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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第二章 小说家及其魔鬼

添加的要素

写小说是一种针对现实、上帝,或者针对作为上帝创造物的现实的抗争行为,是一种修改、篡改和废止真实现实的尝试。小说家们希望用自己创造出的虚构世界取而代之。这是种异见式的行为:小说家不接受现实生活,不认可世界已有的样子(或者是人们认为它已有的样子),进而创造虚幻的生活和文字的世界。这种文学志向的根源就在于小说家对现实的不满足,因而每部小说的创作都是一种隐秘的弑神行为,一种对现实的象征性谋杀。

这种抵抗行为的诱因,或者说小说家志向的根源,是十分复杂的,但归根到底都与他们和这个世界的恶劣关系有关。可能因为父母们曾对他过于殷勤或过于严厉,也可能因为他很早或很晚才发现或根本就没有发现性爱的奥秘,还可能因为现实生活对他太好或太糟了,他的能量过剩或过少,他太慷慨抑或太自私,总之那个男人或那个女人必定在某个时刻发现了这样的情况:自己无法接受他或她所处的时代或社会、他或她所属的阶级或家庭所定义的人生现实,无法承认自己和这个世界之间存在着分歧。他的反应就是抛开现实、脱离现实,而目的则是重塑现实,用语言把它变成另一种样子,同时去反映它并否定它。

所有的小说家都是反叛者,但并非所有的反叛者都是小说家。为什么呢?和其他反叛者不同,小说家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反叛,他们往往意识不到自己和现实对立的根源在哪里:他们是盲目的反叛者。魔鬼式的疯癫推动着他们走向反叛:取代上帝、重构现实。这种反叛最极端的特点就是把现实生活中最阴暗的一面刻画出来。小说家就是为此而写作的:对现实抗议,同时不断寻觅和探索那促使他站到现实对立面去的神秘原因。小说家的作品同时具有两种特征:重新塑造现实,见证作者对这个世界的不满。这两种元素混杂交织着出现在他们的作品中,一曰客观,一曰主观:与之敌对的现实以及造成这种敌意出现的原因;现实生活以及作家想要替换、补充和修改的虚构生活。整本小说都是文字化的证言,它代表着一个世界,不过小说家已经往那个世界里添加了某些东西:他的感情、愁思和评判。这种添加的要素就是使小说成为创造性作品而非信息报告的关键,也是我们所说的小说家的“原创精神”之所在。

主题与魔鬼

要想找到一位小说家志向的根源、与现实产生隔阂的经历,以及二者最终决裂的时刻,并不是一件易事,可正是这些使他变成了盲目激进的反抗者,让他有了弑神的意愿,进而在未来将他变成上帝的替代者。说它不容易是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中,造成决裂的并非只是单一的事件或某个瞬间发生的悲剧,那是个缓慢、渐进的过程,是一系列负面的现实生活经历的复杂集合导致的结果。总而言之,要想调查清楚小说家志向的本源,就得对他的人生经历和文学作品进行细致的研究:秘密就藏在这二者交汇的地方。小说家“为何而写”和他“要写什么”,这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生活中的“魔鬼”就是他作品的“主题”。那些“魔鬼”-事件、人物、梦境、神话、存在或缺席、生存或死亡等——都让小说家和现实生活成为仇敌,它们就像在他的记忆中点起了火,不断炙烤他的灵魂,进而变成他用以重构现实的素材。他要把它们抓出来,再像驱魔一样把它们赶走。他的武器就是文字和想象力,对文学理想的实践从它们中诞生并获得滋养,它们在那些故事里以真身露面或是经过一番乔装打扮,无所不在或是隐藏身形,总之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化身成一个又一个“主题”。(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惯用的话语往往是充满智慧的:一个“有故事”的人总是会被形容成“有话题的人”或是“身上带着话题的人”。)叙事文学创作的过程也就是把那些“魔鬼”转化为“主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作家借助语言的力量,将主观化为客观,把个人经历转变为大众化的经历。

