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楷模：《史记》的产生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朝代，是中华民族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封建制度得到了迅速发展，国家的统一局面得以稳固并持续拓展。中国中古时代的政治体系、典章制度、思想观念以及学术文化的基本格局，皆在此时期得以确立并成型。我国今日的辽阔疆域，正是在汉朝得以奠定和巩固。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也是在汉朝逐渐形成，并以这个辉煌的时代命名。

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发展迅速上升的时代，诞生了伟大的历史巨著《史记》。它标志着史学在先秦时期的基础上达到了一个崭新的成熟阶段，中国历史编纂学的规模体制和叙事范式从此确立。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来看，《史记》的产生是华夏民族千百年来不断交融发展、总结治国经验的结晶；就具体的撰写动力而言，则离不开司马迁深厚的家学渊源和卓越的史学才华。

一 《史记》产生的时代条件

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楷模《史记》，是一部记载中华民族自远古至西汉时期的全部历史，内容丰富、气势宏伟的空前杰作。对于这部伟大著作产生的时代条件，不能只限于汉武帝时代或西汉时期来探讨，而应当从中华民族发展更为久远的渊源加以考察，这样才能对其撰著成功的深刻原因和宝贵价值，有更加清楚的认识。

首先，《史记》的撰成，是自西周初年至西汉时期一千年间国家统一和各民族交融不断向前发展并取得伟大成果的产物。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趋势早在新石器时代即已呈现。到西周初年，通过大分封，确立了各诸侯国（晋、燕、齐、鲁、卫、郑、宋、蔡、吴、秦、楚等）奉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的局面，由此初步奠定了全中国统一的政治格局，因此西周时代的诗人高声吟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的诗句。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司马迁著《史记》，创立了《周本纪》，同时又设置了《吴太伯世家》《齐太公世家》《鲁周公世家》《晋世家》《楚世家》等篇，在史书结构上形象化地表现出各诸侯国拥戴周王室的关系，确实如同《太史公自序》所言：“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故钱穆先生说：“西周三百年历史，最重要者为封建政体之创兴。周人封建，亦由当时形势之实际需要逐步逼拶而成，同时亦是周民族对于政治组织富于一种伟大气魄之表现。”（《国史大纲》）杨向奎先生所著《宗周社会和礼乐文明》一书中，也高度评价西周“一统天下”的建国规模，并强调以周公为代表所创造的西周礼乐文明对于中国文化传统影响至巨：“宗周三百多年的发展迅速，春秋战国时之灿烂光辉的文明，没有西周的渊源，没有周公的改革是很难想象的……而周孔之道，变作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的华夏之道，华夏文明与周孔创造的礼乐文明，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种文明陶冶了中华民族的性格。”

此后经历春秋、战国时期，表面上是王室衰弱、列国纷争，而实际上，自春秋初年至战国后期四五百年间，是中原境内华夏族居民与非华夏族居民之间关系空前加强，基本上融合为一体，通过相互间的斗争和经济文化往来，甚至战争也是各族之间交往的一种特殊形式，整个中原地区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华夏族，原先处于中原境内的所谓夷狄都融合于其中。如范文澜所言：“华族与居住在中国内部和四方的诸族因文化不同经常发生斗争，斗争的结果，华夏文化扩大了，中国也扩大了，到东周末年，凡接受华夏文化的各族，大体上融合成一个华族了。”（《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南方蛮夷被楚统一，春秋时期楚是华夏的劲敌。东周后期，楚文化向上发展，与诸夏相等，华夷的界限逐渐消失。东方诸夷没有成立大国，陆续被齐、鲁、楚吞灭。北方和西方则有晋、燕、秦强大起来，先后征服或融合了周围戎狄小部族。从春秋初年至战国后期四五百年间，中原境内及四方许多文化落后的部族消失了，实际上是融合到不断扩大的华夏族之中。到了战国时期所称“冠带之国七”，即是对中原地区基本形成了华夏族的生动概括。刘家和更具体指出这种民族融合趋势的主要特点：“在秦统一六国及汉再统一以前，在中原大地上居住的基本已经是同一民族，即华夏族，所用的语言相同（尽管有方言之别），文字相通（尽管有书写的异体），文化传统无别（尽管有学派之不同），学者、政客往来游说、仕宦于各国之间而无任何障碍，甚至劳动人民也可以在不同国家之间流动。”（《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导论》）

