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充与集中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之于《伊莎贝尔在马孔多观雨时的独白》和《枯枝败叶》而言,意味着一种在虚构现实空间界限上的扩充:在马孔多之外,又出现了一个有故事发生的村镇,而且这个故事里还短暂提及了玛瑙雷,这个地点后来在《周六后的一天》与《百年孤独》中再次出现了。这部小说同时还意味着时间界限的扩充:之前的虚构故事结束于1928年,这本书中的故事却与现实时间几乎同步,《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的故事发生在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事件爆发后不久(第21、23页),也就是1956年。从现实层次的角度来看,这部小说给那个虚构现实增添了修辞层次的东西,在此之前,这一层次的因素只是隐约可见。同时,这部小说对虚构生活的某些特定层面也进行了更加细致的描写。《伊莎贝尔在马孔多观雨时的独白》和《枯枝败叶》从主观、内部的角度描写马孔多;而《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则从客观、外部的视角描写那片虚构的天地。这个故事没有提供过多宽泛的信息,而是聚焦于某些具体的层次,例如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
就像我们之前说过的那样,虚构现实的扩容就如同出现了数个偏心圆一样,每个圆都与其他圆相交。不同故事之间的联系不仅局限于形式,也包括内容。《枯枝败叶》中的某些人物在这个故事里又再次出现了:安赫尔神父、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马尔伯勒公爵。和前一部小说一样,他们仍然是次要角色。安赫尔神父将在《恶时辰》中起到重要作用,而布恩迪亚上校的舞台则在《百年孤独》里。有些让人疑惑的事情需要解释一下:我们已经知道了印第安人在埋葬死者的时候习惯将他的所有物一同下葬,因此在埋葬“村镇”里的一个乐手时,他们把他的短号连尸体一同埋了起来(第14、36页)。《枯枝败叶》里的上校就曾把自杀者家中抽屉里的东西全都塞进了棺材里,这不是上校的奇思异想,也不是什么奇怪之举:这只是那个虚构世界中的一种习俗。上一本书中已有的主题依然出现在了这本书里:这本书中的英雄也是一个上校,是个参加过内战的老兵;死亡在这部作品中也是核心主题。《枯枝败叶》的关键情节是一场守灵,故事在守灵即将演变成葬礼时结束了。在《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的最开始几页中我们又迎来了一次守灵仪式以及紧随其后的葬礼(第12页),它在两部虚构作品之间灵活地架起了一座桥梁。而且在对两场守灵仪式的描写中,还有个相似的细节:有许多苍蝇绕着棺材飞(第13页)。
在这个故事里出现的一些事件和人物将在之后出版的几部小说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有那么一个瞬间,我们看到了小镇的官员,也就是镇长,他站在一个阳台上,“双颊浮肿,没刮胡子”(第15页)。这幅画面后来又在《平常的一天》和《恶时辰》中出现了。接连不断出现的细节使这部作品和其他作品产生了联动,也再次证实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构建他的虚构世界的过程中,每部作品都无法与其他作品完全分割开来,无论在主题上还是叙事形式上都是如此。我们在这本书里第一次听到了“恶时辰”的说法。它两次出现在了人物对白中,而且意义十分特殊。两次说出“恶时辰”的都是上校的妻子(第47、48页),在她看来,所谓的“恶时辰”不仅仅代表着天降横祸,或是某种横拦在个体生活道路上的厄运,而是那个个体自己召唤出来的命运。比起偶然来,“恶时辰”更多的是一种选择。我们就这样提前触及了《恶时辰》的主题,这部小说最早拟定的书名是《这个狗屎一样的村镇》:对“村镇”的这种定义也出现在了《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中,是借由堂萨瓦斯之口说出来的(第47页)。《百年孤独》中两个经典情节的胚芽已经似火星闪烁般地出现在了这部小说中:“飞毯”(第32页)和“马戏表演”(第81、82页)。除此之外,阿尔瓦罗、赫尔曼和阿方索组成的群体将会把马孔多的最后时光以友谊和纵欲填满,他们的政治性在那里会被削弱,但是更加放纵。
一个经典的框架
卢卡奇在年轻时曾认为小说的传统框架是英雄人物在堕落的世界里“着魔”一般地寻求真理。所谓“着魔”是因为世界的堕落也使得英雄寻找真理的过程蒙上了阴影,他注定要失败,注定会迎来悲剧性结局。在卢卡奇看来,所有的小说都是反个体、反社会的,正因为如此,它又同时是“一个个体的传记”和对社会的“纪实” 。实际上,许多经典小说确实是以这种结构写成的:例如《堂吉诃德》《红与黑》《包法利夫人》。这三部作品中的人物都在竭尽全力对抗他们生存的世界,都在进行追寻绝对真理的冒险,而他们也全都失败了,因为刺激他们做出英雄式的反叛行为的理想难以与那个非真实的世界相匹敌,因此他们的行为只能被视作一种“神话”:骑士神话、拿破仑式的神话和浪漫神话 。卢卡奇的定义不适用于所有的经典小说(现代小说就更不适用了),但可以用来分析《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因为这部作品恰好有类似的框架结构:它的结构是“经典的”。它的主要人物和那些带有悲剧色彩的故事一样,也与自己生存的世界产生了冲突,也在寻找真正的价值,但是这种寻找又被他的生存环境侵袭,进而造成了他的失败。上校进行的是无意识的反抗,他渴求的是一个纯净的世界、一种纯粹的生活。但是他的这种行为被认为是一种“抽象的理想主义”:他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是可能的,他相信没有效率的人会是有效率的,他固执地、近乎疯狂地坚信那个世界上有着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正义、信守承诺、有效的法律、正常运转的管理部门。因此,可以在这部作品里很清楚地辨识出两种组成成分:个体传记和社会纪实。
一、马孔多。这部作品拓展了之前几部作品的背景地。布恩迪亚上校曾在那里待过,还有一群同僚在马孔多“建议他不要投降”(第45页)。就这样,在《枯枝败叶》里被描述成发生在马孔多之外的那场战争——出于疏忽或错误,或者虚构现实中的逻辑本身就与真实现实不同——在这部小说里却涉及了马孔多,或者说马孔多参与了那场战事。这个故事中的英雄“在马孔多附近管理着革命军的资金”(第40页)。这样看来,那场战争并非爆发于马孔多小镇建立之前。在另一个时刻,我们还看到一个要素就近参与了马孔多历史的塑造过程中,而在《枯枝败叶》里那种要素则是遥远而模糊的:“枯枝败叶”。读者们只是通过一些带有象征意味的描写了解那股“邪恶的旋风”的,而在这部小说中他们却在一个确定的日子坐着拥挤的火车来到了那座小镇:“在一个沉闷的中午,一列土黄色的火车风尘仆仆地开到了那里,车上满载着热得喘不过气来的男女老少、鸡鸭猫狗。当时正掀起一股香蕉热。不出二十四小时,整个镇子就变了样。‘我该走了,’上校那时说,‘香蕉的气味会把我的肠子熏烂的。’于是他搭回程的火车离开了马孔多,那是一九〇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星期三下午两点十八分。”(第66页)
二、内战。和香蕉公司、“枯枝败叶”一样,内战也是马孔多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它原本是模糊的,在这里也随着一些片段化但详尽的信息的出现而变得更加具体了。显而易见,此时的政府,又也许是整个国家,出于某种未知的原因都不愿再回忆起那场战争。上校细致地阅读被送到“村镇”的报纸,发现上面“没提到任何与老兵相关的事情”,后来他又说“至少一开始他们还刊登一些新入选抚恤名单的老兵名单。但是从五年前开始就什么消息都没了”(第22页)。我们知道在那场战争里有一方是起身反抗既有秩序的起义军,“革命者”,上校、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马尔伯勒公爵都属于那支起义军(第23页)。“十五年”前(如果虚构时间与现实时间相符,则应该是1941年),还存在一个由双方老兵组成的“老兵协会”;但现在已经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上校所有的战友都“已经在等待邮件的过程中死掉了”,也就是说他们全都没有领到等待已久的抚恤金(第37页)。“我们曾舍生忘死地拯救共和国。”上校曾经这样说道(第38页)。作为战争的驱动力而言,这番话无疑有些空泛,却是我们听到的第一句与那场战争有关的自述。上校对自己的话深信不疑,在另一场对话中,上校又一次提到了那场战争,他说:“我们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第65页)面对自己深陷的冲突时,上校始终保持坦然的态度,他依然相信他的队伍曾捍卫过的正义在当下是存在的。
随着《尼兰迪亚协定》的签署,战争结束了,我们也在书中看到了与协定签署相关的某些场景(第38页)。参加仪式的上校一方有成年人,也有小孩子。那时,政府许诺“赦免并补偿两百名起义军人员”,但是他们并没有履行诺言。在签署协议之前,故事中的那位英雄负责将“内战资金”从马孔多运到“尼兰迪亚一带”,旅途十分艰苦,用的运输工具是骡子,总共花了六天时间。接收那些资金的是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枯枝败叶》里曾提及他当时的职务是“大西洋沿岸革命军总司令”(第40页)。关于协定的条款,我们至少知道其中有一条没被兑现的内容:给老兵们发放抚恤金。尽管没有任何一位战友领到那笔钱,可上校(为他的反叛精神而“着魔”)却依然在等待,而且毫无缘由地坚信那笔钱会发下来:他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超过二十五年(第66页)。自从内战结束,他的人生就陷入了困境:“在尼兰迪亚投降后,我就没过过一分钟平静的日子。”(第66页)这一点很重要:对于起义者而言,协定就意味着投降。至少依然还有一位曾经的起义军战士没能坦然接受战败的结果。