根据罗兰·巴特的说法,小说家写出来的故事都是围绕同一主题或其变种展开的。这种观点也许不见得适用于解读托尔斯泰、狄更斯或巴尔扎克的作品,但用以理解卡夫卡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创作倒很合适,因为似乎他们所有的作品都出自同一固定理念。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是一样:有一种核心意图贯穿于他的作品之中,他为之着魔,总想写它,那是他唯一的野心,哪怕选取的视角不同、使用的技巧各异,他的作品仍一直在或多或少地渐渐深化那个主题。这种特点使他的短篇小说和某些长篇小说可以被当作某个从很久之前就生出的宏大创作意图的故事片段或零散描写来阅读。在这一背景下,每一部作品就都有了非凡的意义。这种为同一部作品服务的想法意味着作者想要创作出一个封闭的现实、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而加西亚·马尔克斯最主要的创作灵感就来自自己的童年生活。他的童年、他的家庭、阿拉卡塔卡对他文学志向的奠定具有决定性意义:正是这些“魔鬼”成为他最主要的灵感源泉,其他的经历则是用来丰富和打磨它们,却永远也无法替代它们。他对哈斯 说的话有夸张的成分,他说他“所有写出来的东西都来源于八岁以前听到或了解到的事情”,而自从他的外祖父去世以来,他“就再也没经历过什么有趣的事了” 。与此相反,在说下面这句话时,他却丝毫都没有夸大其词:“要是脱离个人经历的话,我连一篇小说也写不出来。” 没有哪个作家能脱离自身经验去搞创作;哪怕是在最天马行空的虚构故事里也一定会隐藏着某个“魔鬼”。加西亚·马尔克斯身上所有的“魔鬼”几乎都来自阿拉卡塔卡:这是为什么呢?正是那些经历决定了他的文学志向,他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冲突也源自那里:

加西亚·马尔克斯(GM):你瞧,我从十六岁就开始写《百年孤独》了……

巴尔加斯·略萨(VLL):为什么不先谈谈你最早的那几本书呢?从第一本开始。

GM:因为第一本就是《百年孤独》……当时我开始写它,突然我发现它对当时的我而言是个过于沉重的“包袱”。我当时就想坐下来把我现在写下的故事都讲出来……

VLL:你的意思是,你在那个年纪就已经想写马孔多的故事了?

GM:不仅如此,我当时已经写出一段来了,就是现在这个版本的《百年孤独》的第一段。但是我发现我应付不了那个“包袱”。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我正在讲述的故事,我也发现真正的困难是纯粹技术和语言层面的,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文字的可信度。于是我搁置了那本书,写了其他四本。我写作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总是寻找那种可以让我笔下的文字变得可信的语气和腔调。

加西亚·马尔克斯把自己的前四本书总结为创作《百年孤独》这部非凡作品的准备性练习,这自然有失偏颇。可是它也有一定的价值:它解释了为何作者会对自己之前几部作品感到失望,乃至于在完成后就把它们丢到箱子里去。因为他觉得那些作品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效果,在那些作品中,“魔鬼”的分量超过了“主题”,只有《百年孤独》让他心满意足。但是他说得很清楚:他在十六岁时就已经开始写《百年孤独》了,那时候他已经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而直到现在为止,他之前创作的所有作品全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如果一个想法不能在许多年后依然令我着迷,我也就不会再对它感兴趣了。要是像我最新的这本小说一样,一个想法纠缠我十七年之久,那么我除了把它写出来,也就别无他法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着它,我能随心所欲地讲述那个故事,就好像它是我研读过的某本书一样。”

在十六岁前,究竟哪些事使加西亚·马尔克斯坚定地想当作家?离开阿拉卡塔卡到锡帕基拉的寄宿学校去,过了几年孤独又痛苦的生活,这无疑是其中之一,它使得这个男孩和现实的关系开始恶化,在他心中萌生了抗拒现实和替换现实的意愿。他最早的几个短篇——1947年到1952年间发表在《观察家报》上的那些故事——正是这种新生意志的体现。但最终使他坚定下来、指引他走向正途的事并非离开阿拉卡塔卡,而是重返。它曾是个神奇的世界,他带着对那里的美好回忆远赴波哥大,数年间不断在心里重温在那里度过的岁月,阿拉卡塔卡就是他的乡愁、他的回忆,而那次重返使这一切都裂成了碎片:现实毁掉了它。他的复仇就是摧毁现实,再用自己的语言重构,就从他童年记忆的残垣断壁里,来重塑那一切。

