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到巴黎福煦大街(Avenue Foch)拜访了流亡在外的共和国政府。我坐在他们的图书室,听到隔壁房间传来兴奋的讨论声,而后所有部长带着微笑走出。“政府已经垮台了。”埃米利奥·埃雷拉(Emilio Herrera)将军对我说。“那么谁是新任首相呢,我的将军?”我问道。“我获得了这份荣誉。”埃雷拉认真地回答。
前无政府主义者同样活力四射,例如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JoséGarcía Pradas)和无政府主义部长兼领袖费德里卡·蒙塞尼(Federica Montseny)。前者在加入BBC西班牙服务之前曾是年轻气盛的暴力之徒。我见到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胡利安·戈尔金(Julian Gorkin)。他以相当确定的态度告诉我如何判断共产主义者[20世纪20年代,当统一工人党让他刺杀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时,他曾离党而去。他坚持认为,“热情之花”颇为类似于杜·莫里耶(du Maurier)塑造的“软毡帽”(Trilby),是共产国际超级特派员维托里奥·卡德维拉(Vittorio Codovilla)着手创造的一个积极肯干的形象,后者还将自己视为杜·莫里耶再世]。我还与小胡安·内格林博士(Dr Juan Negrín Junior)及其妻子罗西塔·迪亚斯(Rosita Díaz)谈话。小胡安·内格林是社会主义者胡安·内格林(Juan Negrín)之子,且一度是他父亲的参谋。我还同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Salvador de Madariaga)成了朋友,他总是一副积极乐观的样子。其他人还包括:阿尔韦托·奥南迪亚(Alberto Onandía)神父,向我描绘了他亲眼目击的空袭格尔尼卡的情景;巴斯克人路易斯·德奥图萨尔(Luis de Ortúzar),现在是毕尔巴鄂的巴斯克警察局局长;曼努埃尔·塔维尼亚(Manuel Tagüeña),内战开始时是学生领袖,内战结束时是军官,如今作为药剂师在墨西哥过着平静的生活。
在英国的左翼中,我找到了众多有趣的亲历者,包括:姬蒂·温特林厄姆(Kitty Wintringham),国际旅英国营最后一位指挥官的遗孀;英国营的参谋长、忧郁的演员马尔科姆·邓巴[Malcolm Dunbar,原书此处为“迈克尔·邓巴”(Michael Dunbar)疑误],不久后他便走向威尔士的海边,投海自尽;在巴黎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的肯尼思·辛克莱·洛蒂特(Kenneth Sinclair Loutitt),他曾是共产党员,并且非常乐意谈他那些在党内的老友;另一个知晓西班牙共产党经历的克劳德·科伯恩(Claud Cockburn),曾任《周报》(The Week)编辑,非常有趣、智慧、热情。我见了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家,如:前议长、当时已受封为邓罗西尔(Dunrossil)勋爵的W. S. 莫里森(W. S. Morrison)和菲利普·诺埃尔—贝克(Philip Noel-Baker);曾任第十五国际旅政委的乔治·艾特肯(George Aitken),曾任该旅指挥官的弗雷德·科普曼(Fred Copeman),以及切尔西国际旅成员汉弗莱·斯莱特(Humphrey Slater)。后者把自己的名字从休(Hugh)改成汉弗莱(Humphrey),因为他觉得汉弗莱这个名字更像工人阶级。我接着还访问了共和国的热情支持者,例如贾尔斯·罗米利(Giles Romilly)、菲利普·汤因比(Philip Toynbee)、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迈尔斯·托马林(Miles Tomalin)、汉弗莱·黑尔(Humphrey Hare)和玛戈·海涅曼(Margot Heinemann)。黑尔是南希·米特福德(Nancy Mitford)的朋友,他起着类似英国情报员的作用,尽管不如唐纳德·达林(Donald Darling)重要,后者是身在加泰罗尼亚的英情报局(SIS)人员。玛戈·海涅曼是杰出的小说家,曾是前途无量的诗人约翰·康福德(John Cornford)的女友。我在剑桥见过康福德聪慧的母亲弗朗西丝(Frances)。弗朗西丝向我保证,她的儿子约翰1936年秋返回西班牙时并不情愿,而后他死于友军的炮火。她认为这是有人故意为之。玛戈·海涅曼则愤怒地否认了这种观点。
在日内瓦,我与弗兰克·耶利内克进行了多次谈话,他是《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驻西班牙的通讯员。他给了我一些当时的剪报,这些剪报无比珍贵。我在50年代约见的另一位在30年代活跃的记者,亨利·巴克利(Henry Buckley)。他是个极好的信息源,因为他熟识共和国的各位政治家。
我搜罗了一大批图书。它们由西班牙内战的参与者、国际旅成员或记者在内战时期用所有能想到的各种语言写成。在大英博物馆旧馆的老阅览室和伦敦图书馆里,我满怀热情地研习了所有这类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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