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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对三代官僚萌芽状态的推想

关于这一点,《左传》记载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当周天子要破格以上卿之礼接待齐国管仲时,齐桓公的这位首创“尊王攘夷”之策的“仲父”却推辞说,自己只是齐国一个担任官职的陪臣,这种只能用于国、高二氏的崇高礼节是不能承受的。 [39]看来,在那些由来已久的典章礼制中,官职一般只能说明某人处理或负责特定的事务,而伴随他一生的大量权利和责任,仍然要由其在卿、大夫、士这类身份等级序列中的地位来确定,这是无法因其官职而逾越的。这种以身份定位而职、位一体,职、位相应和以位定职的状态,也许正是西周政治秩序的基点。在具体官职经常随人、随事、随时灵活变动之时,正是这套以身份关系为核心的稳固的等级序列,在担任具体官职的贵族中,起了一种类似行政层级的作用,从而保证了各种公务处理过程和整套治理机制的基本秩序。而当时维系社会、政治结构的宗法制度及其派生的各种礼乐典章,同时也成了维系和调节由各类变动着的官职所形成的随机性构架的法律。

就这样,无论在表层上各种官职如何变化,但在深层,周代政治社会的支柱——各种宗主、宗支、嫡长,庶幼关系,以及与大大小小领地的世袭统治权联系在一起的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等级层次——却是那样的稳定。这种状态,实际上已经揭示了周代政治社会的几乎全部奥秘。

正其如此,当时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围绕灵活变动的官职形成专门化和稳定化的管理制度。各种贵族尽管可以担任一定官职,但其主要是在扮演特定封土上的统治者角色。即便在其担任官职的大多数场合,其行为也还是遵循着那套以身份等级为基准的礼乐法则,而没有以官职为核心的独立利益和行为标准。因此,当时在官职的选任、考核等方面,虽然不是毫无措施可言,但只要官职与贵族身份紧紧缠绕在一起,只要各种身份等级还在起着根本性作用,这类措施就难以呈现一种独立的存在和发展形态。贵族等级序列及其相应的世袭采邑,几乎直接代替了官职的等级和俸禄。有关的升降赏罚,也就只能局限于封赐和削封。而当时对官职的考核,也因为官职本身的模糊、灵活而缺乏明确标准。所有这些,大体都停留在原始末期以来“试不可用而已”的阶段,其基础和余地又因贵族身份等级关系而显得十分狭窄。只有当各种公共事务越来越细致地从其他社会事务中分化出来,并且逐渐稳定下来,只有当各种官职与贵族等级序列的紧固关系松动瓦解,使官职担任者有可能以相对独立的集团或阶层面貌出现时,三代时期在贵族身份阴影下显得零散简略的官僚管理办法,才有可能得到充分发展的空间。事实上,也正是春秋战国这个激烈动荡的时代,拉开了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序幕。

(1) 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卷一下《沫司徒 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21、30页。参见李峰《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吴敏娜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第76~80页。不过李峰对西周官僚制度包括官僚职能稳定和明确程度的估计,恐怕还是过高了。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以下简称《集成》)册二04255《 》、04294《扬 》,中华书局,2007,第2477、2640页。

(3) 春秋时期多有此类,《左传》庄公十四年载申 对郑厉公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杜注:“桓公,郑始受封君也。宗祏,宗庙中茂主石室。言己世为宗庙守臣。”又僖公九年,“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为仁,使为左师以听政,于是宋治。故鱼氏世为左师”。《十三经注疏》,第1771、1801页。

(4) 《史记》卷五《秦本纪》,第178页。《秦公钟》:“秦公曰:我先祖受天令,商(赏)宅受或,剌剌(烈烈)卲文公、静公、宪公,不坠于上,卲合(答)皇天,以 事蛮方……”即记录了秦的开国史。《集成》册一00262,第307~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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