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500—600名流亡于苏联的共产主义者被送到西班牙。 [730]这些人中有像斯特恩(“克莱贝尔”)、扎伊瑟(戈麦斯)、查尔卡(“卢卡奇”)以及加利茨(“加尔”)这些参加过一战,也有可能加入过苏联军队国际旅的人。在那些来到西班牙的共产主义流亡者中,他们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 [731]
一名英国共产主义志愿兵贴切地概括出他的同胞们加入志愿兵的原因,他说:“毫无疑问,绝大多数人来到这里都是出于一个理想,不管是什么样的动机促使他们去追寻这样一个理想。” [732]许多志愿兵把他们在西班牙进行的斗争当作是反抗祖国敌人的第一步——尤其是意大利人,他们可以利用西班牙的广播站在意大利播报反对墨索里尼的广播:就像“卡洛斯”所言,这是“由喇叭组成的炮兵部队” [733]。西班牙内战重新唤醒了意大利的反法西斯斗争。类似还有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主义者阿图尔·伦敦(Artur London),他把他在国际旅的贡献当作是中欧反纳粹斗争中的一部分。 [734]
国际旅的中央招募处设立在巴黎的拉斐特大街。在苏联政府部门任职且被称作“沃尔特”的波兰上校卡罗尔·什夫泽夫斯基担任军事顾问,他是附近沙布罗尔大街技术处的处长。什夫泽夫斯基曾在一战中为苏联战斗,他还参与了俄国革命和苏俄内战,后来成了莫斯科军事学校的一名教授。 [735]招募宣传的主题口号是:西班牙应该成为“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坟墓”。受雇的志愿兵没有签署合同,也并不知道他们将要战斗多久——这些含糊不清的承诺后来引起了一些麻烦。身处法国的志愿兵通过火车或船被送往西班牙。之后,他们或自行或被集中送往在阿尔瓦塞特新建立的基地——该基地位于马德里与巴伦西亚之间的地区,其四周被拉曼哈阴暗的废物包围,几百年来,这里以生产刀具闻名。 [736]
由500名志愿兵组成的第一支分遣队在巴黎的奥斯特里茨火车站乘坐77号列车(“志愿兵的火车”),途经佩皮尼昂和巴塞罗那,于10月14日抵达阿尔瓦塞特,他们到达后才发现,这里基本没有准备接待工作。他们被安置在国民警卫队曾经的兵营中,然而这里一楼的房间里还残留着7月25日被杀之人的血迹。因此,对此感到恶心的国际旅成员们睡觉的时候都更希望挤在楼上的房间。 [737]第一批赶来的国际旅成员几乎都是法国人,其中还有一部分从巴黎来的波兰和德国的流亡者。此外,还有一些白俄罗斯人。不久之后加入这些刚来的新兵中的,还有曾在阿拉贡地区和塔霍河谷战斗过的外国志愿兵、台尔曼百人队的残余部队、来自意大利歌斯东尼—索齐营的一部分成员以及法国的“巴黎公社”纵队。年轻的英国诗人约翰·康福德也在那批志愿兵们当中(虽然他在参加完8月份的战斗后请病假回到了英国)。抵达阿尔瓦塞特的当天,所有志愿兵都被登记在案。一名文书员会询问在场的人员是否有官员、未授军衔的军官、厨师、打字员、炮兵、骑手或者机枪手。之后,志愿兵们按语言分队,并以合适的名字为这些队伍冠名。由于当时的英国志愿兵人数过少,无法组成单独的一队,他们中有一部分被分到德国人的那支队伍中,另一部分被分到法国人的那支中。 [738]
在掌管基地的最高“三人领导小组”中,安德烈·马蒂担任指挥官,路易吉·隆戈(Luigi Longo,“加略”)担任督察长,朱塞佩·迪维托里奥(Giuseppe di Vittorio,“尼可利提”)担任政治委员长。 [739]其中两名意大利人都是有能力又仁慈的人。 [740]这两点品质都是马蒂缺少的。出生于佩皮尼昂、拥有加泰罗尼亚人血统的马蒂是一名工人的儿子,在他外出忙于“巴黎公社”纵队事务期间,他的父亲被判处死刑。马蒂第一次崭露头角是在1919年。当时,身为海员机械师的他带领法国黑海舰队反抗接收到的支援白俄罗斯军队的命令。他后来成了一名共产主义者。随后几年,他在法国共产党中崛起,这是由于他当过“黑海叛变者”的经历。他之所以能在阿尔瓦塞特得到重用是因为他所谓的军事学识以及深得斯大林信任——他曾在17年前拒绝拿起武器对抗挣扎中的苏联。他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ECCI)七人理事会(书记处)中的一员——鉴于西班牙行动的重要性,国际旅的首长必然是该机构中的一员。他不幸陷入对法西斯主义和托洛茨基派间谍的恐惧之中。 [741]他的妻子波琳一路跟随他来到了西班牙——有的时候,他似乎也会对他的妻子进行试探和躲避。即便这件事无足轻重,委任他依然是斯大林犯下的许多错误中的一个。只不过斯大林本人的性格比安德烈·马蒂还要多疑。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