出现了关于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新的信息。在前一部小说中,他是个谜一样的人物。他的形象在这里更加具体了:他是“革命者”的领袖,他在收到上校运送的资金后开了收据,他的同僚们劝他“不要投降”,而那个装扮成老虎的英国人也是在他的军营里现身的。他曾经在马孔多待过,他名气很大,在途经一些村庄时那里的人们甚至会献上姑娘来和他“配种”(第40、45、61页)。现在我们才理解了《枯枝败叶》中那位上校的那个做法:正是对布恩迪亚上校深深的崇拜驱使上校在只是接到了一封介绍信后就把那个陌生人在家里养了七年。
在这部小说中,关于马孔多和内战的信息是次要的,因为故事发生在虚构现实中的另一处地点:一个匿名的“村镇”。这个地方是怎样的呢?在自然环境方面它和马孔多相差无几:炎热、多雨,连生长的动物和植物都很相似。“村镇”的广场上也有巴旦杏树,这里也有石鸻鸟,还有那些长腿鸟,当地人认为它们有报时的功能。两地最大的差别大概就是有条河流经“村镇”,而马孔多则没有河,或者哪怕有也没被作者提到过。
在描写环境方面,《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要比《枯枝败叶》更加细致,其中原因是各个作品中叙事人的变化:第一本小说里叙事人是从内部来讲述故事的,展示的是三位叙事者——人物主观观察到的东西。而在这个故事里,是全知的叙事者来描述所有客观的外部生活。因此,所有视觉现实的组成部分都要求具体化,因此这部作品的“物质感”要比《枯枝败叶》更强。观察“村镇”里街道、房屋、物体和居民的视角要比观察马孔多的视角更加中立、清晰。那里与外界取得联系的主要媒介(也可能是唯一媒介)不是火车,而是那条河:每周五都会陆续有船只抵达那里,其中之一就是送信船。旅客们来到这里前要坐“八个小时”的船。我们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需要坐船八小时,但毫无疑问是离那儿最近的居民点。和马孔多一样,“村镇”也极度与世隔绝:它们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困难又匮乏。
中间阶层
船只抵达、卸货的码头是“村镇”里最热闹有趣的地方,“那里是仓库和货摊的迷宫,到处是五颜六色、琳琅满目的商品”(第19页)。正是那里的一些商铺被毫无差别地称作“叙利亚人的铺子”或“土耳其人的铺子”。这个故事中到处都是这种很有特点的集中式描写,在提到那个社会群体之后,一个具体的商人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叙利亚人摩西”(第81页)。他可以被视作那些商人的代表。从他身上我们可以判断出,那些人来到这里已经很长时间了,甚至已经开始忘记自己的母语了。摩西“费尽力气”才把上校对他说的话翻译成了“几乎快忘光了的阿拉伯语”。不过,尽管在“村镇”已经住了这么久,他们还是没有融入当地社会,他们依然是独立在外的群体。人们对他们的称呼就是很好的证据。他们不是商人或老板,而是“叙利亚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摩西是个天真又迷信的人,例如,他相信马戏团的杂技演员吃猫,这样他们就不会摔断骨头了。在“城镇”中,至少有一些人是歧视这些外来移民的。上校的妻子在尝试卖画时曾说:“我甚至去了土耳其人那里。”(第64页)“甚至”一词就是最好的例子,它表现的是一种极端的情况。
在马孔多,商人们所属的类似的中等阶层很不起眼、被人忽视——必须费些气力才能在神父、理发匠和手工艺人中把他们分辨出来——但是在“村镇”里他们的重要性并不低,甚至比那些位于社会金字塔顶端和底部的人更加显眼。我们能够区分出哪些人属于中等阶层,而在中等阶层群体中,我们也能通过摩西这样的角色了解到他们的生活状况和价值观。看上去,除了商人的标签,他们还有外国人的标签:除了“叙利亚人”,我们还得知那里有一位“德国”钟表匠(第50页)。
我们可以近距离观察那些专业人士。医生是个让人尊敬的人,他在中等阶层中居于最高位。从社会阶层的层面来看,只有一个人的地位在他之上:堂萨瓦斯。在中等阶层中也存在着等级秩序。毫无疑问,医生的地位要比“叙利亚人”高。另一位专业人士——律师——是个黑人。一个黑人能够在那个社会里成为律师,而且可以跻身中等阶层的顶部。整个故事里都没有出现针对黑人的不公现象;律师和上校的关系是完全平等的。这是关于那个虚构社会的很有意思的一条信息:我们能发现在那个社会中存在着一种可能是无意识的、细微的针对瓜希拉人和“土耳其人”的歧视,但是针对黑人的歧视并不存在。律师并不是“村镇”里唯一的黑人,还有那个脖子上缠着蛇、在广场拐角处卖药的江湖游医(第84页)。“村镇”里还有印第安人,和《枯枝败叶》一样,书中的某些印第安人形象会让人联想到动物。有个长着“印第安面孔”的人物,外形使人生厌:长着一对“蝙蝠一样的小圆眼睛”(第78页)。可能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村镇”里的人质疑了印第安人的“人的特征”,至少中等阶层是这样的。这个阶层中还有其他代表人物:电报员、缝纫铺的学徒。哪怕只是短暂出场,他们毕竟也算现身过,而就凭这短暂的现身,我们就可以推断出他们的基本情况以及他们在那个社会中所处的位置。“村镇”是一个多元文化、多样种族共存的地方,许多移民在那里做生意,中等阶层中包括各色人等,其中又有等级分化,分化的标准是他们从事的活动和拥有的财富,当然还可能要算上他们的出身。
小工
在那个虚构社会中占最重要地位的中等阶层之下都是些什么人呢?-小工,很可能是瓜希拉人,就像《枯枝败叶》中描写的那样。他们都是些没有姓名的人。我们几乎看不到他们,只能感觉到他们的存在,知道他们在帮堂萨瓦斯照料动物(第67页)。和之前的那些虚构作品中的形象不同,这里的瓜希拉人不是仆人,而是些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的人。老板与他们没有密切的直接接触,不像《枯枝败叶》里那样,上校及其家人和“他们的”瓜希拉人住在一起。在这部作品中,堂萨瓦斯和那些小工之间还有位中间人:工头。工头从雇主处获取指示,再将之传递给手下的小工(第68页);书中也写到了工头从堂萨瓦斯那里拿到工钱的情节,可能是他们干完了活,也可能他领的是日薪。在社会金字塔的底层同样存在着等级之分:和那些我们看不到的劳动者相比,工头无疑拥有更多特权。
有钱人
那么在中等阶层之上呢?位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是堂萨瓦斯,他是“村镇”里的有钱人。这与《枯枝败叶》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1928年的马孔多,社会金字塔的分级依据还是资历,或者是从属于某个创建小镇的家庭,又或者是看你在那场“大战”中的功绩。而在1956年的“村镇”里,位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就不再是资历老的家庭了,也与“村镇”建立者无关,也不看你是否属于“贵族”(从“本质”判断),而只看你的财富。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堂萨瓦斯来到“村镇”时就和广场上的那个黑人一样,是个在市集上卖药的人,脖子上同样盘着一条蛇。另一方面,人们并不在意有钱人是怎么把钱搞到手的。堂萨瓦斯使用的就是最卑鄙的方法:他背叛了同政党的同志们,和镇长达成了协定。镇长把他的同僚们驱逐出“村镇”,他则利用机会以“一半的价格”(第76页)把那些人的家产买下来。至少这是医生告诉我们的堂萨瓦斯发家致富的方式。在《蒙铁尔的寡妇》中,我们会看到那个虚构世界中的另一个有钱人,堂何塞·蒙铁尔,他发财的方式和堂萨瓦斯如出一辙。当然了,这一主题在反复出现的时候也会带有一些差别,在《恶时辰》和《百年孤独》里,蕾蓓卡的丈夫何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就是通过肮脏手段谋得财富的。在那个虚构现实中,财富似乎“总是”(补充因素)伴着叛徒与政府当局耍的阴谋手段而来的。位于“村镇”社会金字塔顶端的那个人,除了与《枯枝败叶》中同样层次的人获得地位的方式不同,与他所处的社会中的其他人保持的关系也不一样。堂萨瓦斯对“村镇”没什么认同感,他不认为自己与那个金字塔中的其他人有什么内在的、不祥的联系,这一点与《枯枝败叶》中的上校不同,上校一直认为自己的命运是和马孔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堂萨瓦斯没有隐藏他对自己居住的地方的蔑视,对他而言,那里是个“狗屎一样的村镇”。另一方面,在堂萨瓦斯看来,某些象征物根本就没有象征意义。他是个很实际的人。他看重行动,或者甚至可以说唯利是图:这就是他的信仰。他不明白那些在人与“城镇”之间或是人与动物之间生成的象征性纽带有何意义。因此他惊讶于上校和那只公鸡的关系:“这个世界正在崩坏,而我的小老兄却还在想着他的公鸡。”他这样说道(第69页)。上校和公鸡之间的关系很像《枯枝败叶》中上校与马孔多之间的关系:这是堂萨瓦斯无法理解的。
他都有哪些财富呢?买来的财产,这个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过了,但那是过去的事了。他不是商人。他的权力在农业上:他有一座离“村镇”有些距离的农场,这从他出发前往那里之前做的准备工作就能看出来。我们不知道那里种的是什么,不过书中有句不起眼的话,说有“一艘装满甘蔗的船”(第75页)在河上行进,也许这就是那片土地种植何物的线索。
他住的房子似乎采光并不算好,但确实很宽敞舒适,我们可以借助在这幢房屋中发生的事情推测出“村镇”里没有银行。堂萨瓦斯把钱保存在保险箱里,那是个带有家庭风格装饰的大箱子。箱子打开后,大把钞票涌了出来,堂萨瓦斯把它们塞进了“所有的口袋里”,就好像那是些糖果似的(第75页),他把钱交给了工头和上校。堂萨瓦斯完全是《枯枝败叶》中上校的极端对立面,粗鲁、土气、物质、大惊小怪,和优雅完全不沾边,而后者拥有的品质恰恰与这一系列完全相反。堂萨瓦斯似乎总是准备着要骑马(似乎车子还不存在),他一直穿着马靴、马裤和带拉链的皮外套(第73、75页)。《枯枝败叶》中的上校受人尊敬;堂萨瓦斯则不然。医生心里暗暗想着他是个“吃人肉的动物”(第76页)。我们永远无法“直接”得知《枯枝败叶》里的马孔多人是怎么在心里评价上校的。我们姑且推测会存在不满情绪,但至少表面看来他是受人爱戴和尊敬的。堂萨瓦斯则不同,人们对他的厌恶是公开的,无论是从伦理的角度还是政治的角度来看都是如此。医生所属的世界和堂萨瓦斯所属的世界之间有一种明白无误的紧张关系,在他们之间看似玩笑的对话中也充满了不言而喻的火药味,而且还要注意到当时上校也在场(第72-74页)。
