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又出现了反映商人阶级要求的思想家,即陈同甫(亮)、叶水心(适)。他们着重地指出所谓“功”与“利”的重要,主张提高商人的政治地位,允许商人分掌经济上的权利。在哲学思想上,他们指出事物的重要,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谈。陈、叶都是著名的坚决主张抗战的人物。
明清时代的社会情况是宋代社会的继续发展。在明代后期,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一些地区中逐渐显著起来。在一些地区中,手工业者与商人展开了反对豪强贵族的非法压迫的斗争,而中小地主阶级也进行反对统治集团中腐化势力的斗争。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逐渐成长,于是封建的生产关系体系便有了裂痕。这些社会情况反映到思想领域内,便是以挽救封建等级秩序为目标的主观唯心主义“心学”的盛行。程朱的学说在明代后期已逐渐失去活力,王阳明(守仁)出来宣扬“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道德先验主义。他否认了物质世界的独立存在,否认了规律的客观性,而以“良知”为万物的根源、人生的准则。所谓良知便是封建道德的意识。但是王阳明在反对程朱学说的斗争中又表现了反权威的姿态,于是传统的思想体系也发生了裂痕。受王学影响的李卓吾(贽),便提出了对于传统道德传统思想之激烈的批判。
明朝政权被农民起义所颠覆,而满族的清国统治者却乘机夺取了中国的主权。这一情况刺激了爱国主义学者,使他们重新探索那研求真理的道路。于是一些卓越的思想家,或者高举起唯物主义的旗帜,或者阐发了民主的理想。清国贵族与汉族爱国人民和知识分子的矛盾,成为明清之际思想发展的社会根源。王船山(夫之)发挥了张横渠的唯物主义学说,提出丰富博大的哲学系统。黄梨洲(宗羲)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的君民关系,提出以“学校”领导政治的民主思想。顾亭林(炎武)批判了脱离实际事物的空谈,树立了科学性的历史研究方法。明清之际的哲学思想在伦理学说方面更表现了批判精神,因而具有启蒙的意义。这是与明代后期封建生产关系体系发生裂痕的事实相适应的。
在清代,启蒙性质最鲜明的思想是戴东原(震)的学说,他严肃地批判了当时满汉统治者“以理杀人”的残酷行为,指出所谓理已经成为“忍而残杀之具”(《孟子字义疏证》) 。他着重地指出道德与情欲的密切关联,“道德之盛,使人之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斯已矣”(同上) 。他的学说反映了人民反对奴役的情绪。
以上是关于从周代到清代中期的哲学思想之阶级意义的简单的叙述。从所叙述的情况中可以得到哪些基本认识呢?我认为似乎可以注意三点。第一,中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过程也表明了哲学史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在每一个时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都有它的特殊形态。随着时代的不同,争论的问题转移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具体形态也都更新了。第二,过去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在伦理学说方面虽然还不能够跳出唯心主义的圈子,然而他们的伦理学说一般说来包含了一些曲折地反映人民愿望的进步因素。他们虽然不可能提出革命的见解,然而基本上是要求统治者对人民让步的。应当承认,唯物主义与人民的愿望之间常常有一定程度的联系,而唯心主义常常是封建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理论表现。第三,在历史上的每一时期,并不是所有的各阶级都有其哲学代表。在秦汉以后漫长的封建时代中,完全代表农民利益的而可以称为农民思想家的人,实在罕见,几乎是没有的,实际上只有同情人民而在某一方面与人民共呼吸的思想家,他们不可能提出反封建的革命主张。(而且农民也不一定能够提出彻底反封建的观点。)同时反动的贵族大地主或腐朽的统治集团,也常常没有哲学上的代言人。在他们中间,不可能出现思想家,而一般学有心得的思想家是不甘于为豪强权贵服务的。汉唐宋明各时代那些受到统治者推崇的学者,如董仲舒、韩愈、程颐、朱熹、王守仁等,都不能说是代表最反动的势力的,他们的学说表现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而与当时执政的贵族大地主还是有一定距离的。这些,应该就是我们考察了二千年来的哲学思想斗争以后所达到的基本认识。
二千年的岁月中所累积起来的哲学遗产是很丰富的。其中有许多科学性的思想,即唯物主义的与辩证的观念,也有不少民主性的思想,即反映了人民愿望的批判性的伦理学说。这些都是过去哲学思想中的精华,是我们今天为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而需要加以继承并发扬的。
最后,需要郑重声明的是:这部书是我二十年前的旧作,其中除了有许多显著的错误与缺点之外,各篇章的内容,在问题的提法上,在观念的阐明上,也都有许多地方是不够科学、不够精确的。所以,就今天的学术水平看来,这部书只能是一本“仅供参考”的书,也可以看作一本类似“资料选辑”的书。这是务请读者注意的。
这部书虽然是我过去的旧作,但是我仍希望能得到读者同志们的批评与指教。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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