进入汉代以后，中原居民在先秦华夏族的基础上形成汉族这一坚强共同体，成为此后两千年间中国历史发展的核心，并在“大一统”的国家局面下，与居住在东、南、西、北四方的边疆少数民族大大加强了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此后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就是各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不断加强。《史记》撰成的首要意义，就是对国家统一规模和民族联系加强这一历史趋势的郑重总结和衷心礼赞，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真情地称颂“汉兴，海内为一”的局面。在全书列传部分，他创立了多篇专门记载边疆少数民族活动的传，反映西汉时期国家统一的规模和中原民族与边疆民族联系紧密的史实。“《史记》把环绕中原的各民族，尽可能地展开一幅极为广阔而又井然有序的画卷。它写了《匈奴列传》《南越尉佗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分别按地区写出北方、南方、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的民族历史，把这六个专篇合起来，可以说是一部相当完整的民族史。”（《中国通史·导论》）可见，《史记》这部不朽杰作的首要价值，就是以丰富而严谨可信的史实记载了全中国统一和民族间交融不断发展的历史。

其次，司马迁在汉武帝时期著成《史记》，又是华夏民族奋发自强，不断总结治国经验而终于达到鼎盛高峰的产物。

在治乱盛衰、易敝通变上，中国自上古以来积累了异常丰富的历史经验。司马迁作为历史学家，站在时代的高峰反观历史曲折进程，激发起深刻的感悟和强烈的使命感，因而发愤要写成一部中华民族的盛衰史，记载一桩桩足以启迪后人的史实。如，西周初年以周公为代表的政治家鉴于夏桀、商纣耽于逸乐而招致亡国的教训，奉行“敬德保民”的主张，政治上大有作为，开创了国家统一的初步规模。周初分封的各大国，也各自经历了腾挪跌宕的盛衰道路。晋、齐、秦、楚处于四徼，与戎狄合处，而能努力振拔，因而国势致强。齐桓公、晋文公都曾取得诸侯国霸主的地位，主持会盟征伐，威震华夏，而后来齐国因屡出荒主而致衰弱，君权为田氏所夺，晋国因各公族之间争夺政权而最后导致“三家分晋”。其后，历史变局更加急剧，成功的创造和失败的结局更加陡起陡落，扣人心弦，司马迁对此体会更加深切。战国末期，中国统一的条件已经具备，而秦国因长期苦心经营，秦孝公之后有多位国君奋发有为，因而逐步强盛，最后成功地统一六国。但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实现天下统一，至公元前207年在起义烈火中灭亡，历时仅十四年。秦因励精图治而迅速兴起，结果又因大肆征战、严刑峻法、荼毒民众而灭亡，成功至巨而失败至骤，其兴亡教训对中国历史进程影响极大，在汉朝建立之后，当然就成为政治家、思想家反复深入探究的课题。

汉朝的建立和兴盛，更构成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长卷。秦朝灭亡，刘项相争，刘邦因实行安抚百姓的政策和善于运用谋略而取胜，项羽因滥行杀戮和刚愎自用而失败，司马迁精辟地论述汉朝取代秦朝而兴起昭示了历史的必然性：“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赞》）刘邦立国，接受秦朝因实行暴政而亡的教训，实行与民休息政策，恢复生产，医治战争创伤。经过“文景之治”，至汉武帝时代达到了鼎盛的局面。如司马迁所高度评价的：“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但是兴盛的背后隐藏着统治的危机，因长年对匈奴进行大规模自卫反击战争，造成将士大量伤亡，百姓不堪负担沉重的军役、徭役和经济剥削，而致社会出现动荡局面。司马迁怀着强烈的使命感，他要把三代以来华夏民族逐渐发展壮大、曲折而生动的历史如实记载、反思总结，“通古今之变”，“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这掷地有声、充满历史睿智的语言，表达的正是他要撰成一部无愧于汉朝鼎盛局面的华夏民族的通史巨著的伟大抱负！