金钱
在马孔多和“村镇”之间,有一些东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金钱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在“村镇”里,金钱成为决定社会阶层的东西。而前一本小说中的“贵族”社会——在那里,人们的社会地位与姓氏、资历和身份有关——在此处被某种资产阶级社会取代了。不过这种变化并非是彻头彻尾的:这个新社会里依然存有《枯枝败叶》中的那个半封建社会的许多特点。二者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金钱在“村镇”中的作用:它决定了堂萨瓦斯占据的社会地位,这种情况自然在马孔多也是存在的,只不过它是隐形的,是没有被提及的。在“村镇”里,货币单位是“比索”,生活中的一切都要用金钱来衡量,一切都是受金钱支配的:堂萨瓦斯的地位、上校的处境、上校妻子的焦虑。在这本小说中,我们了解到了各种事物的“标价”:一只斗鸡值九百比索,一双鞋十三比索(第86页),一个钟表四十比索。社会各阶层,有钱人也好,没钱人也罢,所有的事物全都是用金钱来衡量的:这是《枯枝败叶》中未曾出现过的情形。
一部“个体传记”
上校在“村镇”中的地位又是怎样的呢?我们通过上校发现“村镇”的社会结构和之前几部虚构作品相比只发生了部分变化,《枯枝败叶》所描绘的那个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在《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中并未完全被替代。这部小说中的那位无名英雄是谁呢?他是在七十五年前出生的,很可能生在玛瑙雷,或者至少小时候在那里上过学(第44页)。他二十岁时在那场内战中、在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革命军”里当了上校(第37页)。后来在马孔多成了革命军的司库(第40页),打扮成老虎模样的马尔伯勒公爵现身于布恩迪亚上校的军营中时他也在场。在签订协议前不久,他在经历了一场艰苦的行程后赶到了尼兰迪亚,为的是把“起义军的资金”上缴,而布恩迪亚上校则给了他一张收据,后来那张收据成了他办理从军证明时的证据。战争结束后他住在马孔多,但是1906年,随着香蕉热的兴起,他因为受不了“枯枝败叶”和“香蕉味儿”而离开了那里。这是他与《枯枝败叶》的主人公的共通点:那位马孔多的老居民也忍受不了“枯枝败叶”和“香蕉热”。在来到“村镇”后,他生活的主旋律就变成了等待。故事里说他的等待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第66页),但是综合全书提供的数据线索来看,准确的数字应该是三十一年。这段等待的时间是模糊的(对上校本人来说也是如此):在《尼兰迪亚协定》签署后,他“等了十年”,等着官方履行承诺(第66页);“十九年前”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很可能认定《尼兰迪亚协定》中关于给老兵发放抚恤金的条款有效(第35页),于是上校开始了“持续了八年的认定程序”。他需要“再等六年,才能被划入名册”(第35页)。这事发生在“1949年8月12日”(第43页),由于我们通过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事件推测出故事发生于1956年,从那时起又过了没收到任何消息的七年,一共是三十一年。尽管经历了如此漫长的等待,上校依然没有丧失希望:他每周五都去等待邮船到来,坚信那封信一定会来。他是四十年前结婚的(第65页),1922年他的儿子阿古斯丁出生,却于九个月前在斗鸡场分发地下传单时被杀。关于他的家庭我们只有这样一个印象:他的家里只有他、他的妻子和那个下雨天里在公共场所被杀的儿子(第84页)。在过去,他参加过某些政治活动:他还记得那些在他家里聚集议事的党内同志,我们不清楚他们讨论的是哪种事,他们甚至在他家里听起了音乐(第84页)。他参加选举,而且似乎不仅展现了他的智慧,也显示了他的强势。现在他成了个悲惨的人,但他依然乐观,他的处世哲学可以这样总结:“没什么事是迟的。”(第59页)尽管受贫穷困扰,他依然认为“生活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他是个感性的人,甚至带有艺术气息,在感受到十二月的阳光后感慨道:“这样的早晨真让人想拍张照片。”(第79页)他身上还有股孩子气,在看到有马戏团在十年后再次来到这个“村镇”时表现得特别开心。他对象征物很敏感,它们占据了他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按照他所处的环境来看,金钱在他生活的世界中具有决定性地位,因此他理应属于社会金字塔底层,在中等阶层之下,因为那一阶层的代表们的经济状况全都远优于他。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尽管贫穷,他仍属于那个中等阶层,甚至连堂萨瓦斯对待他的方式也与对待别人不同,两人之间甚至有友情的成分存在。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位上校是怎样的人呢?一具残躯,一个幸存者,由这个社会保管着的博物馆遗产。尽管由于(缺)钱的缘故,他本应属于瓜希拉人的阶层,可是中等阶层里的人和有钱人却平等待之,甚至更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名字、他的过去、他的军衔,也就是说,在那个社会里看似已经失去效力的“价值”仍然在发挥着作用,那些正是《枯枝败叶》里所看重的东西。属于另一个时代、另一个世界的价值:“传统”价值只是部分地被取代了,但是并没有完全消失。在某些例子里——例如本书主人公的例子——往日社会中的价值体系依然有效。
娱乐
“村镇”和马孔多一样有一所学校,也每周一次接收从外界运送来的报纸。在《枯枝败叶》中读者只能自远处观察的娱乐活动,在这本书里距离被拉近了,这是因为在前一本书中,娱乐活动都是通过间接叙述展现出来的,而且叙述者们并不认同那些娱乐活动。在马孔多有两种娱乐方式:一些是“枯枝败叶”们享受的,另一些才是属于包括伊莎贝尔和她的女性朋友们在内的传统居民的。“村镇”里的娱乐活动则没有按阶级划分。没人认为看电影或打台球只有“枯枝败叶”才能做。当然了,安赫尔神父以敲钟警告的方式对当地电影院播放的电影进行审查:一年以来,所有的电影“对大家来说都是不好的”(第21页)。但是这种阻碍不见得真的起到了作用,因为电影院依然在营业。这个细节很有意思,因为它揭示了教会在“村镇”里所处的地位是怎样的。另一个娱乐场所是台球厅,人们也在那里玩轮盘赌(第77页)。那里一向烟雾缭绕,击球者轮番上阵,现场甚至还放着音乐(曼波舞曲,拉斐尔·埃斯卡洛纳的歌曲)。此外,还有一个斗鸡场:看上去斗鸡是最流行的娱乐活动,而且和故事结合得最紧密,阿古斯丁就是在斗鸡场丧命的,上校和其他几人也是在那里等待着斗鸡获胜然后各取所需的:金钱以及政治和道德上的补偿。我们也在故事中进入了斗鸡场内部:我们看到了训练斗鸡现场的热烈气氛(第82页),看到了上校的抵触情绪(就好像那群人让他想起了把他从马孔多逼走的“枯枝败叶”)。马戏团最终也在十年之后再次来到这个“村镇”(第81页)。这里的娱乐活动和马孔多相比要更多、更具体。
在这个故事中,与死亡相关的习俗也被刻画得入木三分(第13、14页)。在马孔多,我们看到了一场为一个小男孩进行的守灵活动;这里却是为成年人守灵。这次人们没有给死者上妆。除了人们送来鲜花、送葬、女人们都身着丧服,还有处很鲜活的描写:死者,一个乐师,下葬时手里还拿着他的乐器:短号。在“村镇”里还保留着吊唁的习俗,在葬礼结束后人们还要去慰问死者的家人。
政治局势:隐藏材料和中国式套盒
可是这个社会中最重要的因素并不是自然或居住环境,也不是社会阶级,不是金钱,更不是娱乐活动,而是政治局势。是这个因素决定了“村镇”的主要特点。如果不考虑这一点的话,整个故事就会显得不可理解:堂萨瓦斯之所以能够位于社会金字塔顶端,是因为他签署了一项政治协定;阿尔瓦罗、赫尔曼、阿方索和镇子里其他的人之所以对斗鸡感兴趣,也是出于政治原因。那么,“村镇”的政治局势到底是怎样的呢?
故事的核心主题并没有直接被呈现出来:它是被逐渐描写出来的。“村镇”笼罩在暴力和压迫的氛围中,充满地下抵抗运动和武力战斗。所有这一切几乎都是通过某些分散在全书中的零散信息被偷偷摸摸地揭露出来的。那些与政治局势相关的信息是通过倒置式隐藏材料法和中国式套盒法进行组织排序的。
上校的妻子在一场政治摸彩活动中赢得了那把雨伞(第10页)。后来,整篇故事都坚持认定那把雨伞是厄运的象征:全书第一次提及政治就和某个不祥之物相关。在接下来的一页里我们得知上校将要为之守灵的那个人“是这么多年来镇子里第一个自然死亡的人”(第11页)。作者在这里使用了倒置式隐藏材料法:那么其他人都是怎么死的呢?这个谜团会随着“村镇”政治局势的披露而被逐渐澄清。在葬礼上,上校遇见了堂萨瓦斯,“他是他死去的儿子的教父,是党内唯一摆脱了政治追捕、依然留在镇子里的唯一领导人”(第14页)。这句话虽短,却包含着很多信息:党内所有的领导人都遭到了迫害,只有堂萨瓦斯除外。于是又一个疑团出现了:为什么堂萨瓦斯没有遭受其他同志那样的厄运?这句话里还暗含一处倒置式隐藏材料,但我们只有在后面的情节中才会觉察到(作者对我们隐藏了某个信息):“他死去的儿子”。在送葬队伍从镇长面前经过时,堂萨瓦斯有意无意地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老是忘记现在还在戒严。”(第15页)也就是说,镇子当时还处于戒严状态,而且这种状态肯定已经持续很久了,因为人们已经不再把它看作特殊事件了——人们习惯忘掉“习以为常”的事情,因而人们已经习惯了戒严状态。两页之后,又有一个隐藏材料得到澄清:上校的儿子是政治镇压的受害者。那条信息很短,似乎是描写其他事件时顺带写出的附加信息:“……那只鸡是九个月前在斗鸡场散发地下传单时被杀的儿子留下的。”(第17-18页)又一个关于政治局势的关键信息被披露出来:除了镇压之外,还存在着抵抗活动(阿古斯丁甚至因此而死),还有某个组织在分发秘密传单。通过中国式套盒法(也就是说,存在着一个“中间人”:信息不是直接由叙事者传递给读者的,而是通过两个人物的对话转达出来的),我们得知媒体也遭受了审查。这则信息也很短暂、不起眼:“在经过审查后发布出来的新闻里可很难找到有价值的信息”,医生这样对上校说道(第21页)。我们还发现很久之前曾经举行过选举,而这一点也是通过(又一个中国式套盒)短暂的对话披露出来的:“‘选举是没指望了。’上校说道。‘您别那么天真了,上校,’医生说道,‘咱们年纪不小了,别再等什么救世主了。’”(第21页)不久之后,我们得知当地还在宵禁:从晚上十一点钟开始人们就不能出门了。这也是条简单的信息,没有人对此加以评价:“十一点钟号声一响,宵禁就开始了。”(第22页)我们在后面还会听到几次那个号声(第35、44、63页),同时——就如同堂萨瓦斯“忘记戒严”一样——人们的反应让我们觉察到政治暴力已经在“村镇”里极端制度化了。宵禁也成了平常事,甚至有了非政治作用:报时。上校正是“通过宵禁号声来校对钟表时间”的。
