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评论家说这是个“娱乐至死”的时代,虽然言之过甚,但“娱乐”,特别是其中的“笑”还是备受关注的,受到普遍的欢迎。不用说综艺节目、联欢晚会,少不了取乐的小品、相声,就是其他类型的节目如魔术戏法、歌舞杂技也要向“笑”靠拢,有的传统的文艺形式为了追逐“笑”,发生了变异,如“东北二人转”本来是一种民间说唱小戏,现在变成类似相声的以说为主的逗笑节目;评书本来是演绎长篇故事的,现在也以“短”和“逗笑”为主了,出现了类似讲“笑话”的四川味儿的李伯清的散打评书、湖北味儿的何祚欢的“汉派脱口秀”,甚至连名门正派的话剧也要向脱口秀发展了,有些话剧演出甚至不再重视中外名剧,为了增加笑料而向“现挂”,甚至“无剧本化”发展,有点像清末民初的“文明戏”了。通俗文艺形式倾向和这种演变真有点像过去江湖艺人们挂在口头的“千般声色,万象归春(逗笑)”了。
社会生活中也是这样,笑话(简称段子)成了人们的新宠举凡宴饮聚会或有公众参加的场合,能言善辩之士都会被邀请说个笑话、讲个段子,这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有组织的集会上拉歌一样,欲罢不能。现在连姑娘找对象,也要找有幽默感的;老年人要想长寿,也被告诫要一天大笑三回……“笑”在生活中成为不可或缺的题目。因此这本谈中国笑话的小书,就要先从“笑”说起。
这看起来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在先秦典籍中就有“笑”的记载,似乎人人皆知,不需解释。现存最早的词典——《尔雅·释诂》(秦汉之间)中仅有“戏,谑也”,把“谑、浪、笑敖”都解释为“戏谑”(逗笑),这也是个图省事的法子,《诗经·终风》就有“终风且暴,顾我则笑。”谑浪笑敖,中心是悼的句子,《尔雅》只是照抄一遍,统统用“戏谑”来解释。其实四个词的意义是有差别的,有的差别还很大。东汉许慎的《说文》把“笑”解释作“喜也”,虽然简单了些,但其主要意思说清楚了。即使在两千多年后,与我们所理解的“笑”也差不太多。笑就是高兴、愉快、心情愉悦,一有喜事,非开怀大笑而不可;事事顺利,也会眉眼莞尔,忍俊不禁。汉魏以前的古人谈到笑,其理解也就到这里了。
现代科学试验证明,笑是猿猴与人类共有的能力。英国朴次茅斯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最新发现,人类和猿猴的共同祖先在大约1600万年前进化出笑的能力,其后这种能力在不同地区开始出现分化。今天在亚洲分布的一些类人猿仍然只因开心而笑,非洲的类人猿则更进一步,已经知道用笑声来感染其他伙伴。参加这项研究的罗斯博士说,“人类可能在约500万年前把笑发展为一种社交工具,并成为唯一将笑声用于嘲讽的物种……”(引自马门俊杰译《笑与幽默感·译后散记》)。他还说“也许人不是唯一会笑的动物,但绝对是唯一会把笑声用于嘲笑和讥讽的智慧物种”。
古人对“笑”的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缺少深入探讨,人们也不关心情感、心理等领域“形而上”的问题,因此这本谈笑话的小书不能不从“笑”谈起,因为“笑”是笑话的基础。?
①笑的生理基础——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人为什么笑?笑能排解郁闷,振奋精神,使人心情舒畅。从生理角度看笑是呼吸器官、胸腔、腹部、内脏、肌肉等部分的协调运动,并反映到面颊上的笑容肌上。笑起来能使肺脏扩张,在笑声中不自觉地进行深呼吸,清理呼吸道,使呼吸更为畅通;笑能增强消化器官的活力,促进消化液的分泌;笑能调节植物神经系统,增强心血管系统的功能,促进血液循环;可以解除神经和精神上的紧张,并从大脑中释放出快乐激素——内啡肽(endorphin),带来生理上的舒适,而且快乐激素是最有效的止痛化学物质,可以缓解身体内的各种疼痛。常笑会给身体带来实实在在的益处,所以养生家们提倡笑。笑是人类进化的产物,也是大自然赐给人类的礼物。设想一下,如果人类不会笑,是不是与人类眼睛不能分辨颜色,大自然在人类眼中呈现的只是黑白二色一样?心态正常的人也追求笑,笑是人类精神世界的花朵,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小的、美的、丑的每个人都因为会笑而美丽:“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上述的笑可以说是原初的笑,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原初的笑婴儿是哭着来到人间的,当他开始与他人交流,逐渐适应了新的环境,有了愉快的体验,笑就产生了。我们轻轻地用手指触动一下婴儿的下巴,他就会发出咯咯笑声;有时婴儿躺着,看到什么也会不自觉地笑出声来,吓我们一跳,随之而来的是愉悦。
这种最早的笑叫作“自发性的笑”,也体现了婴儿的某种愉快的情绪。婴儿出生多少天才会笑,从达尔文开始,欧洲许多学者做过这项研究,结论是在一个月到两个月之间。一般认为婴儿最初会的是表示舒适或满足的微笑,其后出现的才是因受到刺激而快乐的大笑。中国古人没有分得这样细致,他们在分析感情时认为“情者,性之动也”(苏轼语)。人具有笑的生理功能,这叫“性”,人具七情,喜(笑)是其一,笑是人性被触动的结果。
每个民族正像每一个人一样,在其发展历程中都有过原初的笑,这种笑就像许慎在《说文》中讲的那样单纯,笑就是喜悦。据美国笑学专家统计,情绪正常的人每天要笑15次左右,思想单纯、性情开朗、精神愉快者每天可笑300~400次之多,笑会伴随着人们一生。此书所论述笑话的基础是真笑,这种真笑通过笑话向更广泛的人们播撒愉快情绪。那种不能使人们真笑的故事是不能称作笑话的。
②原初笑的演变
正像人类有自己的发展史一样,笑也有自己的历史。笑不能永远停留在原初阶段,除非人是长不大的孩子。即使是长不大的孩子,只要人的本性未泯,并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他的笑就不可能永远保持原初的状态。我们说某人“脸上展现出孩子般的笑容”不过是一句用来形容的赞语罢了。
婴儿的笑很单纯,成年人复杂的笑是逐渐发展来的。20世纪初英国著名心理学家兼哲学家詹姆斯·萨利(1842—1923年)在他的《笑的研究——笑的形式、起因、发展和价值》中用一章(“笑在四岁以前的发展”)的篇幅来介绍幼儿成长过程中笑的变化。他利用一些心理学家对幼儿成长过程的观察来分析原初的笑是如何分化的。萨利说:“从本质上说,情感的发展就是情感的分化,不仅会分化成一种更明确的整体经验,而且会分化成几种可以辨别出来的附属感情。”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情感日渐丰富,自然可作分门别类的考察,而且笑从单一的情感(喜),发展为复合情感,许多其他情感或意识附属在“喜”上,并通过笑一起表达出来。
他以小女孩鲁思为例,她在婴儿时期只是感到舒适而笑纯粹是一种“生的欢乐”,半岁以后,户外活动与任何运动(无论主动还是被动的)都能够激起她的笑声,这是生的欢乐的延伸。朱自清在其散文名篇《儿女》中写到他女儿“阿毛现在五个月了,你用手指去拨弄她的下巴,或向她做趣脸,她便会张开没牙的嘴咯咯地笑,笑得像一朵正开的花。她不愿在屋里待着;待久了,便大声儿嚷。妻常说,‘姑娘又要出去溜达了。’鲁思也是这样,每天都要像鸟儿般,到外面溜一些时候。萨利说生的欢乐源于“一种隐晦的‘存在感’”,它是生命的本能这种本能许多动物也有,如蹦蹦跳跳的宠物狗,在树丛中游来荡去的猴子。
其后鲁思的认知能力提高了,在出生133天时,祖父的脸在她眼前消失了后又重新让她见到了,引起了她的笑,亲人的出现给她带来快乐。222天时,她睡醒后感到胆怯,当母亲进了房间后,便感到释然,从而快乐地笑起来。此时鲁思有了恐惧感,在获得安全感之后便产生了喜悦。10个月后,当她做了一件花费心思的事情,比如正确指出别人要她指认的一幅图画这会引起她的欢笑,此心态源于人对自己能力的自豪。白居易顾颉刚记录自己生平时也有这种体验。这时的笑已经附加有成就感了。
1周岁以后的鲁思会因为战胜恐惧而高兴:姑妈牵着她的手到黑暗的房间找姑父,姑父从黑暗的地方跳出来,这小姑娘害怕得尖叫起来,“大声笑着,尖声叫着,一下子就逃走了”。萨利认为鲁思的笑也反映了她认知能力的提高:“这小姑娘意识深处相信一点:即将到来的冲撞和藏在黑暗里的人都不会伤害她。这个信念使她情绪镇定,也把这种历险变成了乐趣。”当前有些“愤青”常常会说些出格的话、做点出格的事儿,因为深信不会受到惩罚,因此把“出格”的“历险”变成了乐趣,因而屡屡表演而不惮烦。
幼儿认知能力包括发现“可笑”事物。“一个已大致懂得了事物常性的孩子,会开始嘲笑某些背离了这些常性的古怪事物”。比如妈妈穿了一件新潮的衣服,爸爸戴了一顶古怪的帽子都可能引起发笑,因为这给他们以新鲜感;小鲁思听见新奇的声音也会发笑。她1岁9个月时,母亲因为房屋漏雨,惊呼“老天啊”!鲁思竟能回应,也学着母亲的口吻惊呼“老天啊”,并随之“笑得浑身发抖”。这除了嘲笑母亲的惊恐之外,还夹杂有对自己表演能力的肯定和满足。
其他如古今中外通用的做鬼脸、躲猫猫等游戏都能给幼儿带来“永恒的笑”。这种笑带有嘲弄的性质,幼儿由于认知能力的提高,他们“愉快地认出别人行为中的不合规则之处,我们从中看到了对可笑之事的初步欣赏,不但将可笑之事看作破坏规则,而且看作尊严的丧失”。萨利举例说:“一个男孩在28个月大的时候,见到父亲戴着旧帽子的可笑模样时的大笑。这样的笑更复杂了,因为其中包含了一种新的成分,即意识到自己的优越。这种笑大概会发出‘咯咯’的声音,只是我们迟钝的耳朵可能不会清楚地分辨出这个变化”。男孩的这种笑是在意识到自己优越的情况下嘲笑仪容欠佳的老爸。幼儿到了3周岁的时候,如果生在一个有教养的文明家庭里,认知能力会有长足的发展,能够发现行为或服装不协调的可笑,会因听到人或动物的可笑故事而笑。
萨利还指出,人在幼儿时期就有了进攻性,并以此为乐鲁思在6个月时就开始“嬉戏攻击”。她“执意要揪任何抱她的大人鼻部和耳部的毫毛,尤其是头发,大笑着,兴高采烈地叫喊着”;“一个同样年龄的男孩以揪姐姐的头发为乐,而只要姐姐被弄哭了,他便大笑起来。随着智力的增长,这些恶作剧也越来越巧妙”。除了对人类伙伴的戏弄,还有对动物的戏弄,甚至是虐待。鲁思从16个月就爱追小猫,一面追,一面笑,从中获得极大的乐趣。萨利还提到一个与鲁思年龄相仿的小男孩喜欢给小猫身上扑爽身粉,每扑一次他都会发出短短的、哧哧的笑声。他分析说:“毫无疑问,这种笑里一定包含着残忍的喜悦而那是因为见到了对象在受苦。鲁思的那些恶作剧行为甚至都没有掩饰残忍”(书中例举这些幼儿的“残忍”行为,如果与我小时候见过的小孩以“残忍”手段虐待小动物相比,还算文明的,而且当时大人很少制止)。
这种进攻行为,有时表现为对于正常秩序和通行规则的破坏。鲁思22个月大的时候,“大人抱起她说‘晚安’,她常会拽下祖父的眼镜,甚至掀掉祖父的帽子,这些行为始终伴着她的大笑”。萨利分析说“在这些情况里,笑的情绪可以理解为幼儿刚刚领悟到的自身力量的骚动,理解为一种日益增强的喜悦。它来源于一种日益清晰的意识,即意识到自己能制造出惊人的效果”。当然这种伤害到其他的行为不会只停留在天真无邪、小打小闹的程度上,“在纵情于嬉闹游戏的鼓舞下,孩子汇聚了越来越多的精力,因而完全可能发展到做出明显带有粗暴性质的行为。例如,鲁思在大约21个月大的时候,有一次吃饭快要结束时,挑战式地爬到了餐桌上,抓了一把盐,然后大笑着到处爬。大约也在这个时期,这种粗暴行为的新精神也自动表现了出来。鲁思把盘子扔到了房间的另一头,此外还做出了其他粗暴行为”。这些是养育过孩子的成年人都很熟悉的,朱自清先生在他的散文《儿女》中就说到,他的4个儿女常常以捣乱为乐,把一个家庭弄得天翻地覆,仿佛兵荒马乱。在胡闹中胜利者开怀大笑,吃亏者或不能纵情胡闹的便放声大哭。
萨利分析说:“在这些带笑的粗暴行为当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被压抑能量的释放,不仅是‘欢乐精神’的纯粹外泄,一种新的因素、一种反叛者的挑战情绪,使这些粗暴行为更加复杂了。一个两岁的孩子曾有过几次真正的违抗行为,可以说他已经形成了关于秩序和规矩的简单观念。因此,我们有理由做出推断,这种骚乱的乐趣中,存在着某种挑战规矩的意识。萨利还说,这时的“笑”中包含了一种新精神,它已经不是单纯的自然的欢笑,这种“笑”是“粗鲁的”,是“取乐”。而且鲁思“反复地尝试,想知道她能在做出无赖般的淘气行为上走多远而不受责备”,看来人类自幼儿时就觊觎着在破坏秩序后不受惩罚。
这是发生在孩子身上的事,萨利联想到成人发起和参与的社会运动:“我认为,我们在这种行为里发现了一个明显的例证它表明在抛弃传统限制的心态中,笑正在变成其中的一种成分在暴政统治摇摇欲坠的时代,这种成分会演变成暴徒砸碎窗户时的笑,演变成人们过节时、参与骚乱的享乐时的笑。”人,无论优点还是缺欠大部分都与人类本性相关,而人类本性在幼儿时代看得更清楚一些,因为他们还没有学会掩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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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传染性
