，由于他的记述，“这个体系才能为我们得知，而今天我们在研究重要的汉代天象时就不能不依仗《天官书》的记载”。（薄树人：《试论司马迁的天文学思想》，《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观测起源很早。《天官书》中很清楚地梳理了汉代以前从事天文星象观测的人物：“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苌弘；于宋，子韦；郑则裨灶；在齐，甘公；楚，唐眛；赵，尹皋；魏，石申。”传说时代就有开始从事观测天象的人物重、黎、羲、和，至夏、商有掌天文之官昆吾、巫咸。发展到战国，更产生了著名的占星家甘公（名德，著《天文星占》八卷，《正义》引《七录》 “谓甘公为楚人”）、石申（石申夫，与甘公齐名的占星家，著有《天文》八卷。但甘石的著作已佚，今传《甘石星经》是宋人所辑录）。在此基础上，司马迁完成了相当完整的星官体系的记述。

《天官书》将天官分为五大星空，即中宫紫微，东宫苍龙，南宫朱鸟（又称朱雀），西宫咸池（又称白虎），北宫玄武。五宫的星宿，都与人间君臣等级有对应关系。如称中宫紫微：“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北极星是北半球星宫环绕运行的中轴，所以被称为天帝常居的所在（太一即天帝）。旁三星就是太尉、司徒、司空三公，或称为天帝诸子。后面四颗星曲成钩形，即是正妃和嫔妃。环绕天极星的十二星就是朝臣。

篇中记载的有关中宫星座位置、构成、亮度变化和运行特点的记载，是司马迁总结历代星官观测的成果而得；而将天上的现象与地上人间的现象相比附的说法，则是按照当时盛行的“天人感应”说所作的种种解释。前者是古代天文学的宝贵成果，具有科学价值；后者则是当时社会情状的一个方面的反映，凸显了时代的特点，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因为在当时，皇帝的诏书，大臣的论议，往往都以特殊的天象作为依据。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不了解根据“天人感应”说对天象所作的种种解释，就无法深刻了解汉代社会。

二是，观测并记载了五大行星运行中的逆行和留的规律。

《天官书》把布满南北天空的恒星（五大星官系统）和东西运行的五大行星，形象地譬作宇宙中“经”和“纬”的关系：“故紫宫（中宫）、房心（包括东宫七宿）、权衡（包括南宫七宿）、咸池（包括西宫七宿）、虚危（包括北宫七宿）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为经，不移徙，大小有差，阔狭有常。水、火、金、木、填星（土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为［经］纬，见伏有时，所过行赢缩有度。”五部天官都是恒星，不易观测其移动。五大行星的出现或隐没（“伏”指行星运行隐没地下，实际是被太阳遮没了），趋前（运行趋过它应到的舍，为“赢”）或退舍（未达到舍，为“缩”）都有其周期性规律。五大行星运行的这种规律，乃是古代天文学家长时期观测积累而得，司马迁第一次对此作了明晰的记载，这同样是《天官书》的重要贡献。如关于木星运行：“岁星（按，木星由西向东行，约十二年一周天，古人用以纪年，称岁星）出，东行十二度，百日而止，反逆行；逆行八度，百日，复东行。岁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度之一，十二岁而周天。”司马迁已观测到木星绕日岁行三十又十六分之一度，堪称记载精确。《天官书》对月食的观测和提出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交食周期数据，更为现代天文学研究者所重视。

三是，对“天人关系”这一时代课题作了深刻论述，提出了具有唯物论倾向的进步观点。

在当时，天人关系，即探究天与人间治乱兴衰的关系，是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认识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最高统治者以及思想家、史学家都极为重视。汉武帝为了神化皇权统治，有意提倡“天人感应”观点，这从他对董仲舒的几次策问都反映出来。董仲舒遂依照武帝的旨意加以推衍：“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这样，天就是支配帝王和人间的万能的神，天人感应决定着国家盛衰、人间祸福。董仲舒所著《春秋繁露》更是满篇充斥阴阳灾异笼罩人间一切角落之说，助长了唯心主义的蔓延。加上武帝好鬼神，为了求仙，走遍关中各地、天下名山峻岳，耗尽巨量财富。他一次次中方士的圈套，却始终执迷不悟。《六韬·文韬·尚贤》载，武帝时，方士和神巫多聚京师，女巫出入宫中，教宫人埋木偶祭祀免灾。由是盛行巫蛊诅咒之术。天人感应说、方士巫术、淫祀风气三者交互作用，推波助澜，为害甚烈。所以，吕思勉称汉代是一个“鬼神术数之世界”。（《秦汉史》）封建社会的上升景象与鬼神迷信气氛并存，时代的光明面与阴暗面相交织。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如何阐释天人关系，直接涉及对政治、社会生活根本问题的看法，也涉及对历史发展根本问题的看法。

