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唐、虞之世，辞未极文，而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益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岂营丽辞，率然对尔。《易》之《文》、《系》，圣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则句句相衔；龙虎类感，则字字相俪；乾坤易简，则宛转相承；日月往来，则隔行悬合。虽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至于《诗》人偶章，大夫联辞，奇偶适变，不劳经营。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至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然契机者入巧，浮假者无功。

故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言对者，双比空辞者也；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对者，事异义同者也。长卿《上林》云，“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此言对之类也；宋玉《神女赋》云，“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此事对之类也；仲宣《登楼》云，“钟仪幽而楚奏，庄舄显而越吟”，此反对之类也；孟阳《七哀》云，“汉祖想枌榆，光武思白水”，此正对之类也。凡偶辞胸臆，言对所以为易也；征人之学，事对所以为难也；幽显同志，反对所以为优也；并贵共心，正对所以为劣也。又言对事对，各有反正，指类而求，万条自昭然矣。

张华诗称，“游雁比翼翔，归鸿知接翮”；刘琨诗言，“宣尼悲获麟，西狩泣孔丘”。若斯重出，即对句之骈枝也。是以言对为美，贵在精巧；事对所先，务在允当。若两事相配，而优劣不均，是骥在左骖，驽为右服也。若夫事或孤立，莫与相偶，是夔之一足，趻踔而行也。若气无奇类，文乏异采，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必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迭用奇偶，节以杂佩，乃其贵耳。类此而思，理自见也。

赞曰：体植必两，辞动有配。左提右挈，精味兼载。炳烁联华，镜静含态。玉润双流，如彼珩佩。

【译文】

造化赋予人们的形体，上下肢必然是成双成对的。由于神理的作用，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心灵动而文辞生，运思剪裁反复考虑，高低上下相互配合，自然构成了对偶。唐尧、虞舜时代，言辞没有追求文采，可是皋陶却赞助虞舜说：“罪过可疑的从轻处理，功劳可疑的从重奖赏。”益也曾陈述谋略说：“自满招致损害，谦虚受到益处。”并非刻意经营偶句，只是任其自然成对而已。《易经》中的《文言》和《系辞》，是圣人精妙思虑的结果。序说《乾卦》的四种德性，就句句衔接成对；讲到与龙虎同类的联想，就字字对偶；言及乾坤易简的道理，也是婉转地互相承接；说到日月的往来，则又隔行隔句遥相应合。虽然句子的字数不等，但对偶的意思却是一致的。至于《诗经》作者们所写的有偶句的篇章，列国大夫们所使用的包含骈俪的言辞，或奇或偶都能应时而变，无须劳神去经营。自从扬雄、司马相如、张衡、蔡邕推崇、倡导运用华丽对偶的文辞，就如同宋人讲究绘画、吴人讲究铸剑那样，注重刻画形象和雕镂方法，于是骈俪的句子与精深的文采一起流传，对偶的意思与超逸的韵味共同焕发。到了魏、晋时期，许多文人才士，对句子的研究越发精密，连缀字辞以成趣，剖析毫厘一丝不苟。然而契合时机用得恰当的才巧妙，只顾表面浮华而内涵虚假的就不会有成效。

对偶的体例，共有四种：言对容易，事对困难，反对为好，正对则差。所谓言对，只是文辞的成双成对；所谓事对，则要双双列举人事以为例证；所谓反对，是指事理相反而意趣相合的对偶；所谓正对，是指事例有异而意义相同的骈句。司马相如《上林赋》中的“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这属于言对类型；宋玉《神女赋》中的“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这属于事对类型；王粲《登楼赋》中的“钟仪幽而楚奏，庄舄显而越吟”，这属于反对；张载《七哀诗》中的“汉祖想枌榆，光武思白水”，这是正对的类型。对句自然地出自内心，故言对比较容易；作对要验证一个人的学问，故事对比较困难；幽与显不同却用以表达同一意思，故反对较好；同富贵共心志两句同义，故而正对为差。再说言对和事对，各自都有正对和反对，按照这样的类别去探求，条理自然就清楚了。

张华诗中说，“游雁比翼翔，归鸿知接翮”；刘琨诗中说，“宣尼悲获麟，西狩泣孔丘”。像这样意思重复的句子，就是对句中的骈拇枝指了。因此言对的美好，以精巧为贵；事对的前提，是一定要妥帖恰当。如若两事相对，而其优劣极不相称，那就像良骏在左，劣马在右，共同驾车一样了。如果事例孤单，无以与之相配成偶，这就像夔只有一条腿，跳着走路。如果内容气势不出奇，文辞缺乏光彩，只是一些平庸的偶句，那就要使人耳烦目倦了。一定要使对句情理圆通事例贴切，像一副璧玉一样光彩辉映。再交错地兼用奇句和偶句，像有节制地佩戴各种玉石饰物，这才能显出它们的华贵。类似这样地去思考，运用对偶的道理自然就会显现出来了。

综括而言：天生肢体必定成双，运用辞语也要配对。左右需相互应和，精义和韵味都要具备。像光彩鲜亮的并蒂花朵，像明净的镜子映出情态。丽辞双双流露出玉石的光润，犹如身上佩戴着串串宝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