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1912年由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发起的阿拉哈巴德农业学院(图4.3)的建立,印度殖民地的技术发展出现了一个显著的美国时期。阿拉哈巴德农业学院的创立根源于一个日益蓬勃的全球农业传教运动。后者的核心是这样的信念:传播福音的任务必须源自改良农业和群众福利的基础,而这里所说的群众中的大多数是贫穷的农学家。正是这种信念使得俄亥俄州的本地人——萨姆·希金博顿从一个纯粹的“福音传教士”转变为一个印度的“传教士农民”。 1903年第一次来到印度的希金博顿创建了阿拉哈巴德农业学院,并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45年退休。在印度独立前两年,希金博顿让出了他在学院的院长职位回到美国。这个学院在印度独立后仍在美国传教士的控制下继续开展工作。
图4.3 阿拉哈巴德农业学院。
来源:Frank H. Shuman,Extension for the People of India(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57),1.
当阿拉哈巴德农业学院发展成了一个教学学院、一个示范农场和一个农具制造中心时,它在小范围内开创了殖民地农业改良的独特路径。阿拉哈巴德农业学院起初被批准为从事中等教育的学校,随后在1932年成为附属于阿拉哈巴德大学的学位授予学院,并逐渐发展出农学、农业推广、畜牧业和家庭经济学四个独立的院系;学院开设了制造小型农具的教学计划,并在1942年开设了农业工程学学位课程,此举为南亚首创。学院的农业工程师在周边地区开辟了42英亩的“自然浇灌”实验农场。1954年,该学院把农具制造厂移交给了专门从事工具制造、销售的独立实体——农业发展学会。
Hess,Sam Higginbottom of Allahavad,62-65.主要由一波又一波受过农业训练的美国传教士组成的阿拉哈巴德农业学院,是一个进口美国技术和理念的渠道。学院的美国教职员成功地绕过了殖民地机构,和杰出的民族主义者如著名的甘地(Mohandas K. Gandhi)建立了联系。阿拉哈巴德的传教士显然从与殖民国家官员稍微不同的立场来处理农业问题。他们视所有这些问题,包括印度农村贫民问题,都是由同一位上帝审判的,因而本身是“可改进的”。阿拉哈巴德的传教士的目标显然也不同于甘地的计划。萨姆·希金博顿第一次遇见莫罕达斯·甘地是1916年在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的就职典礼上,之后他和甘地保持了持久的通信。甘地对希金博顿的乡村改良计划印象深刻。但在优先性上他不同于希金博顿。对甘地来说,乡村工业的发展作为农业的补充是非常重要的,家庭手工业(棉布的纺织)是甘地计划的基础。但是对希金博顿来说,农业的改良是优先的,这个目标本身需要新的技术和观念。虽然甘地和希金博顿仍然相互尊重,但甘地后来认为在外国政府领导下,真正的乡村改良是不可能的。自由是任何实质性的乡村改良计划的先决条件,它需要只有民族政府才能召集的广泛的资源和政治参与。
在许多方面,阿拉哈巴德的传教士们也是美国杰弗逊式自耕农——自力更生的共和理想的倡导者。最重要的是,这也反映在他们对“小农”利益的维护上。传教士们想象中的理想的农民是一个拥有自己的土地和农具,和家人耕作在自己的田地上的农民。在此想象的基础上,美国人批评了阿拉哈巴德附近村庄的印度农民的习俗。尽管是通过暗指“人的”问题,从普遍性而不是偶然性角度推断,传教士想象中的典型小农,和从经济边缘化及缺乏“基督教的”节俭方面来看伤了元气的印度“他者”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样的想象来自一种道德观,这种道德观把农民的贫穷归结为他们自己的劳动观念,这常常为殖民国家的任何不法行为开脱,并通过“自助”文化,把改善的责任推给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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