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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与政治经济学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期待贝卡里亚从卢梭的著作引用一页,支持民主政体。而恰恰相反,他主张加强“[当今]欧洲坐在王座上的仁慈的君主的权威……开明的公民也是因此才更热切地渴望加强这些君主的权威。” 如果我们把贝卡里亚想象成激进启蒙运动的代表,那就是对他的误判。和皮耶特罗·韦里一样,贝卡里亚是一位贵族,尽管他不承认教士阶层的权力,但他并不反对宗教。他也看到了当地精英的权力,看到了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挠改革。他热情地支持奥地利政权及其为改革所做的一切努力——从谷物贸易到教士阶层特权都在改革的范围内。 他读过唯物主义者的著作,也受到了达朗贝尔等学者的称赞,但他并没有接受他们的决定论或无神论。 然而,他对启蒙思想圈子和欧洲各国宫廷的影响却是非常惊人的。

贝卡里亚和韦里的联合从刑罚制度改革延伸到了政治经济学领域。两人都看到了困扰下层阶级的贫困问题,认为必须通过准确了解他们的困境来确定改革方案,而这种改革方案只有国家才能实施。与那不勒斯的理论家一样,韦里从货币的本质及作用出发研究政治经济学,接着,他指出了当前财富只被少数人享有的经济状况。他记录了穷人的不满情绪以及折磨他们的失业状态,并主张废除财产单一继承制,将土地和财物分配给所有子女,无论男女,无论是否成年。 此外,他对奢侈品的辩护是完全世俗的,摒弃了道德的因素。奢侈品行业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引擎。韦里借用了牛顿科学的一个概念,认为“平衡”,即国民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将会缓慢但坚定地促成普遍繁荣。

在贝卡里亚和韦里(包括韦里的弟弟)的合作下,一份重要的启蒙期刊《咖啡馆报》(Il Caffè)在米兰诞生了。这份期刊创刊于18世纪60年代中期,只存在了两年的时间,重点关注经济改革和创新,“所有的一切都是面向公共事业的”。贝卡里亚宣称,他看到了“一种更强烈地追求平等的冲动,这种冲动是前所未有的。”当时,在米兰的总共3万个家庭中,有2000个家庭占据了一半以上的净产值。半数至三分之二的工人阶级家庭还生活在最低生活水平线之下。

即使如此,伦巴第的经济在18世纪下半叶逐渐增长,且完全以农业生产为基础。面对国际竞争,当地的工业和制造业没有出头的机会。农产品(主要是谷类)的价格在18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增长了50%,而这一新的繁荣景象要归功于奥地利实施的土地改革政策。韦里和贝卡里亚都参与了这次改革,为考尼茨提供了助力。他们都被授予了国家公职,这使他们成了天主教欧洲少数几个能发挥官方作用的哲学家。贝卡里亚在培养国家未来行政官员的学校中任教,他将农业和劳动分工视为伦巴第发展的着力点。在奢侈品及其对商业发展的刺激作用方面,韦里的观点与米兰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一致。他们只会在一种情形下批评奢侈品,那就是在教会中发现它们的时候。

嫉妒和性格上的差异令韦里和贝卡里亚的友谊注定走向终结。尽管在米兰他们被普遍认为是一对好搭档,但贝卡里亚的国际声誉远远高过韦里;韦里因此感到嫉妒。在欧洲,《论犯罪与刑罚》被人赞颂,并被广泛地阅读和思考;在北美殖民地,这部著作的地位也举足轻重,尤其是它深刻影响了富兰克林和杰斐逊。杰斐逊曾经受过法学训练,他将贝卡里亚著作的大部分内容抄入自己的法律知识摘录簿中。他也因此认为,死刑只适用于叛国罪或谋杀罪。富兰克林也希望大大减少对死刑的使用;他和好友本杰明·拉什——他也受到了贝卡里亚的影响——致力于废除奴隶制,拉什甚至主张废除死刑。 贝卡里亚的著作几乎传遍了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每一个州,在那里,它仍有发挥作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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