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在巴伦西亚、巴塞罗那和马德里举行了第二届国际作家大会,这如同是一个由作家组成的“巡回马戏团”,旨在将这些论战推向高潮。大会公开宣扬的目的是讨论知识分子对战争的态度,但是除此之外,大会还有一个隐藏目的,那就是谴责安德烈·纪德(AndréGide),他在自己最近的一本书《访苏归来》(Retour de l’URSS)中攻击了苏联,但在苏联,他曾经被当作政府的朋友予以接待。海明威、斯彭德、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尼古拉斯·纪廉(Nicolás Guillén)、奥克塔维奥·帕斯以及共和国的大多数主要文学辩护者出席了这次大会。其他出席者包括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安德烈·尚松、伊里亚·爱伦堡、路德维希·雷恩和埃里克·韦内特(Eric Weinert,其中韦内特和雷恩都曾在国际纵队服役)。大会由马尔罗主导,他“紧张地抽动着鼻子和抽搐着”捍卫纪德,否定人们对纪德是一个“希特勒法西斯”的指控。 [71]代表们开着劳斯莱斯,与西班牙战争诗人拉斐尔·阿尔贝蒂、阿尔托拉奎尔(Altolaguirre)、贝加明(Bergamín)、安东尼奥·马查多和米格尔·埃尔南德斯(Miguel Hernández)交谈。其中,拉斐尔·阿尔贝蒂的作品最为丰富,例如第十五国际旅的报纸《自由志愿者》(Volunteer for Liberty)几乎所有版本都有他的诗句。然而,最好的新诗人可能是米格尔·埃尔南德斯——在战争开始时他是第五军团的成员。他是一个牧羊人,曾通过向山里的一名教士学习16世纪和17世纪的作品提升阅读能力。内战的爆发使他的诗歌活力绽放。比如:
人民的风支撑着我,
在我心中蔓延。
人民的风激励着我,
在我的喉咙里咆哮……
我不来自阉牛的人群,
我的人民赞美我,
狮子的跳跃,
老鹰的直冲,
以及公牛的强大冲锋,
它的骄傲写满了牛角。
埃尔南德斯代表了整整一代年轻的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他们认为自己在西班牙是为了自由而战。他们蔑视失败主义,将战争看作军事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 [72]
大会宣读了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讲话。 [73]如同其他许多这样的场合都会演奏不同国家的国歌一般,在巴塞罗那,当乐队演奏英国国歌《天佑国王》(God Save the King)时,英国诗人斯蒂芬·斯彭德用共产主义的方式握紧拳头致敬。阿萨尼亚拒绝致闭幕词。他认为来自国外的代表中没有什么重要人物,而西班牙代表团也并不比外国人“更清醒”。 [74]
夏天,司法部长曼努埃尔·德伊鲁霍在内格林的鼓励以及加泰罗尼亚市议员的配合下,尽最大努力恢复了传统司法:由正规的法官担任人民法庭的主席,监狱长来自原来的职业人士,而不是由政治派别任命的,四角法官帽(biretta)也回到法庭,共和国的旗帜也在法庭大楼上空飘扬。诸如安赫尔·桑布兰卡特(Angel Samblancat)和爱德华多·巴里奥贝罗(Eduardo Barriobero)这样的极端革命律师也在巴塞罗那失去了他们可怕的力量。许多最初狂热地迎接革命的人,现在也相当欢迎这样的回潮,因为这些做法在他们看来是正义战胜武力统治、可预测性战胜武断的重要胜利。但这些事情也有一定的黑暗面。自从内格林政府成立以来,西班牙共产党就在全力以赴地排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托洛茨基派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它的领导人被指控为法西斯主义,与佛朗哥勾结。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打击行动包括逮捕、审讯和实施酷刑,主要由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实行。西班牙共产党人不知道或者不敢猜出真相,当察觉到发生了什么事时,他们也只能小心翼翼地报以掌声,从而以一种他们从未完全认识到的方式,使共和事业陷入了士气消沉。信奉天主教的共产主义者何塞·贝加明(José Bergamín)真的相信尼恩、戈尔金和安德拉达是间谍吗?这恐怕不可信。但他依然写道,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没有任何辩解权。 [75]社会党的普列托主义者一翼,甚至共和国的左翼,都纵容了这些行为,也损害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被战争问题和战争的残酷性困扰,在阅读了所谓关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叛国行为的报告之后,自觉将这种怀疑带来的好处归于原告,而不是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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