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范阿森代尔夫特·范维克-梅杰夫人在自家门前用浴缸给她的孩子们洗澡
1951年摄于阿姆斯特丹林登大街
如今,地球上多数人醒着的时间里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工作,包括往返于工作地点和住所之间的通勤时间;而睡眠时间也是为了缓解工作所带来的疲劳。这样看来,工作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类的历史。但我们所说的工作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无数对工作和劳动的定义都存在问题,主要就在于它们都具有片面性。一般来说,这些定义会强调某些形式的工作而忽略其他形式的工作。例如,与男性相比,女性的工作常常被忽视;与在工厂内的工作相比,工厂外的工作常常被忽视;与体力工作相比,脑力工作常常被忽视;与在家之外工作相比,在家工作(还得是在家工作得到认可时)也常常被忽视(这也被称为“生育—生产”矛盾)。
对于这样一本雄心勃勃,想要涵盖整个世界历史的书来说,给工作下个定义实在不易。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和克里斯·蒂利(Chris Tilly)父子给工作下的宽泛定义是个好的开始。
工作是指任何为增加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付出的人类劳动。无论劳动者多么喜欢或厌恶这些费力的事情,诸如谈话、唱歌、装潢、贩卖色情作品、餐桌摆设、园艺、房屋清洁和修理坏玩具,它们都涉及提升其消费者满意度的相关工作。20世纪之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其他工作场所中进行的,而不是我们今天所知的带薪工作。即使在今天,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多数工作也是在日常工作之外进行的。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及其工业劳动力市场所滋生的一种偏见,才将在家庭之外为金钱付出的艰苦劳动视为“真正的工作”,而把其他人类劳动归结为娱乐、犯罪和纯粹的家务。
这一定义的最大优点在于其明确表示工作不限于与市场相关的活动。需要重申的是,蒂利父子把家务劳动视为真正的工作:“尽管外卖、快餐和餐馆等就餐方式兴起,但在美国人今天从事的所有类型的有偿或无偿工作中,为家人无偿做饭可能占据了最长的一段时间。”既然麦当劳巨无霸和肯德基最早也是如此诞生的,那么我们当然可以把这一观点应用到世界其他地方,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之中。
这种宽泛定义的问题在于,它永远不能完全明确哪些人类追求不能被定义为劳动。蒂利父子明确将三种类型的活动排除在他们给工作下的定义之外:“纯粹的破坏性行为、表现性行为或消费性行为。”他们认为纯粹的破坏性劳动是反劳动的,因为它不能增加使用价值,反而剥夺了商品的价值。这样似乎就排除了军人的许多或所有活动,因为这个职业的破坏性不可否认;但是,军事技术的确是一种工作,其原因不仅在于现实中军营的日常生活是非破坏性的,还在于许多(如果不是全部)有意识的破坏其实是为了增加其他商品和服务的价值。蒂利父子排除掉纯粹的表现性行为和消费性行为,是因为它们原则上只对生产者本人有使用价值。他们的逻辑是自洽的。关于“使用价值”,其最为宽泛的定义,也不会包括“为满足个人爱好独自在家举重”,而只会包括“为取悦体育爱好者进行举重竞技”。加上这类社会标准之后,只有一小部分活动会被排除在蒂利父子的定义之外:维持每个人,即每个生产者之生存所必需的饮食、睡眠等活动(可统称为“恢复活动”)。而在我看来,休闲或自由时间之外的任何个人活动均可视为工作。