还有一个重要信息被披露了出来:使得阿古斯丁丧命的地下抵抗运动依然在“村镇”里进行。医生交给上校“三张对折的纸”,那是“用滚筒油印机印的用于地下传播的小条子,上面有近期国内大事的综述”。这种抵抗行为已经持续“十年”之久了——这是被披露出来的又一条信息,它不仅与当地政治相关:还是一场“蔓延全国的武力抵抗运动”(第25页)。在这里,与堂萨瓦斯相关的那个倒置式隐藏材料又活跃了起来:我们知道上校的党内同僚们“要么死了,要么就被驱逐出了镇子,他变成了除了每周五等待邮件外再无其他事情可做的人”(第26-27页)。审查的结果是什么呢?国内新闻出现得很少:“自从有了审查,报纸上就只刊登关于欧洲的新闻了。”上校这样说道(第34页)。这部小说习惯使用从普遍到特殊、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模式,“地下抵抗运动”具体到了几个有血有肉的人物身上:缝纫铺的三个学徒。而阿古斯丁则成了披露地下传单事件的密匙(第50、77页)。上校进入缝纫铺后,我们看到了一条告示:“禁止谈论政治。”(第51页)它恰恰张贴在抵抗运动的大本营之一中,这也体现出了小镇居民心理上的屈从:在“村镇”里,连“政治”这个概念都是危险的。上校的战友们没能领到抚恤金就纷纷死去了,而另一伙人却在享受着特权。上校的妻子回忆道:“那些议会里的人每个月都能领上千比索,二十年来一直如此。”(第65页)最后,关于堂萨瓦斯的那个隐藏材料的谜底也被揭开了,他和镇长达成协议,参与了对上校的党内同僚们的屠杀和迫害(第76页)。我们见证了一场发生在台球室里的搜捕行动——警察们用枪瞄准在场的人——我们也看到了杀死阿古斯丁的凶手的长相。我们在这里才知道(所有的隐藏材料都被澄清了)杀死他的人是一个警察(第78页)。过去的情况不一样,反对派不会被镇压或消灭。上校回忆过党内的领导人们曾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身穿西装参加政治活动的场景(第84页),不久之后他又回忆起“那些遥远的星期天选举日里的混乱人群”。马孔多人也曾提到过“星期天选举日”,也用了“混乱”一词来修饰它。关于往日选举的信息在上校妻子对上校说的话里得到了进一步扩充:“选举那会儿,他们要求你卖命,你当时也有权让他们给你搞个一官半职。”(第90页)上校在那些选举期间到底做过些什么呢?“卖命”可能意味着做了很多事情,但也可能表示他冒了生命危险、做过些与暴力相关的事情。
政治信息总是伴着邪恶嵌入这个故事中,镇压、怒火、审查、抵抗、愤恨、交易,所有这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被慢慢揭示。这些信息都有同样的特点:转瞬即逝、偶然出现。它们就像某些题外话,看似不起眼,但其实是故事的主要叙事材料,它们几乎全部是用隐藏材料法和中国式套盒法描写出来的。为何叙事者在讲述政治信息时要如此谨小慎微呢?如果说它是这个虚构社会的构成基础,为什么在叙述的过程中又要对其多加过滤呢?-为了让故事更有说服力,为了让故事更具客观性,使其更容易被读者接受。因为“村镇”的政治局势过于暴力,甚至耸人听闻,因而会使读者产生不信任感,读者不愿意接受那些信息。因此,那些材料没有一次性、一股脑儿地被作者丢给读者;它们以一种间接的、片段化的、迅捷到读者几乎觉察不到的方式被呈现了出来。
“村镇”的衰败和焦虑氛围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局势造成的。那种氛围实际上是政治暴力制度化的结果。它如此遥远,可是囊括甚巨,它失去了异常的特点,变成了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它构建出“村镇”的日常氛围,让所有事物都沾上了它的气息。正因为这样,压迫的两种象征形式(政治和道德)、审查电影的钟声、宵禁的号声等因素才不会引人注意:它们存在的意义似乎仅仅是为了让人们校对钟表的时间。
贫苦与饥饿
马孔多与“村镇”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虚构现实经受的变化:在这个故事中,主要的变化不再以内在、主观、个体的方式出现,而是变得外在、客观、社会化。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事物在这个虚构现实中起到了统治作用,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故事中的英雄变得贫穷了,由于政治的缘故,他就快要饿死了。生活状况迫使他劳碌于那些《枯枝败叶》里的上校忽略不计的事情。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里的这位英雄缺乏内心活动,或者说他没有能力进行道德、哲学或抽象的思考,而是说他的处境迫使他去处理那些另一位上校毫不在意的事情,因为后者完全没有那些经历。这位主人公遇到的紧急问题就是惨境和饥饿问题:它们与他的生活现实息息相关,同时也和政治因素一起构成故事的核心事件。这本书以一幅凄凉的画面作为开端是有深意的(上校刮咖啡罐来取咖啡末,最后做成的咖啡里混着铁锈),而结尾处的画面甚至更加凄惨。尽管距离斗鸡之日还有四十五天,上校还是决定不把鸡卖掉。“那么咱们吃什么?”他的妻子焦虑地问道,上校则回答:“吃屎。”(第92页)这个虚构现实的新面孔浓缩到了结尾的画面中:“村镇”略显粗俗下流的物质性。正是主人公的生活状况使得虚构现实内在、主观、个体的叙述层次转向了外在、客观和社会化。饥饿和惨境把社会、经济和政治“意识”硬塞给了人物,或者换句话说,硬塞给了生活在那个虚构社会中的人们,因为他们所有人都被这三种因素影响了。那种“意识”通过上校妻子无奈的感叹表现了出来:“咱们为了让别人吃上饭而饿着肚子。”(第90页)
如果说政治局势是那个虚构社会的核心要素,贫穷就是在那个社会中发生的故事的灵魂。因此,整篇故事的材料就是按照这两个主题来分布的:政治局势是“社会纪实”的基础,而悲惨境地则成了“个体传记”的基础。和政治一样,那种悲惨境地的特点也是通过一系列零散、转瞬即逝却精彩纷呈的信息呈现出来的。在“村镇”里当个穷人意味着什么?上校和他的妻子把房子抵押了出去,很可能两年后就无家可归了;他们靠赊账过活;更令上校饱受折磨的是谎言:“很多时候,他都得咬紧牙关才能到邻近的店铺赊账。‘下个礼拜就还’,话虽如此,可怜他本人都不确定自己的话是不是真的。”(第46页)他的妻子用赊来的东西做午饭,为了生存,他们逐渐变卖家里的东西:他们想要把钟表和画卖掉,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把缝纫机卖出去了(第49页)。他们最后甚至吃了朋友们送来养鸡的玉米(第62页)。他们羞于让邻居们知道他们的困境,因此哪怕没有吃东西,也要装出酒足饭饱的样子:“很多次我只能靠煮石头来防止邻居们晓得咱们已经好几天揭不开锅的事情。”(第64-65页)这种悲惨的生活甚至让他们的理想都显得寒酸了起来:女人最大的愿望就是给上校买一双新鞋,再给卧室里添一面镜子(第71页)。他们也为了穿衣打扮的事大费脑筋:女人不停地缝补衣服,让旧衣服获得新生。
和马孔多的“精神性”相比,上校和他妻子的这种悲惨处境给“村镇”增添了许多极具侵略性的物质性。虚构生活中的层次感也被改变了:在马孔多,展示外部世界的基本层次是内在、主观、个体的,占主导性的问题是道德方面的、形而上学的;而在这里,基本的层次是外在、客观、社会性的,占主导性的问题是历史和社会方面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不过尽管以不同阶层的面貌出现,各种关系还是全都体现在了那两部作品中。
另一种基础性的变化就是看待世界的视角。在《枯枝败叶》里,厄运的概念是主宰:集体和个体的命运都早已被写成,每个人物、每个村镇的命运都是特殊但永恒不变的。在《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里,尽管社会和历史生活客观来看与马孔多差异不大,但从主观的角度加以审视就会发现不同:在这个社会里,在所有的事件中,尽管看上去没有什么发生了改变,却存在着一扇朝向改变的可能性的大门,还有希望和理想。《枯枝败叶》里那种本质化的视角在叙事者由社会金字塔顶层下降到第二阶层、中等阶层后就变得多样化了,叙事者开始站在那一阶层来描绘现实。在“村镇”里,尽管事物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有人希望改变发生,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期待”变革。看待世界的视野依然是理想主义的,但已经不再悲观绝望了。那种求变的意愿体现在了集体生活中(政治不再被视为虚无缥缈的东西:医生、裁缝铺的学徒以及其他的抵抗者都已经行动了起来,想要改变他们生活的那个世界),也体现在了个体身上(尽管过了那么多年的苦日子,上校还是坚信自己的命运会发生改变:他确信他一直在等待的信件会在某个周五到来,而那只斗鸡会获胜,这样一来他的问题就都得到解决了)。
