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书》论士，方之“梓材”，盖贵器用而兼文采也。是以朴斫成而丹雘施，垣墉立而雕杇附。而近代辞人，务华弃实，故魏文以为：“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韦诞所评，又历诋群才；后人雷同，混之一贯。吁，可悲矣！

略观文士之疵：相如窃妻而受金，扬雄嗜酒而少算；敬通之不修廉隅，杜笃之请求无厌；班固谄窦以作威，马融党梁而黩货；文举傲诞以速诛，正平狂憨以致戮；仲宣轻脱以躁竞，孔璋偬恫以粗疏；丁仪贪婪以乞贷，路粹
啜而无耻；潘岳诡祷于愍怀，陆机倾仄于贾、郭；傅玄刚隘而詈台，孙楚佷愎而讼府，诸如此类，并文士之瑕累。

文既有之，武亦宜然。古之将相，疵咎实多：至如管仲之盗窃，吴起之贪淫，陈平之污点，绛、灌之谗嫉。沿兹以下，不可胜数。孔光负衡据鼎，而仄媚董贤，况班、马之贱职，潘岳之下位哉？王戎开国上秩，而鬻官嚣俗，况马、杜之磬悬，丁、路之贫薄哉？然子夏无亏于名儒，浚冲不尘乎“竹林”者，名崇而讥减也。若夫屈、贾之忠贞，邹、枚之机觉，黄香之淳孝，徐幹之沉默，岂曰文士，必其玷欤？

盖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扬，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盖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鲁之敬姜，妇人之聪明耳，然推其机综，以方治国，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彼扬、马之徒，有文无质，所以终乎下位也。昔庾元规才华清英，勋庸有声，故文艺不称；若非台岳，则正以文采也。文武之术，左右惟宜。卻縠敦书，故举为元帅，岂以好文而不练武哉？孙武《兵经》，辞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

是以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楠其质，豫章其干。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

赞曰：瞻彼前修，有懿文德。声昭楚南，采动梁北。雕而不器，贞干谁则？岂无华身，亦有光国。

【译文】

知音多么困难啊！音律实在难以理解，知音实在难以遇到，能碰到知音，千年中才有一次吧！自古以来所谓知音的人，多数看轻同时代人而思慕古代人，所谓每天在面前的人不信用，对那些相距遥远的人只要闻得声名便产生思慕之情。从前韩非的《储说》开始传播，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刚刚作成，秦始皇、汉武帝看到了，自恨不能和作者同时；后来知道是同时代的人了，韩非被囚禁，司马相如遭到轻视，这难道不是可以明显地看出对同时代人的轻贱吗？至于班固、傅毅，文章不相上下，可是班固讥笑傅毅说：“一提起笔来就没完没了，不知收束。”到曹植评论文才，也极力贬低陈琳；丁敬礼请他润饰文章，他就赞赏丁的态度谦恭，可传为文坛佳话；刘修喜欢批评别人的文章，他就把刘修比作田巴，由此他的用意也就可以看到了。所以魏文帝说“文人相轻”，不是凭空虚论。至于楼护自以为有口才，而荒唐到想要谈论文章，说什么“司马迁著书，曾请教过东方朔”，于是桓谭等人，都带着讥笑的态度面面相觑。他本来是地位微贱的人，信口胡说，尚且被人讥笑，更何况是文人，怎么可以随便乱发议论呢！所以观察得深切明白，却又看重古人而轻视今人的，是秦始皇和汉武帝；文才确实博大美好，却抬高自己而贬低别人的，就是班固和曹植；学问够不上谈论文章，却把谬误的当成真实的，则是楼护。有人担心有价值的著作被后人用来盖酱瓮，这难道是多余的感叹吗！

麒麟和麏鹿，凤凰和野鸡相差极远，珠宝同石子也完全不同，明亮的太阳把它们的样子照得很清楚，目光也会把它们的形状辨别得很清晰。然而鲁国的臣子把麒麟当作麏鹿，楚人把野鸡当作凤凰，魏人把夜光璧当作怪石，宋人把燕国的石子当作宝珠。具体的东西容易验明，尚且发生这样的谬误；文章的情理难以鉴别，谁能说容易分别其优劣呢？

文章纷繁复杂，质朴和文采交错，鉴赏批评者的爱好多有所偏，没有人能全面兼备。性情慷慨的人听到激昂的声调就击节赞赏，性情含蓄的人看到绵密深隐的文章就手舞足蹈，聪敏而外露的人看到华丽的作品就动心，爱好新奇的人听到诡异的文辞就觉得惊奇动听。合乎自己爱好的便赞叹诵读，不合口味的便看不下去，加以抛弃，各人都执著于一种片面见解，来衡量千变万化的文章，这就像面向东望，看不见西面的墙。

