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月19日的气氛,有一个小故事描述了这一天。在巴塞罗那一名同志的家中,控制巡逻队经过例行检查打开了一只鸟笼,释放了一只金丝雀:今天是自由的日子!
——曼努埃尔·卡萨诺瓦(MANUEL CASANOVA)
1936年6月23日,流放于加那利群岛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给总理卡萨雷斯·基罗加写了一封信。信的字里行间透露出军官内部存在的分歧,显示出国家已处在分裂的边缘。佛朗哥反对撤除他们部队中右翼军官的职务。他表示,这些事情正引发军队中的不满情绪,事关重大,他觉得自己不得不去提醒总理(同时也是战争部长)有关“涉及军纪”的危险。 [1]这封信是佛朗哥在“历史剧变前”的最后声明,他表示为保和平他已竭尽所能,尽管他事先一定清楚,在最后的时刻,一切行动都无济于事。然而,总理并未予以回复。一直到1936年的夏天(尽管在选举结束后他立即采取了行动),佛朗哥似乎仍在犹豫不决。在里斯本的圣胡尔霍劝告称:“无论是否得到佛朗哥的支持,我们都要拯救西班牙。” [2]6月底,万事俱备,就剩下起义的日期等这位卡洛斯主义者点头了。6月29日,何塞·安东尼奥给各地方长枪党的头目们下达了行动部署:长枪党要维持自身的身份立场;任何一个特定地区的长枪党,只能有三分之一的党员听从军事派遣。 [3]
然而事情急转而下,7月1日,莫拉被迫发布了一份公文,以此来劝说他的同谋们先不要擅自行动。军队力量远未凝聚,他不得不用带有威胁的口吻表示:“他(佛朗哥)不仅不与我们共进退,甚至还要与我们为敌——不过即便是理应共患难的同伴熟视无睹,也阻挡不了(我们)胜利的步伐。”如果说过去佛朗哥确实还在犹豫之中煎熬,那此刻的他也许已经忍无可忍了。卡洛斯主义者和长枪党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要求:卡洛斯主义者执着于叛军行军时高举的旗帜的颜色,而长枪党还存留有权限上的界定问题。莫拉曾考虑向他的出生地——古巴撤军,他甚至还想过一死了之或者杀了卡洛斯领袖曼努埃尔·法尔·孔德,但他还是硬撑了下来。
在摩洛哥,非洲军团开始了夏季演练。整座城市陷入了建筑罢工的浪潮当中:承包商和无政府主义工人们拒绝接受劳动者总工会认可的仲裁。 [4]拉尔戈实现工人联盟的梦想破灭了。发起罢工的还有左翼工人、服务业人员和斗牛士——前两者是响应劳动者总工会左翼激进分子的号召(而斗牛士罢工源于当年夏天两位墨西哥斗牛士成功进行的一场决斗,新闻称墨西哥人比西班牙人勇敢)。与此同时,社会党仍然无休止地进行内部斗争,尤其在社会党主席选举结果的问题上。虽然身为阿斯图里亚斯矿工的领袖,普列托的好友冈萨雷斯·培尼亚在选举中获得的票数并不尽如人意,但卡瓦列罗派还是指责普列托派投机取巧,认为他们明显是有目的地排挤那些在1934年消极对待起义的人。 [5]
6月底,在万众期待之下,社会主义青年团体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体联合组成了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Juventudes Socialistas Unificadas)。虽然该团体任用的领导者多数都是社会主义者,比如圣地亚哥·卡里略,但他们采取的是共产主义政策,甚至连拉尔戈的随从也牵扯其中,这引起了一些人的警觉。拉尔戈掌管的报纸《光明报》的编辑阿拉基斯塔因高调地诘问(令人颇感意外的是此前他一直是一名亲共产主义分子):“我们已经失去了年轻力量的支持。西班牙社会党未来的路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 [6]普列托再难压制心中的怒火,但拉尔戈·卡瓦列罗似乎对此不以为然。马德里的社会主义者甚至在考虑将社会党和西班牙共产党合并。社会主义青年团体与其他团体一样,持续进行着军事训练,负责军事训练的组织人是来自都灵的意大利社会主义者费尔南多·德罗萨(Fernando de Rosa),他曾因1929年在布鲁塞尔刺杀萨伏依的翁贝托王子而被人熟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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