与现实决裂

好吧,那时发生了一件事,只是现在我才意识到那可能对我的作家生涯起到了决定性影响。我们,我是指我们家所有人,搬离了阿拉卡塔卡,我八岁或十岁时就住在那里。我们搬到别的地方去了,等我十五岁,我妈妈要回阿拉卡塔卡把我们提过的那个满是亡灵的宅子卖掉,我就找到她,自然而然地对她说:“我陪你去。”我们去了阿拉卡塔卡,我发现那里一切如旧,却又略有不同。这是种比较诗意的说法。也就是说,我从家中窗子往外看,体验到了我们每个人都曾有过】的那种感觉:那些在我们的记忆中宽大的街道变小了,街边的景物也不像想象中那样高大了;房子都没变,但是时间和贫穷侵蚀了它们。透过窗户往屋里看,家具也还是以前那些,但实际上它们的年龄也长了十五岁。那是个尘土飞扬、炎热异常的村子;我们去的时候又是大中午,到处都是土味儿。为了建水渠,人们要先挖个蓄水池出来,但是大家只能在晚上工作,因为工具在白天会被烤得烫手。妈妈和我在村子里走过时,就像走在一个幽灵村落中一样:街上连一个人都没有;我确信妈妈看到时间给那个村子带来的影响时的难过心情和我一样。我们来到街角的一家小药房,里面有个缝衣服的女人;我妈妈走进去对她说:“大嫂,最近好吗?”她抬起头,她们拥抱,然后一起哭了半小时。她俩什么话也没说,就那样哭了半小时。就是在那时,我生出了写个故事的想法,我想讲述那里发生的所有往事。

“我生出了写个故事的想法”,或者用“需要”和“诱惑”这样的词来形容会更恰当。小说家是不能理智选择自己的意愿的:一个人迫切接近那一意愿,而这一过程又充满神秘色彩,比起理智的决定,起作用的更多是本能和潜意识。不过无论如何,最大的驱动力源自某种负面记忆或挫败情绪。那个青年就站在那里,多年后又回到那个实际上他从未远离的地方,他无法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面前的村子与他记忆中完全不同,后者鲜活,前者死气沉沉,成了“幽灵村”。房屋破败不堪,一切都更加沧桑了。但是除此之外,最触动他的是村子里已经没什么人了:波哥大和锡帕基拉的“悲伤感”曾令他难以忍受,他经常把那些满是“穿着考究的阴郁小伙子”的城市和“他的”那个繁华热闹的村子比较。可是这次他回到阿拉卡塔卡后竟发现“街上连一个人都没有”,而且“我绝对确信妈妈看到时间给那个村子带来的影响时的难过心情和我一样”。他难过,但事实上不仅是为他的村子感到难过,也是为他自己感到难过。他的痛苦尽管是自私的,却也是真挚的:他感觉自己被现实欺骗了,遭到了背叛,被耍了。他最深沉的情感换来的只是不忠:他固执地投入所有情感、在记忆中保存下来的阿拉卡塔卡,那个让他在寄宿学校里觉得自己格格不入的阿拉卡塔卡,此时失去了魔力。真的是时间摧毁了这个村子吗?还是说随着时间的流逝,自己的记忆出了问题?这都不重要了:那个年轻人,面对现实强加给他的粗暴惩罚,觉得自己最珍视、最怀念的东西——童年生活——被夺走了。一个他无法再视而不见的“魔鬼”在他心里扎了根,它将一直待在那里,挑唆他,直到他感觉无论如何也得把它驱走,并且把它囚禁在一本书的书名当中为止,那个魔鬼就叫“孤独”。

还得再过许多年,他还要经历许多考验,然后可能性才会出现:志向的起源只是一个出发点,那对他的作家生涯来说不是不祥征兆,当然也不会决定结果的成败。它只意味着一种可能,当然,它打开了一个空间,此后,理智、固执、能量乃至疯狂会慢慢充满那个空间,它们有可能带来成功,也有可能导致失败。但是现在,在这一刻,他只能面对眼前与他的记忆和梦境不符的残酷现实:他会牺牲虚构的现实,默默接受真实的现实吗?那个年轻人不愿抛弃自己的幻想:可能有些疯狂,但他更愿意牺牲的是真实的现实。带着满腔的复仇怒火和从心底生出的失望情绪,他起身反抗了:“就是在那时,我生出了写个故事的想法,我想讲述那里发生的所有往事。”那个如今已经不复如初的村子,将来还会再次变回原来的模样;现实刚刚玷污了他记忆中的阿拉卡塔卡;而他则决定要竭尽全力去羞辱现实,以记忆为参照,用想象创造另一种现实,以取代真实的现实,不过那个世界注定从一出生起就将染上可怕的失望和孤独的色彩。从那一刻起,加西亚·马尔克斯全力以赴,通过弑神式的书写,来展现奥雷里亚诺和乌尔苏拉在他们生命中的某一刻的发现:“让一个人着魔的那些念头是可以战胜死亡的”(第346页),成为取代上帝之人,一旦有了这种想法,有朝一日扭转今时今日的败局、击垮真实的现实也就成为可能。有一天,他也会像胡安·卡洛斯·奥内蒂《无名氏之墓》中的叙事者一样说道:“写完之后我才感觉平静了下来,我确信我已经获得了从这种使命中能得到的最大褒奖:我接受了挑战,至少已经扭转了日常生活里无数溃败中的一场战局,我赢了。”