关于“休闲”的概念,在此简短说明如下。20世纪中叶的一系列研究发现,工作或与工作直接相关的活动占男性25%—30%的时间(包括雇佣劳动和通勤),占家庭主妇40%的时间,占带薪工作的母亲50%的时间;而睡觉时间占所有个人时间的1/3,吃饭和个人护理则占所有个人时间的1/10。因此,个人剩下的休闲时间各不相同,工薪阶层(大多是男性)约有30%的休闲时间,家庭主妇约有15%,带薪工作的母亲有略多于5%的休闲时间。然而,即使是休闲时间也不一定是自由的。研究发现,男性和女性的大部分自由时间都在履行社交义务,如加入俱乐部、志愿服务、拜访他人。这些活动虽然令人愉快,但也被视为义务。有趣的是,对厄瓜多尔原住民的研究显示,他们对义务和休闲的看法与欧洲人不同:“他们在必要时会稳定工作,但并不按照西方的节奏……他们充分利用所有时间,不是用在工作上,就是用在其他‘结构化活动’上。然而,在非工作时间……他们很喜欢喝酒作乐。印第安人的工作和储蓄就像婚礼、洗礼、生日和节日一样,是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他们不像西方人对待休闲的态度那样看待娱乐。”
美国社会学家奈尔斯·安德森(Nels Anderson)认为,即使在工业化国家,“非工作义务”也不等同于休闲:“正是通过履行这些义务,一个人才能获得好配偶、好父母、好邻居、好公民、好朋友等身份,这些身份都必须通过努力去争取,所付出的努力还要让他人非常满意才行。这种努力有可能和休闲活动一样,给人带来满足感。”因此,尽管蒂利父子可能会把这些类型的社交义务置于他们对工作的定义之下,我却觉得这样分类有些极端。我们在这里谈论的当然不是人们可以随意填补的时间。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间里,自由时间包括短暂的玩耍和娱乐,对少数幸福的人来说,则包含为了消遣去旅行(所谓的长时间旅行)、假期和业余爱好;也就是说,休闲是纯粹为享乐而自费进行的活动。西方的普通人直到20世纪才有机会体验这些事情;而对全球大部分人来说,直到今天,这类活动仍从未或很少是他们的选择。
无论我们在个体劳动(Self-employment)和带薪工作之间偏好何者,无论我们对典型男性或女性工作持何种看法,无论我们认为自己所做的工作应该得到怎样的报酬才算公平,针对工作在我们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都持有坚定的看法。这些看法在人类存在之初便已存在,并基于人类的集体工作经验,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
我们对工作的定义不仅取决于个人的付出,比如背部疼痛、额头上的汗水或精神疲劳,还取决于我们与谁一起工作,为谁工作,甚至不愿与谁一起工作。人不是孤零零的岛民:就连鲁滨孙·克鲁索也找到了他的星期五(并迅速让星期五成为他的仆人)。人际关系是工作的核心,也是本书的重点。回顾全球的漫长工作史,我们可以看到工作原则在我们亲密的社会交往中是如何循环的——其循环方式根深蒂固;还可以看到我们是如何享受或花费劳动成果的,以及工作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是被迫为别人工作还是说我们有选择的余地?我们劳动的报酬是多少?谁来决定我们的报酬是多少?我们能忍受报酬差距吗?我们是在一个家庭内一起工作,还是与家庭外的其他人一起工作?当我们不能再工作时,谁来照顾我们?工作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定义了我们。因此,(通过私人和集体的策略)追求公平报酬,是工作所固有的社会特性。
史前时代至今,人们发明了许多组织工作的形式。直到大约1.2万年前,也就是说直到“发明”农业之前,人类历史98%的时间里的工作都是在由几户人家组成的小社区内进行分工的。在密切合作的情况下,他们收集食物,并在互惠的基础上分享劳动成果。我们可以将这种狩猎采集者群体中少数家庭成员之间的互惠劳动关系称为内部劳动关系,与后来的外部劳动关系(家庭或游群之外的劳动关系)形成对比。
农业社会的粮食盈余使得大规模劳动分工成为可能。数千年后,最早的城市出现了专门的劳动分工,最终,在5000年前,出现了第一批国家。在这些由成百上千个家庭组成的更为复杂的社会中,其他外部劳动关系与互惠劳动关系同时出现。这些劳动关系可以分解为个体劳动和贡赋劳动,在市场出现后,自由雇佣劳动、奴隶劳动和雇佣劳动也加入进来。从那时起,我们基本上可以将人类历史看作几种不同劳动关系的折中组合,劳动关系在此之后相继发展,并相互竞争。