也就是说,集体的命运是可以发生改变的,个体的命运也是一样。但是两部小说中人物和故事的视角间最根本性的不同在于,在这本小说中,个体和集体在迎接自己命运的过程中所做出的努力被认为是有意义的:镇子里的居民等个体在为了获得改变而奋斗。在上一部作品中持续存在的悲观的历史观消失了。那么集体和个体在改变自身命运方面可以做些什么呢?从书中人物的行为来看,改革的利器并非只是某些具体的行动或激情:要有信念,不能丢掉希望。为什么呢?因为集体和个体历史中的变革依赖于偶然性。社会和英雄都处在糟糕的状况中,但这种状况只是暂时的:必须有耐心,哪怕每天都迎来失望,也还是要保持信念,因为某些事情一定会在某个时刻发生。会发生什么呢?邮船在某个周五带来了那封信,斗鸡赢了,抵抗运动胜利了。到那时,世界和个体的生存状况都会得到改善:这一切都依赖于信念和偶然性。《枯枝败叶》中悲观的理想主义被乐观的理想主义替代了。视角依然是本质化的,但如今成了“辩证”的本质化:善与恶、公平与不公在其中以一种任性的节奏交替出现,交替扮演游戏中胜利者和失败者的角色。
历史偶然性的象征
因此个体偶然性的象征事物(理应到达的信件、斗鸡获胜)和历史偶然性的象征事物(轮盘赌、斗鸡场)在《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中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尤其是那只公鸡,它是变革的最佳代表:它象征着改善上校经济状况的希望;对于那些抵抗者来说,它又是一种政治象征,而且在某种形式上,它对于整座“村镇”而言都具有象征意义,这一点从街上的所有人都跟在怀抱公鸡的上校后面就可以看出来(第84页)。斗鸡的胜利可被视作那个集体在心理和精神上的胜利,因此人们才去喂它,也因此他们才如此焦急地等待着斗鸡比赛的开始。“如此鲜活、细致、有力的事件,它的意义要远远超过一场斗鸡比赛:它象征着全镇居民抵抗现实的决心,”安赫尔·拉玛这样说道,“我们很难把那只斗鸡和镇子上致力于抵抗运动的年轻人们割裂开来” 。没错,但是那场斗鸡比赛最核心的内容就是等待,以及深信变化将会发生的信念。从另一方面来看,斗鸡身上的象征意义并非对所有人来说都一样。对上校的妻子(她比丈夫更讲求实际)来说,斗鸡代表疯狂,是一只象征“厄运”的禽类。对排斥一切变化的堂萨瓦斯来说,斗鸡只具有商品意义。这也表现出了另一件重要的事:看待世界的视角不仅发生了改变,还变得相对化了。原因就是《枯枝败叶》和《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中出现了空间变化。在前一部小说里有一位叙事者——人物,而且分化成了同一家庭中的三个成员,由他们交替发声。在这本书里,叙述者变成了全知者,尽管在故事的大部分情节中它都采用上校的视角描述,不过仍保留了足够的客观立场来兼顾其他人物的视角,因此读者可以轻易辨识每个角色的差异。上校,或者从更宽泛的角度来看,从属于中等阶层的全部镇民,都拥有这种乐观的理想主义视角,它不像悲观的理想主义视角那样单一排外——因为那种视角属于那几位叙事者——人物——它更加客观和全面。我们在这里能够看出每个角色身上带有的情绪色彩及层次的差异。上校的妻子不如她的丈夫乐观,也不算理想主义:她追求速成、速得,更加物质,也更讲求实际,在这些方面她与堂萨瓦斯有些相似。和那个有钱人一样,尽管出发点不同,可她也同样不信任那些象征事物,对偶然性也持怀疑态度。
尽管有很多人相信,偶然性是个体和社会变革的决定因素,但他们这种想法不能被视为有意识的意识形态活动,因为它更多出自本能来指导人们的行动,通过人们的行动得到进一步发展,却没有任何一个人物从思想的角度将这种理念提出来。它只是作为“村镇”里中等阶层人士的实践出现的,而非某种理论。此外,最强有力的抵抗者同时也是怀着最大热情参与轮盘赌和斗鸡活动的人,这一点也是很有意义的。上校之子就是一例,他在因为发放地下传单而被杀之前,也曾是斗鸡活动的狂热爱好者:“他胳膊底下夹着鸡出门时我看到他了。我警告他别去斗鸡场,他会交厄运的,但是他咧嘴一笑,对我说道:‘别说了,咱们今天下午肯定能发财。’”(第47-48页)和阿古斯丁到斗鸡场碰运气一样,阿尔瓦罗、赫尔曼、阿方索以及属于中等阶层的其他人似乎都热衷于那些活动,他们希望在同一个斗鸡场、用同一只斗鸡,取得具有鲜明政治意义的胜利。对这种象征性的政治胜利的渴望使得阿古斯丁的朋友们首先掏钱养鸡,后来又强行把鸡从上校妻子手中抢走训练:“他们说哪怕是踩着咱们的尸体也要把鸡带走——她说道——他们说鸡不是我们的,是全镇居民的。”(第85页)那股执拗劲儿并非任性妄为的体现:整个“村镇”都把那只斗鸡可能带来的胜利当作它们变革意志的象征。只要看看所有人面对这只在训练中获胜的动物时表现出的激情就知道了:“赫尔曼跳过隔板,用双手把鸡捧了起来,向在场的人们展示那只斗鸡的风采。热烈的掌声和尖叫声响了起来。上校注意到,狂烈的叫好声和斗鸡比赛的紧张氛围很不相称。”(第83页)人群后来又跟着上校上了街,他看到“那些热情、焦虑、活泛得可怕的面孔上表现出困惑的神情”。面对这些吵吵闹闹的人,叙事者做了一番描写,这些描写毫无疑问地反映了上校的内心活动:“小镇经历过十年动乱,长久以来一直笼罩在沉闷的氛围中。不过那天下午——又一个没有来信的周五——人们觉醒了。”狂热的人群使得上校回想起了两段政治记忆:“党内领导人们”在他家的院子里扇扇子,还有“那些遥远的星期天选举日中熙熙攘攘的人群”。这并非偶然:历史与斗鸡场(或者更准确地说:历史与游戏、历史与偶然)在这一场景中以亲密而非理性的方式结合到了一起。对于上校(而且更是对于阿尔瓦罗,赫尔曼,阿方索和那些围观训练、异常欢乐、追随着那只斗鸡的人)而言,“村镇”和斗鸡场都是一回事,它们遵循的法则是一致的,在其中发生的事情也有相似性:无论在“村镇”里还是在斗鸡场里,都存在着“恶时辰”和“好时辰”、胜利与失败,所有在场的人都把信念与热情倾注到了那只斗鸡所代表的偶然性之上,实际上它也象征着整个“村镇”的命运,它将要踏上的道路——幸运抑或不幸——都是由赛场上决定成败的神秘体系操纵的。由这种乐观的理想主义的概念出发,在“村镇”里,要想取得历史变革的胜利,就得把盲目的信心、耐心、顽固与偶然性结合起来。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体现了约翰·赫伊津哈在他那篇有名的文章中描绘的关于游戏历史论的概念:社会生活的发展就像一场充满“濒死”实验(竞争、对已有秩序的挑战)的仪式,它的结果由个体行动、偶然性、天赋、力量和运气决定,这些都是不可分割、并行不悖的因素 。
只有反对派一方如历史变革的代言人一般,对偶然性抱有如此大的信念吗?有一些表征——和反抗行为本身一样不完美、无意识——也带有游戏历史论的特征,例如抵抗者们极为看重偶然性的象征事物。我们不能忽视阿古斯丁是在斗鸡场里被警察杀死的。此外,我们看到的镇压行动是在哪里发生的?在台球厅。一旁就是轮盘赌游戏,阿尔瓦罗在狂热的人群中下了注,上校也是在那里刚刚体验过“吸引人,让人又兴奋又害怕的偶然性”(第77、78页)。在轮盘赌的情节中,偶然性也和政治混到了一起:阿尔瓦罗在下注时往上校手里塞了张秘密传单,而在阿尔瓦罗按上校的建议下注遭遇失败时,警察们立刻出现了。游戏的失败与“杀死他儿子的”那个警察在上校面前出现的情节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戏剧性冲突
故事中的戏剧性冲突源于贯穿小说始终的一个矛盾:乐观的理想主义是推动英雄行动的主要驱动力,而它却在故事中无时无刻不受客观现实带来的冲击,似乎客观现实想要残忍地否定那种乐观情绪。那位英雄的理想主义没能在他生活的历史现实中给他带来什么好结果:他的行为也不能完全匹配那种思想。人物的思想态度和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之间产生了冲突,由此带来了上校那悲剧性的英雄气质以及整部作品的力量感。冲突是无形的,也是基本性的:那是现实的两个层面之间的对抗,我指的是个体主观性和历史客观性、“精神”与“物质”。用严格的术语来讲,在故事持续的那三个月里,从物质层面、行动层面来看没有发生过任何重要的事件。最主要的事件发生在人物的精神层面上,发生在他们的野心、决心和梦想中。这种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冲突、“精神”与“物质”的冲突恰恰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体现在了上校这个人物身上:这种理想主义精神支撑着一位几乎连饭也吃不下的悲惨老人;这位单纯的乐观主义者的躯体正在朽坏,器官正在衰败。在这位主人公身上,这种对立关系可以这样排列出来:
精神——物质
理想主义——悲惨、衰老
乐观主义——便秘
乐观的理想主义精神深入这个人物的灵魂和思想深处,那种对公正性疯狂而又坚定的信仰促使他每周五都来到码头等待信件,让他比起卖掉那只鸡(立即获得收益)来,更倾向于养着它(期望获得胜利)。那种打破他乐观的理想主义精神的客观现实就蕴藏在他的身体里,他在逐渐衰老,深受贫穷饥饿之苦,更糟糕的是,他还要忍受便秘的折磨。
连通器法
一方面,从道德(最至高无上的情感)的层面来看,上校是那个虚构世界中最有“灵性”的人,也是最纯洁高尚的人。另一方面,他又是肉体被展现得最直接的人,他的身体器官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被细致地刻画了出来:尤其是他的内脏问题。和道德上的伟岸同样重要的还有他的另一面:便秘。上校身上的这一特点和赋予虚构现实以“补充因素”的特殊之处有了联系:在马孔多和“村镇”中,某些自然因素总是能和人体器官的某些特点保持神秘的关系。上校的便秘是和十月联系在一起的。他身体上遭受的这种难以启齿的折磨在整个故事中都与自然环境细节有一定关系,在此处,这一病症最重要的叙事功能就是:突出了作为概念的现实与现实本身的对立关系,或者说主观现实和客观现实之间的对立关系。《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中所有的信息都是用对位法组织起来的,因此体现乐观的理想主义思想(人物的“灵魂”)的态度就和包含与之对立的客观现实的场景搭配出现。根据连通器法(在某一个叙事单元中,把在不同的时间和/或空间出现的场景或信息,或是具有不同特点的场景或信息交织在一起,促使各个现实互相丰富、互相修正,进而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现实来,而它又并非之前各部分的简单相加)的要求,每次在突出上校这一人物在道德方面的伟大之后,就会立刻在接下来的章节中突出他肉体上存在的问题:衰老、饥饿,尤其是便秘。排泄物也有象征功能,它是那种对立中的关键因素,是它让那种对立更富有戏剧性。