人类原初的笑,不仅随着年龄增长、生理变化而发展,更多变化还是来源于人群、社会的复杂。前面说到类人猿就会用笑作“社交工具”,在进化成人之后,笑便成为群体和社会的维系力量。笑增加人类的亲和感,陌生人之间的笑体现了彼此的认同,笑是社会的润滑剂。
人类是需要群体生活的动物,建立了秩序的人群便形成了社会。人类一切情感都具有传染性、感染性,而笑的“传染性”尤强,它很容易在人群、社会之间散播。听相声只要有一个人笑,笑就会逐渐散播开来,这也更激发演员的表演热情,笑需要台上台下互相感染;相声演员最怕冷场,更怕没有观众参与的录音演出。郭德纲讲述他相声生涯中的发迹故事时说,德云社刚创办时,观众不了解,每天演员在小剧场门口打着竹板邀请观众进入欣赏,但观众很少光顾,怕上当受骗。有一次台上两个人说对口相声,台下就一个观众,突然,这位观众的手机响了,他要接电话,弄得台上演员无所适从,说还是不说?这大约是从事喜剧工作的人们最悲惨的时刻。
笑的传染性在家族、宗族以及亲朋好友间散播更快。这既有无意间的传染,也有有意识的传播。由于常在一起,彼此了解“笑点”的高低和品位,听到一个小笑话,看到一幅可笑的漫画或一首打油诗文,总愿意传给他们看一看,让大家笑一笑,轻松轻松。记得20年前,读到杨宪益先生不去参加“文代会”的打油诗中的妙语“好汉最长窝里斗,老夫怕吃眼前亏”,许多朋友击节称快。前些天在网上看到两个一两岁的半裸的小男孩相互争吵对话,每人说到自己的得意处,还拍掌自我欣赏,有时似乎能够相互沟通了,各自掩口大笑。可是他们说的什么谁听也不懂,仿佛是天外来客。我给许多朋友传去,有的朋友说这是传播笑声。
②趋同性
即使因为一时一事偶然聚在一起的,也会因为笑的传染而形成“情感的共同体”,这是“社交活动”的深度发展。这种“共同体”虽然是暂时的,但它的一致性也是对个人情感的自然或不自然的剥夺。明代赵南星的《笑赞》中有个笑话说:
一瞽者与众人坐,众有所见而笑,瞽者亦笑,众问之曰:“何所见而笑?”瞽者曰:“你们所笑,定然不差。”
赞曰:“瞽者之言,不为无见,即终身随人笑可也,但强笑不乐耳,人岂可无目哉!然有目而事事随人,人差亦差者颇亦不少。”
这是个有点悲哀的笑话,瞽者(盲人)是无所见,他跟着大家一同笑,只是表明我与诸位是保持一致的,彼此一样。可是“众人”还挑战似地追问:“你看到什么了,你也跟着笑?”这意思不仅是显示自己的优越,而且明明是在排斥“瞽者”,不屑为伍。正像萨利所说:“将自己的笑融入群体的欢笑中,暂时抹掉了一个人个性的边界。在缔结长久的同志之谊方面,与别人一起尽情大笑也像与别人一起痛哭一样有效,尽管它不能像与别人一起痛苦那样深地感动我们。”(《笑的研究——笑的形式、起因、发展和价值》第九章“社会进化中的笑”)赵南星的笑话中的瞽者,即使“暂时抹掉了一个人个性的边界”也不被接受,可见群体与个体之间关系的严峻和弱者向群体趋同的愿望。
闫广林、徐侗二人合著《幽默理论关键词研究》(下面简称“闫广林”)在“笑”一节中引用美国科学家洛伦茨的话,进一步说明个体向群体的趋同是包含着一种想把自己变成“局内人”的愿望。如果有对他者攻击的时候,这种愿望尤为强烈。“笑(作为幽默的公开表达形式)在参与者中同时可以产生出强烈的伙伴感情和对局外人的一致攻击性。对相同事物的开怀大笑可以形成一种紧密的默契,恰如人们对相同观念所报以的热情。……笑在形成默契的同时也就划定了一条界线。如果你不能同别人一起笑,你就会有局外人之感,即使笑并没有针对你自己或针对任何事物,也依然如此”。弱者害怕成为共同体的局外人。
敢于挑战笑的趋同性的,不是不肯轻易苟同的另类,就是目下无尘的强者。昆德拉曾说,在大庭广众说个笑话,大家笑得前仰后合,唯有一个人不笑,他必是克格勃。当时(1968年)苏联剿灭了“布拉格之春”,克格勃在布拉格横冲直撞,他们是老百姓的“太上皇”。他们不笑,一是另有任务;二是不屑于与庸众混在一起,对于“趋同”采取蔑视态度。
随着社会与文明的发展,笑的趋同性演变成不单单是发笑的主体行为了,逐渐成为对于“调笑主体”(指搞笑者、演员的要求了。不同“情感共同体”的人们会提出不同的趣味要求调笑主体与自己趋同,从而更进一步促进了笑的分化。于是就有了雅俗之争、文野之争、品味之争等等。
③攻击性
前面说到幼儿对自己攻击行为的成功会引发笑,而且往往会不断重复这种成功,继而哈哈大笑。待到成人以后,人类更是有意识地利用笑的攻击作用来整饬共同体中的秩序,从而纾缓了自己的内在压力,带来快感。萨利在“社会进化中的笑”一章中强调笑的攻击性:“笑提供了一种惩罚方式,其中结合了有效性、便利性和人性,为旁观者提供了大量的娱乐。在一切社会里笑都在各种社会力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能严惩恶习和罪过,力求降低恶习和罪过的活力。”他在考察原始人生活中发现,他们常用集体性嘲笑来攻击异类,保护自己。他们“嘲笑外来人的习俗和思想,这种本能的倾向代表了一个个共同体针对外界影响所采取的自我保护态度。希伯来人嘲笑巴力神(古代闪米特人信奉的太阳神,被希伯来人看作邪神)的崇拜者,以使自己的民族信仰不受损害。同样,这些处在文化阶梯底层的蛮族也嘲笑被他们看作外来影响的东西,其目的在于预防一切来自外界人群的污染”。这表明了笑的攻击性既可能是对秩序的破坏,也可能是对既有秩序的守护。
《阿Q正传》中鲁迅活灵活现地描写了阿Q带有攻击性的“笑”。他“又很鄙薄城里人,譬如用三尺长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庄叫‘长凳’,他也叫‘长凳’,城里人却叫‘条凳’,他想:这是错的,可笑!油煎大头鱼,未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他想:这也是错的,可笑!然而未庄人真是不见世面的可笑的乡下人呵,他们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表面上看来阿Q是在品评是非,判断对错,实际上他是在“攻击”他人,抬高自己,以为自己非同凡类,其潜在意识虽是“保护自己,抵制污染”,保持未庄人的纯洁性(这是他的托命之所),但也有对未庄既有秩序的不满和嘲笑(因为他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尽管这种意识极其幼稚可笑,但在未庄居民中十分普遍。阿Q和未庄的芸芸众生在长期皇权专制统治下,个性不发展,心智不成熟,他们的许多想法、做法以及潜在意识还停留在半开化阶段。
萨利认为这种攻击性对社会整合具有正面价值,但从社会进化、人类进步角度来看它又是抵制文化交流、抱残守缺的。
如果说萨利是从心理学角度来考察笑的攻击性问题,那么当代中国学者则从意识形态出发叙述这一现象:“值得重视的是,不论是作为生理的笑还是心理的笑,不论是作为社会性的笑还是文化性的笑,其中最吸引思想家们的还是那些否定性或批判性的笑。法国19世纪著名诗人波德莱尔就认为,其他的笑只是一种愉快,只有嘲笑才属于判断,双重或矛盾的判断,才更为复杂也更为重要。因此,人类关于笑的认识,并不是从同为快乐的微笑或大笑开始的,而是从否定性和批判性的嘲笑或讥笑开始的。《孟子·梁惠王》中的‘五十步笑百步’,即为此证。古希腊伦理思想中的笑论,亦复如此。”(闫广林《幽默理论关键词研究·笑》)过去我们对笑话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揭示其内涵的攻击性、批判性上。
笑虽然有攻击性,但由于这种攻击性有“笑”作包装,被攻击者也较易接受。萨利看到原始部落人们笑的“锋芒只是代表了它对被嘲笑者的一种情感影响。野蛮人的生活已向我们表明,笑造成的不愉快结果可以用于伸张正义,它造成的愉快结果也能诱使其他人放弃敌意和顽固态度。笑作为一种根本上有害的处理方式却具有这种奇特的作用,这似乎主要可以从笑的嬉戏功能得到解释。用笑话取代辩论或强制压力,这就如同搔痒,是游戏式的挑战,并往往会在彼此的挑战中唤起游戏的情绪”。他发现嘲笑本来是有强烈的排斥功能的,但因为笑具有嬉戏功能,使得攻击却能造成“愉快结果”。
古代的学者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司马迁在《史记·滑稽列传》序中讲到淳于髡等滑稽人才,“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就是说他们往往能在笑谈中击中要害,解决矛盾。淳于髡是齐威王的臣子。楚国发兵攻齐,齐国不支,齐威王派他携带一百斤黄金、十辆高级马车,去赵国请求救兵。淳于髡一听马上仰天大笑,连系帽的带子都笑断了。王说:“是不是淳于先生嫌寡人的礼物少了?”淳于髡说:“我怎么敢这样!”王追问:“那你为什么笑?有理由吗?”淳于髡回答:“我刚刚从东方来,看见道边有个农民祈求丰年,他拿着一个猪蹄儿,举着一杯酒,向上天祈祷说:‘让我那易旱的高地收获的粮食装满仓,让我易涝的低洼田收的粮食装满车,五谷茂盛丰收,多得家里装不下。’臣子见他贡献的祭品太少而想得到的回报又太多,我是在笑他呢!”齐威王马上就明白了,增加礼品:包括黄金千镒(一镒二十四两)、洁白的白璧十双、高级车马一百套。于是淳于髡辞别动身,到了赵国。赵王给他精兵十万、战车一千乘。楚国听到消息,连夜撤兵离去。淳于髡在齐威王面前的仰天大笑是极不礼貌的行为,而且就是当面嘲弄君王,这就是笑的“攻击性”。“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岂有说乎?’”淳于髡的笑伤害了君王的尊严,仔细品味齐威王这两句问话时的氛围,那是很紧张的:真有点“大王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的意味。但善于搞笑的淳于髡把话锋一转,不谈出使之事,而是讲了一个笑话,马上峰回路转,紧张氛围消失了,淳于髡安全了,出使赵国的事解决了,赵国发兵了,楚国退兵了,一切都很圆满。这有赖于笑。对此司马迁赞美这种“笑”,说它像孔子教给弟子们“六经”一样,在“恢恢”的天道中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读到这里,读者也许不耐烦了,为什么写中国笑话史的书竟用如此长的篇幅讨论“笑”的基本原理,介绍笑的发生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古人说起笑就是“笑”,乃至把能搞笑的人称作“滑稽”,而滑稽古代读音为“gǔ jī”,是古代的流洒器,由于其吐洒滔滔不绝,故引申为人的能言善辩,精于辞令,说起话来滔滔不绝。高级的滑稽人才能够通过语言技巧来打通人们心理上的纠结,说服有权的统治者,哄他们开心,做出一些他们本来不愿意做的事情,如优孟、淳于髡、触龙等,他们是和平解决问题的高手。然而魏晋以前人们很少对笑本身作深入解剖与分析,笑背后的意蕴也很少有人挖掘,更少关注笑与人性的关联,或者说我们缺少系统的“笑论”。当然,传统美学中并非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思考,不过这些思考大多是片段性,不同时期也有差别,随着各章节展开我将陆续介绍。古代贤哲更注重对于笑的规范。
侯宝林的相声说到“旧社会”淑女要“行不动尘,笑不露齿”,在姑娘后面招呼她一声,大约一分钟才能转过身来;至于十七八的大小伙子来去如风,大声说笑,与姑娘完全不同。侯先生说的是“旧社会”的北京市井细民,他们确实如此。可是对于有教养的读书人,即使是男孩也不能像民间的“大小伙子那样无拘无束,同样不能狂跑乱跳。《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有良好的教养,举止得体,受到赞扬。“贾环带着几个小厮一阵乱跑”就受到父亲贾政的厉声呵斥,这是身为贵族所应有的教养。
自周代以来对于“君子”(贵族、统治者)就确立了许多规范,他们发明了以礼乐治国。“礼”是讲思想与行为规范的,依照礼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与等级。所以说“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但是“礼胜则离”,“礼”也不能太过,这样会造成群体的分离倾向;于是需要“乐”(其中包括“笑”)来调节,因为“乐者为同”。“乐”是通过同歌共舞制造欢乐,使得群体谐和。同样,“乐”也不能太过,太过则人们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没贵没贱,没大没小,上下躐等,使得群体丧失秩序,这就是“乐胜则流”。于是如何在礼乐之间找出一个适合的“度”就是统治者所关注的。近年发现《保训》(被认为是古《尚书》逸篇,见清华竹简)就有这方面的记载。《保训》是周文王临终时的遗嘱。他对其继承人太子发(周武王)讲了两则历史故事,一则是关于舜的,一则是关于商王上甲微的。周文王的话中数度提到“中”字,认为他们事业的成功就在于“中”。统治者行中道,他的任何事情都是在悄无声息中做成的,无过无不及。周统治者看不惯殷商统治者沉湎酒色,没日没夜地吃喝玩乐,成功了就纵情大笑,失败了就号啕大哭,认为这都是偏颇所致。《周易·旅》上九一爻就是描写这种情境:
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
这几句诗是写商人祖先王亥的故事。他经营贩牛的生意路过有易之国,中了有易之君绵臣设下的美人计,追求享乐的王亥被绵臣谋害,牛群也让有易国掳去。这段卦辞中生动描写了这位商旅先大笑而后号啕大哭的情景。周人厌恶这种不加节制的做法。这种传统到了殷商末世更是变本加厉,殷纣王追求感官享乐,酒池肉林,放情纵欲,最后国破家亡。《诗经·荡中周人列举殷商亡国之君纣几大罪状时有这样的诗句: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尔以酒,不义从式。既愆尔止,靡明靡晦。式号式呼,俾昼作夜。
在殷纣王的带领下,殷人没日没夜地喝酒,喝到大呼小叫完全没有一点礼仪规范。这里的“呼叫”包括了酒醉后又哭又笑的种种醉态。周朝总结这种经验教训,周公在《尚书》许多篇章如《康诰》《酒诰》(写给封在殷商故地康叔的)都告诫周统治者要以殷纣王为借鉴,注意自己的修养。所谓修养就是礼乐和谐,对于享乐言笑都要有所节制。
《诗经·国风·卫风·淇奥》赞美卫武公(康叔之后)为人亲切风趣,“善戏谑兮,不为虐兮”。也就是说卫武公喜欢开一些小玩笑,但不过分,没有“攻击性”,不伤人。此后“谑而不虐”就成为儒家对“笑”的规范。继承周公之道,孔子很注意这方面的修养。读《论语》我们仔细体味其中孔子的为人,非常有趣。全书中没有孔子开怀大笑的记载,他的笑都是微笑,很有节制。书中用“莞尔”来形容这种亲切的微笑。“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论语·阳货》)这里掺杂着嘲笑与轻视,是老师对学生带有点批评的赞许。即使否定性的嘲笑也用极轻微的“哂”。他不同意大徒弟子路的看法就用了“哂”。孔子也很注意以“言笑”得体与否评论一个人的修养。有一次他向卫国大夫公明贾问及卫国大夫公叔文子:“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听说公叔文子不苟言笑,不贪取财物)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回答说,他们说得太过了,公叔文子只是该说时说,该笑时笑,应该取的东西才取,所以他不招人讨厌)子曰:“其然,岂其然乎?”(《论语·宪问》)孔子把言笑合度的公叔文子真实情况记载下来,用以教育他的学生。这种规范是中庸的,是“无过无不及”的,是周文王所讲“中”的发展。当然,后来也有规范过度的,李白曾讽刺一些腐儒:
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足著远游履,首戴方山巾。缓步从直道,未行先起尘。(《李太白集·嘲鲁儒》)
规范沦落到这种程度只堪一笑了。
欧洲哲人思维更注重分析,这在笑(幽默)的研究中也有体现。总体上来说,他们对笑的理论的研究——“笑论”要比我们深入,介绍欧美“笑论”有助于我们对传统笑话的理解。
欧美许多学者从不同的学科介入笑的研究,如哲学、美学戏剧学、生理学、心理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英国哲学教授西蒙·克里奇利在《你好,幽默》一书说“关于幽默和笑有很多的解释。约翰·莫瑞尔(美国当代学者)曾经归纳出了三种理论:优越论、舒缓论和矛盾论”(下面所引关于“三论”的解释,除标明者外,皆见《你好,幽默》)。
①优越论
所谓“优越论”者“认为笑产生于一种优越于他人的感觉‘一种突然的荣耀感,它产生于突然感受到我们自身的某种优越感,这是通过与别人的弱点作对照,或是与先前的自我作对照’。笑,是一种无名的激情,这种激情在柏拉图构想的哲学之城中可能会被卫道士们视为禁忌。直到18世纪,优越论一直统治着哲学界。”换句话说,这种理论认为,笑源于幸灾乐祸或者说笑人家发生的小小的不幸(大灾祸会带来恐惧,抑制了笑)。这种理论起于古希腊的柏拉图,他认为笑往往是从别人的痛苦中获得快感。在《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中借苏格拉底之口说:“滑稽可笑在大体上是一种缺陷,具有这种缺陷的情况就叫作滑稽可笑的。”他批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写到火神被宙斯从天上扔下来,跌断了腿,成为一个“跛子”,在宴会大厅里跛来跛去,引起众神大笑不止。在柏拉图看来笑是一种不高尚的感情。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把喜剧致笑的原因归结为对“丑的模仿”。直到17世纪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在其名作《利维坦》中仍然坚持优越说。他认为“笑的情感显然是由于笑者突然想起自己的能干。人有时笑旁人的弱点,因为相形之下,自己的能干愈易显出。人听到‘俏皮话’也发笑,这中间的‘机智’就在使自己的心里见出旁人的荒谬”。他强调这种“优越感来得突然”,他称之为“突然的荣耀”(sudden glory)。这种突然更易于点燃笑点。闫广林等认为“由于霍布斯的‘突然荣耀说’延续并发展了柏拉图的心性阐释传统,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批评立场,更因为这种笑论比较契合冲突型的西方文化,以及贬损性的人类嘲笑,所以便成为西方笑论的一大理论支柱,历来拥者甚众,坚信不废。西方学者在谈论笑所引起的快感时,多引霍布斯而不引柏拉图,多说‘突然荣耀’而不说‘幸灾乐祸’”(引自《幽默理论的关键词研究·笑》)。
②宽慰论
宽慰论主张笑是对神经压抑的一种放松。这种说法最早出现于19世纪赫伯特·斯宾塞的著作中。不过这一理论被人所熟知是因为弗洛伊德1905年的著作《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弗洛伊德认为笑有效地利用了原本会被用作容忍和压抑思想活动的能量,这种能量被舒缓或者释放,从而产生了愉悦感。弗洛伊德的话说得很绕嘴,但意思很浅显。平时外部许多不愉快的事情,郁积在胸中,形成心理能量,使人有压迫感。突然有了一个契机,使这种能量得以舒缓释放,因而产生了笑。这种道理在明代王思任《屠田叔笑词序》中就写得十分明白:
笑亦多术矣,然真于孩,乐于壮,而苦于老。海上憨先生者老矣,历尽寒暑,勘破玄黄,举人间世一切虾蟆傀儡、马牛魑魅抢攘忙迫之态,用醉眼一缝,尽行囊括。日居月诸,堆堆积积,不觉胸中五岳坟起,欲叹则气短,欲骂则恶声有限,欲哭则为其近于妇人,于是破涕为笑。极笑之变,各赋一词,而以之囊天下之苦事。上穷碧落,下索黄泉,旁通八极,由佛圣至优旃,从唇吻至肠胃,三雅四俗,两真一假,回回演戏,绦龙打狗,张公吃酒,夹糟带清。顿令虾蟆肚瘪,傀儡线断,马牛筋解,魑魅影逃而憨老胸次,亦复云去天空,但有欢喜种子,不知更有苦矣。
王思任说,人的笑以孩提时代最为真诚,壮年时期的笑还有点快乐,饱经沧桑的老人的笑就是苦笑了。屠先生老了(屠名本畯,字田叔,自号憨先生),他饱看世间牛鬼蛇神、魑魅魍魉,荒唐怪异。这些堆积在他的心中如五岳巨石,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欲骂则恶声有限,欲哭则为其近于妇人”,于是,把这一切付诸一笑,而且各填一词。把天下的苦事、怪事、荒唐事、不平事惟妙惟肖地描绘出来,也让读者开怀一笑,从此屠老先生身上的巨石飞走了,胸次开阔,任云来云去。这一段是不是可为弗洛伊德的艰涩的理论做一形象说明?
③乖讹论
乖讹论起源于1750年弗兰西斯·哈其森的著作《笑的反思》。不过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是经过康德、叔本华、克尔凯郭尔等人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所阐释过的。正如詹姆斯·罗塞尔·罗威尔在1870年所写的:幽默在早期的分析中被看作是矛盾的产物。“幽默产生于我们认识中或期望中的状况与笑话、俏皮话或者插科打诨中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种由矛盾产生的“乖讹”,康德概括为“期待落空”。他在《判断力批判》中说,在一切引起活泼的撼动人的大笑里必须有某种荒谬悖理的东西存在着(对于这些东西自身,悟性是不会有任何愉悦的)。笑是一种从紧张的期待突然转化为虚无的感情。正是这一对于悟性绝不愉快的转化却间接地在一瞬间极活跃地引起欢快之感。
闫广林等认为“期待落空”,“提出了一个对后来西方笑论产生着重要影响的问题。即在笑所发生的瞬间,感性活动其实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是心理紧张或心理期待;第二是紧张期待的突然解除且使之显得有些多余而成为荒谬,于是令人发笑”。(见《幽默理论的关键词研究·笑》)这类“期待落空”的笑话在古代太多了。北宋文莹《湘山野录》中有个不足百字的小故事:
杨叔贤郎中异,眉州人。言顷有太守初视事,大排乐乐人口号云:“为报吏民须庆贺,灾星移去福星来。”守大喜,问:“口号谁撰?”优人答曰:“本州自来旧例,止此一首。”
眉州新太守上任,地方上搞了个欢迎仪式,乐工排队演奏欢迎曲,司仪高唱“全州吏民共庆祝,灾星走了福星来”。太守听了很高兴,问是谁写的?他“心理期待”优人会说出一番追捧和欢迎的话来,读者也是顺此逻辑思考,而优人老老实实的回答却出乎意料。可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由于“期待落空”所引发的笑话。
④尼采的快乐哲学
莫瑞尔归纳的这三种“笑论”,闫广林等认为这些还是从“形而下”个人的情感经验出发的,而不是“形而上”的人类生存。他们认为:“真正完成西方笑论的第二次革命并使之升华为生存问题的当属西方现代哲学,当属西方现代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尼采和他的快乐哲学。”(见《幽默理论的关键词研究·笑》)尼采笑论的根本“是对自我价值的思考和肯定”。他认为群体意识、道德意识以及宗教意识尤不以否定个体本性和自我为目的;他指出失去自我的人就会有畸形、懦弱、平庸、卑琐、笨拙、自我厌恶;因此他在《快乐的科学》中大声疾呼:“‘你要成为你自己!’要创造出‘自己的太阳’!”(见《幽默理论的关键词研究·笑》)笑就是使自己成为自己的催化剂。尼采的理论主要还是要人们通过笑来彰显自己,认识到自己的存在及价值,这种意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稀缺的。传统文化中个人只作为角色而存在,特别是广大的底层民众。中国笑话大都来自民间百姓的情感经验,也活跃在底层社会,除了开心解闷之外,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它的附加价值,尼采的分析似乎与中国笑话远了一些。这里不作过多的评介。
“笑话”这个词活跃在现今中国人的口头,要为“笑话”作史,首先要承认这是一种文学体裁,因此,就要弄清这种文体的样式及其所包含的内容。除了作者声称自己所作就是“笑话”之外,还有哪些传统的文体可以纳入“笑话”这个系统?
①“笑话”这个“词儿”
“笑话”这个词儿大约最早见于宋代。《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二》记南宋虞允文在采石矶取得抵御金军的胜利后,建康(今南京)危机缓解,但并未彻底解除,建康知府张焘建议虞允文到镇江去讨救兵。虞笑着说:
“去不妨。然记得一笑话。人得一鳖,欲以计杀而食之。炽火使釜水百沸。横竹稍于鳖,誓曰:‘能渡此活汝。鳖知主人计以杀之,勉力爬稍竟渡之。人曰:‘汝能如此渡甚好,更为多渡一遭,我欲观之。’仆之此行,无奈类是?”诸公大笑。
《三朝北盟会编》成书于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可见“笑话”二字在北宋南宋之际就已经很流行了。“笑话”一词并非书面上的文词,而是口语。这个故事的背景是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帝(后来被黜为海陵王)统率大兵,决心一鼓作气荡平南宋,在形势万分危急的情况下,虞允文作为到前线慰劳军队的文官,冒着极大的危险把散处沿江无所统辖的军队,迅速组织起来,挫败金军渡江的计划,赢得了采石矶大捷。当金海陵王移兵扬州,再次组织军力反扑时,守土有责的张焘又要虞允文赴镇江组织军队阻截,对于虞允文这个文官来说,于情于理,皆属过分。然而,事关国家的安危,面对无能的同僚,虞允文不能不勉力从事,但又不免心怀怨气,于是他通过这个笑话来宣泄。虞把自己比作爬在沸水锅上过独木桥的甲鱼,冒着生命危险在筷子上爬来爬去。这个笑话流传很广,岳珂《桯史》中也有记载。后世只把虞允文当作抗金的民族英雄,其实他还很有幽默感呢!