苏联解体后,我们对这种折中主义有了更多了解。中国、非洲和大发现时代前的美洲都有各自迷人的工作史。综上所述,历史表明劳动分工的发展路线并不是简单而稳定的。从狩猎采集者到古代奴隶、中世纪的农奴、被赶进工厂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再经过后来的改造营劳工的时代,才演化成如今的状况。
跨越时间和空间来看待工作,我们才能知道工作史有多么复杂(参见第xiii—xvii页“对工作的历史、方法和理论的说明”,可了解工作和劳动关系的不同历史以及理论领域的概况)。在我们如今视为天经地义的市场经济之外,我们还能发现基于(由我们的狩猎采集祖先建立,但今天的家庭仍然熟悉的)互惠关系和贡赋—再分配社会而形成的经济关系。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历史的循环重现:大规模的雇佣劳动、奴隶劳动、个体劳动,甚至市场经济本身都曾在世界各地多次出现,然后(有时)又消失了。这一切反过来又产生了不同的劳动关系,导致薪酬的剧烈波动——后者并不总是由市场自然形成,或出于当权者的命令,而是因为劳动者为争取工作的公平报酬采取了个人或集体行动,减轻或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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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劳动者的经历和行为是工作史中根本性结构变化的基石。一般来说,人们不会独自工作,当然也不会仅仅为自己工作。首先,每个人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在家庭中工作,或为家庭工作(这里简单地将“家庭”定义为一群亲戚),他们通常将收入集中起来,一起生活,因此可以将所有成员的活动视为一个整体。成员协调各自的活动,我们可以将其称为集体策略,即“家庭生存策略”。这种家庭生存措施主要是根据技能、性别、年龄和婚姻策略,来对任务进行分工。以个体为核心,我们可以划分出围绕个体的第一个圈层——家庭。
此外,不同家庭的成员在更大的社会群体中一起工作,我们称之为政治体(polity),也就是第二个圈层。这种社会群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很小,就像狩猎采集者的群体一样,但这样一来,家庭小群体得以在更大的群体中运转。例如,小群体之间会交换婚姻伴侣,这对遗传多样性是有必要的。后来,新石器革命的开始,使得(城市)国家开始出现。这些复杂的政治体可以在内部通过贡赋—再分配来交换商品和服务,例如古埃及或印加帝国就是如此,但也可以逐渐通过市场来进行交换。政治体允许市场自行建立规则,但也可能受到市场某些参与者的挟持。参与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可能变化无常,他们有时更依赖政治体,有时更依赖市场。
人们与他人一起为他人工作,这说明家庭内外存在横向和纵向的劳动关系。横向劳动关系就是与同事或跟自己地位平等的人一起工作。纵向劳动关系决定我们为谁工作以及在什么规则下工作。这些(隐晦的或明确的,成文的或不成文的)规则决定了工作的类型、报酬的类型和金额、工作时间、身心紧张程度,以及自由和自主程度。
通过对个人、家庭、政治体和市场进行区分,我们可以绘制出一幅纵向劳动关系图:谁决定做什么工作以及在什么样的规则和条件下完成工作?我们通常是这样讨论工作关系的。因此,对特定社会的所有成员进行分类时,可以提出以下简单问题:他们是还没有工作,或是不能再工作了?他们的钱多到根本不用工作吗?他们主要是在家庭或小型群体单位中工作,还是在过去的贡赋—再分配社会中工作,抑或通过市场工作?如果是贡赋—再分配社会,那么每个人的精力都会集中在神和神庙上。如果通过市场工作,那他们是作为小独立生产者、企业家、工资劳动者工作,还是作为奴隶工作?
