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巴斯克共和国尤兹卡迪(巴斯克语“祖国”)的实践结束了,它的政治领导人使它沦落成一个流亡政府,并迁入巴塞罗那。加米尔将军全神贯注地把尽可能多的部队撤向桑坦德,在一次空袭中,他失去了第二师新任意大利指挥官尼诺·纳内蒂。 [47]他的任务相对容易,因为佛朗哥就像他的空军司令金德兰抱怨的那样,在获得了毕尔巴鄂之后,并没有认真努力地迅速追击敌人。 [48]国民军从3月份以来已经损失了3万人,包括4,500人死亡;加米尔预计共和军方面的伤亡总数是3.5万人,其中死亡人数最多可达1万人。 [49]
在马拉加陷落后,佛朗哥从“毫无意义的枪击事件”中吸取了教训。他禁止大批分遣队进入毕尔巴鄂,以避免产生过度行为。 [50]因此,他们没有立刻进行报复,平民囚犯也很少。但征服者同时也立刻想方设法着手消除巴斯克的分离主义情绪。校长们至少要积极证明自己的政治中立,否则就会被解雇。巴斯克语言被官方禁止。两周之内,原料和货物采购公司(ROWAK)的赫尔·贝斯克(Herr Bethke)参观了毕尔巴鄂的铁矿、鼓风炉和轧钢厂,发现它们都损坏了。人们开始继续为接下来的攻势做充足准备。 [51]过去运往英国,特别是威尔士钢铁公司(Steel Company of Wales)的矿石被暂停和转向。 [52]加尔达考的重要化工厂也是如此,它是西班牙唯一一家有能力制造炮弹的工厂。比斯开的炸药产量占整个西班牙的一半。毕尔巴鄂的陷落也同时意味着,西班牙三个主要的电信电缆终端都掌握在佛朗哥手中(另两个在比戈和马拉加)。 [53]
在英国斯托纳姆(Stoneham,属于汉普郡)的主难民营里,毕尔巴鄂沦陷的消息是由一名牧师告诉巴斯克的难民儿童的。聚集在一起的孩子们惊骇极了,他们用石头和棍子砸向带来坏消息的人。3,500名儿童中有300名在极度悲伤中毫无目的地冲出了营地。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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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尔巴鄂的陷落加剧了世界范围内对西班牙内战宗教意义的激烈争论。争论的基调在1月份就确定了下来,当时梵蒂冈期刊《罗马观察报》(Osservatore Romano)曾认真思考:“对于一种富有战斗精神的人生观,为教义而斗争是一场圣战……只有自由主义不可知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试图贯彻容忍的概念……才会被意识形态斗争震撼。” [55]尽管如此,巴斯克人内的共和派却是“西班牙最信奉基督教的人”, [56]这使天主教徒开始关注起他们的忠诚来。春天,两位著名的法国天主教徒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和雅克·马里坦(Jacques Maritain)发表了一份支持巴斯克的宣言。维多利亚主教穆希卡在罗马写信支持法国人的宣言,虽然他依然拒绝公开以他的名字为巴斯克人辩护 [57]——他只是向梵蒂冈提出抗议,在那里,他的观点极富影响力。格尔尼卡的毁灭加强了那些被法国右翼天主教媒体称为“红色基督徒”(chrétiens rouges)的人的力量。5月15日,罗马的两名西班牙多明我会教徒卡洛神父和贝尔特兰·德埃雷迪亚神父,发表了一份支持暴力的小册子,谴责“在太多天主教家庭中普遍存在”的想法,即一个人可以在西班牙内战中保持中立。这意味着给予“杀人犯、上帝和圣父土地上的叛徒”以平等的权利。罪恶(“Sin”),像犯罪(“Crime”)一样,没有任何权利。威斯敏斯特大主教将这场战争描述为“基督教文明和有史以来使世界黯然失色的最残酷的异教徒之间的激烈斗争” [58]。教皇官方宣布所有那些被谋杀的教士都是烈士。克劳德尔(Claudel)立刻写下了他的颂歌《致西班牙烈士》(Aux Martyrs Espagnols),作为佛朗哥政府驻巴黎外交官胡安·埃斯特里奇(Juan Estelrich)所写的一本亲民族主义书籍的诗体序言。7月1日,马里坦在《新法国杂志》(La Nouvelle Revue franñaise)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作为答复。他在文章中说,那些以宗教名义杀害穷人、“基督的人民”的人,和那些因对宗教的仇恨而杀害教士的人一样应受惩罚。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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