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以来,监察的作用更持续得到了强调。随着考核章程逐渐完备,考核标准掺入德才、过失之况而混杂不清,“以寡愆为最,多戾为殿”既已势所难免,监察向考核过程的渗透则成为必然。故时人有奏请御史台调取尚书省一应考核文档,以“案校窃阶盗官之人”的; [56]有要求尚书省各级官员对各地各部门的考核厉行监督,并与门下省共管封缄考核奏案以“少存实录,薄止奸回”的; [57]有欲加强御史台与廷尉配合以使监察更为切实的; [58]更有主张三公和尚书省、门下省“各布耳目,外访州镇牧将治人,守令能不”,察其是否称职,是“清白独著”还是“贪暴远闻”的。 [59]不管这些建议有没有落实或落实得如何,其强调监察的倾向都十分明确。孝文帝以后考核主要影响官员品阶,其职务任免调迁已须极大地取决于监察的状态,实已表明考核与监察已不再是主辅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整个北魏考核和监察体制的演化脉络,也再清楚不过地印证了魏晋南北朝这方面制度发展的共同趋势。
(1) 《魏书》卷二《太祖纪》天兴元年八月,“遣使循行郡国,举奏守宰不法者,亲览察黜陟之”;卷三《太宗纪》永兴三年二月己亥,“诏北新侯安同等持节循行并、定二州及诸山居杂胡、丁零,问其疾苦,察举守宰不法;其冤穷失职、强弱相陵、孤寒不能自存者,各以事闻”;神瑞元年十一月壬午,“诏使者巡行诸州,校阅守宰资财,非自家所赍,悉簿为赃”;泰常二年二月丙午,诏“遣使者巡行天下,省诸州,观民风俗,问民疾苦,察守宰治行。诸有不能自申,皆因以闻”;卷四上《世祖纪上》始光四年十二月,“行幸中山,守宰贪污免者十数人”;神
元年正月,“以天下守令多行非法,精选忠良,悉代之”;卷四下《世祖纪下》太平真君四年六月庚寅,诏“牧守之徒,各厉精为治,劝课农桑,不听妄有征发,有司弹纠,勿有所纵”;卷五《高宗纪》太安元年六月癸酉,诏遣尚书穆伏真等三十人,巡行州郡,观察风俗,昏于政者,“黜而戮之,善于政者,褒而赏之”。第33、51、54、57、73、96、114~115页。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