再次，汉武帝时代为司马迁《史记》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文化条件。

这里我们可以举出明显的几点。一是，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盛的朝代，汉武帝时期是其发展高峰。武帝雄才大略，拓展疆土，兴造功业，创设制度。虽然这一时期有其阴暗面，如连年大规模用兵造成国库空虚，民众负担沉重，致使局部地区出现社会动荡，但是从总体上说，这是一个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迅速上升，大有作为的年代。时势造英雄。正如班固在《汉书》中所言，这个特殊的时代造就了一大批出色的人才：“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汉之得人，于兹为盛。”（《汉书》卷五十八《公孙弘卜式倪宽传·赞》）名垂青史的一代大经学家、大理财家、大军事家、大文学家、大天文学家都应时而出，司马迁就是其中一位杰出人物！国家辽阔的版图和社会蓬勃向上的局面，为司马迁提供了潜心读书、著述的环境，不断开阔他的胸怀，提升他的见识。他不仅能走遍中原大地，还远至西南夷地区和东南方的会稽，大大丰富其阅历。古代交通条件极其困难，司马迁凭借盛世提供的种种条件和机遇，才能实现这一切。

二是，西汉建国以后重视大规模征集、整理文献的工作。古代文献因秦始皇焚书而遭受惨重的浩劫，只有那些散藏在民间的才有可能侥幸留下一部分。汉朝建立后，吸取秦朝教训，曾多次大规模搜求文献典籍。西汉建国伊始，朝廷对文化事业尚未有力量多加顾及，当时就有张良、韩信负责整理兵书，收集一百八十二家，删定为三十五家。到惠帝四年（前191），正式下令废除秦朝禁止民间藏书的法律。从此以后，“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至文帝、景帝时，朝廷已设立有《书》博士（张生、晁错）、《诗》博士（申公、辕固生、韩婴）、《春秋》博士（胡毋生、董仲舒），开始兴文讲学，反映出征集典籍已经获得初步成绩。武帝登位，他爱好儒学和文学，感到对文献的征集远远不够，因而感叹“书缺简脱，礼坏乐崩”。于是采取有力措施：“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将征集到的典籍编排好，有次序地放在专设的柜架上，安排专人负责缮写，从儒家经典到百家著作，都放在皇家图书馆珍藏起来。这些最后珍藏于皇家图书馆的文献典籍，都由太史令负责掌管。因此，司马迁对西汉这项图书文献建设工作高度重视，在《太史公自序》中总结说：“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皇家图书馆珍藏的大量典籍是司马迁为“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而撰著《史记》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三是，自西汉初至武帝时期，社会思潮出现转折，这对司马迁形成其独特的学术思想影响至大。汉初因鉴于秦朝暴用武力而致迅速灭亡的教训，实行与民休息政策，宣扬清静无为的黄老学说成为社会的指导思想。不过这一时期，还有战国“百家争鸣”的余波，政治家、思想家引用各家学说来为恢复国力、安定社会秩序提出主张。如，陆贾著《新语》，主导思想是无为而治，云：“道莫大于无为”，“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而同时他也引用儒家学说建言，时时在高祖面前称说《诗》《书》，又提出治国应讲“德政”，“虐行则怨积，德布则功兴”。（《新语校注》）叔孙通制礼仪，运用儒家学说帮助建立朝廷上下尊卑秩序，“卒为汉家儒宗”。（《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赞》）贾谊于汉文帝时从儒家立场出发提出加强中央集权和“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的整套主张，明显属于儒家人物，同时他又兼有法家色彩。

