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君主主义日报《阿贝赛报》的新闻记者路易斯·博林包下了克罗伊登奥利航空公司的一架迅龙飞机,并准备借此机会把加那利群岛的佛朗哥送往摩洛哥。佛朗哥此行的目的是统领非洲军团。之所以选用一架外国飞机是因为西班牙没有能保证万无一失的国产飞机。博林收到的指令来自他的策划马克斯·卢卡·德特纳,自1931年起,德特纳就在做阴谋策划,他准备前往拉斯帕尔马斯,但如果到7月31日还得不到进一步的消息,他将返回英国。 [16]7月11日,这架英国包机从克罗伊登起飞,驾驶飞机的贝布机长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卷入了一场阴谋当中。 [17]一同在飞机上的还有博林、一名退役少校、休·波利亚德和两位聪明的年轻女士,这两位女士中一位是波利亚德的女儿,另一位是波利亚德的朋友。天主教报刊发行人道格拉斯·杰罗尔德告诉这些同样对行程目的一无所知的乘客,这只是一次普普通通的飞行,毕竟,他不可能向这些人透露这是一场惊天阴谋。 [18]
一天夜晚,巴伦西亚的广播站被一群躁动的长枪党人抢占,他们奇怪地声称“全国工团主义革命”将要打响,并在警察赶来之前逃跑了。同日,在马德里,总理再次收到了关于事态发展的警告。他带着易被曲解的愉悦态度询问道:“这么看来要爆发起义了吗?”“好吧,就我而言,我应该就地‘卧倒(投降)’!” [19]不久前,他曾以同样的方式嘲弄了一份关于卡洛斯主义者在纳瓦拉活动的报告。来向他汇报的是由“热情之花”陪同的潘普洛纳的共产主义领导者赫苏斯·蒙松(Jesús Monzón)。 [20]然而,海军部长希拉尔更有远见:海军演练被限制在摩洛哥和加那利群岛;忠诚的报务员被安插在马德里线型之城地区的海军电台总部和重要的船上。 [21]
7月12日,莫拉和卡洛斯主义者似乎仍然未能达成共识。然而,莫拉试图在避免过多让步的前提之下,确保目的达成。首先,他瞄准了好战情绪高涨的纳瓦拉卡洛斯主义青年团体,这些青年对于加入起义的条件越来越不在乎。其次,是利用孔德·德罗德斯诺的可变通性。一直希望与西班牙其他右翼势力(尤其是阿方索主义的君主主义者)结盟的德罗德斯诺痛恨法尔·孔德。如今,作为卡洛斯主义在潘普洛纳的领导者,如果起义爆发,德罗德斯诺有能力确保身在圣让德卢兹的波旁王子哈维尔在有效询问他在维也纳的叔叔阿方索·卡洛斯并收到答复以前,同意支持起义。于是,无论战争结果怎样,莫拉与卡洛斯主义者都站在了同一战线,而卡洛斯主义者加入起义所要求的条件比法尔·孔德、哈维尔和阿方索·卡洛斯认为的更加不确定。 [22]
在摩洛哥,外籍军团和摩尔部队的军事演练以罗梅拉莱斯将军(Generals Romerales)和戈麦斯·莫拉托将军(Gómez Morato)组织的阅兵式结束,他们分别担任摩洛哥东部的指挥官和非洲军团的指挥官。无论是组织阅兵的两位将军还是临时的高级长官阿尔瓦雷斯·布耶拉(álvarez Buylla),都对酝酿当中的起义毫不知情,但许多参加阅兵的军官都参与了军事政变的策划。戈麦斯·莫拉托在传统军人圈子内并不受待见,因为他主持了由阿萨尼亚下令的部队重组计划,此举是为了把忠于共和国的军官安插在重要岗位上。在举行阅兵的当晚,组织阅兵的两位将军在发给马德里的电报中称非洲军团一切正常。然而,在军事演练期间,策划起义的人就已进行了秘密会谈。在一场由年轻军官参加的会议中,外籍军团的高级指挥官亚格甚至用“十字军”(crusade,后来在国家主义演讲中被经常使用)来描述发动起义的团体。生性顽固的亚格很有政治野心,之前的共和国工作让他的事业受挫,因为他支持长枪党。阅兵结束后,军人晚宴上有人高喊:“咖啡(CAFE) [23]!”这句话的意思是“同志们!跟上西班牙的长枪党!”阿尔瓦雷斯·布耶拉询问,为何餐桌上还有鱼的时候有人要咖啡。他得到的回复是,喊声来自一群年轻士兵,恐怕是这群士兵有些醉了。 [24]与此同时,那架迅龙飞机在同天抵达了里斯本,博林会见了圣胡尔霍。圣胡尔霍让博林相信佛朗哥是让起义成功的“那个人” [25];之后,飞机途经卡萨布兰卡、尤比角,最终抵达了拉斯帕尔马斯。
当晚9点钟,在马德里市中心,突击警卫队的副官何塞·卡斯蒂略(José Castillo)正离开位于奥古斯托菲格罗纳大街的家,前去执行任务。同年4月份,他曾负责指挥镇压由国民警卫队中尉德洛斯·雷耶斯(de los Reyes)的葬礼所引发的骚乱,而德洛斯·雷耶斯在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纪念日的当天被枪杀。后来,卡斯蒂略还帮助社会主义者训练民兵组织。从那以后,卡斯蒂略成了长枪党重点报复的对象。他在6月份举办了婚礼,而他的新娘在新婚之夜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责问她为什么要嫁给一个“将要变成一具尸体”的人。7月12日,在马德里夏季的一个炎热的星期天,卡斯蒂略离开家后不久即被4名带有左轮手枪的男子枪杀,凶手们迅速逃窜,消失在拥挤的街道上。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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