所有劳动关系的总和就是一个社会的特征——无论对狩猎采集社会、贡赋—再分配社会,还是市场经济社会来说,都是如此。
迄今为止,劳动史的缺陷之一在于,劳动关系主要局限在市场社会内部,即雇员和雇主、奴隶和奴隶主、公民和国家之间的纵向对立。当然,这很重要,因此本书会谈到工会、罢工、(书面和非书面的)雇佣合同,以及工作激励措施——雇主通过工作激励措施鼓励工人,甚至是奴隶,以使他们表现得更好。正如蒂利父子正确指出的那样,这种激励措施从来不完全是钱的问题:仅靠工资绝对无法激励工人。除了“薪酬”奖励,蒂利父子还加上了“奉献”和“胁迫”。在讨论任何从事工作的人时,这三个词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使用。但是,尽管雇主和雇员之间的权力关系(无论是否为自由劳动)是真实且重要的,但可以解释劳动者行为的远不止这一种从属关系。在所有已知的社会中,人们通常与他人(同家庭成员、工薪族同事、奴隶同事,以及非自由劳动者同事)一起工作,他们相互之间的横向关系是劳动史的内在组成部分。
基于某种形式的“契约”,各种各样的相互合作和竞争才成为可能。家庭成员之间一起工作的无声契约,即无偿护理工作,或在家庭农场劳动是相互合作和竞争的基础。现在大多数读者都有个人劳动合同,但仍然需要每天与同事打交道,无论高兴与否。这与过去没有太大的不同,尽管在过去我们也经常遇到这样的工人,他们雇佣自己,通过合作分包获得计件工资。“血汗工厂”也存在分包但没有合作,它证明了现在多数劳动关系都还是横向的。然而奴隶也一起工作,自由和非自由的劳动者可以在同一份工作中合作。横向劳动关系可能会让劳动者的生活变得更容易,也可能变得更困难,因为劳动关系不仅仅取决于他们的主人和老板。
简而言之,横向合作关系和纵向从属关系都是书写全面工作史的关键要素,也是本书的主题。纵向劳动关系中的权力资源之所以更大(比如主人对仆人,或种植园主对奴隶),是因为它们最终可以通过政治体来强制执行。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日常实践中,只有纵向劳动关系才能产生或破坏工作的乐趣。
工作量和报酬之间的关系也是将个人工作经验与结构性变化联系起来的一个关键要素。在狩猎采集者的例子中,人们以群体形式一起工作,并在原则上由成员平均分配产出;这在最早的农民中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在非洲直到一千年前仍是如此)。然而,农业最终会产生大量的盈余,那么群体中的一些成员就可以专门从事非农业手工业,少数人则可以自己占有更大的盈余比例。此外,群体也可能变得过于庞大,以至于必须由“扩张者”承担领导角色。
新出现的城市和城市联盟将采取一种特殊的形式分配盈余。这些复杂社会中出现了正式的再分配制度,例如围绕神庙进行分配。理论上,所有农业盈余都属于神庙供奉的神和他们的仆人,也就是说,盈余属于精英,由祭司进行分配。当然,这种再分配存在差异,主要取决于家庭在政治体中的重要性。毕竟在这样的神权社会里,祭司比农民更重要。因此,公共收入的不均衡再分配被制度化。
在从城市联盟中产生的政治体中,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精英们都变得越来越强大。在内部,精英现在不仅可以向国家索要所有收入,还可以索要生产资料,让没有财产的公民为他们服务以换取报酬(例如作为职业军人)。与此同时,公民可以为自己工作,此外,商人和其他专业人士可以获得生产资源,他们最终还可以雇佣工资劳动者。在外部,政治体可以获得战俘,并让他们充当奴隶。一旦战俘成为生产资源,那么私人就也可以获得这些被奴役的人和他们的后代,并让他们投入工作。除了土地和商品市场,奴隶和劳动力市场也被创造出来。
自国家出现以来,工作量和报酬之间经常出现不匹配的情况,简言之,即社会不平等。关键问题在于不平等的受害者(有时是富有同情心的外邦人)作何反应。毕竟,狩猎采集者之间更为平等的工作关系尚有遗存,这种关系涵盖我们人类历史98%的时间,这一点强调多少遍也不为过。正如我将在第一章中详细阐述的那样,互惠原则是人类工作关系的基础。互惠原则在随后的贡赋—再分配和市场政治体中出现了许多偏离,需要进行必要的思想调整,以使劳动人民接受新的不平等趋势(或至少试图让劳动人民接受)。毕竟如果不这样做,政治体的稳定性就会遭到破坏。在本书中,我们将看到个人和集体为消除不平等所作出的尝试。