上校遭受的肠胃折磨贯穿故事始终:“他觉得自己的肠子里长出了毒蘑菇和毒百合”(第7页),“他看着郁郁葱葱的草木和蚯蚓在土地上拱出的小洞,又一次通过肠道感觉到了那个不祥月份的降临”(第8页),“老兄,去看看医生吧……我没病——上校说道——只是一到十月份,我就感觉肠子里有些动物在闹腾”(第16页),“雨一连下了几天……整整一周,上校的肚子里就像开了花一样”(第17页),“雨是在过了午夜开始下的……上校做了梦,但不久之后就被肚子闹醒了”(第22页)……不过这一线索的高潮、最佳范例、核心冲突——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对立——都表现在上校在厕所里的场景中了:“是一次假警报。上校蹲在未经抛光的踏板上,体验着无法解除内急的懊恼。压迫感变成了消化道里的阵阵隐痛。‘毫无疑问,’他嘟囔着,‘每年十月都这样。’于是他再次摆出自信又充满天真期待的神态,直到肚子里的毒蘑菇偃旗息鼓了,这才又回到房里去照看那只公鸡”(第23页) 。这段情节是从上校那里开始的,他被“喧闹的公鸡打鸣声”吵醒,回到那个“污浊的现实”中来,半睡半醒地向厕所走去。在这个场景中,作者把笔触聚焦在了那些能够体现两种处于冲突中的力量的物体,而且是同时从分别代表二者的两个层次上写的:现实和人物。“公鸡打鸣”,“喧闹”(这个动词暗含着诙谐、积极、正面、乐观的意味),“污浊的现实”;上校身子难受,焦急地蹲到绕着一群“三角形大苍蝇”的“粪坑”上,可哪怕如此他依然保持着“自信而又充满天真期待的神态”。在之后的情节中,在上校面对艰难的处境时,这样的描写依然会再次出现,而且十分有条理:“上校也病倒了。他一连几个小时蹲在厕所里受罪,直冒冷汗,觉得自己的肠子都烂了,还一截一截地掉下来。‘都怨这该死的冬天,’他一再不灰心地说,‘等雨停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真心实意地相信这一点,确信自己能活到来信的那一天。”(第46页) 就在堂萨瓦斯表示那只斗鸡可以卖九百比索后,上校感觉到了“肠子扭动的劲儿”,赶忙到邮局去了:“我在等一封加急件——他说道——是航空件”(第60页):那场冲突中的三个象征物——公鸡、信件、内脏——显示了明白无误的相互对立关系。作者写道,上校“感觉不错。十二月把他肠子里的花朵都吹走了”(第80页)。他感觉不错是因为十二月到了呢,还是因为他的紧张情绪得到缓解了呢?那时正是他决心卖掉公鸡的时候,他背弃了自己的理想主义,在他妻子的实用主义面前让了步,屈服于客观现实了。但是在之后的几天里上校打起了退堂鼓,又决定把公鸡留下来。故事的结尾也正是那种无法调和的冲突的体现,妻子问:“那么咱们吃什么”,上校“自觉心灵清透,坦坦荡荡,什么事也难不住他。他说:‘吃屎’”(第92页) 。
对上校便秘的描写并非作者偶然为之——粪便等物品代表主人公和虚构现实对抗时的一种力量,与之相对应的是由公鸡和信件代表的另一种力量。同时,那种不雅的要素还代表着那个虚构世界自身的特点,这种特点在之前的虚构作品中已经有所体现了。所有对上校“肠子”和焦虑情绪的描写都和雨水及时间(十月、十二月)联系在一起,也和敌对的象征物有一定联系。
用连通器法表现出来的还不仅是与主人公相关的事件。整个虚构现实中的对立关系都是这样描写出来的,我们在那个虚构现实中总是能看到乐观主义的主观性和客观现实的对立,信奉前者的人坚信偶然性和发生改变的可能,而后者则致力于用最残酷的方式打破他们的这一信念。在整个故事中,这两种敌对的力量一直在发生碰撞、彼此否定,而冲突一直得不到解决。这种冲突正是《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的内部支柱力量,它使这本书的节奏始终保持紧凑,在科塔萨尔看来,那种“球状结构”是篇幅较短的故事最大的成功之所在 。那场贯穿故事始终、在理想化的视角和与之相悖的客观现实之间产生的冲突也在那些积极的和消极的抵抗者身上体现了出来:他们的行动尽管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但是既没有前进也没有后退,只是在延续着、等待着,坚持相信变革的可能,同时把精力投向了诸如轮盘赌和斗鸡场之类的象征物。打破这种乐观主义情绪的客观现实存在于那种乐观的理想主义之外的外部框架——肉体的、社会的——之中,它始终如一,难以变化,阴郁昏暗:雨水、肮脏、单调、审查、镇压、贫苦。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镇子总是被疾病(堂萨瓦斯的糖尿病,上校妻子的哮喘,镇长浮肿的脸颊)和死亡笼罩。从景物到个体器官,这篇虚构故事中所有的要素在全面对抗的两个阵营中都有其专属的位置和功能,在虚构现实的舞台上,连通器法体系借助多重矛盾赋予整个故事以更强大的生命力。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在结构搭建方面也可以算作“经典”作品。和之前的虚构作品相比,它将三重视角做了简化。空间视角:从人物——叙事者视角转向全知叙事者视角,而这种视角是传统小说常用的。现实视角:从内部层面(有意识的独白)转向外部客观现实,后者至今仍是虚构现实中的主宰视角。虚构现实不复存在,或者说改头换面了,成为客观现实中的一种主观维度。时间视角:叙事者从现在出发,直接或间接地讲述发生在过去的事情,他的讲述遵循线性时间顺序,这也是经典小说的典型时间视角。“线性”时间顺序当然也只是一种名头罢了,因为只有很少量的小说能够真正做到严格遵循时间顺序组织故事情节。这种情况几乎从未有过:可能从宏观角度来看,故事的时间线是遵循了线性时间顺序的,但总会在某些时刻通过回忆、对话、梦境等回顾过去发生的事情。《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就是如此。我们已经在分析隐藏材料法和中国式套盒法时列举过许多例子了:在使用那些方法时,故事情节总是会或直接或间接地与过去产生联系。
写法
不过这个故事能有足够的说服力,更多还是依靠其干净的结构和有效的文字表达形式。《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在这些方面取得的成就是之前几部虚构作品中看不到的,直到《百年孤独》才再次出现。和《枯枝败叶》一样,这本小说十分精简,将所有并非严格意义上不可或缺的因素尽数剔除:这种客观、透明的风格是这两本小说的根基,因为它是与作者使用的创作材料相匹配的,读者会有这样一种感觉:上校的故事就应该这样讲,就应该用这些同样的话来写。书中的描写精炼,对话简洁,作者就像有怪癖一般,连事物的摆放位置都必须精准无误,所有的画面都有象征性作用:不过这些特点并不意味着这种叙事语言就有足够的“原创性”。这种写作体系始终没有发生过变化,这一点是可以解释的:《枯枝败叶》的世界在这部作品中只是部分地有了变化。马孔多的社会及意识形态状况基本都传承给了“村镇”。两个社会的这一共有特点反映在了不同的文体学表征上。因此《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中有些人物的特点就是通过文体学层面的重复表现出来的,这一点和《枯枝败叶》也十分相似。而且“本质”的概念在这本书里仍部分地持续着,这也是那种形式特点的根源所在。和自杀的大夫或“小狗”一样,这部书中的有些人物也是作者以其惯用的“配方”或“标签”创作出来的,这些“配方”和“标签”体现在人物的外表上,进而凸显了他们的差异,也就是他们的“本质”。在这个虚构现实中,乐观主义——理想主义是思想方面最大的新变化,而上述“配方”和“标签”模式塑造出的人物的最佳代表正是最不接受这种新变化的角色:上校的妻子。她总是在“费劲地喘息”,“她在费劲喘息的间歇接着喝了一口咖啡”(第8页),上校“听到了妻子费劲的喘息声”(第45页),“妻子费劲的喘息声给寒冷的空气平添了一丝焦虑”(第86页),那是“肺部的声响”,“好几个晚上她都是点着蜡烛睡的,她不得不忍受着哮喘病导致的肺部的声响”(第17页),“你最好别动”,她说这话的时候还能感觉到肺部发出的声响(第48页),“哮喘病”,“我要是能得这样的哮喘病啊,肯定就能活到一百岁”(第25页),“我要是能得这样的哮喘病啊,怕是就得等着给全镇的人送终了”(第45页) ,她还是一个反复“念《玫瑰经》的女人”,“他发现自己的妻子正在念《玫瑰经》”(第63页),“妻子走向蚊帐,准备取《玫瑰经》”(第66页),“上校等着妻子念完《玫瑰经》……”(第86页)但上校的妻子不是孤例。医生有一口“极端洁白的牙齿”:“他的牙齿完美得让人难以置信”(第19页),“医生露出一口瓷器般的牙齿,做了无声的回答”(第25页),“医生看到手提箱镀镍的锁子上照映出了他的牙齿”(第73页)。在上校的例子里,情况有了些许变化,文体学配方是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的:他是“等待信件的人”“饱受便秘折磨的人”“相信斗鸡会赢的人”。这种突出人物特点的方式表明《枯枝败叶》中的本质概念在这个虚构社会里(部分地)幸存了下来。
恐怖与幽默
这部虚构作品(虚构现实)中另外一个新的因素就是幽默。它是作为强效解毒剂出现的,如果没有它,整部作品的活力就会被扼杀,作品的说服力也就不复存在了。作者在这部书中运用幽默的手法很精湛,而幽默也是构成这个虚构故事的重要因素。可以说,如果离开幽默这一特殊配方,《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将会由于它过度的现实主义特质而变成“不真实”的故事。通过分析这一文体学特点,我们还可以验证连通器法不仅在结构方面发挥了作用,也影响着这本虚构作品的语言。