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的命题，即要针对到底是天命、天意对历史变化和社会生活起支配作用，还是人的力量起支配作用的问题作出回答。司马迁担任太史令，他的职责之一是监视天象，以揣测所谓天之意向，为朝廷服务。由于科学水平和认识能力的限制，他并不能摆脱占星术的影响，他相信天上与人间确实有对应关系。因此，司马迁认为“天人感应”确实是存在的，在那个时代有这种思想并不足怪，无须加以讳饰。而司马迁的可贵之处，是他在人们普遍地慑服于天意、神灵的时代，却敢于对感应、灾祥的迷信说法表示保留和怀疑，并且从总体上强调人事起根本作用。他对迷信学说的起源有所识破，指出一方面是由于当权人物在现实苦闷中寻求精神上的麻醉。即如《天官书》所说，战国“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其察禨祥候星气尤急。近世十二诸侯七国相王、言从衡者继踵，而皋、唐、甘、石因时务论其书传，故其占验凌杂米盐”。另外一个方面是由于方士之有意捏造，为的是用以猎取禄位。如《封禅书》所说，自“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史记》不可能从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上彻底解决神秘思想产生和存在的问题，但已揭露了一部分真实的原因。司马迁对占星术为迎合当权者的需要不断变换手法加以贬责，是他朝着否定占星术走出可贵的第一步。所以《天官书》篇末又强调国君的行为作用更加重要。这同《封禅书》中针对着汉武帝好鬼神，通过记述一系列历史事件揭露其诬妄的实质正相呼应。方士李少君、公孙卿等相继使出各种花样向武帝欺诈，明明每次为遇神、求仙耗去大量资财，其结果都“莫验”“无有效”“终无有验”，武帝却仍沉溺不醒，“然羁縻不绝，冀遇其真。自此之后，方士言神祠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以此表达对武帝迷信行为的深刻讽刺！尤其是，一到记述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则是从人事角度总结成败兴亡的原因和教训。这与《天官书》篇末议论中强调国君的作为和政治的清明是国家兴亡的最主要原因正相呼应，表明司马迁在“天人关系”这一时代课题上所具有的可贵的唯物主义倾向。由此可见《天官书》在其“究天人之际”思想体系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司马迁为了写出华夏民族自黄帝以来全部的历史，创造了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有机配合的史书体裁。这种“五体结合”的史书形式能够成立的内在依据是什么？其成功的奥秘又在哪里？其根据和奥秘，就是多维度、多视角、多方位地观察和叙述历史。换言之，司马迁苦心擘画，其著史目的是要使读者明了事件发生、演变的年代先后，了解历史变局的因果关系，睹见人物这一历史创造主体的活动和风采，同时又能知晓治理国家和传承文明所依赖的各种典章制度和复杂的社会情状。“多维历史视野”，是一种抽象和概括，以此可以更清晰地揭示出：司马迁在哲理高度和认识本原上，发现、掌握了如何再现客观历史进程的根本要领和途径。这是司马迁杰出创造才能在哲学思维上的体现，是笼罩《史记》全书的哲学光华。惟其成功地运用了多维度历史视野，而非单线式、单角度的观察，他呕心沥血著成的《史记》才为我们展现了华夏民族有史以来全景式的、丰富生动的画卷，有血有肉，内涵深刻，令读者百读不厌，感悟奋起！运用“多维度历史视野”这一新概括、新表述，无疑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史记》何以被称为著史的“极则”？何以其成就“笼罩了两千年的中国史学界”？又何以人们一致对《史记》所具有的“永恒的魅力”推崇备至？

探讨司马迁“多维历史视野”这一课题还具有突出的当下价值，能更加恰当地评价《史记》历史编纂成就对二十世纪史家的深远影响。近代以后，时代环境、著史观念、史著的受众对象等，与司马迁所处的时代都早已迥然而异，但是，司马迁构史体系所具有的见识和气魄，却仍然令有作为的史家受到深刻的启迪。现以梁启超对撰著中国通史体裁的探索和由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成就为典型例证。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初，是激烈地批判旧史、倡导“史界革命”的著名革新派人物，但他恰恰对司马迁在构史体系上的伟大创造力作了高度评价。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论著中，一再赞叹《史记》从多方位、多角度反映历史，强调要从其兼综众体、容量广阔、伸缩自如和以记载人物为中心等方面得到启示。而从史学实践上，梁氏发愿著《中国通史》，从其已经撰写的部分篇章看，其体裁正是由“载记” “年表”“志略”“传志”四者配合而成。其基本格局和灵魂，明显是继承司马迁“多维历史视野”的观念和方法，而加以发展。白寿彝先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由他担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于1999年全部出版，从白先生对“新综合体”进行探索到《中国通史》完成，半个世纪的史学实践证明，其构史体系正是从司马迁运用“多维历史视野”的智慧得到宝贵启迪，并加以创造性发展而取得的重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