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学家奈尔斯·安德森(Nels Anderson)认为,即使在工业化国家,“非工作义务”也不等同于休闲:“正是通过履行这些义务,一个人才能获得好配偶、好父母、好邻居、好公民、好朋友等身份,这些身份都必须通过努力去争取,所付出的努力还要让他人非常满意才行。这种努力有可能和休闲活动一样,给人带来满足感。”因此,尽管蒂利父子可能会把这些类型的社交义务置于他们对工作的定义之下,我却觉得这样分类有些极端。我们在这里谈论的当然不是人们可以随意填补的时间。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间里,自由时间包括短暂的玩耍和娱乐,对少数幸福的人来说,则包含为了消遣去旅行(所谓的长时间旅行)、假期和业余爱好;也就是说,休闲是纯粹为享乐而自费进行的活动。西方的普通人直到20世纪才有机会体验这些事情;而对全球大部分人来说,直到今天,这类活动仍从未或很少是他们的选择。
无论我们在个体劳动(Self-employment)和带薪工作之间偏好何者,无论我们对典型男性或女性工作持何种看法,无论我们认为自己所做的工作应该得到怎样的报酬才算公平,针对工作在我们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都持有坚定的看法。这些看法在人类存在之初便已存在,并基于人类的集体工作经验,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
我们对工作的定义不仅取决于个人的付出,比如背部疼痛、额头上的汗水或精神疲劳,还取决于我们与谁一起工作,为谁工作,甚至不愿与谁一起工作。人不是孤零零的岛民:就连鲁滨孙·克鲁索也找到了他的星期五(并迅速让星期五成为他的仆人)。人际关系是工作的核心,也是本书的重点。回顾全球的漫长工作史,我们可以看到工作原则在我们亲密的社会交往中是如何循环的——其循环方式根深蒂固;还可以看到我们是如何享受或花费劳动成果的,以及工作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是被迫为别人工作还是说我们有选择的余地?我们劳动的报酬是多少?谁来决定我们的报酬是多少?我们能忍受报酬差距吗?我们是在一个家庭内一起工作,还是与家庭外的其他人一起工作?当我们不能再工作时,谁来照顾我们?工作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定义了我们。因此,(通过私人和集体的策略)追求公平报酬,是工作所固有的社会特性。
史前时代至今,人们发明了许多组织工作的形式。直到大约1.2万年前,也就是说直到“发明”农业之前,人类历史98%的时间里的工作都是在由几户人家组成的小社区内进行分工的。在密切合作的情况下,他们收集食物,并在互惠的基础上分享劳动成果。我们可以将这种狩猎采集者群体中少数家庭成员之间的互惠劳动关系称为内部劳动关系,与后来的外部劳动关系(家庭或游群之外的劳动关系)形成对比。
农业社会的粮食盈余使得大规模劳动分工成为可能。数千年后,最早的城市出现了专门的劳动分工,最终,在5000年前,出现了第一批国家。在这些由成百上千个家庭组成的更为复杂的社会中,其他外部劳动关系与互惠劳动关系同时出现。这些劳动关系可以分解为个体劳动和贡赋劳动,在市场出现后,自由雇佣劳动、奴隶劳动和雇佣劳动也加入进来。从那时起,我们基本上可以将人类历史看作几种不同劳动关系的折中组合,劳动关系在此之后相继发展,并相互竞争。
苏联解体后,我们对这种折中主义有了更多了解。中国、非洲和大发现时代前的美洲都有各自迷人的工作史。综上所述,历史表明劳动分工的发展路线并不是简单而稳定的。从狩猎采集者到古代奴隶、中世纪的农奴、被赶进工厂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再经过后来的改造营劳工的时代,才演化成如今的状况。
跨越时间和空间来看待工作,我们才能知道工作史有多么复杂(参见第xiii—xvii页“对工作的历史、方法和理论的说明”,可了解工作和劳动关系的不同历史以及理论领域的概况)。在我们如今视为天经地义的市场经济之外,我们还能发现基于(由我们的狩猎采集祖先建立,但今天的家庭仍然熟悉的)互惠关系和贡赋—再分配社会而形成的经济关系。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历史的循环重现:大规模的雇佣劳动、奴隶劳动、个体劳动,甚至市场经济本身都曾在世界各地多次出现,然后(有时)又消失了。这一切反过来又产生了不同的劳动关系,导致薪酬的剧烈波动——后者并不总是由市场自然形成,或出于当权者的命令,而是因为劳动者为争取工作的公平报酬采取了个人或集体行动,减轻或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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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劳动者的经历和行为是工作史中根本性结构变化的基石。一般来说,人们不会独自工作,当然也不会仅仅为自己工作。首先,每个人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在家庭中工作,或为家庭工作(这里简单地将“家庭”定义为一群亲戚),他们通常将收入集中起来,一起生活,因此可以将所有成员的活动视为一个整体。成员协调各自的活动,我们可以将其称为集体策略,即“家庭生存策略”。这种家庭生存措施主要是根据技能、性别、年龄和婚姻策略,来对任务进行分工。以个体为核心,我们可以划分出围绕个体的第一个圈层——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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