个人通常会尝试与老板或他的助手保持良好关系,以改善自己的工作条件(或缓和或避免恶化工作关系)。类似的行为也适用于个体劳动者及其客户,如果行不通,他们就会尝试在当地或通过移民找一个新老板(或新客户)。但劳动者也可以选择其他解决方法。在实践中,工作条件的改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结合不同劳动关系来实现的,而不是突然改变策略。比如家庭手工业中,农民把农活和织布结合起来。农民成为工厂工人,这种“无产阶级化”需要好几代人,有时甚至需要十代人才能完成。即使是罗马帝国和19世纪巴西的奴隶,也可以把他们的收入存起来换取自由。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可以为自己或后代换得自由,并作为小农或小手工业者继续独立生活。俄国农奴除了被迫为领主工作外,还为自己工作;但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也会在城市打工以增加收入。
此外,集体权力是通过罢工、互利社会和工会来行使的。个人为争取改善工作和报酬(或防止恶化)所做的多种选择也适用于集体策略。劳动者可以参加罢工或不参加罢工,保持中立或越过纠察线。奴隶们可能会逃跑,充分利用他们的处境,发动叛乱或联合起来抵制。
所有已知的劳动关系都是由这些策略及其各种转换和组合形式产生的。随后的趋势变化则显然由国家推动,首先是日益占主导地位的奴隶劳动,其次是雇佣劳动。例如,国家可以强制实行奴隶制,但也可以再次废除奴隶制。国家可以通过立法和监管,使自由雇佣劳动或独立创业成为可能;但也可以取消原有的立法和监管,就像各国的共产主义革命那样。
区分这些转变是由国家发起的还是由劳动者发起的,从工作史的角度来说具有意义,对劳动者来说也十分重要。但这样也会掩盖国家和公民之间的联系。国家不能随意改变规则,劳动者也不能未经批准就与国家作对。其约束力源自有关工作和劳动关系的现行规则与思想体系,我们可以称之为工作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约束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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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按时间顺序和主题来组织架构,讨论了在每个时期或多或少重复出现的主题。在此我划分了六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迄今为止时间跨度最长的,从智人的出现(根据基因测算,智人在70万年前从尼安德特人中分离出来)到新石器革命或农业革命。首先,人类和动物的生存尝试基本上没有区别,但随着人类语言的发展和新交流形式的出现,产生了新的合作形式,这是我们的起点。个人生活在一个家庭中,家庭组成群体,个人又在群体间流动。所有工作都在这些单位内进行。
从大约1.2万年前开始,互惠一直是新石器时代采用的原则。然而,互惠为获取食物和囤积食物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因此也增加了劳动分工的机会,这可能使得一些家庭更加富裕,最终造成家庭之间的差距。这就播下了不平等的种子,在合作的同时,也产生了从属关系。然而,在本书所划分的第二个时期,这种家庭之间的差异仍然很小,非洲的情况证明农业革命和社会不平等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随着城市的出现,城乡之间以及城市居民之间的劳动分工成为可能。劳动分工最早在智人进化的晚期(也就是约7000年前)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随后出现在中国和印度。公元前3000年城市联盟和国家的出现加剧了这一趋势。这就是第三个时期,该时期出现了我们目前所知的劳动关系的各种形式。除了个人和家庭外,政治体及其制度也变得不可或缺,从收集生产盈余(其中一些例子是以神的名义)的政治体(城市、神庙或国家)开始,然后发展到进行再分配的政治体(采取贡赋—再分配劳动体系,如古埃及和前哥伦布时期的美洲)。最初的国家里,出现了四种新型的劳动关系:自由雇佣劳动(free wage labour)、奴隶劳动(slavery)、个体劳动(Setf-employment,包括雇佣佃户者),以及雇佣劳动(employership)。从这一点来看,人类历史可以看作不同劳动关系之间的竞争,其合作关系与从属关系一直在波动。这就决定了第四、第五、第六个时期对劳动关系的分类。
