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见我,照亮我,我就绽放如花。
如果你看过「屋顶上的提琴手」(Fiddler on the Roof)这部老电影,就知道犹太家庭有多么温暖、热情,总是拥抱彼此、欢唱、跳舞、大笑,也一起抱头痛哭。
但我来自另一种犹太家庭。
我成长的文化,一言以蔽之:「思维方式是犹太人,行为举止像英国人。」我们家的人是拘谨、严肃的。我不是说,我童年很可怜──绝非如此。对我来说,家是一个刺激我成长的地方。在感恩节餐桌上,我们讨论维多利亚时期的墓碑和乳糖不耐症的演化根源(我可不是在开玩笑)。我们是一个有爱的家庭,只是不会把爱表现出来。
于是,我变得有点冷淡、疏离。或许,这不教人意外。我四岁时,幼儿园的老师显然曾对我父母说:「大卫有时不喜欢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玩。他多半站在一边,观察他们。」不知这是天性使然,还是后天造成的,冷漠已成为我个性的一部分。上高中之后,我已在自己的脑子里长住。写作是一件孤独的事,但在我把脑海中的思绪转化为文字时,我觉得自己活力四射。高三那年,我曾想跟一个名叫柏妮丝的女孩约会。搜集情报之后,我发现她已心有所属,想跟另一个男生约会。我很挫折。记得当时我对自己说:「她在想什么?我文章写得比那个家伙好多了!」很有可能我是用一种比较狭隘的眼光,来看大多数人的社交生活。
后来,在我十八岁那年,哥伦比亚大学、卫斯理大学和布朗大学的招生人员决定我该去芝加哥大学。我爱我的母校,自从毕业至今,这所学校已变了很多。当时,那不是一个教我倾听内心声音的所在,因此我仍在情感冰河期,没有破冰的迹象。关于芝加哥大学的描述,这句深得我心:「这是一所由浸信会支持、成立的大学,无神论教授在此教犹太学生圣多玛斯.阿奎那(Saint Thomas Aquinas)的思想。」学生依然穿着这种文字T:「这实际上行得通,但理论上说得过去吗?」我就这样走进这个充满刺激、令人兴奋的世界……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在这里,我竟然如鱼得水。
如果你遇见大学毕业十年后的我,也许会觉得我是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开朗、有点拘谨──但莫测高深,让人有「不知何许人也」之感,也很难了解别人。其实,我是个经验老到的逃避专家。如果有人想亲近我,我则善于跟他们的鞋子眼神交流,然后找借口说,我有要事……现在非去一趟洗衣店不可。我明白,这不是待人接物之道。然而,只要有人想跟我互动,建立友谊的桥梁,我就尴尬万分。其实,我打从内心渴望与人沟通,只是不知该说些什么。
压抑情感成了我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预设模式。我认为,这是常见的原因造成的:对亲密关系的恐惧;直觉警告我,如果我让自己真情流露,我会不喜欢自己表现出来的情感;对脆弱的恐惧;社交能力低下。一个看似微不足道、愚蠢的小插曲象征我这样的压抑人生。我是个超级棒球迷,虽然在现场看过数百场比赛,却不曾在看台上捡过界外球。约莫十五年前,有一天我在巴尔的摩看球赛。一个打击者挥棒,砰,球棒断裂,除了握柄,整支球棒飞了出去,飞越选手席,掉落在我脚边。我上身前倾,把球棒捡起来。在球赛能捡到球棒,要比捡到球难得一千倍!我应该狂喜的跳上跳下,像举起奖杯那样把球棒高高举起,在空中挥舞,跟周围的人击掌,出现在超大萤幕上,当个几秒钟的名人。每个人都盯着我看,然而我只是把球棒放在脚边,一动也不动的坐着,一脸木然。回想起这一刻,我想对自己大喊:「露出一点笑容吧!」但说到自发的表现情感,我就跟大白菜一样,喜怒哀乐不形于色。
不过,人生总有办法使你软化。当了父亲有如历经一场情感革命。后来,我和任何成年人一样,承受种种打击:关系破裂,与人反目成仇,众目睽睽下的失败、丢脸,以及年岁渐增带来的脆弱。了解自己的脆弱,对我来说是件好事,我因而开始正视自己内心深处的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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