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利还指出,人在幼儿时期就有了进攻性,并以此为乐鲁思在6个月时就开始“嬉戏攻击”。她“执意要揪任何抱她的大人鼻部和耳部的毫毛,尤其是头发,大笑着,兴高采烈地叫喊着”;“一个同样年龄的男孩以揪姐姐的头发为乐,而只要姐姐被弄哭了,他便大笑起来。随着智力的增长,这些恶作剧也越来越巧妙”。除了对人类伙伴的戏弄,还有对动物的戏弄,甚至是虐待。鲁思从16个月就爱追小猫,一面追,一面笑,从中获得极大的乐趣。萨利还提到一个与鲁思年龄相仿的小男孩喜欢给小猫身上扑爽身粉,每扑一次他都会发出短短的、哧哧的笑声。他分析说:“毫无疑问,这种笑里一定包含着残忍的喜悦而那是因为见到了对象在受苦。鲁思的那些恶作剧行为甚至都没有掩饰残忍”(书中例举这些幼儿的“残忍”行为,如果与我小时候见过的小孩以“残忍”手段虐待小动物相比,还算文明的,而且当时大人很少制止)。
这种进攻行为,有时表现为对于正常秩序和通行规则的破坏。鲁思22个月大的时候,“大人抱起她说‘晚安’,她常会拽下祖父的眼镜,甚至掀掉祖父的帽子,这些行为始终伴着她的大笑”。萨利分析说“在这些情况里,笑的情绪可以理解为幼儿刚刚领悟到的自身力量的骚动,理解为一种日益增强的喜悦。它来源于一种日益清晰的意识,即意识到自己能制造出惊人的效果”。当然这种伤害到其他的行为不会只停留在天真无邪、小打小闹的程度上,“在纵情于嬉闹游戏的鼓舞下,孩子汇聚了越来越多的精力,因而完全可能发展到做出明显带有粗暴性质的行为。例如,鲁思在大约21个月大的时候,有一次吃饭快要结束时,挑战式地爬到了餐桌上,抓了一把盐,然后大笑着到处爬。大约也在这个时期,这种粗暴行为的新精神也自动表现了出来。鲁思把盘子扔到了房间的另一头,此外还做出了其他粗暴行为”。这些是养育过孩子的成年人都很熟悉的,朱自清先生在他的散文《儿女》中就说到,他的4个儿女常常以捣乱为乐,把一个家庭弄得天翻地覆,仿佛兵荒马乱。在胡闹中胜利者开怀大笑,吃亏者或不能纵情胡闹的便放声大哭。
萨利分析说:“在这些带笑的粗暴行为当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被压抑能量的释放,不仅是‘欢乐精神’的纯粹外泄,一种新的因素、一种反叛者的挑战情绪,使这些粗暴行为更加复杂了。一个两岁的孩子曾有过几次真正的违抗行为,可以说他已经形成了关于秩序和规矩的简单观念。因此,我们有理由做出推断,这种骚乱的乐趣中,存在着某种挑战规矩的意识。萨利还说,这时的“笑”中包含了一种新精神,它已经不是单纯的自然的欢笑,这种“笑”是“粗鲁的”,是“取乐”。而且鲁思“反复地尝试,想知道她能在做出无赖般的淘气行为上走多远而不受责备”,看来人类自幼儿时就觊觎着在破坏秩序后不受惩罚。
这是发生在孩子身上的事,萨利联想到成人发起和参与的社会运动:“我认为,我们在这种行为里发现了一个明显的例证它表明在抛弃传统限制的心态中,笑正在变成其中的一种成分在暴政统治摇摇欲坠的时代,这种成分会演变成暴徒砸碎窗户时的笑,演变成人们过节时、参与骚乱的享乐时的笑。”人,无论优点还是缺欠大部分都与人类本性相关,而人类本性在幼儿时代看得更清楚一些,因为他们还没有学会掩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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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传染性
人类原初的笑,不仅随着年龄增长、生理变化而发展,更多变化还是来源于人群、社会的复杂。前面说到类人猿就会用笑作“社交工具”,在进化成人之后,笑便成为群体和社会的维系力量。笑增加人类的亲和感,陌生人之间的笑体现了彼此的认同,笑是社会的润滑剂。
人类是需要群体生活的动物,建立了秩序的人群便形成了社会。人类一切情感都具有传染性、感染性,而笑的“传染性”尤强,它很容易在人群、社会之间散播。听相声只要有一个人笑,笑就会逐渐散播开来,这也更激发演员的表演热情,笑需要台上台下互相感染;相声演员最怕冷场,更怕没有观众参与的录音演出。郭德纲讲述他相声生涯中的发迹故事时说,德云社刚创办时,观众不了解,每天演员在小剧场门口打着竹板邀请观众进入欣赏,但观众很少光顾,怕上当受骗。有一次台上两个人说对口相声,台下就一个观众,突然,这位观众的手机响了,他要接电话,弄得台上演员无所适从,说还是不说?这大约是从事喜剧工作的人们最悲惨的时刻。
笑的传染性在家族、宗族以及亲朋好友间散播更快。这既有无意间的传染,也有有意识的传播。由于常在一起,彼此了解“笑点”的高低和品位,听到一个小笑话,看到一幅可笑的漫画或一首打油诗文,总愿意传给他们看一看,让大家笑一笑,轻松轻松。记得20年前,读到杨宪益先生不去参加“文代会”的打油诗中的妙语“好汉最长窝里斗,老夫怕吃眼前亏”,许多朋友击节称快。前些天在网上看到两个一两岁的半裸的小男孩相互争吵对话,每人说到自己的得意处,还拍掌自我欣赏,有时似乎能够相互沟通了,各自掩口大笑。可是他们说的什么谁听也不懂,仿佛是天外来客。我给许多朋友传去,有的朋友说这是传播笑声。
②趋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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