大约在公元前500年,人力交易在世界三个地方发生了改变,对已经存在的劳动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因为货币出现了。货币的“发明”,尤其是日常使用的小硬币的发明(深度货币化),扩大了市场交易,尤其适用于支付劳动者工资和使用工资从个体劳动者那里购买日常食品和手工艺品。鉴于这些工作形式在今天已经变得非常重要(如果不是显而易见的话),我们专门用一章的篇幅介绍了世界上大规模雇佣劳动和货币工资支付发展起来的地区。事实上,对于取得长期成功(完成城市化)、蓬勃发展的国家而言,巩固政权至少是与扩张和侵略同样重要的事情。公元前500—公元1500年,亚欧大陆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例子。继而进入第四个时期:在本书特别关注的亚欧大陆西部,先后经历了波斯—希腊—罗马—拜占庭—阿拉伯的更迭;在南亚,这一时期是孔雀王朝及其后继者;中国则是汉朝和宋朝。与其他地方(尤其是非洲和美洲国家)的形成相比较,亚欧大陆没有雇佣劳动的参与。
有些国家非常成功(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它们在我归类的第五个时期(约1500—1800)向全球扩张。这就是当前意义上的“全球化”时期。在这几个世纪里,国家之间的全球化竞争使得世界不同地区的劳工组织开始出现很大差异。举个最突出的例子:西欧以新的合作形式扩大了自由劳动力,相反,东欧产生了被称为农奴制的新式从属关系;非洲和美洲以及南亚和东南亚还存在奴隶制。然而,与此同时,在东亚和西欧(相互独立的),随着女性劳动力的增加,农民家庭的劳动力也在增加,这就是所谓的工业革命。
第六个时期也是最后一个时期(按主题分为第六章和第七章),是从工业革命开始至今。工作和技能的分工产生了无数新职业,随后又消灭了许多其他职业。我们现在正处于自动化阶段。自动化也导致了劳动关系的重大改变,尽管过程是非连续性的。缓慢但可以肯定的是,国内的、相对独立的、发展也较快的非自由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性下降。海地奴隶制、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和东欧农奴制度的废除,国际劳工组织(以下简称劳工组织)的建立和《世界人权宣言》,都能够证明这一点。
本书概述了劳动关系的变化(见图1),以及过去两个世纪劳动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趋同。劳动关系的变化和趋同不应该被视为一种自然现象,而应被视为劳动人民的个人以及集体策略和行动的结果。最终,合作关系与从属关系恢复了些许平衡。这是劳工运动、工人政党和福利国家(经典劳动史之核心)的历史。此外,不仅全球劳动关系出现趋同,更重要的是,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劳动关系也出现了趋同。
图1 本书概述的劳动关系的变化
然而,西欧、俄罗斯和中国的近现代史以及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告诉我们,劳动关系趋同不是简单的单线发展。在“二战”以来全球经济极大繁荣的同时,劳动者之间的不平等却加剧了。本书最后对未来的发展进行了反思。在当前对移民、自动化和社会平等等紧迫问题的担忧背后,长历史模式能否给予我们启示,揭示工作将把我们带向何方?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我们对工作的基本需求将如何体现?未来的我们还能选择自己的职业生涯吗?