在这一特殊事例中,意愿一旦确立,其坚定性就会在各个层面体现出来:它像怪癖一般从原始创伤的经验和与现实的决裂中汲取营养,它们一次又一次给它提供材料,供它塑造那片虚构的现实,而它们本身也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所有虚构作品中的重要元素。实际上,他对现实的抵抗源自面对自己的童年记忆被无情摧残时生出的根本性否定情绪,他不愿意接受一个满目疮痍、孤独的阿拉卡塔卡,因为那与他的记忆相差太远:作家就是靠记忆为生的,在从那天开始的那场战斗中,那些记忆就是他最有力的武器。它们是他最重要的“魔鬼”,是激励他创作的东西,是他虚构故事的模板,是他最常涉及的“主题”。后来在接受采访时,他笑眯眯地说,“所有到那时为止写出来的东西都源于八岁前听到或了解到的事情”,这句谎话之中也隐藏着某些真实。他开玩笑似的重复说“我写东西只是为了让我的朋友们更喜欢我”,可实际上连这句话也是真的:他只是在发现孤独的那一天才真正“决定”写作的。

不是作家选择主题,而是主题选择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没有自主决定对阿拉卡塔卡的记忆创作小说。事实刚好相反,是他在阿拉卡塔卡的经历选择了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人无法选择他的“魔鬼”:他们经历某些事情,其中有些事会让他们如鲠在喉,令他们发疯般地否定,想要替换掉它。那些成为他志向之源的“事情”将来也会成为他实现那一志向的材料、刺激物和力量源泉。当然了,无论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是其他任何一个作家,都不能单纯把他们文学志向归因于某个单一事件:随着事件的推移,其他的经历会不断补充、修改和替换最初的事件。不过就加西亚·马尔克斯来说,从他的作品出发,在不否定其他经历的重要性的前提下,可以确定那次回到阿拉卡塔卡的经历,就是他文学创作的最大动力。

从“边缘”状态到“边缘”主题

没有哪个小说家能摆脱“顿悟”时刻,与现实决裂的那一刻会完全压在替代上帝的实践上面。没有哪种圣水可以洗净那极端高傲的罪孽,背负着那种罪孽的小说家注定会在某个特定时刻发动全面反叛:他要弑杀现实。实现文学抱负只能缓解症状,而不是根治之法。在层出不穷的文学创作中,替代上帝的潜意识总是隐藏其中:因此每本小说都注定是失败之作,每篇短篇故事都会让它的作者感到失望。但他总是能够从那种系统性的挫败中获取新的力量,进而再次尝试,然后再次失败,接着继续写作,不断追逐那永难获得的胜利。他的志向是种持续性的幻象,可正是有了这种幻象,他才能生存下去。

