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形器易写，壮辞可得喻其真；才非短长，理自难易耳。故自天地以降，豫入声貌，文辞所被，夸饰恒存。虽《诗》、《书》雅言，风俗训世，事必宜广，文亦过焉。是以言峻则嵩高极天，论狭则河不容舠，说多则“子孙千亿”，称少则“民靡孑遗”，襄陵举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论，辞虽已甚，其义无害也。且夫鸮音之丑，岂有泮林而变好？荼味之苦，宁以周原而成饴？并意深褒赞，故义成矫饰。大圣所录，以垂宪章。孟轲所云，“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也。

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相如凭风，诡滥愈甚。故《上林》之馆，奔星与宛虹入轩；从禽之盛，飞廉与焦明俱获。及扬雄《甘泉》，酌其余波，语瑰奇则假珍于玉树，言峻极则颠坠于鬼神。至《西都》之比目，《西京》之海若，验理则理无可验，穷饰则饰犹未穷矣。又子云《羽猎》，鞭宓妃以饷屈原，张衡《羽猎》，困玄冥于朔野。娈彼洛神，既非罔两，惟此水师，亦非魑魅；而虚用滥形，不其疏乎？此欲夸其威而饰其事，义暌剌也。

至如气貌山海，体势宫殿，嵯峨揭业，熠耀焜煌之状，光彩炜炜而欲燃，声貌岌岌其将动矣。莫不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也。于是后进之才，奖气挟声，轩翥而欲奋飞，腾踯而羞跼步。辞入炜烨，春藻不能程其艳；言在萎绝，寒谷未足成其凋。谈欢则字与笑并，论戚则声共泣偕。信可以发蕴而飞滞，披瞽而骇聋矣。

然饰穷其要，则心声锋起；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若能酌《诗》、《书》之旷旨，翦扬、马之甚泰，使夸而有节，饰而不诬，亦可谓之懿也。

赞曰：夸饰在用，文岂循检？言必鹏运，气靡鸿渐。倒海探珠，倾昆取琰。旷而不溢，奢而无玷。

【译文】

超乎形体的抽象事理称为“道”，有形象的具体事物叫做“器”。神奇奥妙的“道”难以描摹，精巧的语言也不能写出它的深邃;形象具体的事物容易描写，夸饰有力的文辞就可以表明它的真相；这无关于作者才能的长短，而是事理的表达自有其难易之别。故从开天辟地以来，只要是对有声音形貌的事物用文辞来加以表现，那其中就存在着夸饰手法。虽然《诗经》、《尚书》中用的都是规范、雅正的语言，但为了教化世人，用事非常广博，所以也往往有超过实际的夸张文辞。因此，说到山势高峻就说它高入云天，言及河窄就说它容不下小船，说到多就说有成千上亿的子孙，说到少就说人死得一个不剩，讲到洪水包围丘陵就形容它波浪滔天，说到军队叛变，就说杀得血流成河，漂起了木杵，这些言辞虽言之过甚，但无损于意义的表达。再如：猫头鹰的叫声是很难听的，怎么会因为它栖息在泮水边的树上就变得好听了呢？苦菜的味道是苦涩的，怎么会因为它长在周国的平原上就甜美如饴呢？这实在是由于作者具有深刻的赞美之意，所以才在文意的表达上加倍夸饰。伟大的圣人把它们采录下来，作为后世的典范。孟子说，“解说《诗经》不要囿于个别文字的采饰而妨碍对整个辞句的理解，也不要拘泥于辞句而损害了作者的原意”。

自宋玉、景差以来，夸饰开始盛行，司马相如凭借这种风气，诡异浮滥的夸张益发严重。所以《上林赋》中描写上林苑中离宫别馆的宏大，就夸张说流星与宛虹飞进了它的栏杆；描写猎获飞禽的盛况，就夸张说连神鸟飞廉和焦明都能抓到。等到扬雄写《甘泉赋》时，则酌取司马相如夸饰手法的遗势，写树木珍奇即借重于玉树，状宫殿之高峻便说鬼神上去也得摔下来。至于《西都赋》里的比目鱼，《西京赋》里的海若神，要说验证于事理则无事理可资验证，要说穷尽了夸饰则夸饰亦犹有未尽。又如扬雄的《羽猎赋》，描写鞭打洛水女神宓妃以给屈原进献酒食，张衡的《羽猎赋》则说，要把水神玄冥囚禁在北方的漠野。那娇美、柔顺的洛神宓妃，既不是妖孽，那水神也不是鬼怪；对他们凭空引用，滥加形容，不是有些疏失了吗？这就是想突出其声威而夸饰其事，结果却违反了事理。

至于摹写山海的气势状貌，描绘宫殿的格局势态，高大险峻，辉煌富丽，熠耀的光彩像是要燃烧起来，巍峨高峻的体势犹如将要飞动一般。没有不是凭借夸张来突出其形貌，依靠修饰来极现其奇特的。于是后来有文才的人，助长夸饰的风气，挟持夸饰的声势，极欲奋力高飞，奔腾跳跃，而以局促于小步挪移为羞。用文辞描写明亮的光彩，春天的景致不能与之竞艳比美；用辞语形容枯萎寂寥的景色，荒寒的空谷也没有它那么萧条。谈到欢乐则文字里面似乎含笑，论及悲哀则声音里犹如带着哭泣。确实可以发挥隐微而使板滞飞动，盲人借此开眼，聋子亦由此而受到震惊。

然而如果使夸饰穷尽事理之要，那么就会显现出思想感情的光辉；如果夸饰得过于违背事理，那就会使文辞与实际两相背离了。如果能够酌取《诗经》、《尚书》的广博、深刻的意旨，剪除扬雄、司马相如过分的夸张，做到夸张而有节制，修饰而不悖事理，也就可以说是美好的了。

综括而言：夸饰手法在于实际运用，为文岂能因循固定的框框？语言的气势一定要像鲲鹏展翅高飞，而不要像鸿雁那样缓慢。翻转大海去探寻语言的珍珠，推倒昆仑去觅求美玉。含义要宽广而不要过分，语言要夸张而没有瑕疵和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