“笑话”有时也写作“小话”。《桯史》中记载了一个发生在秦桧当权时的笑话。一次朝中众官僚到秦府赴宴,主人秦桧,架子很大,久久不出,让众人枯坐干等。有个好讲笑话的王仲荀对大家说:“今日公相未出堂,众官久俟,某有一小话,愿资醒困。”这里的“小话”也就是笑话。两个词不仅音同,于义也通,因为笑话往往要刺伤人的,在动辄得咎的社会里讲笑话要与大道理、要与政治划清界限,否则祸患无穷,所以自贬为“小话”。
“小话”有时也称作“小话子”。《挥麈录》中记载了苏轼说的一个笑话:“东坡先生出帅定武,黄门以书荐士往谒之。东坡一见云:‘某记得一小话子。昔有人发冢,极费力,方透其穴一人裸坐其中,语盗曰:“公岂不闻此山号首阳,我乃伯夷,焉有物邪?”盗慊然而去。又往它山,
治方半,忽见前日裸衣男子从后拊其背曰:“勿开,勿开!此乃舍弟墓也。”’”
苏东坡知定州,其弟苏辙推荐一个士人到他那里打秋风东坡说:我还记得一个小笑话,这个笑话就是盗墓的盗到伯夷叔齐的墓。用以讽刺这个士人想沾苏轼、苏辙兄弟的便宜。
在元代的通俗戏曲中,“笑话”一词多作动词使用,如高明的《琵琶记》中赵五娘劝她公公“你休这般说,被人笑话”。关汉卿的《窦娥冤》中窦娥的婆婆被张驴儿父子救下,张驴儿父子要娶她们婆媳。婆婆自语:“我的性命都是他爷儿两个救的事到如今,也顾不得别人笑话了。”这种用法至今尚在口语中但细究其原意还是由作名词用的“笑话”演变来的。因为“笑话”多少都带有一点嘲讽的意思,一个人成为笑话中的主体如果他没有宽容的心态,往往会觉得不堪,所以被他人“笑话比受别人批评更具杀伤力。传统笑话中许多是具有杀伤力的。这是中国笑话与英国幽默很大的不同之处。
②叙事性的笑话
笑话作为一种文体是逐步确立的。“笑”比较容易理解,就是反映内心快乐的外在表情。“话”的含义是什么呢?《说文》用了“会合善言”四个字来解释。最早出现“话”的传统文献是《尚书·盘庚中》。其中有云:“乃话民之弗率,诞告用亶,其有众咸造……”盘庚迁都,很多人不同意,他把持异见的人们召集来想尽量说服他们。孔安国《传》中把“话”解释为“善言”,孙炎进一步引申为“善人之言也”。他们这种解释“会合”便没有了着落。顾颉刚在《尚书校释译论》把“话”按照于省吾的意见解释“諙”“譮”义为“会合”,然而“善言”的意义消失了。其实“善”不只是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善言”中的“善”不仅仅是指“好”,也包括善于沟通之意。所以许慎释“话”用了四个字。“会合”就是人们聚合在一起的时候,有人善于沟通,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意见传达给他人,这才是“话”。
“话”与“言”还组成“话言”一词。先秦的“言”是指不加修饰的“直言”,“话言”的释义应为经过修饰、便于沟通的话语。《左传》中多处用到“话言”,如《左传·文公十八年》的“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之则顽,舍之则嚚”。这个“不才子”特点就是“油盐不进”,不能沟通,多少善言妙道一律听不进去。向他讲明道理,他顽固不化;不理他,则任意胡闹。可见“话言”这个词一产生就与简朴的“直言”(即现今所说的“大白话”)划清了界限,它是经过修饰和具有感染力的话语。要使话语具有感染力就有两个趋向,一是采用各种修辞方法,这就形成了“文”;二是使话语具有故事性,使人爱听。
《东观汉记》卷十一记载汉光武与其早年友人朱祜在长安求学时的情景:“初,光武学长安时,过朱祜,祜尝留上,须讲竟乃谈话。”当刘秀到朱祜处拜访时,朱先是与刘讲论学问,说完之后才“谈话”,可见这个“话”是轻松的话题,或是一般闲话,或是“齐东野语”一类故事。晋人葛洪的《神仙传》中写了一个叫沈羲的神仙,他成仙400年后,突然回到老家,见到后人玄孙怀喜,怀喜热情款待他。沈羲就给这个孙辈讲“因话初上天时”的故事。这里“话”也指讲带有“故事性”的话语。
“话”早先包含有故事性,到了隋唐时期便发展成为“故事”。诗人元稹的《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有了“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所谓“听话”是听故事,具体到元稹与白居易等人听的故事,就是《一枝花话》。
《太平广记》中记载了许多侯白的故事,此公是隋代善于搞笑的名人。有一则故事说:
白在散官,隶属杨素,爱其能剧谈。每上番日,即令谈戏弄。或从旦至晚,始得归。才出省门,即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以玄感说一个好话。”
当时权臣杨素喜欢听侯白讲笑话,每到他值班的日子都要叫侯白来给他说故事。其子杨玄感碰到侯白也拉他说“好话”(好故事),侯白被缠得没办法,只得给他讲了个笑话。
此时“话”已经被视为一种文体,如《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本》等。表演这些“话”称之为“说话”,以“说话”谋生的称作“说话人”。那么引人发笑的故事自然也就是“笑话”了。
在笑话一词产生之前这一类文学作品早已经产生了,不过在魏晋之前它只是以附庸状态出现。先秦时一般附在诸子和儒家经典上,两汉之时是附在史书上。像“齐人有一妻一妾”这样的笑话就出现在《孟子》之中,作者的目的也非讲个笑话让大家开心,而是借以说明一个道理。《史记》中也有许多笑话,像汉高祖刘邦与臣下周昌闹的一些笑话堪入笑林,但这些并非司马迁编造,而是历史的忠实记录。
魏晋是个文学自觉时期,笑话这种文体也逐渐摆脱了附庸状态,成为面对受众的独立文体。其标志是独立的创作或搜罗笑话的著作出现了。《通志·艺文略》中载有《笑林》三卷,著者为后汉给事中邯郸淳。此人曾为曹操的记室参军。他用“笑”命名了“笑话”,并编著了一本书。但此书已佚,鲁迅有辑佚本,收在《古小说钩沉》中。《艺文略》还有一种署名路氏的《笑林》也是三卷。隋代杨松玢有《笑苑》四卷,《解颐》二卷。
唐宋以后这类作品多了起来,名称也是五花八门,如称之为“谐噱(jué)”。唐朱揆有《谐噱录》。谐噱、谐谑都与“笑”这个动作相联系,并未表明这个“谐噱”是由故事引发出来的其他如“启颜”(如隋·侯白《启颜录》)、“开颜”(如宋·周文玘《开颜录》)、“解颐”(笑时的样子,如隋·杨松玢《解颐》)、“拊掌”(拍掌,如宋·邢居实《拊掌录》)、“轩渠”(笑时的样子,如宋·吕居仁《轩渠录》)、“绝倒”(大笑不能自持如宋·朱晖《绝倒录》)等等。这些名称很“雅”,或是在描摹读这类作品所引发的效应,或是“笑”的同义词。到了明代笑话创作与搜罗达到高潮。明人直接用“笑话”命名这一文学体裁,这个词通俗、易于被大众所接受,特别适合这种文体本身的特点。如陈继儒(眉公)所辑的《时兴笑话》,赵南星编著的《笑赞》(即笑话赞),冯梦龙编著的《笑府》《广笑府》等都是以笑话命名的著作。
③冯梦龙对笑话的理解
冯梦龙是明末重要的通俗文学创作者和倡导者。他对笑话创作与普及的贡献本书后面还要谈到,此处不赘。
冯氏对于笑话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对于“笑话”一词也有自己的理解。在其所编著的《广笑府·序》中冯梦龙说:
古今来莫非话也,话莫非笑也。两仪之混沌开辟,列圣之揖让征诛,见者其谁耶?夫亦话之而已耳。后之话今,亦犹今之话昔。话之而疑之,可笑也;话之而信之,尤可笑也。经书子史,鬼话也,而争传焉。诗赋文章,淡话也,而争工焉;褒讥伸抑,乱话也,而争趋避焉。或笑人,或笑于人,笑人者亦复笑于人,笑于人者亦复笑人,人之相笑宁有已时?《广笑府》,集笑话也,十三编犹云薄乎云尔。或阅之而喜,请勿喜;或阅之而嗔,请勿嗔。……古今世界一大笑府,我与若皆在其中供话柄。不话不成人,不笑不成话,不笑不话不成世界。布袋和尚,吾师乎,吾师乎!墨憨斋主人题。
所谓的“话”即“话儿”,也就是故事。金院本董解元《西厢记》中就有“话儿不提朴刀杆棒、长枪大马”,其意不是我说的“朴刀杆棒”“长枪大马”一类的武故事。这些古往今来所发生的种种事件,无论是天地剖判、混沌初开,还是圣贤揖让、文武征伐,在作者看来无非是故事而已。故事原本也有发生过的事情之意,然而这里的故事是指谈资,也就是《三国演义》开篇词《临江仙》下半阕中所表现的“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笑谈”。把严肃的历史看作笑谈、笑话,反映了冯氏对于人生的失望,然而这种认识确实不是冯氏一人的。文人士大夫之所以参与笑话的写作,有些人是抒发自己的“一肚皮不合时宜”;有些则是一笑解千愁;有的就是对现实与历史的失望从宋代苏轼的《艾子杂说》到明代刘元卿《应谐录》、江盈科《雪涛小说》《雪涛谐史》、赵南星《笑赞》都有此意,不过冯氏说得更明确罢了。这类笑话显然要比一般的笑话包含更多的社会内容。
冯梦龙把笑话的“话”理解为故事,那么笑话就应该是有人物、有情节、有引人发笑的故事。冯氏所辑录和编写的笑话绝大多数是符合他的定义的。冯梦龙出版了多种笑话作品,反映了明中叶以后笑话创作的繁盛和市场对于笑话作品的需求。
④笑话的“剧本性”
当代流行的“小品”实际上是滑稽小戏。这些“小品”就有传统笑话改编的,如《三近视看匾》等。许多笑话是具有“剧本性”的,稍加改编就可以演出。既然是剧本,必有虚拟的听众,这听众就是准备阅读其笑话的读者。笑话是介于文学与表演艺术之间的,它不只是单纯的文学作品。笑话编出来总是想逗他人笑的,仿佛作者写喜剧。虽然作者的动机也有差别有的人讲笑话有功利目的(例如古代宫廷的俳优、现代的相声演员,他们都是为了生存);有的人没有功利目的,就是想逗大家一乐,自己也快乐(我们通常称这种人为“耍活宝”。其实如果趣味不低级,这种“耍活宝”是很可贵的,因为他无偿地给人们带来了快乐)。在家庭里说个笑话,丰富了家庭生活;朋友聚会,讲个笑话,密切了彼此的关系。现今大多数宴集上都少不了有人说“段子”,也是这种风气的表现。不管作者的主观目的是什么,他们的共同点就是逗大家一笑。因此无论是说也好,还是写成文字也好,每个笑话的作者都有虚拟的听众,他们就是力图让这些听众发笑。这是笑话创作的一般规律。
有的作者为了使其笑话作品获得更好的效果,在其作品中还特地注明说此笑话在讲述时要配合一定的动作。例如清代《笑得好》(清初笑话集,作者石成金)中就有这样的注释文字:如《看写缘簿》题后注明“要脸色一喜一恼,身子一起一跪,才发笑”。《皮匠讼话》后注明“要学苏州话,手装样才发笑”。这些充分表明了作者编写笑话是有听众期待的,是以逗听众发笑为目的的。如果说故事者、或说话者没有听众期待,或者其目的不在此,他们只是为了严肃地述说某件事情,我们旁观者听着可笑,那是不能算作笑话的,但有时它被旁观者编纂为笑话,古代这类例子也很多,冯梦龙编的笑话集《古今谭概》(有的出版者题名《古今笑》,有的题作《古今笑史》)中就是采撷于历代史书,其中许多原本是史事,当时并未被视为笑话,但却很可笑,被冯梦龙采编后遂成为笑话。
当然也有例外,如果说故事者、或说话者目的不在此,他们只是为了严肃地述说某件事情,我们旁观者听着可笑,这可以看作是另类笑话。有报道说:在公安局预审室中,某小偷交代了他的犯罪事实以后,公安人员问:你的犯罪根源是什么?要好好挖犯罪根源。小偷学着电视上贪官在挖犯罪根源时常说的一句话:我没有认真读马列的书,没有好好改造世界观。预审人员好气又好笑地斥责说:你也配!这件事,在读者看来可笑之处很多,但身在其中者不会感觉到,甚至最初写这个报道的人也不一定有逗笑的意思。
古代这类例子也很多,特别是在春秋时代。例如《国语·吴语》“申胥谏夫差伐齐”中写到“楚灵王不君”不得好死:
王亲独行,屏营彷徨于山林之中,三日乃见其涓人畴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畴趋而进,王枕其股以寝于地。王寐,畴枕王以墣而去之。王觉而无见也,乃匍匐将入于棘闱,棘闱不纳,乃入芋尹申亥氏焉。王缢,申亥负王以归,而土埋之其室。
申胥是把楚灵王的下场作为严肃的历史教训来讲的,以警戒夫差,他是不会笑的。《国语》的作者是把这件事当作悲剧来写的,可后世读者往往把这件事看作喜剧。楚灵王众叛亲离后,一点没有觉悟,自己没有一点生存能力。见了“涓人(太监)畴”还要大呼小叫,告诉他“我三天没吃饭了!”睡觉还要枕着“畴”的大腿,结果平日伺候楚灵王的太监“畴”给他换了一块土块,自己溜了。楚灵王想爬到棘围,当地人不接受他,最后只好自杀。《国语》给读者提供的故事,是很可悲的,楚灵王已经是众叛亲离,尚不觉悟,以为还像从前一样对下人颐指气使,结果与期待形成巨大的反差。当人们知道楚灵王的昏聩与暴虐后,他的悲剧故事则成为笑话。
东汉班固《汉书·陈万年传》所记陈万年教子的故事就与《国语》不同,不仅因为作者不赞成这种行为,而且在他看来陈万年这样做是荒谬的,不仅不合于儒者道德修养,也严重违背了社会上认可的做人规则。高官陈万年为人善于侍奉达官显贵,然而其子陈咸却为人耿直:
子咸字子康,年十八,以万年任为郎。有异材,抗直,数言事,刺讥近臣,书数十上,迁为左曹。万年尝病,召咸教戒于床下,语至夜半,咸睡,头触屏风。万年大怒,欲仗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听吾言,何也?”咸叩头谢曰:“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也。”万年乃不复言。