追根溯源,这种志向只是一种尝试,或者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只是一种创造:拥有这种志向的人会不自觉把自己和他人区分开。我所说的“他人”是指那些部分或全部屈从于现实的人,而且那种人总会声称自己生活在“边缘”。这种差别是真实存在的吗?做出那样表态的人真的会由于心理或社会原因而无法像他人那样接受现实吗?还是说他们只是单纯不想那么做罢了?他们是真的深受其害,还是说只是故作姿态?不过一旦真的开始把志向转化为实践,这些疑问就会得到解答:那种实践会把控诉现实的人变成边缘人,变成上帝的替代者。这种边缘状态既是那种志向的因,也是它的果,实践的表现形式多样且复杂,有时难以捉摸,几乎无法确定,有时又显而易见。“边缘”状态,即那种弑神行为中隐藏着的最大的“魔鬼”,掌控着所有的幻想,促使虚构的现实在与真实的现实的不断对抗中接连出现。从某个特定时刻开始,当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发展成熟,使反抗成为可能,小说家的志向就会浮现出来。“边缘”主题贯穿整个叙事文学的历史,是它的名片和标志;在那一主题中隐藏着对抗现实的反叛战争,小说家通过它将自己与现实的对立,并将注定边缘化的命运展现出来。当然了,那一主题的表现形式不止一种:“被流放”“被厌恶”“与众不同”这些主题频繁出现在虚构文学作品中绝非偶然,从阿玛迪斯、帕西法尔或亚瑟王这样的骑士英雄,到乔·克里斯玛斯、神秘的K或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再加上伏脱冷、包法利夫人、于连·索雷尔或达达尼昂。在某些时代里,例如中世纪或浪漫主义盛行的时期,“边缘”主题表现在那些非同寻常的人物身上;而在其他时代中,例如在二战后,则体现在反英雄的人物身上。且在很多情况下,该主题不是以人物形象的方式表达出来,而是更为灵活地通过叙事技巧展现出来,例如将距离拉远,叙事口吻平静化,独特的时间设计(普鲁斯特的作品就是很好的例子),或者是对现实的重新建构,例如乔伊斯或穆齐尔的作品,再或者是用新颖的节奏感来描写生活,就像弗吉尼亚·伍尔夫所做的那样,又或者干脆就用“边缘”式的语言创作,福克纳和吉马良斯·罗萨就是这样。在许多情况中,在利用虚构作品展现“边缘”主题之后,很多小说家最终能够发现促使其文学志向生成的经历到底是什么。

关键画面

正如前文所言,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来说,这种决定性经历并非出现在他十五岁时,而是出现在他二十一岁或二十二岁。当时他已经写过一些练笔式的短篇小说,那些故事大多有些病态,可是在受到重返阿拉卡塔卡之旅的影响后,他的行文风格和创作重点都发生了变化:他就是在那些日子里开始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枯枝败叶》的。从它开始,直到最近的一部,他的所有作品都常会出现能够代表那个可怕瞬间的场景。

《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中的第一则故事《礼拜二午睡时刻》,是作者于1958年在加拉加斯创作的,故事源自一段童年记忆,他曾在许多访谈中提及此事:“我一直认为《礼拜二午睡时刻》是我写得最好的短篇小说,它源自两个穿黑衣服的女人的形象,她们一个是成年女人,另一个则是小女孩,连打的雨伞都是黑色的,她们迎着烈日在荒无人烟的村子里前行。”这是他在1968年时的描述 ,而在那之前三年,他还对哈斯说过类似的话:“有一天一个成熟女人和一个年轻女子拿着一束花来到村里,很快就出现了流言:‘那个小偷的妈妈来了。’”哈斯记录道:“最让他(加西亚·马尔克斯)难忘的是那个女人的高贵气质和她在满是敌意的环境中所表现出的坚毅。” 那幅画面就和《枯枝败叶》那意味深长的结尾一样,偏静态的一幕却引导着整篇故事的走向:某人——在《枯枝败叶》中是陪着棺材的上校,在那篇短篇小说里则是小偷的母亲——迎向充满敌意的人群,还要穿越不幸城镇的中心街道。显而易见,这幅画面的来源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陪同母亲返回阿拉卡塔卡的经历:“妈妈和我在村子里走过时,就像走在一个幽灵村落中一样:街上连一个人都没有……”和阿拉卡塔卡的重逢带来的失落感使他下定决心要把那种现实的过去“写下来”。哪一种现实呢?因为那时的阿拉卡塔卡已经不再是不可分割的了,它分化成了两种现实,即加西亚·马尔克斯记忆中的、把他带回阿拉卡塔卡的经过美化后的现实,以及展现在他眼前的悲剧性的现实。他将要同时讲述这两种现实,不过会把它们融为一体。他和母亲感受到的那种孤独和空虚化身成了《枯枝败叶》和《礼拜二午睡时刻》中的诸多画面,再加上他在那一刻体会到的另一种东西——敌意。禁闭的窗户此时变成了充满恨意的目光,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如今也满是紧握拳头、一脸怒意的居民。冲突的瞬间与真实的现实交织而成的画面被创作者构建出来,同时又更坚定了他不服从现实的决心。

