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出,当时吏部除编制有所缩小外,基本结构仍与唐代相仿。所谓变化与发展,主要还应从其具体行政地位和职能行使过程来看。
图2-13 明吏部概况
备注:
①本图据《明会典》卷二《吏部一》、卷七《吏部六》绘制。
②明清吏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些更细的分工班子。清代吏部四司下辖科、处、厅、房共达40余个,其中如文选司下属的缺科,稽勋司下属的贴黄科等,明代已见端倪,其渊源则可上溯至唐吏部司南曹等设置。关于清代吏部的构成,参见李鹏年等编著《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第139~146页。
③郎中皆正五品,员外郎皆从五品,主事皆正六品。
自法定宰相撤销后,整套行政体制的条条控制态势更为突出。主管人事行政的吏部,与其他各部、院一起直属皇帝,不仅其地位更加尊贵,其行政过程也已与以往不同。 [82]由于吏部不再从属于法定宰相而变成了皇帝本人的职能部门,其行政过程自须比以往更频繁地向皇帝汇报和接受有关谕旨,其工作程序和横向关系也就相应变化了。对明清吏部的职能,尤其是其中与隋、唐、宋、元吏部职能较为一致的部分,都必须从这个角度来加以认识。
随着宰相退居幕后,吏部的职能也得到扩充。这一点在那些原来由宰相,现在则由吏部具体负责的人事事务上体现得尤为清楚。如高官重臣的会推,其会议即须由吏部组织,具体由文选司主持,由吏部尚书将推选结果奏报皇帝。 [83]明以来把全部官员和重要吏员区分为更多类型分别管理的做法,也进一步增加了吏部的工作量。但这种职能范围的扩展,大都是由吏部更为直接和紧密地围绕“圣谕”运行的地位所带来的,并不说明吏部人事权任扩大,而只意味着其职能更加烦琐和具体。
如一般低官的常规选用,唐宋以来皆为吏部的一项繁重事务,其实际过程往往是按职务出缺之况,区别应选人员的不同条件,再按相应程序对号入座。南宋时即已因其循例而行,而称吏部为“例部”。 [84]其况至明尤为严重,吏部负责一般低官的铨选,是在细核级别、类型及出身、资历、考绩等各项条件以后,由当事者抓阄决定其能否得到具体职务,或到何地任何职务。万历二十三年(1595)将之改为更加严格的抽签制度后,人讥吏部为“签部”。 [85]然直至清代,抽签之法也仍通行于吏部常选。 [86]由皇帝亲自掌握的中高级重要官员的选用过程,或各种破格的升降迁调,自然也需要吏部的协助。 [87]这种协助主要也是据有关人员资历、功过等卷宗提供必要咨询;或以有关会议、考试、保荐环节的组织、协调和记录来协助皇帝决策。即使是这些具体琐细的工作,也由科、道或其他特定官员直接参与和监督,并须不断呈报皇帝裁处或备案,还要比以往更为严格地按各种法定程序进行,并同样须按一系列长期形成并具明确法律效力的成例来展开。如明制“科、道、吏部年例,六年以上升参政,五年以上升副使,四年以上升参议,三年以上升知府、佥事”。 [88]
要之,人事权空前集中统一和人事行政进一步规范化、严密化,决定了明清吏部刻板乏味的履职特点,需要存乎一心的用人艺术领域,几乎全被皇帝垄断。如果说隋唐及以前的吏部还有可能在常规铨选时讲求用人艺术和识人之明,那么此时的吏部,实际已不可能对一般官僚的资质和功绩精鉴细别,其管理活动已不能不极大地依赖各种文档卷宗, [89]特别是看起来最为过硬的资历标准了。故明清用人尤重资格,即便破格也少之又少,其况虽不断遭人评讥,资格却一直被认为是吏部的“准绳”。 [90]但也正是沉浸在烦琐成例和细密事务中的吏部,为皇帝更为直接多变地控制举国官僚提供了基础条件。整个明清的全部人事行政似乎也可以这样来概括:一方面如吏部代表和反映的那样,是各人事机构在逐级逐层展开的例行公务中表现出来的极大不自由;另一方面则是皇帝在各种随时破例和破格行为中体现出来的极大自由。此即明清君臣兼采汉唐体制之长所达到的实际效果。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它是唐朝以后人事行政发展的主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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