陈咸数次上书言事,肯定得罪了不少人,而且讽刺的都是皇帝身边的近臣、权臣,所以被贬官。陈万年气病了,把儿子叫到床前,谆谆告诫,反复开导,直至夜深。陈咸困得很,头撞到床边屏风上了。陈万年发现儿子困倦打盹儿,勃然大怒抄起了棍子:“你老子深更半夜教育你,你倒睡着了,不听老子的教诲,为什么?”陈咸叩头谢罪说:“您教育的那些我都听到耳朵里了,大要就是教给我要向达官贵人谄媚。”陈万年不再说了。陈万年半夜教子,不耐其烦,看来十分正当,养不教,父之过嘛;而陈咸却难抗睡魔,头触屏风,根本没有听进老父的教训。老头子盛怒,要动武了。儿子叩头谢罪,据实回答。这些在当事者看来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没有什么好笑的。可是班固在记录此事时,就有些把他作为笑料来写了,原来作为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大臣,其道德修养就这样不堪。班固也认为很可笑,并把这些讲给世人听。但最后作者还是有些原谅陈万年,因为他还是清廉的。万年用来巴结权贵的钱,都是他的家资,为此“倾家自尽”,因此有“万年乃不复言”的句子。
最后我来总结一下,能引人发笑,但没有故事,或者不是作为可笑的事情讲给他人听的,不能叫作笑话,只应叫笑料或笑事。它们大多是构成笑话的材料。
冯梦龙为笑话所作的定义是狭义的,只是定义了被故事情节推动的笑话,生活中还有许多可笑文字或话语没有故事情节,但也一样逗人发笑,古人称之为俳谐诗文。所谓“俳谐”也就是逗笑的意思。现今的喜剧性作品(相声、小品之类)大量地运用这些作为包袱来搞笑。
俳谐文字大多没有情节,但作者利用文字的音、形、义或字词组织上违反常规,造成谐趣,逗人发笑,现在统称为幽默诗文。有些简单地活跃在人们口头的就是笑话。现今这类笑话极多,特别是在网络上流传的笑话中文字游戏占了很大一部分,有些精彩的段子,表面来看很像文字游戏,其本身没有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然而其中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可由读者想象去补充,因为文字的巧妙激发了读者的想象。如有个段子:
某官僚对老婆说:吃饭,睡觉;对小姨子说:吃个饭,睡个觉;对美女说:吃吃饭,睡睡觉;对小蜜说:吃饭饭,睡觉觉。还有一个版本,主人公是老板,后面多了四句“对员工,吃什么饭、睡什么觉?加班!”这个段子从表面上看就是用“吃饭、睡觉”或重叠、或加上一些衬字展示不同的话语环境,引人发笑。实际上它既塑造了人物,又有较深的社会内涵。像这样的文字古人就称之“俳谐”,而且是讽刺性很强的俳谐。
①俳谐文
俳谐这个词首见于《三国志·蒋济传》中的“裴松之注”其中有“豺獭之譬,虽似俳谐,然其义旨,有可求焉”的句子这里的“俳谐”就是开玩笑的意思,然而它又不是单纯的玩笑是有“义旨”可以探求的。南北朝期间,就有了俳谐文体,而且出现了以写俳谐文著名的文士袁淑,他著有《俳谐集》。其传世者有《驴山公九锡文》《大兰王九锡文》《鸡九锡文》全文或片段,从中可见俳谐文的风格取向及价值取向。
“九锡”本来是皇帝赐给建有丰功伟绩的诸侯、大臣的九种礼器,是朝廷对臣子的最高礼遇,汉献帝就给曹操封魏王之外另加“九锡”。“加九锡”是当时最隆重、最庄严的大典,有资格接受九锡的无非是功臣、贤臣或权臣,而袁淑把“九锡”授予了驴(驴山公)、鸡(鸡山子)、猪(大兰王),使这些畜生都有了爵位(“公”“子”“王”皆为爵位)。作者用皇家专用的诏诰式的文体、夸张的文字,描述他们的功绩,例如《驴山公九锡文》:
若乃三军陆迈,粮运艰难,谋臣停算,武夫吟叹。尔乃长鸣上党,慷慨应官,崎岖千里,荷囊致餐,用捷大勋历世不刊,斯实尔之功也。音随时兴,晨夜不默,仰契玄象,俯协漏刻,应更长鸣,豪分不忒。虽挈壶著称,未足比德,斯复尔之智也。若乃六合昏晦,三辰幽冥,犹忆天时,用不废声,斯又尔之明也。青脊隆身,长颊广额,修尾后垂,巨耳双磔,斯又尔之形也。嘉麦既熟,实须精面,负磨回衡,迅若转电,惠我众庶,神祇获荐,斯又尔之能也。尔有济师旅之勋,而加之以众能。是用遣中大夫闾丘骡,加尔使衔勒大鸿胪、班脚大将军、宫亭侯,以扬州之庐江、江州之庐陵、吴国之桐庐、合浦之珠庐,封尔为中庐公。(见《太平御览》卷九〇一)
文分四部分,一写驴在作战之时的运粮之功;二写驴能应时而鸣;三写其外观的健美;四写其能够拉磨磨面。最后总结说“尔有济师旅之勋,而加之以众能”,因而派遣“中大夫闾丘骡”(骡子)封驴子为“中庐公”。现在由于时代与语言文字的隔阂,读到这些能发笑的恐怕不多了。如果能回到袁淑生活的南朝,当时朝代更迭如走马灯,易代之际,弱主、权臣屡屡演出封王、封公、“加九锡”的把戏。袁淑所侍奉的皇帝是南朝宋文帝刘义隆,文帝的父亲刘裕,是宋的开国皇帝。他原是东晋的权臣,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6年),刘裕奉旨出兵北伐征秦,克洛阳后,有威望、有实力,晋安帝下诏命刘裕为相国,封十郡,为宋公,加九锡,位在诸王侯之上。了解了这个背景,再读《驴山公九锡文》不仅令人忍俊不禁,而且也会为作者捏把汗。俳谐诗文给作者带来的危险较笑话更大,因为这些多涉及高层人士。袁淑就是死于宋文帝之子刘劭的篡位争夺中。
唐代刘纳言也写过许多俳谐体文章,编为《俳谐集》十五卷。刘是唐高宗时代人,官为太子洗马,当时的太子是注《后汉书》的李贤,他曾把这个集子献给李贤,太子看了十分开心,“以为笑乐”。后来李贤被废,搜查太子宫,搜出了《俳谐续集》,高宗看到了十分生气:“经典诱人,犹恐不能迁善;排谐鄙说,是导之以邪也。”(《太平御览》卷六百一·文部十七于是,刘纳言被贬斥到震州(今湖州)而死。这是写俳谐文的下场。
中唐时期,古文运动的旗手韩愈也热衷于俳谐文,他的《毛颖传》《送穷文》都有谐趣。《旧唐书》本传中说“《毛颖传初成,世人多笑其怪”。直到南宋仍有人说这类俳谐作品“虽裴晋公(度)亦不以为可,惟柳子厚(宗元)独爱之。韩子以文为戏,本一篇耳,妄人既附以《革华传》”(《容斋随笔》卷七)。可见俳谐在当时正统人士心目中的地位。在正统人士看来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不受绳墨约束的才人则偏偏以文为戏,笑在瓦解和消解着崇高或伪崇高。特别是宋代和宋代以后,大名鼎鼎的苏东坡就写了不少搞笑的文章和诗词正统人士在才大如海的苏东坡面前只好无可奈何。
其后,特别是明清两代提倡性灵才情的作者们就以搞笑的文字为风流了。清中叶袁枚的《戏答陶怡云馈鸭》完全是篇俳谐文字:
赐鸭一只,签标“雏”字。老夫欣然,取鸭谛视,其哀葸龙钟之状,乃与老夫年纪相似。烹而食之,恐不能借西王母之金牙铁齿,俾喉中作锯木声;畜而养之,又苦无吕洞宾丹药,使此鸭返老还童,为唤奈何!
若云真个“雏”也,则少年老成与足下相似,仆只好以宾礼相加,不敢以食物相待也。昔公父文公宴露赌父,置鳖焉小,赌父不悦,辞曰:“将待鳖长而后食之。”仆仿露堵之意,奉璧足下,将使此鸭投胎再生,而后食之何如?(《随园尺牍》)
陶怡云这个青年送给袁枚一只鸭子,鸭子老了些,袁枚这个美食家,十分挑剔,把鸭子退了回去,并告诉陶生等待鸭子“投胎再生,而后食之”。这篇带有点挖苦的幽默文字,也许只有袁枚这种不拘礼法的文士才能写得出来。当然这些并不具有苏轼幽默文字深邃的社会内容。
②从俳谐诗到“钉铰体”
除了俳谐文外,还有俳谐诗。首先提出俳谐诗体的是杜甫,杜甫给后人的印象是一本正经,是诗歌创作界的圣人,但他却有幽默的一面(这一点与孔子相似),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特别赞美这种精神。20世纪50年代在批判胡适时,傅庚生先生说这是把杜甫歪曲成“小丑”,仿佛像如此关切民生疾苦的诗圣应该整天都处在愁眉不展之中。其实杜甫是善于发现生活中的趣事的,并在诗歌写作中时有流露。如《北征》诗中的“那无囊中帛,救汝寒凛栗。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罗列。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这首诗写于他最艰难的时刻,杜甫历经了许多苦难,然而在孩子面前他要展示的是诙谐幽默,给家庭带来欢乐。用俳谐诗排遣悲哀、痛苦也是杜甫的一种选择。他有时在题目上表明,如《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垂暮之年的杜甫漂泊在充斥着奇风异俗的夔州,时刻想念家乡与朝廷,愁闷不能自遣,于是写下俳谐诗句,以纪念这段生涯。
“俳谐”对于多数人来说还是太文绉绉了,而搞笑的第一条就是要通俗易懂,人们见了就明其义,不能转了几个弯子才知道作者说的是什么。于是“钉铰体”或“打油体”出笼了,古人认为这两种体例,虽然文格不高,但人们读了会发笑,因而受到人们的重视,特别是宋代以后。
这两种诗体很多论者不加分别地一概认为起源于唐,有失准确。关于“钉铰体”产生的记载较为明确翔实,唐代咸通时人范摅所撰《云溪友议》中就有记载:
列子终于郑,今墓在郊薮。谓贤者之迹,而或禁其樵采焉。里有胡生者,性落拓,家贫。少为洗镜锼钉之业倏遇甘果、名茶、美酝,辄祭于列御寇之祠垄,以求聪慧,而思学道。历稔,忽梦一人,刀划其腹开,以一卷之书,置于心腑。及睡觉,而吟咏之意,皆绮美之词,所得不由于师友也。既成卷轴,尚不弃于猥贱之事,真隐者之风,远近号为“胡钉铰”,太守名流,皆仰瞩之,而门多长者。或有遗赂,必见拒也;或持茶酒而来,则忻然接奉。其文略记数篇,资其异论耳。《喜圃田韩少府见访》一首:“忽闻梅福来相访,笑着荷衣出草堂。儿童不惯见车马,争入芦花深处藏。”又《观郑州崔郎中诸妓绣样》曰:“日暮堂前花蕊娇,争拈小笔上床描。绣成安向春园里,引得黄莺下柳条。”《江际小儿垂钓》曰:“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恐畏鱼惊不应人。”(《云溪友议·祝坟应》)
《云溪友议》的用意在于讲述一个与诗歌创作有关的离奇故事。胡生经常祭扫邻近的列子墓,列子的神灵回报了胡,使这个以洗铜镜、锔锅锔碗为业的手工业者有了学问和诗才,并能够写诗和被人们关注。唐代能写诗就会被视为士人,可以借此混饭吃了。许多士人或伪士人把诗文写在卷子上投献给名卿巨公,称之为“行卷”,如果不理,再献,称之为“温卷”,一般都会得到报酬或揄扬。然而,胡生不弃旧业,仍然以劳动谋生,从而被士林誉为隐者。《云溪友议》中没有说他叫什么名字。五代时期何光远的《鉴诫录》中引其《题绣障子》,与《云溪友议》中的《观郑州崔郎中诸妓绣样》完全相同,并说作者是胡令能,我们得知胡生的名字。胡令能是唐代贞元、元和年间人,原籍莆田(今属福建)人,一说原籍河南中牟县,隐居圃田,其作品收入《全唐诗》仅存七绝四首。他的诗语言通俗浅显,有生活情趣,格调不高,从搞笑角度看,也属平平。传统诗论对他评价较低,往往与打油并论。真正搞笑的诗人们称之为“打油诗”。
③“张打油”与打油诗
后世论者多言“打油”体也产生于唐代,这是缺少可靠依据的。清代钱泳《履园丛话》中谈到“打油诗”时,言其“始见于《南部新书》”。《南部新书》作者钱易是北宋初人,如果该书中确有记载,说“打油诗”产生于唐还较可靠,然而传世的《南部新书》并无相关记载,钱易只记载了胡“钉铰”事,钱泳可能记忆有误,或者他把“钉铰”“打油”弄混了。传世的宋代著作中有两处提到“打油”,一是南宋末年杭州灵隐寺僧人普济编纂的《五灯会元》,其中有“留守陈丞相俊卿会诸山茶话次举‘有句无句,如藤倚树’公案,令诸山批判。皆以奇语取奉师最后曰:‘张打油,李打油,不打浑身只打头。’陈大喜。”陈俊卿是南宋孝宗朝宰相,于淳熙五年(1178年)为江南东路安抚使,兼行宫留守。这段对话就发生在此时。这里所说的“打油”未必是指打油诗,而是指手工榨油。因为思考“公案”“奇语”需要绞尽脑汁思考,所以用榨油喻之,而且“不打浑身只打头”。另一处是南宋话本小说《冯玉梅团圆》(见《京本通俗小说》)中的《南乡子》:
帘卷水西楼。一曲新腔唱打油。宿雨眠云年少梦,休讴。且尽生前酒一瓯。
明日又登舟。却指今宵是旧游。同是他乡沦落客,休愁。月子弯弯照几州。
这里的“打油”是指具有“打油体”风味的诗词,但这篇小说已经是南宋末的作品了。
“打油”体的诗词流行大约始于两宋通俗文学大发展之时。北宋末东京汴梁说话艺人张寿(即张山人)自白“某乃于都下三十余年,但生而为十七字诗,鬻钱以糊口”(现在称之为“三句半”)。《东京梦华录》把这种艺术归为说“诨话”(说笑话)一类,可见用诗歌体裁来讲笑话,到宋代方兴,并可用来谋生。也许世间流传的打油体的创建者“张打油”也是张寿一类以说诗体笑话为生的江湖艺人。打油体的诗词与娱乐性的通俗小说最为匹配,因此一些话本小说以这类诗词为入话(演说正式故事之前的引子)也就不奇怪了。直到现在仍然有一些曲艺以通俗诙谐的打油诗作为将要演出正式节目的引子,用逗笑集中观众的注意力。已故的相声演员刘宝瑞常常以一首打油体的“西江月”作为其单口相声的入话:
远看忽忽悠悠,近瞧飘飘遥遥。不是葫芦、不是瓢在水里一冲一冒。
这个说像足球,那个说像尿泡。二人打赌到江边瞧原来是和尚洗澡!