本书认为,上述问题都有答案。人类的长期经验表明,即使在自动化时代,工作也不仅仅是我们生存的必要条件,对于我们的自尊和对同伴的尊重而言,工作所带来的成就感同样不可或缺。人类的历史处于两个基本张力之间:我们的进化史和几千年前我们作为狩猎采集者的历史,决定了我们要为自己的劳动争取公平报酬;但在更复杂的社会中,劳动分工很容易造成不平等。工作的故事清楚地表明,捍卫不平等的强大意识形态可能会持久成功,而全球化却指向了另一个方向。尽管过去几个世纪是薪酬不公平的最低点,但如今,公平似乎是人们的普遍诉求。在不屈从于各种乌托邦诱惑的前提下,将其付诸实践,是未来我们所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
[24]这仅限于中世纪(晚期)以来的资本主义时期(cf.Charles Tilly 1981,chs 7-9;Van der Linden 2009).早期尝试定义工作和劳动的例子,包括:Jevons 1879,181-227;Jevons 1905,71-119.
[25]Tilly & Tilly 1998,22-3.他们的定义与国际劳工组织(ILO)使用的定义非常吻合;cf.Van der Linden & Lucassen 1999,8-9;关于定义问题以及工作与劳动之间的区别,另见:Conze 1972;Sahlins 1972,81;S.L.Kaplan & Koepp 1986;Pahl 1988;Applebaum 1992;Thomas 1999;Kocka & Offe 2000;McCreery 2000,3-4;Ehmer,Grebing & Gutschner 2002;Weeks 2011;Budd 2011;Graeber 2019.
[26]Cf.also Van der Linden 1997b,519.
[27]Tilly & Tilly 1998,23-4;对于“可用的”(usable)一词的不同理解,参见:Applebaum 1992;Budd 2011;cf.Ulin 2002.
[28]Zürcher 2013.
[29]蒂利父子(1998)并未给出“休闲”(leisure)、“假期/假日”(vacation/holidays)、“周末”(weekend)、“养老金”(pension)等概念的进一步说明。
[30]这一全球图景基于所谓的时间预算研究,该研究之对象为个体(动物或人类)分配给互斥性活动的时间量;参见:Anderson 1961,102-7.
[31]Anderson 1961,39.
[32]Anderson 1961,40.
[33]Anderson 1961,42-9;cf.Thomas 1999,256-7.
[34]关于本书中使用的基本概念“劳动关系”(labour relations),参见:Hofmeester et al.2015.相比关注(集体谈判)管理层和工会化工人之间关系的近现代北美“劳资关系”研究,上述文献更为全面,参见:Budd 2011,1-2.
[35]正文中提到的页码皆为英文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译者注(书中脚注皆为译者注,后不再标示)
[36]关于按照“工作周期”进行收入集中的情况,参见:Lucassen 1987 and 2000.关于家庭内部的不平等,参见:Bras 2014;其他文献中亦将其称为“协作性冲突”(cooperative conflict)(Sen 1989)。关于家庭内部的奴隶,参见:Culbertson 2011a;Tenney 2011;Muaze 2016.关于塞内加尔同一家庭中夫妻各自的预算,参见:Moya 2017.关于古代中国家庭的意识形态,参见:Rosefielde & Leightner 2018,ch.9.
[37]亦称为“应对策略(coping strategies)”,参见:Engelen 2002;Kok 2002.
[38]Feinman & Garraty 2010.
[39]Cf.Netting 1993,esp.17ff(关于马克思和恰亚诺夫),64(关于不必要的二分法).
[40]此定义在IISH-Collab的“全球劳动关系(1500-2000)”研究项目中得到完善。参见:Hofmeester et al.2015.
[41]Tilly & Tilly 1998,73-5,87.See also pp.350-8.
[42]Lourens & Lucassen 1999;Kessler & Lucassen 2013;see also pp.302-4.
[43]顺便提及,正如在第389、第395页特别解释的那样,此处并不排除雇主和工人之间的合作。
[44]Price & Feinman 2012;另见:K.Davids2013a(其论述除涵盖国家和市场外,亦涉及宗教).
[45]Manning 2013;Lucassen & Lucassen 2014.
[46]De Zwart & Van Zande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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