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徒关系是深入中国儒家学说与其复杂的宗教、礼仪背景的一种工具。我们所熟悉的典型多到不胜枚举。孔子问,像子路与颜回这种最能够承继师说的学生,却先于师傅而死,还有什么比这样的背叛更大呢?大师的学说能否借由口述言辞相传,这问题的答案仍未有定论。如此一来,真正的教诲又是什么构成的呢?“有一次,大师才讲了两句话,底下就有个学生呼呼大睡。大师欣然道:‘他身如槁木,心同死灰。已然真正得道了!他已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我已不必再与他论道了。唉!他果真是个贤良的人才哪!’”这段故事的重点在于达到自我与灵性的虚空,也就能达致沉思与存在的核心。
佛教传入中国,大约是在公元六五年,当时佛教已经形成了大约五百年,而且许多的大师和贤人先后辈出。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三者之间是彼此竞争又互相渗透的关系。中国人一代一代地从梵文将佛经译为中文。达摩祖师在公元五二七年来到广东,在这位大师的身上可以看到所有大宗师的特征。我们可发现有个景象又如鬼魅般地重现:当达摩告别弟子并消失在山林之中,后人只发现了一只鞋子。这根本是恩培多克勒的翻版。尽管经书典籍是持续受到崇敬与注释的对象,但超越言语及概念可掌握的口传智慧,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它们绝大部分注定是心领神会的不传之秘。
禅学很早就流传到日本,但要到公元一二○○年后才开始盛行。禅学在日本有适合发展的基础:日文中的“侍”(samurai)就表示“侍从”的意思;服从与严苛的体能训练,对日本而言是习以为常的;剑道以及其他武术都密切相应于禅学思想;射手放空自己,专心于标靶上空白中心的箭术,意味着服从的灵魂;书法与园艺都是追求一种在细微之中见真章的整体性(就好像犹太神秘教义中的文字奥秘一样);俳句的极简主义内蕴宏浑,通过浓缩的字句流露出来;永恒即在刹那,世界即在“一粒沙中”。这些习俗,在宫闱朝廷与市井乡野截然二分的背景中,使禅学成为上流社会所采取的生活指引。
道元禅师于公元一二二七年所写的一首禅偈仍传颂至今:
众善弟子随法统,
从师坚守可致哉。
心头灵台当自启,
明心见性证如来。
孤云怀奘(Koun Ejo)将“虚己”的方式更加精进:“即便八万四千法门生灭于你自身,只要心无挂怀任其自为,便有大智慧光自其迸发。”这种“空明,自燃自显,远在心力所及之外”。逝于公元一三二五年的莹山绍瑾(Keizan Jokin)所开创的住持相承制度,仍延续至今。“修道静思犹门外。心同莲姿证如来。”许多充满教诲与禅机的故事启发了佛门弟子,就像耶稣所采用的方法一样:“有个小婴儿睡在父母身旁。这孩子梦到自己被痛打或是生了重病。但无论这孩子怎样生气,他的父母也没办法赶来解救他,因为没有人能进入别人的梦中。但是如果孩子自己从梦中醒来,那他就能从痛苦中解脱。”“觉悟”是禅学中的关键词。另一位引人注目的大师,是放浪不羁而破除法执的一休宗纯(Ikkyu Sojun);传说他直到老年,身边都还有一百多名忠实弟子。“芒鞋竹杖伴我行,尽见盲驴迷道津。”佛门弟子经常要忍受羞辱与拒绝,才能获得大师的认可。弟子必要深山隐寺之中寻找他所认定的师父;他要耐心等待,甚至长达数年之久,大师才会认可他的存在。但传说中白隐慧鹤(Hakuin Ekaku)在公元一七四○年传授给将近四百名弟子关于先师的教诲。这位恐怖又慈悲,威猛又温和的白隐禅师,施予“个人的协助与建议于茶谈之中”。他的口头指导与书面传述均广为流传。白隐逝世时,身边有九十一名亲传弟子,他们代代相传的住持法统迄今犹存。“一个巴掌拍什么响?”这个被西方专家认为是陈腔滥调的佛门公案就是传自白隐禅师。这个公案被当作问禅的五种基本境界。只有在进入深度抽象与“虚空”之后,弟子才能闭关数年以准备开始传道。
这些关于禁欲、宗派斗争、千里眼顺风耳等“神通”及苦修的故事;不肯对弟子焦急而谦卑的询问加以解释的大师,在身后所留下的种种难解公案谜语;记录大师云游四海、遁逸人世,与仙化涅槃的行传──这些比类似的塔木德、犹太神秘教义或哈西德等故事都更广为人知。这些故事间的一致性近乎不可思议;它们都隐喻了一种共同的型态,但其彼此之间的相异处也着实不少。犹太教渴求着与神的直接接触和对话,渴求着完满的启示经验;而佛学(尤其是禅宗)则致力于达到纯粹的虚空,致力于追求在理智与论辩所无法企及的“绝对无”之中的自我消融。即使身边环绕着诸多弟子,禅学大师仍然守持有如隐士。这种情形在犹太教里可谓绝无仅有;即便出现,也只出现在“异端”与堕落者身上,例如斯宾诺莎与维特根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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