为什么称这类搞笑诗为打油诗,我想大约取其“油嘴滑舌之意。”“油嘴”这个俗语在元初就已使用。关汉卿的《邓夫人苦痛哭存孝》一开场,李存信上场云:
我是李存信。他是康君立。两个真油嘴。实然是一对。
估计“张打油”这个名字也不一定是张某真实名字,而是绰号或艺名。两宋艺人有绰号或艺名的不少,如《东京梦华录中记载的北宋艺人可知其必为绰号或艺名的就有:浑身眼、瘦吉、河北子、尹常卖等等,这是艺人使观众记住自己常用的手段。张打油也是如此。
“张打油”这个名字第一次见于元代散曲:
莲花落易学,桃李子难教。张打油啰啰连和得着,学不成打爻。牵着个狗儿当街叫,提着个爽儿沿街调,拿着个鱼儿绕街敲。这的是子弟每下梢!(《全元散曲》,《正宫·醉太平·叹子弟》)
这支曲子是讽刺不成器的纨绔子弟的。念书不成,落拓江湖,但吃江湖饭也要本事的,如唱“莲花落”,像张打油一样写“打油体”的诗词,或打卦算命,纨绔子一概不成,只好做乞丐。这里“张打油”被视为唱“啰啰连”(据考证这是流浪的吉卜赛人唱的一种曲调)的流浪艺人。
《中原音韵》的作者周德清(1277—1365,字日湛,号挺斋,江西高安人)批评于志能的散曲说:“‘此张打油乞化出门语也,敢云乐府?’志能深耻之。”周氏也把张打油视为以乞讨吃饭的江湖艺人,用来比喻于的散曲,使于志能很不高兴。
明代中叶的徐渭把张打油说成是“叫街的”。他有个很长的诗题——《郭恕先为富人子作〈风鸢图〉,偿平生酒肉之饷。富人子以其谩己,谢绝之。意其图必立遭毁裂,为蝶蝴化去久矣,予慕而拟作之。噫!童子知羡乌获之鼎,不知其不可扛也。虽然,来丹计粒而食,乃其报黑卵,必请“宵练”快自握,亦取其意之所趋而已矣。每一图必随景悲歌一首,并张打油叫街语也。亦取其意而已矣》,这里他用“张打油叫街语”谦称自己作品的格调低下。所谓“叫街”即乞丐,过去有些乞丐往往用“数来宝”“莲花落”等通俗的曲艺形式来乞讨,王世贞《艺苑卮言》批评唐伯虎诗“如乞儿唱《莲花落》”,也是说其诗格低下如“叫街语”。从这些话头可见徐渭也认为张打油是流落街头的江湖艺人。
由此可见,张打油不是唐人而是南宋末或元代初年的流浪艺人。他以说诨话为生,流传的一些打油诗可能就是开场诗或定场诗,如为人们熟知的《咏雪》:“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笼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大家一乐,马上书归正传。
④打油诗进入搞笑文体
到了明代张打油与打油诗广为读书人所知,成为一种搞笑诗体,也渐成为热议的对象,其中以明中叶杨慎(升庵)为最他在《丹铅总录》《丹铅续录》和《诗文集》多次论及张打油与打油体诗词:
《太平广记》有仙人伊周昌,号伊风子,有《题茶陵县诗》云:“茶陵一道好长街,两边栽柳不栽槐。夜后不闻更漏鼓,只听槌芒织草鞋。”时谓之“覆窠体”。江南呼浅俗之词曰“覆窠”,犹今云“打油”也。杜公谓之“俳谐体”。唐人有张打油作《咏雪》诗云:“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笼。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北梦琐言》有胡钉铰诗。(《升庵诗话·覆窠俳体打油钉铰》)
杨慎从正统诗论出发,认为打油体格调不高,不仅不值得效法,而且在写诗填词时要警惕,不要堕入打油恶道。此后在正统诗论中“钉铰”“打油”成为贬义词,打算以诗名世的文人士大夫避之唯恐不及。
自唐代以来写诗是非常普及的事情,只要受过正规教育的人,都要学对对子、学写对联、学写诗。读书多的、熟读历代诗歌作品的,审美层次较高,他们倡导神韵、格调,甚至以学问为诗,都要回避打油,可是诗歌创作中还有追求个性表达、弘扬性灵的一派,他们不避通俗,有的甚至也不回避打油,因而打油体作品逐渐多了起来。杨慎在《升庵诗话》也载有搞笑的打油诗:
小市水涨,妓居北岩寺,黠少年作诗曰:“水涨倡家住得高,北岩和尚得松腰。丢开《般若经》千卷,且说风流话几条。最喜枕连添耍笑,由他岸上涌波涛。师徒大小齐声祝,愿得明年又一遭。”亦可笑。
小城涨水,北岩寺地势高,妓女搬到这个和尚庙里住,本来是“冰炭不可同器”的,突然搞到一起了,这刺激了许多人的遐想,“黠少年”把这种遐想用诗写了出来,便产生了笑点。明代周晖说:“诗至于打油,恶道也。就而论之,刺之不入骨,听之不绝倒者,弗工也。若施半村、王吉山、陈秋碧、郑玉山、金幕桢、王次山、朱企斋、杨万壑、段钟石,皆擅此长。”(《金陵琐事·打油》)
从抽象原则上来说,周晖也不赞成打油体,也称之为“恶道”,但又赞扬打油诗的讽刺功能和娱乐性。他的这段话还透露了明末还活跃着一批写作打油诗的作者,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是饱学之士。如著作等身、文韬武略冠绝一时的汪道昆也写打油诗。《野获编》中记载:
汪伯玉(道昆)司马乡人方于鲁,故以造墨知名,亦颇学诗。一日御新绒袍谒司马,时已及暮春,方矜庄就坐汪口占谑之云:“爱着兰州趷
绒,便教星夜赶裁缝。寒回死守桃花雪,暖至生憎柳絮风。尽日蒙睃挦细甲,有时抖擞挺高胸。寻常一样方于鲁,才着毛衫便不同。”方面赤急遁。
方于鲁是万历时著名的制墨工人,有个贵官送他一件毛料子制成的袍子,方穿上这件衣服,行动坐卧,均有异样,顿时显得庄严起来。喜爱通俗文艺作品的汪道昆写了这首打油诗嘲笑他。
当然,还是通俗文学作品不避讳打油。一些通俗小说中很坦然地将书中所附的诗歌作品称为打油诗。诗歌要押韵对仗因而更易制造诙谐幽默的效果,人往往称其为诗,后一种称呼更普遍一些。它们共同的特点是通俗、搞笑。
戏曲、散曲往往是要面对广大观众的,因此它对通俗、搞笑也是欢迎的。王骥德《曲律》有专章论俳谐:
俳谐之曲,东方滑稽之流也,非绝颖之姿,绝俊之笔,又运以绝圆之机,不得易作。著不得一个太文字,又著不得一句张打油语。须以俗为雅,而一语之出,辄令人绝倒,乃妙。元人《嘲秃指甲》词:“十指如枯笋,和袖棒金尊。搊杀银筝字不真。揉痒天生钝。纵有相思泪痕,索把拳头揾。”《中原音韵》及弇州皆极赏之,然首语及“揉痒天生钝”句,尚觉著相。此体亦是西楼最佳,如《失鸡》《转五方》等曲,皆极当行。吾乡徐天池先生,生平谐谑小令极多,如《嘲少发大脚妓黄莺儿》中二句“妆台上省油,厮打处省揪,未下妆楼,金莲一步,占著两块大砖头”,《嘲瘦妓》“四两面条搓,抹胸膛三寸罗,俏郎君一手挢(平声)三个”,《嘲歪嘴妓》“一个海螺儿在腮边不住吹,面前说话倒与傍人对,未抹胭脂,樱桃一点搓(去声)过鼻梁西”等曲,大为士人传诵,今未见其人也。(《曲律》卷第三)
王骥德虽然赞成搞笑,但觉得张打油体一味通俗缺少内涵,他觉得含蓄一些更好,但其所推举徐渭的几首嘲弄妓女的曲子也未必见得高明。他表彰的、但没有著录王磐写自己丢鸡和嘲讽作法事的和尚的小曲倒是很可读的。他认为这才是“正当行的。录之如下:
平生淡薄,鸡儿不见,童子休焦。家家都有闲锅灶任意烹炮。煮汤的贴他三枚火烧。穿炒的助他一把胡椒到省了我开东道。免终朝报晓,只睡到日头高。(《满庭芳·失鸡》)
大扬幡做道场。齐秉烛斋神像。乱敲钹惊地府。蛮擂鼓震天堂,闹动衔坊。显手段的唐三藏,逞风流转五方赤紧的行者能顽,又撞着东家好攘。(《南吕·一枝花》)
像这类戏谑性的通俗小曲在民间比比皆是。
第一,说笑话者位置要低,要站在比听众低的位置,不能高高在上教训听众;第二,“只要对景就发笑”;第三,要在意想之外,在情理之中;第四,不能没有“皮”,但“皮”又不能太厚,太厚了只能回家去乐。
前面说到笑话是有听众期待的,不仅期待听众听,而且还期待他们笑;听笑话者也在期待着笑。笑话所嘲笑的都是比常人还要低一些的人物或事情。喜剧大师卓别林说他的作品之所以令人发笑,就是善于把人们处在尴尬局面中的窘态表现出来,使观众陡然产生一种优越感,从而开怀大笑。柏拉图说笑是一种“鄙劣的情感”,就是指人们笑的总是别人小小的不幸,比如在庄重的场合大人物滑了一跤,整装的警察巡逻时帽子被风吹走了……古代讲笑话的优人非常懂得这一点,他们有时故意装出自己有多高大,实际上是为自己的渺小做铺垫:
高祖尝令人读《文选》,有郭璞《游仙诗》,嗟叹称善。诸学士皆云:“此诗极工,诚如圣旨。”动筩即起云“此诗有何能!若令臣作,即胜伊一倍。”高祖不悦,良久语云:“汝是何人?自言作诗,胜郭璞一倍。岂不合死!动篇即云:“大家即令臣作,若不胜一倍,甘心合死。”即令作之。
动筩曰:“郭璞《游仙诗》云:‘清溪千余仞,中有一道士。’臣作云:‘清溪二千仞,中有两道士。’岂不胜伊一倍?”高祖始大笑。(《中国笑话大观·启颜录》)
“高祖”是北齐时皇帝高欢,他是残暴的皇帝。石动筩是宫廷艺人,周旋于皇帝宫嫔之间。人说伴君如伴虎,动筩更为不易。当高欢赞美郭璞《游仙诗》时,连诸学士都齐声赞美,可是动筩却独立于诸人之外,而且似乎高明于皇帝,引起了高欢愤怒。可是这一切都是为了展示自己的“清溪二千仞,中有两道士”。“高祖始大笑”正是他发觉了石动筩的“愚蠢”和自己的“优越”。
“较常人低”不等于肆意丑化自己或贬低笑话中的人物。在揭示他们让常人感到可笑的一面时,并不妨碍展示他们可爱的一面。如《拊掌录》记北宋初年武将韩简:
魏博节度使韩简,性粗质美,对文士不晓其说,心常耻之。乃召一孝廉讲《论语·为政篇》,翌日,语从士曰:“近方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行立。”闻者大笑。
韩简虽然弄错了“三十而立”的含义,但读者却感到这位以不学为耻并勇于发表自己读书感想的粗人的可爱。一些笑话的作者在揭示一些可笑的社会现象时并未把自己排除在外,正如冯梦龙所说“还有古今世界一大笑府,我与若皆在其中供话柄”(《广笑府序》)。因此这与尖酸刻薄、专门搜罗与他人缺欠是根本不同的。在文人士大夫创作的笑话中,这类作品是主流,是应该肯定的。
这句话是《红楼梦》中的薛姨妈说的。《红楼梦》第五十四回贾母讲笑话,说吃了孙悟空尿的儿媳妇嘴巧。凤姐刚卖弄完了巧嘴,大家听了贾老太太的笑话都笑了起来,认为这是指凤姐说的。薛姨妈说:“笑话儿不在好歹,只要对景就发笑。”不对景的笑话就像走了电的电池,外观没有变化,却没有动力了。
古代优人们传下的笑话相对来说针对性强。俳优的笑话大多属于这一类。北宋真宗、仁宗朝西昆体流行时期,馆阁学士们以唐代李商隐为模仿对象,生吞活剥,摘其成句与典故以拼凑自己的作品。这种风气弥漫诗坛。此时一次文士宴集,有位优人扮作李商隐,穿得破破烂烂。另一位优人问:“先辈为什么如此败落?”那位优人回答说:“我被馆阁诸公撕拉剥取至此。这句话引起了人们的哄笑,这正是“对景”的结果,如果没有那个典型环境是不可能达到如此强烈的效果的。
这类例子很多。现在的一些曲艺和戏曲中即兴的“抓哏就是古代俳优即兴表演的遗留。例如20世纪40年代末喜剧电影《二百五小传》写一个爱国的京剧艺人二百五演《法门寺》他扮演小太监贾桂。大太监刘瑾在审郿坞县知县赵廉,贾桂把百姓告发赵廉的状纸拿给他看:“你做了一任好父母官,儿女百姓无恩可报,弄了这么一张擦屁股纸,就把尊驾您给刷下来啦!我说赵廉,你认识字吗?”赵廉回答:“我二甲进士出身,焉有不识字的道理。”贾桂在此插了一句:“我以为你读日本文,把中国字都忘了呢!”当时,日本人占领北平,强迫学日文。二百五这句打诨,“对了景”,观众哄堂,但也招致日本占领军的愤恨把他抓了起来。
20世纪70年代天津某剧团演《沙家浜》。在阿庆嫂与刁德一周旋时,递给刁德一一支烟,并说:“烟不好,阿尔巴尼亚的。”这句打诨也引起观众的哄笑。现在读者很难理解了。那时人们笑,因为有对两个神圣物(样板戏、阿尔巴尼亚)的亵渎使平庸人们产生了优越感。另外,它也很“对景”,当时阿尔巴尼亚香烟,包装精美(与国产香烟相比),适于敬客;价格便宜(每盒不到两角钱),因为它是土耳其香型的,国人不习惯,把它称作“穷人美”。这些都是引起观众强烈反应的原因。结果演员以“丑化样板戏”的罪名被判刑。
写作笑话者要有想象力,敢于夸张与遐想,突破听众的思维定式才能引起人们发笑。
鄠县有人将钱绢向市,市人觉其精神愚钝,又见颏颐稍长,乃语云:“何因偷我驴鞍桥去,将作下颔?”欲送官府。此人乃悉以钱绢求充驴鞍桥之直,空手还家。其妻问之,具以此报。妻语云:“何物鞍桥,堪作下颔?纵送官府,分疏自应得脱,何须浪与他钱绢?”乃报其妻云:“痴物,傥逢不解事官府,遣拆下颔检看,我一个下颔,岂只直若许钱绢?”(隋·侯白《启颜录》,见《中国笑话大观》)
这个笑话开篇就有三奇。这个鄠县的“市人”竟说入城的“鄠人”脸是他“驴鞍桥”,这是一奇;而且要到官府去告他,这是二奇;“鄠人”竟把钱绢给了“市人”,以偿其驴鞍桥,求他别打官司,这是三奇。然而这还只是铺垫,更令人叫绝的是“鄠人”回到家与妻子那段争论,妻子责备他为什么不到官府理论,白白把钱绢给了“市人”?“鄠人”回答更出于意外,他反问妻子,如果碰到不解事的官府,要拆下我的下颔看一看,我怎么办?“鄠人”看起来糊涂,其实他对官府的昏聩有足够的估计和认识。