汉代思想家这种对各家学说兼采并倡的局面，对于司马迁形成其独立的思想体系有很好的影响。汉初社会思潮中还隐伏着一种重要的趋势，即儒学地位逐渐上升，当黄老学说盛行之时，陆贾、叔孙通、贾谊先后所作的建言，已表明儒家学说能为解决社会的重大问题作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故此，在秦朝被压制的儒学，在汉初已逐步发展力量。文帝时，不仅贾谊受到器重，“一岁中至太中大夫”，当时还有燕人韩婴因通《诗》立为博士，鲁徐生因通《礼》为礼官大夫。景帝时，儒生申公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余人”。他的学生王臧因明《诗》为太子（刘彻，后来的武帝）少傅。还有辕固生因治《诗》为博士，董仲舒以治《春秋》为博士。这期间，以窦太后为代表的黄老势力虽一再竭力反对，但尊儒的客观趋势已经不可阻挡。至武帝即位，立即任用爱好儒术的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他们依武帝旨意，为提倡儒学和中央集权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按，指关门之税），以礼为服制（按，因当时王侯逾越礼制者甚多，要按等级差别予以限制），以兴太平。举适（按，通谪）诸窦宗室毋节行者，除其属籍。”（《史记》卷一百七《魏其武安侯列传》）建元五年（前136），武帝置五经博士。六年，窦太后卒，武帝立即任用田蚡为丞相，广征儒者，进入武帝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时期。回顾自秦以来社会思潮演变的过程，可以看出：秦朝推行极端的法家路线，实行赤裸裸的刑罚统治，结果迅速灭亡。汉初因实行黄老学说，对恢复民力、发展生产获得显著成效，但其进步作用是阶段性的，它代表的是诸侯势力，与加强“大一统”的政治需求相对立。至武帝时代，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上已经积累了雄厚的实力，不再无为，而是要在兴造功业、创设制度上大有作为了。这就需要更换新的政治指导思想，主张加强中央集权、等制有差、德刑兼用的儒学正适合时代的需要。简要言之，自秦以来社会实践的检验证明，能够取代实行严刑峻法的法家政治、鼓吹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可以长期作为社会指导思想的，只有儒家学说。尽管儒学独尊开始了专制主义对思想领域实行新的控制，给以后长期的封建社会带来种种严重弊病，但对此应采取历史主义的分析态度，而不能强调其消极面而抹杀儒学客观存在的历史作用。因此武帝以后确立“尊儒”的政策，是历史的一个进步，也是长期历史运动的逻辑依归，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同时也说明：司马迁尊儒的学术宗旨，乃深深扎根于时代土壤之中，《史记》著述的强烈尊儒倾向，也是对他所处时代的忠实反映。

二 司马迁的家学渊源和发愤著成《史记》

司马迁著史有深刻的家学渊源，《史记》的成功实则凝聚着司马氏父子两代人的心血。

《太史公自序》作“谈为太史公”。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汉代设有太史令，而无太史公之职。司马迁尊称其父，而称之为太史公。因本人继任父职，也称为太史公。所著成之书亦称为《太史公书》。（参见钱穆：《中国史学名著》）


据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的记载，司马氏的先人在周代曾任史官，“世典周史”。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元封元年，前110），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于武帝建元、元封间任太史令，有二十余年之久。
他学识渊博，立志著史的毕生追求对司马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西汉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记事修史，并负责管理皇家图书档案和各地上计的文书资料。司马谈向往先人久绝的世业，重视孔子作《春秋》的历史贡献，有志于撰史，但未能及身完成这个志愿。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东巡泰山，行封禅大典，司马谈作为太史令却不得参与其事，滞留洛阳，忧愤而卒。他临终前郑重地将著史事业托付给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详细记载其临终遗言：“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又特别从继承孔子作《春秋》的功绩和发扬华夏民族重视历史记载的传统之高度，鼓励司马迁把著史视为自己应负的崇高使命：“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感动流涕，向父亲作了庄严保证：“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父亲的郑重嘱咐是以后司马迁克服一切艰难、最终完成著史大业的强大精神动力！