有必要在此区分这本小说中出现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幽默:环境或事件的幽默,以及表述或形式的幽默。在第一种情况下,幽默源自人物做出的或经历的事情、他们的举动以及他们生活的环境:幽默成了叙事材料的一部分。在第二个例子中,幽默则源自人物或叙事者,幽默蕴含在他们说出的或想要说出的话语中,我们可以认为幽默在这里是一种形式类型,它只能通过人物来表达,通过写作来呈现(当然了,在同一部作品中,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幽默是可能同时存在的)。在《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中更经常出现的是表达上或形式上的幽默:它不出现在人物活动的环境中,而是通过他们说的话来反映。这本小说讲述的主题可能本来就和幽默扯不上关系:暴力、不公、饥饿、肮脏、贫穷、常规。这些主题尽管都是真实生活中常见的东西,但是在作为文学事件出现时全都容易变成减弱作品活力的重担:当它们出现在一部作品中时就意味着某种威胁,作品就可能变得不真实、不可信。比如性这个主题,尽管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但是在文学作品中很难驾驭,而且非常危险,这是由于社会和思想领域的原因造成的。当然文学原因也是存在的,在遇到这一主题时,人们很容易在心中竖起一座充满偏见的防御性高墙。读者们习惯抗拒某些主题,不容易对它们产生信任:在某部虚构作品中看到这些主题的时候,他们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怀疑,进而生出一种不信任感。这种态度使创作者在赋予虚构世界以说服力方面要下更多苦功,做些更加复杂的工作,尤其是当他们的虚构世界是以这些主题为基础的时候。不能说“贫穷”“饥饿”“社会不公”等主题让读者不信任是因为读者有私心或偏见——毕竟这些主题“控诉”了某些社会、道德和政治问题——实际上读者抗拒这些主题是因为他们心中有一种防御机制,他们想要让自己保留对这个世界的正面看法,哪怕这些主题反映的内容都是真实存在的。连文学自己也因为单调、取巧、笨拙地使用这些主题而使它们粗鄙化了(也就是说,“不真实”了)。自然主义和民众主义文学——在拉丁美洲则是土著主义文学和社会抗争类文学作品——(持续地、着魔般地)削弱了“贫穷”、“饥饿”、政治和社会“暴力”等主题的文学价值,把它们变成了一些粗糙的、标签化的故事,它们只是用来机械地罗列和展示问题,表现社会的恶以及某些群体的悲惨命运。这样做的结果与其初衷刚好相悖:那种作品不仅不能唤醒人们的良知,反倒会因为蹩脚的描写而使那些主题显得“不真实”,而陈旧的叙事方式会剥夺那些主题的天性。这样一来,尽管它们都是真实的,也会让读者觉得“不可信”。读者不仅不会因为书中描绘的“饥饿”和“贫困”现象而感到愤怒,反而会觉得它们都是假的。情爱小说之于爱情主题,以及“社会”文学之于饥饿和不公的主题,都是印证上述观点的很好的例子。夸张太多,或者粗暴简化,都会使那些主题日益染上“不真实”的坏毛病。很多天才的作家在处理带有不真实威胁的主题时,都会采取间接的、模糊的写法:以最拐弯抹角的方式让它们偷偷摸摸地显露。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中采用的则是另一种方法:他毫无保留地把这些主题写了出来,客观又直接。“饥饿”“贫穷”“不公”全都以最残酷的面貌出现在了这部作品中,它们是这本书的灵魂,是贯穿于所有章节的关键因素。加西亚·马尔克斯没有显露出半点怯意或羞愧。可是,这本书从未让我们觉得不真实;故事展现的说服力恐怕只有《百年孤独》才能与之媲美。他是怎样让那些原本会使作品显得异常恐怖(也即不真实)的主题变得自然化的呢?-就是通过运用“表述的幽默”这一技巧,它给文本增添了不少诙谐的色调。这是一种有着中和柔化作用的力量,这种“形式上”的幽默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让他们不再紧盯着事件本身,而是把目光移向那些能逗乐他们、让他们放松下来的表达。幽默这一因素通过一场迅捷有效的游戏成功地把读者的批判心理压制了下去,消除了他们对故事的怀疑,同时用这种方式让他们更好地、慢慢地接受那个故事,感染他们、说服他们。在这里,幽默成为一层外壳、一层光晕、一团透着亮光的烟雾,遮掩了现实中的丑恶,分散着读者的注意力,欺骗着读者,进而诱导他们接受那种鲜活的经验。那种经验过于残酷了,如果换另一种方式呈现,读者的防御机制很可能就会启动,进而抗拒。某些“主题”和“幽默”之间的这种矛盾关系贯穿整部小说,加西亚·马尔克斯娴熟地运用连通器法来加以描写:两种现实就这样被建立了起来,互相修正又互相否定,在这种平衡的对立中,任何一方都没有彻底摧毁对方。这部作品丰富又鲜活的生命力就来自这种文体学策略带来的持续性的紧张状态。
修辞层次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中的幽默几乎全部都体现在人物们说的俗话或俚语中,尤其是上校。俗话或俚语:既定用法、文体学表达、口语化的模式,用这种方式表述的话语已经不仅是原来的含义了,还体现了集体的意志,因为它代表某种社会常规,对特定群体来说具有不言而喻的意义,人们无须解释便可互相理解对方的意思。这些俗话和俚语一旦经过某个人物之口说出来,就不再属于那个说出它们的个体了,而是属于那个个体所从属的集体(小组、班级或其他类型的社会团体);或者,更精确地说,某些神话、信仰和价值也是属于集体的,它们凝聚到了那些表达——模式之中。这些俗话和俚语——以及它们所共有的背景——就是我们可以称为客观现实的“修辞层次”的东西。这是客观现实的“常规性”层次——道德常规、社会常规、意识形态常规,而在这个例子里则是属于那个虚构世界中的中等阶层的常规——第一次出现在那个虚构现实之中,它们被压缩进了某些特定表达里。因此,幽默除了可以中和“现实主义”的某些事件所带来的过大冲击,还可以给虚构现实增加一种之前的虚构作品中没有的维度:修辞层次或常规层次。
我们来看几个实例:
(一)在第三节开头,上校说了两句很诙谐的话:
“这简直是变戏法变出来的面包。”此后的一个星期里,每当老两口坐下来吃饭,上校都要把这句话重复一遍。老太婆施展出缝缝补补、拼拼凑凑的浑身解数,仿佛找到了一种在一无所有的状况下维持生计的诀窍。十月里的雨居然多停了几天。潮湿转成闷热。沐浴在古铜色的阳光下,妻子完全缓过劲儿来了。她用了三个下午精心梳洗头发。“大弥撒开始了啊。”第一天下午上校对她说,当时她正用一把宽齿梳把满头长长的青丝梳通。第二天下午,她坐在院子里,膝上搭了条白单子,用篦子把犯病以来头上生的虱子篦了下来……(第31页)
“这简直是变戏法变出来的面包”“大弥撒开始了啊”,这两句充满温柔和善意、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的话语似乎以一种偶然的方式传递了一条信息:宗教已经渗透了社会生活,《圣经》典故和宗教仪式已经进入了家常闲聊中,而且可以被用来讽刺日常琐事。这些嬉笑之声是用来弱化哪些具体事件的呢?-一些肮脏残忍的画面:每当老两口坐到餐桌前,等待他们的就只有饥饿而已,贫穷迫使那个女人不停地缝缝补补、拼拼凑凑,无法休息,令她的头上长满了虱子。两句玩笑话降低了画面中的恐怖感,让极端的状况里多了一丝轻松的气息:这种写法让这幅画面显得平静而普通。不久后,上校被饿得不成样子了,这时他又用一句玩笑话缓和了紧张气氛:
“你瘦得皮包骨头了。”她说。
“我正打算把这把老骨头卖了呢!”上校说,“有家黑管厂已经向我订好货了。”(第46页)
“皮包骨头——男人”这样的画面必然触发读者的防御机制,令人竖起耳朵,过度揣测,感到恐惧,马上就要提出质疑甚至不相信了。但这一切被“黑管——男人”的画面中和了——读者笑了,在上校的玩笑话中平静了下来,再次放松,依然相信故事的真实性。两幅画面交织为一体,却又不是简单的叠加:“男人——皮包骨头——黑管”的画面尽管流于表面,却已经足够疯狂和宏大,足以使读者在发笑的同时理解上校家的贫穷状况。
(二)上校和律师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我的代办人常写信来,说不要灰心。”
“十五年了,总是这一套,”上校反驳说,“这都有点像那只阉鸡的故事了。”(第37页)
这句话又一次给紧张的情势增添了幽默:上校等待某个东西已经“十五年了”。上校的耐心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故事情节了,而是变成了一出滑稽剧:这一夸张的数字暗含着某种不真实性,有可能吓到读者,让他们心生疑窦,所以作者立刻用了一个“配方——句子”来加以调和(“这都有点像那只阉鸡的故事了”),而这本来是孩子们做一场关于“永恒”的游戏时所使用的话语 。戏剧性的夸张场面就这样被儿童化了、被稀释掉了,变成了像玩笑一样的东西:十五年的等待如今和阉鸡的故事一样,成了一种娱乐的工具、一场游戏。在同一页中,律师还说那件事在十五年前还更好办些,因为当时还有“老兵协会”:
他深深吸进一口热烘烘的空气,然后吐出一句至理名言,那神气就好像这句话是他刚刚发明出来的一样:
“团结就是力量。”
“可在这件事上一点儿力量也没有,”上校说,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孤立无援,“我的老战友们都在等待信件的过程中死去了。”(第 37页)
顺序调换了一下:首先出现的是幽默,在这里出现的形式是“俗话”-“团结就是力量”,而“就好像这句话是他刚刚发明出来的一样”揭露了这句话深入人心的程度。然而,这种幽默似乎已经变成了冷笑话:读者眨眨眼,感觉到了这种修辞手法中的刻意性,仿佛它想“强迫”读者笑起来,透着一股机械、肤浅、不真实的感觉。于是解毒剂立刻来了,而且其中蕴含着双重的残酷现实:(1)上校“第一次”发觉自己的“孤独”;(2)那个残酷的信息出现在了文本中:“我的老战友们都在等待信件的过程中死去了。”平衡被重新建立了起来:两种极端的“不真实”通过连通器体系联系到了一起,又让它们变得真实了起来,让读者接受了那个情节和上校在那个虚构现实中的生活。
(三)上校决定更换律师,他向律师索要申请证明。律师说不可能把申请证明要回来了,因为那些文件在十五年间已经辗转无数个办公室了,而且如果现在把申请证明撤回,还得“等下一轮重新登记”:
“不要紧。”上校说道。
“可能得等上几百年。”
“那没事,等了很久的人不在乎再多等一点儿时间。”
这句俚语的幽默性起到了双重作用:首先是中和重新登记的夸张后果(既滑稽又可怕),毕竟如今已经等了十五年了,事情也还依然没有结果;其次是把说话人变得更理智(这句俚语是那个群体共用的,说话人也属于那个群体,它也就代表了那个群体的理智),因为从极端的状况来看,说话人似乎就要失去理智了:他已经做好了准备,要再等上十五年,然后回到现在这样一个没有结果的时刻上来。这种决定已经与耐心或让人尊敬的信仰无关了,此刻它代表的是不可挽回的疯狂、难以减弱的愚蠢。上校这个人物走到了不真实、人造化的边缘。而他使用的俚语(把他推向普通人,推向克制和平衡,使他重新归入群体之中)又重新让读者看到了他的理智,也就又一次相信了这个故事:既然男人还能自嘲,说明情况还不算过分。
(四)上校“在十一月的后半个月”时认为公鸡就要饿死了。于是他想起了“之前挂在火炉上方的一小包菜豆。于是他剥去豆荚,放了一小罐干豆子给鸡吃”。这种极端的局面就浓缩到了那些上校给鸡吃的干瘪的豆子上(放了四个月了)。此时,打破坚冰的话又来了:
“等一等,”上校观察着鸡的反应,嘴里应了一声,“肚子饿了吃屎都香。”(第47页)
