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得了忧郁症的人做朋友很难,但这是你能做的最善良、最高贵、最好的事情。
现今,公共生活日益令人愤慨,私人生活则愈来愈凄惨。我发现自己常常和陷入困境的人交谈。在这些人当中,有人因忧郁症所苦、有人为了生活挣扎,还有一些人困在悲伤的泥淖里。这是另一种艰难对话,跟上一章描述的严重冲突不同。在接下来的三个章节,我将分享如何陪伴他人度过这些考验──包括忧郁、挣扎和痛苦。尽管我们无法为他们解决问题,但有办法让他们觉得我们真的了解他们所受的苦。
忧郁症带给我一段最刻骨铭心的经历,因为我的老友彼得.马克斯(Peter Marks)身受其害。我和彼得打从十一岁就玩在一起。我们一起打篮球、垒球、参加夺旗赛、打橄榄球。我们互相调侃、恶作剧、取笑对方的舞步、揶揄彼此的恋情是烂桃花等,几乎什么都能玩。即使一起吃汉堡也是好玩的游戏,我们夸张的舔嘴咂舌,像唱咏叹调一样赞叹起士的美味。我们的友谊延续了五十个年头。
我太太曾说,他是正常与非凡的罕见组合。此言可说一语中的。他正是这样的人。他身材壮硕,充满阳刚之气,又极其温柔。他是个好父亲,具有无尽的奉献精神,有幽默感,也为自己感到骄傲。他也是个好丈夫,如果你是他太太,必然心怀感激,因为这个人──全世界你最想跟他谈心的人──每晚都坐在餐桌对面,和你说话。
多年来,彼得不时提到有几个同事给他压力,但我不是很了解,直到二○一九年的春天,我们共度周末,我才明白他承受的一切。我太太发现他情况不对。他像灯枯油尽,语调平板,眼神呆滞。六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他把我们拉到一边,对我们说:他不再是他自己。其实,我们早已知道。虽然他还在做他最喜欢的事情──打篮球、在湖里游泳──但他尝不到快乐的滋味了。他担心家人,也担心自己,请求我们继续支持他。我这才看清他的痛苦──这是严重的忧郁症。一个问题显现在我面前:你要如何帮助罹患这种疾病的朋友?我没有答案。
我尽力了,但彼得还是在二○二二年四月自杀身亡。这一章是根据我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专栏文章写成,以记录我从椎心刺骨的那三年和那场无谓的悲剧得到的教训。这是痛苦教我的一课。
彼得.马克斯
首先,我想说说彼得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是在康乃狄克州的夏令营活动认识的,我们连续十年,每年都参加,后来更担任辅导员,从此成为毕生挚友。彼得英俊、高大、健壮、亲切,还有一股傻气。有一次,他发疯似的,在食堂跳来跳去,愈跳愈高,还一边唱歌。他想跳出食堂时,由于门框顶端约莫两公尺出头,一不小心额头就撞上去了,摔个四脚朝天。我们这些年仅十六岁的小辅导员都觉得很好笑。彼得跟我们同龄,他也觉得自己很滑稽。我还记得他躺在地上咯咯笑,眉毛上有一道瘀青。
有一年夏天,我和彼得带领一支由十二、三岁的孩子组成的垒球队,与一支由十四、五岁的孩子组成的队伍比赛。没想到,我们居然赢了。赛后,我、彼得和孩子们一起庆祝,我们欣喜若狂,高声欢呼,举手击掌,在投手丘上拥抱,挤成一团。我们庆祝的时间甚至比比赛时间来得长──我们的自我肯定像火山爆发,这纯粹的喜悦深深印在我的记忆里。
时光飞逝,彼得上大学之后,表现得非常出色,曾在海军服役,后来上了医学院,成了眼科医师。手术前一晚,彼得总是特别注意自己的作息和身体状态,不会出门,确保自己有充足的睡眠,第二天精神饱满的做自己热爱的工作。白天帮病人开完刀,晚上他会打电话给病人,关心他们的情况。他太太珍以前也跟我们一起参加夏令营,因此也是我的好朋友。珍常在他身边,听他用温柔、亲切的声音跟病人讲电话。
表面上看来,在我的朋友圈子里,他似乎是最不可能得到忧郁症的人,毕竟他性格开朗、婚姻美满、事业有成,还有两个很棒的儿子欧文和詹姆斯。但他的童年创伤似乎比我知道的要来得多,最后他还是被忧郁症压垮了。
一开始,我不了解他的问题有多严重。其中一个原因是我的个性。有些人会把问题想得很可怕,想像最坏的情况。我倾向乐观,认为船到桥头自然直,总有办法解决。另一个原因是我不知道忧郁症创造了另一个彼得。我认为自己非常清楚彼得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就算他得了忧郁症,并没有改变我对他的了解。
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忧郁症让我看到一个难以想像的深渊。我这才明白,我们这些没得过忧郁症的幸运者,无法从自己历经的悲伤来了解这种病症。正如哲学家西西莉.怀特利(Cecily Whiteley)和乔纳森.伯奇(Jonathan Birch)写道,这不只是悲伤,而是一种会扭曲时间、空间和自我感知的意识型态。
记者莎莉.布兰普顿(Sally Brampton)说忧郁症是一个「冰冷、漆黑、空洞的地方。比我去过的任何地方都要恐怖,甚至比噩梦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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