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中继续沿着那一关键场景重构的线索寻觅,我们会发现“边缘”主题在他的虚构世界中有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在他几乎所有的虚构作品中,每当这一场景出现——某个个体人物面对敌视他的集体或从那样的集体中脱离——叙事者就会放弃中立立场,(而且总是相当机敏地)站到个体一边。在《礼拜二午睡时刻》中,叙事者对故事中女子的同情态度是很明显的。“我一直认为《礼拜二午睡时刻》是我写得最好的短篇小说。”加西亚·马尔克斯是这样对图兰说的。而且据哈斯说:“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而言,《礼拜二午睡时刻》是《格兰德大妈的葬礼》收录的所有故事中与他本人距离最近的。”这种亲近性并没有直接体现在这则故事所描述的客观现实之中,在这则故事里,现实是背景、物体和行动。它只是被内化进了短短一瞬间之中,而且是由一个次要人物表现出来的,从故事整体的角度来看,这种突然的立场转变是很不起眼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这则故事和他本人“距离最近”,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谓“距离最近”,实际上是因为它直接触及作为作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心中最隐秘的东西,那也是这位创作者最重要的经验,是使他生出要创造新的现实来替代旧的现实的意愿的东西。正是这种主观的原因使得他认为那是他“写得最好的短篇小说”。

同样的画面以不同面孔出现在《咱们镇上没有小偷》里,即那个被指控犯下实际上是达马索所犯的偷盗罪的黑人被带去码头的场景:

他是从广场中央过来的,双手背在身后,手腕被绳子绑着,一个警察拽着绳子,另外两个荷枪的警察跟在旁边,黑人没穿衬衫,他下唇咧开,一边的眉毛肿着,像个拳击手。他消极但庄重,躲避着众人的目光。大部分人都聚集在台球厅门口,打算看一看这出戏里的两个主角。台球厅老板看见黑人走过来,沉默不语地摇了摇头。其余人带着看热闹的心情望着黑人。

这是个似曾相识的场景:一个落魄者“消极但庄重”地穿过了村镇中心,周围是聚集过来看热闹的人群。这一耐人寻味的描写明显表达出了叙事者对村民的批判。叙事者就这样通过那个边缘角色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这种处理方式细腻又明了。我们还可以把《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结尾部分的一个情节与这些画面联系起来:上校带着那只斗鸡在镇子里走着,路上的人冲他鼓掌。这里的人物并非受害者,而是刚好相反,如英雄般接受欢呼。他的反应是什么呢?没有激情,没有感谢。他根本就没有投身于那种崇拜,他觉得“害怕”和“走神”。叙事者在这里还加了句更精确的描写:“回家的路从未如此漫长。”上校刚到家,就怒气冲冲地把几个看热闹的小孩赶到了街上,还威胁说要拿皮带打他们 。不过差异只存在于表面,因为组成这些画面的基本要素是一致的:集体与个体、围观者、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在上文提到的那篇短篇小说中,叙事者表现出的温和态度并未在这位受到喝彩的上校身上体现出来,作者在他身上倾注的更多是“疼痛感”。那幅关键画面的又一变体出现在《周六后的一天》中,这则故事中的“受害者”是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他习惯每天在午睡时刻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朝着火车站的方向散步。就在所有人都在房子里躲避酷暑的时候,这位眼前时常出现幻觉的神父孤身一人走在村子里,就像个幽灵似的:他在一次散步时“看到”了“流浪的犹太人” 。更加符合关键画面的结构特点的是《百年孤独》中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来到马孔多时的场景:他既是胜利者又是失败者,总觉得在他和走在街头的其他居民之间有一道无形的藩篱:

他俨然一副乞丐模样,衣衫褴褛,须发乱成一团,还赤着脚。他走在滚烫的地面上却浑不在意,双手捆在背后,绳索的另一头系在一位军官骑着的战马颈上。在他身旁,是同样蓬头垢面的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他俩并未现出悲伤,面对那些百般谩骂士兵的人群反倒有些困惑。”(第109—110页)