还应特别注意的是，司马谈论述学术史具有令人佩服的综观全局的眼光、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一分为二的分析方法，此项同样对司马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司马谈撰写的《论六家要旨》，是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因司马迁完整地引录在《史记》书中而保存下来。《论六家要旨》继承了《荀子·非十二子》《庄子·天下》《韩非子·显学》批判精神的传统，并接受了《吕氏春秋》总揽百家语之影响。他对各个学派有批判也有肯定，比较中肯地道出阴阳、儒、墨、名、法、道各家之学的短长。他批评阴阳家“使人拘而多畏”，而肯定它“序四时之大顺”；批评儒家“博而寡要”，“事难尽从”，“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而肯定其“序君臣父子之礼”；批评墨家“俭而难遵”，肯定它“强本节用”；批评法家“严而少恩”，肯定它“正君臣上下之分”。司马谈又特别强调各派的贯通融合，认为：“‘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明言各家学说都是“为治”，只是提法不同，归根结底，都是殊途同归的。他认为对各家学说只要取舍适当，都能为治国服务。西汉国家实现了空前统一，客观上要求学术文化经过相互吸收而进行一番整理总结。司马谈所著，即是以各家学说同归于“治”为指导思想，进行此项总结的尝试。这篇评论的精华在于具有宏观的视野、立论有充分的根据、既有批判精神又主张吸收各家之所长，显然都为司马迁所继承和发扬。

司马谈对道家评价最高，云：“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故其学术思想的主导面为“尊道”无疑。那么，司马迁是否全盘接受其父“尊道”的思想呢？自从班固、班彪父子在评论《史记》时讲了“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之后，曾在很长时间内对人们造成一种误导，认为他们父子学术宗旨相同，都是“尊道”。这个问题事关重大，应当认真辨明。其实，表明司马迁的“尊儒”倾向的确凿例证，在《史记》全书中可谓不胜枚举。（详细论证见第二讲）王鸣盛曾明确地提出“司马氏父子异尚”的论题，认为：《论六家要旨》论述孔不如老，只代表司马谈的学术旨趣，“而迁意则尊儒，父子异尚，犹刘向好《穀梁》而子歆明《左氏》也。”并举出司马迁称引董仲舒之言，正是“隐隐以己上承孔子，其意可见”。他还提出《史记》“以孔子入《世家》，推崇已极，亦复斟酌尽善”，批评王安石和王应麟都曲解了司马迁。（《十七史商榷》卷六“司马氏父子异尚”条）王鸣盛的论断确具卓识，对于正确评价司马迁的学术旨趣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不过我们还应看到：司马氏父子旨趣固不相同，但又有相通之处。在司马谈身上，已经显示出由崇道向尊儒的过渡，他十分强调“孝”，临终时告诫司马迁：“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重视孝道正是儒家的本色；司马谈赞扬道家主要从哲学思想立论，而从学术史角度，他又是尊儒的，故称周公能宣扬周的历代君王之功业，所以被天下传诵，又称孔子论《诗》《书》，作《春秋》，学者至今则之，这就认为孔子是必须效法的榜样。所以他才郑重地嘱托司马迁著史以“继《春秋》”。孙诒让云“谈尊儒而宗道”，此言正中肯綮！由此证明，司马迁确为好学深思、眼光深远，他接受了其父司马谈学术思想的精华，同时又能与时俱进，有所发展和创造，这正符合于学术进步的规律。

司马迁（前145—?）出生于陕西韩城龙门，这里山川壮美，土壤肥沃，适合于农业生产，更有利于陶冶人的性情。他自述：“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少年时代即参加部分生产劳动，使他容易体会下层民众的生活和情感。他从很小年纪即诵习用“古文”（先秦文字）书写的儒家典籍，主要是《尚书》《左传》《国语》《世本》等，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培养了对历史学的兴趣。后来他博通《诗》《书》《易》《礼》《春秋》，以至《秦纪》《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并及《禹本纪》《山海经》。他于《诗》，兼采鲁、齐、韩三家之说；于《书》，兼采伏生和孔安国所传；于《春秋》，兼采左氏和公羊。他能读管晏、孙吴、孔孟荀卿、老庄申韩、邹衍、公孙龙以至汉人陆贾、贾谊、晁错等人的论述。他精天文、律历、地理，并知医药、占卜。太初元年（前104），他受诏与壶遂等造《太初历》。他喜文学，推重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的辞赋，自己也善于辞赋，撰有《悲士不遇赋》。尤其擅长于散文写作。他继父任太史令后，直接掌管皇家藏书和档案，所有这些，“对于他纵观古今学术，熟悉政治人物和政治情况，掌握丰富的历史资料，有极大的帮助”。（《白寿彝史学论集》）司马迁博学，是他著史成功的重要条件。