这句“俗话”除了用来破冰,还和故事中的其他俗话和俚语一样,反映了这位英雄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以及他对生活的理解。它解释了指引上校行动的那种乐观主义精神的内涵。慢慢地,我们了解了上校那无止境的耐心并不单纯是消极心态的体现。很快我们就会通过信息的累积而明白,这一切都源自上校对公平正义的坚定信念,他坚信“只要肯相信事情会发生改变,那么改变就一定会到来”。从这个概念出发,有耐心并不等于逆来顺受,而是恰恰相反:耐心是上校面对自己的生活时积极求变的支撑力。因此,俗话和俚语除了有修辞作用,还有另一种不同于其原本具有的口语化特点的特性:它可以刻画人物的思想内涵。
(五)上校和堂萨瓦斯的妻子聊天,从语言的角度来看,正常对话都带着喜剧效果;可他们谈论的是死亡。这场全书中最严肃的对话里也闪烁着幽默的火花:那两种对立的因素在发生碰撞后抛却了不真实性,又多了些理性。但是在这个例子中还有其他一些东西:堂萨瓦斯的妻子是在脑子里汇聚了最多“刻板想法”的角色。她的信仰就是一堆“常规之物”的集合,她说的一切话语都是那个虚构现实中“修辞层次”的东西。她极好地诠释了“村镇”里中等阶层人士“常规化的生活”的概念(偏见、俗套、神话、压迫、禁忌)。如同《包法利夫人》中的郝麦先生、《跳房子》中的塔丽妲一样,诠释那个社会中修辞层次的东西的重任落在了堂萨瓦斯妻子的身上,她说的话可能是最真实的:也就是说,她是那个世界里最“不真实”的角色。她缺乏个性:她体现的是社会生活中的“集体个性”,是和其他人共享的个性。她只是他人的代表罢了。通过那场对话,“村镇”的修辞维度被清楚地表现了出来:堂萨瓦斯的妻子认为雨伞不吉利(“雨伞和死亡有关”),死神是女性(“所有人都说死神是个女人”),或是一头野兽(“我觉得死神是个长着蹄子的野兽”),我们在她身上还可以看到宗教的影响甚至会出现在蠢话中:“就像给人打针那样给鸡打针,”她说道,“这是在亵渎神灵。”(第56-58页)。几天之后,我们发现那个女人还相信鬼魂的存在,认为鬼魂可以现形:“上周突然有个女人出现在我的床头,”她说道,“我鼓起勇气问她是谁,她回答说:我是两年前死在这间屋子里的女人。”在这幅压抑的画面出现后,幽默又重新找回了平衡:
“可是这栋房子建了还不到两年。”上校说道。
“可不是嘛,”女人答道,“这说明连死人也有出错的时候。”(第68页)
(六)上校已经数不清去等过几次信了,下面是他和信件管理员的对话:
“我肯定信今天会到的。”上校说道。
管理员耸了耸肩膀。
“唯一肯定会到的就只有死亡,上校。”(第60页)
这是该技巧最正统的用法了:幽默总是随着俗话或俚语出现,它会减轻某个戏剧性场面的冲击力,而二者结合的结果不只是两种对立因素的简单叠加。这里的戏剧性场面是上校等了这么多年,一直在等待那封他不可能收到的信件到来。情节中的凄凉感被管理者的调侃中和了,而他在这里用的还是大众俗语。此外,幽默在这里还起了另一个作用:它揭示了上校和管理员所属的“村镇”中等阶层人群的一条基本生存概念。故事背景赋予了这句俗语真正的意义,让它突破了自己的常规含义。在中等阶层居民的头脑里,没有什么命运是被写定的,偶然性无论对于集体命运还是对于个体命运而言都具有决定性意义,万事万物都可能在任何时刻发生改变,唯一永恒不变的就只有死亡。这句俗语自然早已有之。但同时在具体的背景下,这句话又可以按字面意思理解,以作为在故事中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视角的忠实体现。俗话和俚语的生命力、它们重新焕发的青春,是《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的又一个文体学特征。这种修辞表达的“反修辞化”现象也丰富了故事中的补充因素:“唯一肯定会到的就只有死亡”在真实现实中只是一种常规真理,在“村镇”里却成了人们生存哲学的核心概念。
(七)上校幻想公鸡在斗鸡比赛中获胜之后,自己可以拿到钱:
“这鸡就是一大笔现钱啊!”上校嘴里含了口玉米粥,盘算着,“足够我们吃上三年的!”
“幻想可不能当饭吃。”妻子说。
“是不能当饭吃,可也能养活人啊!”上校答道。(第61页)
这个场景的可怕之处在于两个方面:(1)上校和妻子正在吃的粥是用喂鸡的玉米做的;(2)上校幻想着自己能拿到钱,但是公鸡获胜和信件寄到一样让人生疑。幽默以俗话的形式削弱了这种戏剧性,夺走了情绪的爆发点。不过这句俗话同时也表现出了上校的乐观理想主义心态。在“村镇”里,哪怕吃不上饭,人们也能靠幻想活着:他们等待并相信——从这个概念出发去看——现实会发生改变。虚构世界的情况和现实世界不同,幻想并不止是一种精神状态或主观心理活动:它是一种行动方式,一种改变个体和集体命运的策略。那正是人物们充满“仪式感”的行动(上校去收信,抵抗者不断印刷并散发地下传单)向我们指出的东西:他们是要留住希望。变化会来的:期待它们、相信它们,这是召唤它们的最有效的方式。和前一个例子一样,这里用到的俗话既有深层含义,又可以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
(八)两句诙谐的话调和了两个场景的气氛:描写上校妻子绝望的一幕,以及通过上校妻子穿丈夫剩下的衣物表现出他们家贫穷状况的一幕。那两句话被巧妙地设计到这里,恰好起了解毒剂的作用:
“你这个人就是太窝囊,”她听完说道,“就像去要饭一样。你应当理直气壮地把他叫到一边,对他讲:‘喂,老兄!我决定把鸡卖给您了。’”
“照你这么说,生活就像吹口气那么简单了。”上校说道。
她突然发了火。这一上午她都在收拾屋子,到这会儿还穿得怪模怪样的:脚上套着丈夫的旧鞋,腰里系了条油布围裙,头上还蒙了块破布,在两耳边各打了个结。“你连一点生意经都不懂,”她说,“你要是想卖掉一件东西,就得把脸板得像去买东西一样。”
上校发现妻子这副模样很好笑。
“你就这样别动,”他笑着打断了她的话,“你这样子活像桂格燕麦袋上的小矮人。”(第70、71页)
也许没有哪个更好的例子能这么充分地显示加西亚·马尔克斯运用连通器法的娴熟程度,尤其是选择搭配时的准确性。戏剧性和幽默性贴得严丝合缝,谁也不能把对方完全废除,比例也不会失调,完全不会显得不一致:两种冲突中的力量平衡得如此完美,以至于冲突消失了,紧张局势获得了适度的中立性。上校的观察使得他和妻子的冲突中多了一份轻松感,又像在做游戏,不过在其深处埋藏的是悲伤、苦痛的东西。戏剧性并没有消失,但不再尖锐或突出,而是有了相对中立的外部特征。
(九)上校决定让步,打算背弃自己的立场:
其实上校已经拿定主意,当天下午就去把鸡卖掉。他想象着堂萨瓦斯独自一人待在办公室里,对着电风扇准备打针。他已经料到会得来什么样的回答了。
“把鸡带上,”出门时妻子劝他,“神仙到了场,奇迹才会出现。”(第71、72页)
书中出现的基本都是表述或形式的幽默,这种幽默不是某个人的独创,而属于所有人,是一种既定语言,一种口语的形式(俗话、俚语、常规用语等),随便什么人都可能随时把它说出口。这里没有天性幽默的人物:有的只是幽默的话语,而且总是同样种类的幽默话语,它们可能被这个人说出来,也可能被另一个人说出来。通常来讲,幽默话语都是由情节中的观察者或次要角色说出来的,因为主要人物需要专注在戏剧性因素上:这是这种平衡技巧的法则之一。这样的情况在上面的两个例子里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这个例子中,专注于戏剧性局面的是上校,他决定把鸡卖掉,而诙谐话语是由他的妻子说出来的。在前一个例子里,表现出忧愁情绪的是上校妻子,她穿着破衣服,显得十分焦虑,而拿出“玩笑解毒剂”来的则是上校。
(十)堂萨瓦斯每天都要注射胰岛素来保命。这种情况本身是十分可怕的;不过相关的场景并不显得恐怖,因为医生和堂萨瓦斯本人一直在插科打诨:
“就该把他给毙了,”医生转向上校说道,“靠糖尿病来结果这帮阔佬,真是太慢了。”
“您已经让您那该死的胰岛素极尽所能了,”堂萨瓦斯说,皮肉松弛的屁股扭动了一下,“可我这根硬钉子不好啃呀!”(第72、73页)
在这里,幽默同时起到了三重作用:(1)减弱了那位胖子阔佬靠注射胰岛素减轻痛苦的场面的冲击力;(2)强化乐观的理想主义视角。“可我这根硬钉子不好啃呀”是堂萨瓦斯说的,可是,这难道不也是对上校这个人物下的定义吗?这不正是对上校抵抗精神的总结吗?(3)掩饰了医生和堂萨瓦斯之间真正的争斗,或者说,两个社会阶层(金字塔顶端和中等阶层)或两个政治阶层(反对派和当权派)之间的争斗。借助幽默的方式,医生能够说出他对堂萨瓦斯的真实看法,同时不让对方察觉到这一点:真正察觉到那种情绪的是读者,读者明白“把他给毙了”的真实含义是什么,而这句话实际上是医生单独对上校谈起堂萨瓦斯时说的。幽默因素向堂萨瓦斯隐瞒了那些话的真实意图。
(十一)在描述“村镇”中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视角的章节里,有一个场景是最重要的,在那个场景中,阿尔瓦罗的一句玩笑话如楔子一般嵌入进了两种极端对立的事件里:(1)阿尔瓦罗和其他赌徒押了“十一”,后来在听从了上校的建议后,输了;(2)警察突击了那个抵抗者正在散发地下传单的地方。在这两场事件中,玩笑话就像让人呼吸到了新鲜空气一样,驱散了台球室里的紧张气氛。阿尔瓦罗说的玩笑话是:
结果中的数字是“五”。
“真对不起,”上校不好意思地说,怀着难以克制的负疚心情看着那只木板刮子把阿尔瓦罗的钱一下子给刮走了,“都怪我多管闲事。”
阿尔瓦罗没看上校,而是微微一笑:
“别担心,上校。到情场上再试试嘛!”
忽然,吹奏曼波舞曲的号声停了下来,赌钱的人都举着双手散开了……(第78页)
“到情场上再试试嘛”:这句话的通俗版本是“赌场失意,情场得意”,或者反过来说。这个诙谐的句子像一座桥梁,把情节中的两个紧张事件联系起来,那两种紧张氛围就从这个幽默的小洞蒸发了。不仅如此,这句俗话出现得恰到好处,使它凭空多了一层不言而喻的意义。它不再仅是一种修辞因素或没什么生气的话语了,而是变成了一种“原创”思想。针对存在于赌场和情场中的那种可逆关系的信念,是那种对人类命运持乐观的理想主义态度的概念的核心。在那个虚构现实中,“到情场上再试试嘛”这句话已经不再是真实现实中的意思了,也不仅是一种修辞式的表达了,而是变成了一种思想的充满活力的宣言,这种思想相信正义的存在,相信正义和不公、幸运与不幸是以某种“补偿式”的模式交替出现的,它将时间分为“好时辰”和“恶时辰”。《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中运用了一种魔术般的手法来表现幽默,在这种手法中,幽默不再是幽默了,它成了用来给那些最悲观、最过量的材料增添说服力的方法,或是用来展现观察压根儿就不美好的现实的一种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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