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吏员的选用而言,除官学生徒黜充为吏外,当时地方吏员的基本来源,是各级长官自行“签充”。其大致条件是“农民身家无过年三十以下能书者”, [59]由于吏员身份低下,俸给微薄,这种“签充”实际上往往是强行摊派,或称“勾充”。在京各衙门吏员,则是在各地选送吏员的基础上由吏部验封司统一调补的。而吏员继续登进直至入仕为官的具体办法,则是在元代吏员分类和依考登进之法的基础上损益而成的。其基本内容是各地机构吏员可在同等级别的在京机构任同类吏职,在京及各地低级机构的低级吏员,可积累劳考,按特定办法向高级机构的高级吏员迁转。 [60]
这些吏员须历事三年,期满无过者方可迁转,亦可由所属部门出具证明文件,赴京由吏部验封司按有关规定考试后,酌情分拨至在京相应衙门任吏。试中第一、第二等者,二品衙门通吏可转在京一品衙门提控,二品衙门令史可转在京二品衙门都吏,三品衙门令史、书吏可转在京三品衙门令史,依次降低;而试为第三等者,则可转六至九品衙门为吏。 [61]在京吏员亦历事三年,期满无过,由所在部门提供有关文件赴吏部验封司,或预选为官,或继续在吏员内升补。但到洪武三十一年(1398)定制后,只有在京两考、在外一考,或在京一考、在外两考,共三考九年期满而合乎条件的吏员,才能以表3-8所示的资格预选为官。
表3-8 明在京吏员出身资格
在两京各衙门吏员编制达4500余人的前提下,即使只有半数按三年考满入仕,每年也有750余人有待吏部选用。 [62]因而从宣德七年(1432)起,便开始由吏部会同各部、院对满考吏员出题考试,再酌情选取为官。 [63]这种考试以经义、文牍为内容,以文义粗晓、行移得当、书札不谬为标准。三者皆优为一等,按原定资格任用为官;三者通二为次等,只能出任各种杂职;三者俱劣则发遣为民。这样一来,吏员登进为官之制似乎又过于苛刻了。故从成化二年(1466)起,又断断续续实施了满考吏员纳赀免试的规定。但尽管资深吏员转官时的级别可高达七品而与进士相类,明初以后留给他们的,却都是些烦冗碎杂之职。在一道道禁令下,非有特殊际遇,吏道出身者是不可能擢任重要或高级职务的。 [64]
以上即为明代吏道的主要内容,也是当时杂途的主体部分。其他被明廷归为杂途的入仕门径,如各种类于吏役、由长官临时署充的“承差”、各高级机构中的“知印”, [65]以及各专门技术部门中的天文星历、阴阳卜筮、医药书算、译字通事等方伎之士,虽选用、调遣和转官方式有所不同,却都具有依考登进的共同特征。其任职性质和入仕地位,则与吏道出身者完全相同。 [66]此外,纳赀出身(包括国子监的例监和纳贡)亦被列为杂途。景泰元年(1450)以来,纳赀(或豆、或粟、或马、或草、或银)者或可充国子监生,或可径获做官资格,或可得世袭武职,或可由待选官吏直接被任用,或可量减年劳,免予考试而登进,应降职者或可官复原职,其方式五花八门又灵活多变。这实际上已不仅是一种入仕门径,也成了一种可以加快通过各法定选官环节的润滑剂。但由此为官者总是被人轻视,一般只在朝廷财用窘迫时酌情施行,与前代并无什么不同。 [67]
明代文官的选拔正途,由科举、学校、荫子和各种荐举所构成。与唐相比,其科举的文举常科已完全以学校为阶梯,荫子范围亦大为缩小并像唐代那样与学校之途衔接,制科则已开始与各色荐举合为一体。这种分化组合充分体现了唐以来有关仕途的发展脉络,需要指出的是,其尽管都是正途,也都是中高级官僚的来源,但明初以后进士地位的迅速上升,却使举人和监生的宦途受到了挤压,并使荐举制也停滞不前。进士在正途序列中的至上地位和巨大影响,主要仍不是通过由此选拔的官员总量,而是以进士出身者垄断各种重要职务,秀才、举人、进士考试的逐级动员和波及,尤其是通过全社会对进士科更加趋之若鹜的风气而体现出来的。
与以进士科为核心的正途序列相对,明代的杂途主要由吏员、承差、方伎、纳赀等途组成。除断续施行并与学校有所结合的纳赀之途外,其他实际都是唐以来各种执役积考登进之法演化和归并的结果,也都可以概括为吏道。随着明初以来对元代吏道的扬弃和正途的逐渐定型,以吏道为主体的杂途仅充当一般中低级官员来源的地位,也就被重新确定下来了。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不仅明确了唐以来已具雏形的正、杂两大仕途序列的轮廓,还在哪种仕途出身可任哪种职务方面,建立了分别对应的关系。从明初以后的情况来看,这种对应关系如表3-9所示。
表3-9 明代仕途出身与初授职务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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