司马迁著史成功的又一重要条件，是他青年时代的两次壮游。“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是年为元朔三年（前126），而所记经过路线甚远，一年之内不能走完，此是一并记载其二十岁以后游学四方之经历。又一次重要的旅行、考察经历是：“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司马迁仕为郎中的准确年代未见记载，大约在武帝元狩、元鼎间，年纪接近三十岁。奉使西南夷归来之时在元封元年（前110），此年司马迁三十六岁，正是汉武帝首次登泰山封禅之年，故改元为“元封”。此外在侍奉武帝出巡的时候，他还到过不少地方。见于《五帝本纪》《河渠书》《齐太公世家》《魏世家》《孔子世家》《屈原贾生列传》《樊郦滕灌列传》等篇言及的行踪，他所到有长江大河、五湖沅湘、淮泗漯洛，西南至今四川成都和云南，北自龙门至于朔方。他在会稽，探过禹穴，在淮阴，访问了韩信的遗迹，在丰沛，向遗老访问刘邦当年事迹，并访问了萧何、曹参、樊哙、夏侯婴的故居，在沅湘流域，凭吊了屈原自沉的汨罗江。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在山东，“讲业齐鲁之都”，“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并访问了孟尝君的故邑。在河南，访问了魏都大梁之墟和侯嬴所看守过的夷门，在北方边塞上，“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试取一地图，按今地，施朱线，以考迁游踪，则知当时全汉版图，除朝鲜、河西、岭南诸新开郡外，所历殆遍矣。”（《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二）白寿彝先生曾精辟地论述两次壮游对司马迁著史的重要意义：“壮阔的游踪，为他打开了眼界、增长了阅历，使他有机会听到过去——特别是秦汉以来著名人物的生动的故事；也使他有机会比较广泛地接触下层群众，并有助于了解各地的经济生活、风土特征和地理形势。”（《中国史学史论集》）同样为司马迁著成伟大杰作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司马迁著史工作始于元封年间。元封元年（前110），他奉使归来，回报朝廷，在洛阳郑重地接受父亲的临终嘱托，此年开始正式撰史。是年司马迁三十六岁。至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始任太史令之职，! “石室金匮之书”。其间，司马迁曾因上大夫壶遂的问话，发表了有关其本人著述宗旨的长篇议论，其要点是：（一）著史是要效法孔子所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即通过记载历史事实，来表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理想。（二）高度评价儒家《六经》，表明尊儒是本人学术思想的基本倾向，他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三）著史的主要目的，并非用来“刺讥”，而是要效法前代贤能之士著成《诗》《书》那样，用来反映时代的进步，特别是西汉建立以来成就远超前代，更值得详实记载和热情赞美，对此责无旁贷。故云：“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士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均据《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借回答壶遂问话所阐述的这三项，深刻地揭示出司马迁著史宗旨，也揭示出他克服困难辛勤著述的精神动力。

正当司马迁聚精会神全力推进《史记》撰著工作的时候，天汉三年（前98）却意外地发生了李陵事件，使他蒙受了奇耻大辱。李陵是名将李广之孙，平常以武艺高超、英勇杀敌著称，其人品也广受赞誉。天汉二年，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武帝宠妃李夫人之兄）率主力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李陵率步卒五千出居延为步军以牵制匈奴，李陵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杀敌一万。后因寡不敌众，救兵不至而败。当李陵降敌消息传来时，情况真假难辨。司马迁与李陵本无私交，但据平日对他的了解，认为他为人正直，可能是以投降为计策，以后伺机报汉。又见武帝因此坏消息而忧愁终日，担心他有伤身体，于是借武帝询问的机会，讲了为李陵辩护的话。不料引起武帝大怒，以为司马迁是有意中伤李广利将军，于是下令交给司法之官判处，以诬上之罪处以腐刑。此年是天汉三年，司马迁四十八岁。司马迁在回复其朋友任安的信中说，本来按汉律，出资财五十万可以赎死罪，无钱赎即施以腐刑。“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诉者！”结果惨受腐刑，他自言，“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