又如:
三人同卧,一人觉腿痒甚,睡梦恍愡,竟将第二人腿上竭力抓爬,痒终不减,抓之愈甚,遂至出血。第二人手摸湿处,认为第三人遗溺也,促之起。第三人起溺,而隔壁乃酒家,榨酒声滴沥不止,以为己溺未完,竟站至天明(冯梦龙《笑府·殊禀》,见《中国笑话大观》)
这是一个荒诞而精彩的故事,写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但又非常离谱。故事中三位仿佛现今心理学所说的“心理错位者”。外国荒诞派的荒诞作品往往是悲剧,而国人却能用荒诞制造“笑”。故事中三人一个比一个更严重地丧失了对现实生活的感觉。他们在现实中受到刺激后不能作出正确的反应,这样他们不仅不能斥拒刺激、保护自己,反而伤害了他人。而且第三位竟被虚幻的想象引得自己白白地站了一宿。你说它好笑吗?却也令人深长思之。五六十岁的人们或许都有过这样的体会过去对一些刺激的反应是不正常的,也曾被幻象折腾了不少年头的。我们做过的一些事情可能比那位“以为己溺未完,竟站至天明”者更可笑。因此,稍有阅历者都会感到,它是合乎情理的。荒诞的想象往往在其深处却暗含着生活的逻辑。
所谓“皮”是借用相声术语。相声把笑料叫作“包袱”,相声在引人发笑之前都要有个铺垫过程,叫“包包袱”;铺垫圆满后,最后把包袱皮一撤,叫“抖包袱”。这时听众大笑。相声艺人认为,不能没有“包袱皮”和“包包袱”,没有则不能把观众的思维引向自己所需要的轨道。“抖包袱”则是最后亮出底牌,这个“底牌”大悖于观众的思维,脱出原来的轨道,这个意外才引起观众的发笑。如果包袱皮太厚,则抖得不响,观众对于“结论”不理解或一时绕不过弯儿,也不容易笑。
笑话也有这个问题。前面《启颜录》“鄠人”的笑话前面的“三奇”都是包包袱皮的过程,读了这些,读者会觉得这个“鄠人”是个糊涂虫,或是个傻子吧!最后与妻子的争论才是抖包袱,他才不傻,甚至是个智者。违背了读者原来的认知,从而引起发笑。
侯宝林相声中的《改行》,前面的垫话中说皇帝死了不许有喜庆颜色出现,不许见红。蜡烛不能卖红的,家里的红柱子要包上蓝布,连红萝卜、红辣椒都不能卖,要卖就要做套把它套上卖,这些虽然也荒谬,但大体上还不离谱(也就是人们受点罪还能做得到),但都是铺垫,表明皇权专制管制的严酷。最后引出“我大爷是酒糟鼻子赤红脸”,脸和鼻子都是红的,大爷一出门,就被看街兵打了一个嘴巴,并喝令:“回去”,“要出门先把鼻子染蓝了”。这样把“不能见红”推到了极端,这是正常人思维所不能达到的,所以也能发笑。
明代陈皋谟的《笑倒》中有《凶人》:
一翁好施,天大雪,见一人避雪于门,怜而延入,暖酒与敌寒,遂留一宿。次日雪又下大,不可行,又留之如是三日。天晴,此人将别去,因向翁借刀一用,翁取刀出,持以谓翁曰:“素不相识,承此厚款,无可以答,唯有杀此身以报耳。”遂欲自刃。翁惊止之曰:“如此则害我矣!”其人曰:“何也?”翁曰:“家中死了一个人,零碎吃官司不必说,一切无事,烧埋钱也要十二两。”其人曰“承翁好意,不好算得许多零碎,竟拿烧埋钱十二两与我去罢。”翁大怒,遂喧嚷惊动邻里,为之劝解,减其半六两与之。临去,翁叹息曰:“谁想遇此凶人!”其人曰:“不说你凶,倒说我凶?”翁曰:“如何是我凶处?”其人曰:“既不凶,如何留得我三夜,就扣除我二两一夜?”
这个笑话是一步一步剥开这个“凶人”的无赖面孔。最后他竟把“凶人”的帽子戴到乐善好施的老翁头上,真是可笑又可恨。这也是一个很典型的“包包袱”与“抖包袱”的过程。
这些笑话应该说“包袱”的“皮”的厚薄处理比较适当,因为在当时很容易引起读者发笑。时代的流转、社会生活的变迁,许多古代的笑话现在读来不笑了,例如前面“鄠人”,缺少古代文学知识的读者由于文字的障碍,恐怕连内容都读不懂,例如“钱绢”“颏颐”“鞍桥”“下颔”“浪与”等确切的含义也不一定知道,因此“包包袱”说的什么都弄不清楚,这就是“皮”厚,那么“抖包袱”不响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笑,人人都会,而笑话创作非有幽默感的人不办,幽默感是笑话创作的心理基础。生活中有许许多多可笑的事,有的人一笑之后,没有很多的心理感受,可是有的人就久久难忘,会写的人就会把它记录下来,以供他人一笑;不会写的人,也会把它记在心里,转述给他人。这些人是有幽默感的,正是这种心理,使得他们能够认识到笑、笑的意义,并有了把它们表达出来的欲望。古人有的人喜欢笑、对于笑很敏感、对于笑有独特感受,如《诗经·淇奥》赞美西周末的卫武公“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说他喜欢开玩笑,不刻薄待人,这是一个有幽默感的国君。后来人们会用“滑稽之雄”“善诙谐”“诙谐善谑”等来指称这些善于说笑话和对于笑话很敏感的人物,但似乎都不那么准确。现今有了“幽默感”这个词才能把它表达出来。
那么什么是幽默感呢?这要从幽默谈起。
幽默是个外来词语。那么什么叫幽默呢?“幽默”这个词古已有之,《九章·怀沙》中就有“孔静幽默”的句子,但那时“幽默”作“寂静无声”解,与现代意义上的幽默不相干,现代意义的幽默是林语堂于1924年从日本引进的,他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和《幽默杂话》。这里的幽默只是英语humour的音译。一般英文词典把“幽默”解释为“滑稽、可笑、有趣”。《大英百科全书》把“幽默”和“机智”列为一个词条。这可以视为一种广义的幽默。这个词一出现,马上就有人应用。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文人曹绣君,在他编纂的《古今情海》中改写古人遗文时多次用到“幽默”这个词。
然而这个解释并没有被中国学术界广泛接受,当然,这与那万方多难的时代有关。鲁迅就讽刺说:“我不爱‘幽默’。”又说:“中国向来不大有幽默。”幽默是从日本转口的二手货,所以日本关于幽默的理论对当时的知识界有很大影响(日本则是受到德国哲学的影响)。鲁迅先生说中国没有幽默正是根据日本理论家对幽默的理解而做出的论断。日本《万有百科大事典》对幽默的解释颇有代表性,书中写道:曾经有人把“幽默”译成“有情滑稽”,这虽不成熟,但却有一定道理。幽默中的笑并不是那种无情的嘲笑(笑别人的愚蠢、笑自己所看不起的人)。它凝聚着对人类,包括自身的可悲性格的爱怜之情,这是比较高级、复杂的笑。这可以说是对“幽默”的狭义解释。这种理解在中国的理论界与文艺界占主导地位。因此人们不得不把一些廉价的笑料——诸如丑角的插科打诨、矫揉造作的喜剧动作智力上的自我炫耀、变着法骂人的低级笑话、对弱智者或残疾人的恶意捉弄等等——看作幽默。“论语派”作者的许多文字流于此道,所以受到鲁迅以及后来的钱锺书等人的讥刺,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幽默”这个词在中国存在及流行了近七十年,其间虽然也是几经风雨,但学界对它逐渐形成了共识。幽默从高层次说它是人的一种气质、一种心态、一种人生态度,具有幽默感的人们善于以温厚的诙谐和同情的愉悦待人接物,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克服了人我之间的隔阂。从浅层次来说幽默是一种艺术手段,是一种特殊的喜剧形式,是一种轻快、诙谐而且意味深长的笔调,是一种风趣而机智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它的本质是用“神形倒错”的方法来表现美压倒丑的优势。其表现效果则是一种轻松而有深意的笑。幽默不是挤出来的,只有具有幽默感的人才能有幽默艺术的表现。所以鲁迅说一个月挤出两本幽默杂志本身就不幽默。从深层次说,幽默是一种人生态度,是以博大宽广的胸怀对待人生,以悲悯同情的眼睛去看待世界。因此,笑过之后往往是深思与眼泪。
幽默与诙谐、机智、讽刺关系最近,它们的表现效果都是令人发笑。如果仔细审视,它们之间还是有差别的。诙谐或者说滑稽一般没有什么深刻的内容和对现实的针砭意义,有的只是逗人一笑。一些喜剧、闹剧的夸张动作,滑稽戏、相声、幽默小品中的噱头,如无社会含义皆属诙谐,而幽默一般具有严肃的社会内容。机智主要指人们在应对时反应敏捷、能言善辩、随机应变、富于机趣。这种品质是构成幽默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它本身并非幽默,过分卖弄机智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反幽默现象。机智只有伴之以思想与宽容,又能把握好分寸,才能构成幽默。有的幽默也含有批评之意,但一般说来讽刺在批评丑恶现象时比较尖锐,所指也较为具体,而幽默则较为温和,较为虚泛、含蓄。这里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体味一下幽默与讽刺的区别:
齐奄家畜一猫,自奇之,号于人曰:“虎猫”。客说之曰:“虎诚猛,不如龙之神也,请更名曰:‘龙猫’。”又客说之曰:“龙固神于虎也,龙升天,须浮云,云其尚于龙乎?不如名曰‘云’。”又客说之曰:“云霭蔽天,风倏散之,云故不敌风也,请更名曰‘风’。”又客说之曰:“大风飙起,维屏以墙,斯足蔽矣,风其如墙何!名之曰‘墙猫’可。”又客说之曰:“维墙虽固,维鼠穴之,墙斯圮矣,墙又如鼠何!即名曰‘鼠猫’可也。”(明·刘元卿《贤弈编·应谐录》)
局里要求给毛驴写鉴定。狗熊写上:“头脑迟钝,固执己见”。狐狸说:“别犯傻了,你不知道上级要提拔他?”“那叫我写什么好呢?”狐狸写上:“毛驴同志稳重谨慎,立场坚定”。(苏联《鳄鱼》杂志)
上面两个例子题材相近,主题都是“名”“实”问题,作者对名实不符的社会现象也皆持批评态度。前者态度较为温和含蓄,作者感慨人们追逐美名而失去了物的“本真”,欲益反损。而后者态度较为尖刻,对于那些仰承领导鼻息之人的丑陋批评也很尖锐。因此,前者近于幽默,后者近于讽刺。
当然,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这些相近的范畴还是很难分清的,互相比较时还都属于朦胧概念。一般说来,如果做到“诙谐重内容,宽广避肤浅;讽刺磨而钝,去其酸与刺;机智富情趣,远离油滑调”。那么虽非有意追求幽默而离幽默不远矣。幽默,特别对人生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幽默感说得直白点就是对幽默的感觉。其表现有二:一是理解与接受;二是反映与表现。前者是由内到外的体验,后者是由内到外的散发。
林语堂说:“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国的文化,到了相当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学出现。”(《论幽默》)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中国的幽默源远流长,“中国人人都有自己的幽默”。鲁迅的见解与此针锋相对,他说:“我们有唐伯虎、有徐文长,还有最有名的金圣叹……和‘幽默’是并无什么瓜葛的。”因为“皇帝不肯笑,奴隶是不准笑的。他们会笑,就怕他们也会哭、会怒、会闹起来”。“这可见‘幽默’在中国是不会有的”。鲁迅所说是皇权专制主义社会的总体情况,并根据他对当时政治现实的感受,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专制主义是反人性的,而幽默是从人性中引申出来的。幽默要有两大支柱:一是文明,一是自由(没有恐惧),缺一不可,而这两者都是与皇权专制主义水火不相容的。我们不妨看一看西安临潼出土的秦兵马俑。那些披挂齐整、全副武装的将士,作为战斗群体确实是威风凛凛、势不可当的;可是作为个人,它们个个面孔严肃、目光呆滞,毫无喜怒哀乐的表情,可以说没有个性,哪来的幽默呢?它们正体现了秦始皇统治的威严、残酷。他把统治下的百姓整治成为毫无灵性的“一段呆木头”。鲁迅也说:“专制使人变成死相。”因此,封建社会里,从整体上来看,国人是严肃有余、幽默不足的。正人君子,不苟言笑;斗筲小人,不敢言笑;上人下人之间不会笑;男女之间不能笑。宋代诗人陈师道有句云:“不惜卷帘通一顾,怕君着眼未分明。”虽有寄托,亦不免被道学家责为轻薄。连侠肝义胆的胡诠被贬到海南十多年,回来时与海南女子黎倩告别时写下“君恩许归此一醉,旁有梨颊生微涡”。朱熹对此都要讽刺:“十年湖海一身轻,归对梨涡却有情。世路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倒是陈后主之妹乐昌公主亡国之后,没入豪门,得见到前夫徐德言所写的两句诗“今日何迁次,新官对旧官”颇能反映专制下知识阶层的心态;“啼笑俱不敢,方验做人难”。