会演奏上千首曲子而后才懂得音乐，观察了上千把剑后才能识别兵器；所以要想全面认知作品的真象，务必先要广泛观赏作品。看了高山就更显出土堆的低矮，历经过沧海就更知道沟渠的渺小。不以私心来衡量作品的轻重，也不因偏见来决定对文章的爱憎，这样才能像天平般评价作品内容的高下，像镜子般映照出文辞的优劣。因此，要审阅文章的情理，就应先标列六个方面的观察要点：第一看全文的体制，第二看文辞布置，第三看继承革新，第四看格调的新奇雅正，第五看事料的运用，第六看声律。这六种方法运用好了，那么文章的优劣就显现出来了。

《周书》评论人才，用木工选材、制器、染色作比，既看重实用又兼及文采。因此，木材砍削成器之后还要染上朱红漆，墙壁筑成之后还要加以粉饰。可是近代文人专务华采，放弃实际，所以魏文帝认为：“古今文人，大都不拘小节。”韦诞的评论，又诋毁许多文人才士；后人随声附和，混淆好坏，一律指责。哎，实在可悲啊！

大略看一下文人的毛病：司马相如勾引卓文君而又接受贿赂，扬雄贪酒且不理家计；冯衍不注重为人应有的品德修养，杜笃向官府求索不知满足；班固谄媚窦宪以作威作福，马融投靠梁冀而又贪污；孔融傲慢放诞招致杀害，祢衡狂妄痴顽而遭屠戮；王粲既不庄重又急躁竞争，陈琳则草率而粗疏；丁仪贪得无厌向人讨钱，路粹贪图饮食不知羞耻；潘岳阴谋暗害愍怀，陆机逢迎贾谧、郭彰；傅玄刚峻狭隘，谩骂尚书台，孙楚凶狠任性，控告上司，诸如此类的事例，都是文人们的缺点。

文人既然有缺点，武将也不例外。古代的将相，毛病确实很多：如管仲偷盗，吴起贪财好色，陈平行为不轨，周勃、灌婴诽谤好人，嫉妒贤才。自此以后，例子数不完。孔光位居丞相，尚且向董贤献媚，何况班固、马融这些职位卑微，潘岳这样地位低下的文人呢？王戎身为开国大臣，高官厚禄，尚且卖官鬻爵，随波逐流，何况司马相如、杜笃这样家徒四壁，丁仪、路粹这样一贫如洗的人呢？然而这些缺点无损于孔光的名儒身份，也没有玷污王戎“竹林七贤”的美誉，因为他们名位高，人们对他们的讥诮减少了。至于屈原、贾谊的忠贞，邹阳、枚乘的机警，黄香的至孝，徐幹的沉静淡泊，都是优秀的品质，怎么能说文人一定都有缺点呢？

人的性格与才能禀受于五行，各有长处和短处，除非圣人，很难求全责备。然而将相因为地位高而声名特别显达，文人因为职位卑微而多受指责，这与长江黄河为什么能够奔腾涌流，而涓水小溪为什么曲折易阻是同样的道理。名声的好坏既然是这样，地位的高低也是有缘故的。文人的提拔、升任，是以能够治理国事而选用。鲁国的敬姜，只不过是妇人中的聪明者，然而她尚且能够用纺织的道理，来比喻治理国家，哪有大丈夫只学作文章却不懂政事的呢？像扬雄、司马相如那些人，只有文才却没有处理政事的实际能力，所以始终处在下位。从前庾亮文才秀异，但因为政绩卓著名声很大，所以他的写作才能反而未被称扬；如果他不是做了高官，那么正应该以文才著名。文韬武略，应像左右手那样相辅相成。卻縠爱好研读古代典籍，所以被举荐为元帅，怎么能因为爱好文章就疏于习武呢？孙武的《兵法》，文辞如珠玉般美妙，难道因为熟习军事就不懂得文术了吗？

因此有修养的文人志士具备了才德，要等待时机加以施展；发挥作用建立事业，就应该积蓄学养以充实内在的质素，散播文采以显耀外部的才气，使自己具有楩楠那样坚实的质地，豫章那样高大的躯干。写文章一定要有助于经纬军国大事，担负重任一定要成为栋梁，窘困时便修身养性著书传世，显达时就顺应时代驰骋才能建立功绩。像这样的文人，才算是《梓材》篇所说的人才。

综括而言：仰望那些先贤，都具有美好的文才和品德。名声传遍了楚地，文采震动了梁国。如果只有文采而无实际作为，谁还会把他当作栋梁之材加以效仿？品德才干不仅能显耀自身，还能为国家增添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