一代伟大史学家竟无辜受到专制君主如此残酷的迫害，遭遇不堪忍受的凌辱，本想一死以表达其愤懑，但他一转念，凝聚父子两代人心血的著史事业尚未完成。支持他坚强地活下去的，就是最终实现其平生这一崇高的抱负！于是他从极度悲痛中奋起，以最后的生命完成其著作：“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在司马迁著史的最后阶段，因心情悲痛，已处于体力极其虚弱、精神恍惚状态，“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如往”。（《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但他仍以惊人的毅力，完整地著成全书。所撰全书之终篇《太史公自序》，内容丰富而系统，记述了司马氏家世和父亲司马谈的学术思想，记述了他二十岁以后在全国壮游的经历，记述了上大夫壶遂与司马迁的问答，记述他因遭受李陵之祸，被处腐刑，在屈辱中奋起、发愤著述。尤其是，他确切地统计了全书的卷数，“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记载全书的起讫，“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又精辟地一一提炼出全书一百三十篇的撰述义旨，论述“本纪”“表”“书” “世家” “列传”设置的依据和五种体裁之间的关系，昭示《史记》的著述目的是：“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如此伟大的抱负，深邃的目光，体裁、体例的精心严密、完善安排，每一项都为后世史家树立了典范，而其著述毅力和高度负责的精神更永远令后人衷心崇敬和赞美。郭沫若为陕西韩城司马迁祠所题的诗句：“龙门有灵秀，钟毓人中龙。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怜才膺斧钺，吐气作霓虹。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正是对司马迁的历史功绩和崇高精神的精当评价！

司马迁受宫刑后，任职中书令。这一职务必由宦官担任，而因其职责是在皇帝身旁侍事，出入传达政令，故被视为尊宠任职，他的老朋友益州刺史任安寄书责备他未能效法古代贤人、以推荐才能之士为己任。而司马迁则自认为是“刑余之人”“自古而耻之” “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玷污）耳！”（《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司马迁之卒年，史籍缺载。据王国维考证：《报任安书》作于太始四年（前93），此年司马迁五十三岁。而此时司马迁身心健康已受到极大摧残，以至于精神恍惚，将不久于人世。其卒年，当在武帝之末年。

如见于《汉书》者，《艺文志》著录称“《太史公》百三十篇”。《杨恽传》谓之《太史公记》。《宣元六王传》称《太史公书》。《后汉书·班彪传》中之《略论》、王充《论衡·超奇》篇均同。两汉时未有以《史记》名迁书者。迁书中“史记”之名“凡八见”（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如《周本纪》云：“太史伯阳读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云：孔子“论史记旧闻”等，皆指古史。以“史记”称迁所著书，盖起于魏晋间，实“太史公记”之省称耳。（参见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


《史记》原称《太史公书》。
此项也表明，司马迁“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卿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故仅以近世史的观念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二）关于《史记》记载史事的断限，司马迁本人已有论及曰：“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集解》引张晏曰：“武帝获麟，迁以为述事之端。上纪黄帝，下至麟止，犹《春秋》止于获麟也。”还可举出两项旁证。《汉书·扬雄传》云：“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后汉书·班彪传》云：“太史令司马迁，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武帝获麟在元狩元年冬十月（前122），孔子作《春秋》讫于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史记》意欲“继《春秋》”，此年适有获麟之事，故以此为记事之终限。《太史公自序》最末一段又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何以前后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合理的解释是“至于麟止”，本为司马迁原先对全书起讫所作的计划；“至太初而讫”，则是他在实际撰著过程中，对于元狩元年至太初年间约二十年的史事又有记载。至于《史记》有的篇章中还间见载有昭帝、宣帝以后片断史事，那是因为在流传过程中误将后人的某些补记羼入，实与司马迁本人无关。《史记》究竟有哪些缺篇？《太史公自序》中已经确凿讲明全书的篇数和总字数，这说明在司马迁生前《史记》全书已经完成。《汉书·司马迁传》说：“十篇缺，有录无书。”颜师古注引张晏曰：“迁没以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这都是说后来《史记》缺遗的情形。究竟缺遗了哪几篇，学者间的意见不一，尚不易定论。但如《史通·古今正史》所说“十篇未成，有录而已”，却可以说是没有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