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过半,文稿经纪人詹姆斯·麦克吉本(James Macgibbon)找到我。当时他就职于著名的柯蒂斯·布朗(Gurtis Brown)公司。 [1]他是一位温和的左翼,一位迷人的绅士出版人,曾任麦克吉本&基公司的创始主席。詹姆斯邀我到萨维尔俱乐部共进午餐,但我去得太晚,于是我们转而沿途走到康诺特酒店。在那儿,他谈到我的小说《世界的游戏》的结尾,里面描写了英雄出走以色列的战斗故事。他说,这让他想起其他类似的冒险故事,例如西班牙内战的故事。真是碰巧,他认识的一位美国出版人小卡斯·坎菲尔德[Cass Canfield Junior,他的父亲是重组了哈珀兄弟出版公司(Harper Brothers)的伟大出版人卡斯·坎菲尔德],想找人为他就职的科沃德·麦卡恩(Coward McCann)公司写一部关于这场内战的书。他问我是否有兴趣接受这项委托,如果有,我需要写一份大纲。我同意了。
到8月,大纲完成了。比我年长近十岁的小卡斯·坎菲尔德非常满意,并委托我为哈珀兄弟出版公司创作该书——当时他已加入这家出版社。对于我在英格兰的出版商,艾尔和斯波蒂斯伍德出版公司(Eyre and Spottiswoode)的道格拉斯·杰罗尔德(Douglas Jerrold)而言,大纲即便没能取悦他,但也令他满意。杰罗尔德曾出版我的小说《世界的游戏》。他在1936年曾是佛朗哥的积极支持者。事实上,正是他租用迅龙飞机把佛朗哥将军从加那利群岛载往摩洛哥。杰罗尔德、路易斯·博林(Luis Bolín)和里卡多·德拉谢尔瓦(Ricardo de la Cierva)在辛普森滨河餐的一次会面中策划了这一行程。博林当时是西班牙报纸《阿贝赛报》(ABC)驻伦敦的通讯员;德拉谢尔瓦则是这款直升机的发明者。杰罗尔德在他的著作《乔治时代的冒险》(Georgian Adventure)的段落中,清晰表明了自己关于西班牙内战的立场。1938年拜访佛朗哥之后,他写道,虽然佛朗哥可能并不是一名“伟人”,但他“确实无比重要,是个极好的人,或许是个英雄,或许是个圣人……” [2]詹姆斯·麦克吉本与道格拉斯·杰罗尔德,这是一个多么奇异的资助人联盟啊!小卡斯代表哈珀兄弟出版公司给我提供了300美元的订金,艾尔和斯波蒂斯伍德出版公司给了我250英镑。我想本书计划就此落定。
我在1957年夏到1961年春这段时间研究西班牙内战的历史。研究初始,我便在思考这场战争中有关国际方面的信息。我获得了德国外交部的文件。它们从1951年开始便在定期出版,但尚未有人使用过。有关意大利方面信息的获得,我得到了诸多便利,不仅可以阅读官方文书,而且可以阅读齐亚诺(Ciano)伯爵30年代后期的日记。我曾在剑桥与他的遗孀见面。至于法国,我有一些议会档案,其中包括1936年驻马德里的法军专员莫雷尔(Morel)上校的回忆记录。他跟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 [3]曾说过一些事,大意是“我唯一能告诉你的是:我可以向你保证,法兰西国王本该参战的”。英国方面和著名的不干涉委员会的信息源则更难敲定,不过我最终找到了一些外交部文件。关于不干涉委员会的文件在当时仍属机密,但我发现在荷兰有一个版本可轻易获取。我并未在外交部阅读到这一西方机构的正式文书。假如能读到,我应该可以发现有间谍唐纳德·麦克莱恩(Donald Maclean)和约翰·凯恩克罗斯(John Cairncross)签名的备忘录。在一份版本精良的美国外交文书选集里,我发现了外交大使克劳德·鲍尔斯(Claude Bowers)在30年代与罗斯福总统的交流记录。当然,了解苏联要难得多。不过众多前共产党人和其他人士,甚至是一些苏联军官,都记录了他们的见闻。
我还与当时登上过外交舞台的一些幸存者会面。例如,我的一次大冒险便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与约翰内斯·伯恩哈特(Johannes Bernhardt)共进晚餐。这个德国商人曾在1936年7月拜访希特勒,请求他帮助佛朗哥。尽管他曾是党卫军的将军,但跟我预期的反差极大。他是个忧郁的东普鲁士人。和我在一起时,他花了很长时间来哀叹苏联人在他年轻时征服了德国领土的过往。他将佛朗哥的一封信传递给希特勒。伯恩哈特说,信的风格十分“孩子气”。或许正因如此,这封信似乎才未见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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