这是受到文明熏陶的士大夫的心态,至于广大劳苦民众连“啼笑”的能力也被剥夺了,他们过的是“辛苦麻木”的生活。这仅是问题的一面,当然是主流的一面。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各个时期的专制程度是大不相同的,因而人们的心态也就大有区别。首先,是在皇权专制社会上升时期与没落时期不同,鲁迅也说过遥想汉唐时期的闳放就与宋以后国粹气味熏人大不相同;其次,国家的统一与分裂、皇帝才智的高低及其信仰何种学说,以及统治集团的腐败程度都对一个时代的政治气候有所影响,而政治气候是严酷还是宽松都直接影响当时人们的心态。例如先秦时期皇权专制统一的国家还没有建立,只是诸多大大小小的诸侯国,除了一些暴君统治的国家外,大多诸侯国的统治较为宽松。我们还可以从《诗经·国风》中的一些篇章中想象当时青年男女嬉笑戏谑的情景。于是就有《卫风·淇奥》中“善戏谑兮,不为虐兮”的名句。这种相对宽松的政治气候与社会氛围给幽默以滋生、成长的空间。不仅先秦,汉、唐期间也有过统治相对较为宽松的时期。另外,专制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不单纯是君臣父子这种上下之间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五伦之中还有平等或接近平等的夫妇、朋友、师友、兄弟之间的关系。统治与被统治之间很难以幽默沟通,而平等或接近平等的人们之间则较宜于以幽默交流,这主要取决于交流主体的文明程度与时代氛围。即使政治气候比较严酷,如果主体胸襟开阔、气度超脱,其幽默仍不可灭。北宋苏东坡因诗文触时忌而被迫害,朝廷派钦差到湖州拘捕他,一家人非常紧张。妻子王氏哭得死去活来,东坡却十分镇定,给她讲了一个故事:宋真宗时有个隐士叫杨朴,能作诗。真宗召见他,问他能否作诗?杨说不能。真宗问:“临行有人作诗送行否?”杨说只有老妻作了一首七绝:且休落托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意思是为担心会被官家捉去,再不要贪酒吟诗,否则要把老脑壳葬送掉的。真宗听了大笑,把他放回了家。讲完这个故事苏东坡就风趣地说:“你难道不能像杨隐士妻那样作一首诗为我送行吗?”这句话把王氏也逗笑了。可见幽默没有完全因为专制而绝迹。幽默还与一个人的主观世界,也就是他的学养、阅历有着深刻的联系。先秦是中国知识阶层最活跃的时期,也是幽默及幽默文学大放光芒的时期。那时的许多学者都有幽默感,特别是各个学派的领袖都是极富幽默感的人。被后人奉为“大成至圣先师”的孔子并不像电视剧所演的那样永远板着脸“做思考重大问题状”。我们从《论语》及其他有关记载看,他是一位极有风趣并具一定平等精神的学者。林语堂说:“当今世人只认孔子做圣人,不让孔子做人,不许以有人之常情。”又说:“孔夫子一多情人也,有笑、有怒、有喜、有憎,好乐好歌,甚至好哭皆是一位活灵活现人的表记。”(见《思孔子》)《论语》所记多是孔子雍容、和易、幽默的一面。孔子与学生交流过程中也很少有居高临下、盲目维护师道尊严的一面。例如有次他带着学生从武城经过,其时孔子弟子作为“武城宰”的言偃正在武城推广礼乐教化。他莞尔笑曰:“割鸡焉用牛刀”,有嘲笑言偃小题大做之意。言偃听了反驳说:“君子学道则爱人”,意为:自己学习儒道就是推行礼乐以爱人,难道因为治理的地方小就不奉行此道了吗?孔子也感到自己说错了,并不固执己见,也没感到伤了面子。他说:“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无论是前面说的“错话”,还是后面的更正,都可以看出孔子为人的豁达坦荡和他在与学生沟通时的幽默态度。
孔子在回答学生问题时也常常表现出宽厚、机智和诙谐极有幽默感。例如子路问事鬼神,孔子回答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问“死”,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孔子对子路的提问是有所不满的,但又不正面批评他,而是温和地加以引导,可见孔子宅心仁厚。其他如老子、晏婴、庄子、孟子荀子无不具有幽默感。他们也写过许多幽默故事。甚至看来苛酷寡恩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在其著作《韩非子》中为大家所熟知的“郑人买履”“守株待兔”“滥竽充数”“郑人争年”“卜妻为裤”“矛盾”等等可笑故事中也可想见他并非全无幽默感的人,在他写这些故事时嘴角一定会流露出笑意。
先秦以后的一流学者、文士皆可以说是富于幽默感的。这里仅举几个尚未被读者普遍认可的例子以说明之。如谈到司马迁给读者印象最深的是他受腐刑后的“肠一日而九回”的痛苦与惋愤。其代表作品《史记》也被称为“无韵之《离骚》”。固然《史记》有着强烈的爱憎倾向,但司马迁又是历史的观察者,他有超越世俗与常人的冷静、客观和理性,因此在他笔下许多历史事件与人物是富于喜剧性的,不必说他在描述汉高祖刘邦的游民无赖作风与平凡小事时处处流露出幽默感,令人忍俊不禁,即使写到秦皇汉武这些直至今日仍令许多具有奴性的人士仰望的人物时也多有喜剧性的情节(如秦始皇为巩固其政权所做的种种努力与二人对长生和求仙的企望)。《外戚世家》写汉景帝的窦皇后与失散多年的弟弟初次相会,话及昔日艰辛时“于是窦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横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用笔简洁,不加评述,只从旁观者角度再现其场景,但其可笑便展现在读者面前。又如《万石君列传》写石奋一家“无文学,恭谨无与比”之情景,亦足令人喷饭,石奋的一个在礼数上最“简易”的儿子石庆,为皇帝驾车出行,“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石家就靠谨小慎微,也一个个位至公卿。司马迁在客观地描写石家为了“恭谨”而超常地做作与虚伪时也流露出对他们的悲悯,因为在严酷的统治下,祸不旋踵,“恭谨”是维持生存的手段。因此,仔细体味这篇列传,其中的幽默是大于讽刺的。
杜甫作为诗人给读者的印象是“贫病老丑”,有人冠以“村夫子”之称加以讥笑。近几十年来,研究者又只强调其作品的“批判性”“战斗性”的一面,于是杜甫似乎在叹老嗟卑、哀痛伤感之外就是横眉立目了。其实杜甫自有其温厚、幽默的一面这些亦时时从其作品中流露出来,特别是在与朋友的交往和家庭生活中,杜甫的幽默性格表现得更为充分,比如他写给不拘形迹的朋友郑虔的诗:
广文到官舍,系马堂阶下。醉即骑马归,颇遭官长骂才名三十年,坐客寒无毡。赖有苏司业,时时乞酒钱。
郑虔诗书画皆佳,唐玄宗亲自品题为“三绝”。可是这样的人才竟然求温饱而不可得,时时仰仗朋友接济。诗中有对统治者轻视人才的愤怒,但更多的还是对好友的同情与安慰。可以想见郑虔读到此诗时会开心一笑吧!对于家中的老妻稚子则更是如此,不论环境如何困难,诗人在妻子儿女面前总是带着微笑,以博大的胸怀抚慰他们。即使反映战乱之苦和自己对朝廷大政意见的《北征》中也没有忘记以谐谑的笔调写到自己归来给妻儿们带来的欢乐:
那无囊中帛,救汝寒凛栗。粉黛亦解包,衾稠稍罗列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
“痴女”晓妆狼藉,胭脂粉黛涂了满脸,与女儿的调笑也正是对妻子的幽默。其他这类例子还很多。可见杜甫也不是总板着面孔的。
幽默在民间更没有绝迹,这主要表现在民间文学的创作中,如歌谣、笑话、民间故事、曲艺、相声等皆与幽默有不解之缘。它们不仅是民众情绪的反映,也是他们智慧的结晶。幽默与智慧是孪生姐妹。《左传·宜公二年》记宋国将领华元率宋军与郑楚联军交战,战败被俘,宋以“兵车百乘,文马百驷”将他赎了回来。他还神气活现地巡视民工筑城工地,于是民工们唱道:“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寥寥数语为这位丢盔弃甲的败军之将描绘出一幅极可笑的画像。他瞪着圆眼,腆着肚子,挓挲着络腮胡子在城墙上走来走去道:“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牛皮、犀牛皮还很多嘛,损失一些甲胄又算什么呢?用现在的话说交这点儿学费算什么呢?民工们又接着唱道:“从其有皮,丹漆若何?”纵然还有各种皮子,但没有丹漆彩绘怎么办呢?意为您的学费交得太多了吧!华元语塞,对副手说“他们人多,我们说不过他们”,于是狼狈而去。看来华元还很大度,他没有恼羞成怒,这也正是民工们敢于对他幽默的前提。统治的宽松是幽默赖以生长的土壤,否则人们救过不赡,又怎么幽默得起来呢?
后世好多笑话出自民间,但由于制度的变化,专制日益强横严酷,像敢于这样当面嘲笑统治者的幽默不多见了。对自己生活处境不满时往往变成自嘲,这在历代笑话作品中很常见明代徐渭在《答张太史》的信中记杭州脚夫的话说:“风在戴老爷家过夏,我家过冬。”只一句话便把“戴老爷家”的生活环境与“我家”的生活环境的巨大差别形象而幽默地表现出来了民众的机智幽默有时也是难以企及的。
幽默与幽默文学还有一个来源,那就是古代宫廷俳优的戏谑。宫廷俳优大约在夏商之时即已存在,春秋时代引起社会的关注。如晋国的优施、楚国的优孟、齐国的淳于髡都是以其大胆参与朝政而载诸史籍的。俳优的职责是娱乐君王与后妃。他们是职业的滑稽家、幽默家,如果说以“卖笑”为生的话,首先应该是指他们。不过这个“卖笑”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娼妓卖笑略有区别。娼妓卖笑是用自己的“笑”去取悦他人,换得一碗饭吃;而俳优“卖笑”往往是自己不笑而使他人笑。宫廷俳优多非俊男靓女,有些还是残疾人,要把他人逗笑还是不容易的,这就要求他们掌握笑的规律、笑的艺术。由于宫廷俳优地位特殊,整天与帝王后妃打交道,所谓“职位不高地位高”。其耳濡目染的又多是国家大事,因此他们在逗君王一笑的同时往往融入了自己对于时政、社会、人生的意见。又由于他们精通笑的艺术,善于把一些尖锐批评化为“婉而多讽”的幽默表达出来,使听者在笑过之后,比较易于接受。这类事例极多任二北先生曾辑《优语集》,收录历代俳优带有幽默色彩的讽谏之语。
《史记·滑稽列传》记录先秦至秦汉俳优事迹,并赞美他们“不流世俗,不争势力,上下无所凝滞,人之莫害,以道为用”(《太史公自序》),也就是说这些敢于讽谏、敢于表达自己意见的俳优,以他们的幽默打通了上下之间的阻隔,是颇有点儿超脱精神的,因此,他们机智而又富于谐趣的“微言”是可以起到“排难解纷”作用的。幽默自先秦之后不绝于世,基本上是沿着士大夫、民间、俳优这三条线索发展。一般来说,宋代以前幽默精神多体现在文士各种著作中(如史籍、子书、笔记以及各种诗文集),而且往往是妙笔偶得之,并非刻意追求,如宋、元以后浪漫才子所作“幽默”小品。宋以后的幽默精神则多表现在能够反映民间意识的通俗小说与笑话之中。
笑话最初来源于民间,只是口耳相传,自我娱悦的。富于幽默感的人士有发现的眼睛,他们把这些采撷来,经过加工和创造,使之能够流传下来。前面说到的先秦诸子中带有诙谐色彩的寓言就多是古代的笑话,因为诸子用它们说理,使之获得了永恒的理性。人们读这些寓言的目的不是为了笑,而是启发思考某个严肃的问题。幽默本来就与理智有着天然的联系,它是不动感情的,动感情则不笑。
富于幽默感的人士大体可细分为三类:
一是心胸超脱,能够以幽默的态度看待世界与人生的人因此,他们说出引人发笑的话做出引人冁然一笑的事,往往都是不经意而为之,如孔子、庄子、司马迁的前半生等等。这类人我们可以称之为幽默人。
二是怪人,或者说是不同于平常的人。这种人品类不一或基于愤怒、或出于悲哀,万不能解,于是借助一笑,化其胸中的垒块,比如明代的徐渭。有的或食古不化,或头脑拘于某种信仰,不知变通,做出许多怪事引人发笑,比如春秋时期的宋襄公、西汉末年的王莽。有的就是愚昧,不仅昧于大道,就连普通的人情世故也弄不明白,所以做人行事,处处留下笑柄历代笑话作品中就有这类典型人物,如迂公。
三是优人,或叫艺人。搞笑是他们的职业,也是其生存来源所在。如古代的宫廷俳优,后来参军戏、杂剧乃至近世的滑稽戏、相声等艺术形式的演员。他们为了引人发笑殚精竭虑也有并非是艺人,或就是喜欢为他人创造快乐,或为了讨好大众,用鲁迅的话说就是“大众的帮闲”。这些非专业的“优人大多有些才能,对于笑话的创作与流传贡献尤为重要。多半还是靠这些人使得不登大雅之堂的笑话能够以文字的形式流传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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