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那些“平凡至极的德国人”集体造就了纳粹主义,这一认知直到最近20年左右才被广泛接受。与此同时,通过细致的细节研究证明了纳粹政权的群众性,从而把每个人特有的罪责正确区分开来,这在格茨·阿利(Götz Aly)的《希特勒的民族帝国》(HitlersVolksstaat)一书中得到了最有力的阐述。
与此同时,“二战”后出生的人则渐渐满足于一种“记忆文化状态”,这种状态有着令人费解的特征。在联邦政治教育中心(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的网页上这样写着:“最迟至2005年,统一的德国在历史回顾中一跃升为‘二战’的胜利之国。在庆祝诺曼底登陆日以及战胜希特勒第三帝国60周年之际,德国总理格哈特·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及其随行代表团不再需要在庆祝活动中躲躲藏藏。德国政府代表得以出席前盟军的庆祝活动使成功的德国民主制度受到了加冕般的殊荣。” 相应地在德国政治人物的许多言谈中,透露着对以往历史所进行的自我反思的公开自豪,沾沾自喜地自诩为道德领先于其他国家及持不同政见者。德国将自己视为“在处理过去的领域里的世界出口冠军” ,与此同时,关于大屠杀的演讲稿充满了模版化的陈词滥调,而对一些无伤大雅的错误却做出了无比歇斯底里的反应,这只证明德国人缺乏自信和内心的坚定,对那些偏执地要证明其独裁臆想的右翼极端分子而言,这种作为可谓正中下怀。
德国的民主制度到底有多稳定和多开放?至今为止我们还无须借助于一个真实存在的危机来对此加以证实。1946年,随着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有关罪责问题的讲稿的出版,他就制定并引入了一套讨论规则。 雅斯贝斯坚持认为,让德国人改过自新最有效的道路必须从深刻改变其讨论方式开始:“只有当我们德国人在交流中找到了彼此,德国才能再次复苏。” 对他来讲,不遗余力的诚实就是其前提。他知道人们会用太过明了的相对化让自己躲避责任,即使如此他还是提出了极为迫切的请求:“我们要学会彼此交谈。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只是重复我们的想法,而是要倾听他人之所想。我们不能只想着以言制胜,而是要对内在关联进行思考,倾听其原因,做好获得新认知的准备。我们要从内心尝试换位思考。对,我们正是要找出与我们相左的意见。和急于坚持那些彼此互相排斥的立场从而使沟通无望而终、一拍两散相比,在针锋相对之中找出共同点更为重要。”
关于社会分裂的隐患是人们时下常说的话题。但愿每个人都检验一下,雅斯贝斯当年关于建立一个更具冲突能力的社会的教诲是否真的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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