而“当喧嚣的人群拦住去路”时,上校“一直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惊讶于短短一年间镇子就衰老如斯” (第111页)。他后来还向自己的母亲坦陈他“觉得这一切都已发生过” 。他在经过马孔多的场景中表现出的边缘感后来还在另一个场景中得到了强化:他的副官们用粉笔在他周围画了个直径三米的圆圈,没人靠近它(第145页)。至于《族长的秋天》,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曾这样表示:“至于我现在正在写的这部小说,在很多年里我脑海中关于它的唯一画面就是一个老人在废弃宫殿的大厅里漫步的场景,而且那里已经住满动物了。” 在这里,空无一人、充满敌意的村镇变成了“废弃宫殿”;作为“与众不同的人”的孤独感是通过那些匪夷所思的同伴来体现的——动物。这里的动物与上文提到的紧握拳头、满脸怒火、爱看热闹、热情过头的群众并无区别。

抢掠现实

如果说并非由小说家来选择主题,而是主题选择小说家,那么我们也许可以得出一个有些让人失落的结论:小说家并非是自由的。小说家的确不是自由的,可是也没有哪个人能够自由选择要做的美梦或是噩梦,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寻根溯源的话,这位试图替代上帝的小说家是现实生活中某些负面经历的奴隶,他从那些经历中获得了写作的志向,而且这种志向会在不断的实践活动中慢慢得到强化。不过在这一过程中,在把心中执念转化为故事的行动中,上帝的替代者夺回了自由,并且可以毫无限制地在自由的世界里翱翔。这个奴隶能够完全自由地运用各种形式——语言形式、虚构故事的布局——正是这些行动将决定他作为上帝替代者的事业是成功还是失败。由于不必对作品涉及的主题负责,他可以完全让自己从束缚中摆脱出来,坚持自己的想法,展现自己的才华,努力使自己摆脱那些“魔鬼”,利用文字和虚构故事来将之实体化,对于他而言,这就是真正的驱魔。换一种说法,虚构世界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完全取决于它的形式,取决于作者对书写方式和结构布局的精心设计,而非取决于故事的主题。有鉴于此,作为作家的上帝的替代者是平庸还是出众,完全是由自己决定的。

“要是脱离个人经历的话,我连一个故事也写不出来。”这句话揭露了一个让人伤感的事实:上帝的替代者不止是在象征层面上“谋杀”现实的人,更是在现实层面上“偷窃”的人。为了能替代现实,需要先抢掠现实;既然已经下定决心了结现实,那么就只得一条路走到底了。这样看来,在搭建虚构世界的原材料这个层面上,他甚至连创造者都算不上:他只是在把无尽的现实生活据为己有,把它变成可为之所用的东西。这种无限制的“开采”是为弑神大业服务的,从中浮现出了一些面孔、一些举动、一些想法,它们赋予他独特的想象力,使他区别于他人,他可以组合它们、组织它们、命名它们,以此建立起“他的”现实。而且恰恰是在这种犯罪性质的举动过后,也就是在赋予那些抢掠来的东西名字和秩序以后,(如果上帝的替代者成功了,)它们就不再是赃物了,它们拥有了不同的生命和特性。在这种情况中,形式同样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它促使虚构的现实与作为它的母体的真实现实分离开来,进而构建一个拥有主权的实体。不过还有一种可能是,这种虚构现实没能成功构建,那么它就只是一个纯粹的复制品,只是借来的现实。正是对那些原材料的使用方式决定了上帝的替代者是抄袭者还是创造者。

叙事文学的根源何在?那些决定和滋养作家文学志向的“魔鬼”,可能是对上帝替代者产生巨大影响的经历,可能是他所处的社会或时代的特征,也可能是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间接经验,我们往往可以在神话、艺术或文学中找到它们。所有的虚构作品都是由此三者融合而成的,只不过剂量不同罢了,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个人、历史或文化的“魔鬼”所占的比重取决于虚构现实的特性。显然,在像阿莱霍·卡彭铁尔这样的作家的文学创作过程中,“历史”经验要远比个人经验更重要,对博尔赫斯来说,“文化”魔鬼自然比“历史”魔鬼更重要(“我读得很多,经历得却很少”,博尔赫斯这样说并非无的放矢),至于奥内蒂的作品,“个人”魔鬼则比历史和文化更具决定意义。而在加西亚·马尔克斯这里,三种经验达成了某种平衡,他的作品同时受到这三种经验的滋养:他经历过的事情,他生活的世界中的集体经验,以及他从阅读中获得的东西。

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虚构世界中的所有人物和场景与他的个人经历一一对应,来证明“要是脱离个人经历的话,我连一个故事也写不出来”是真实的,这是一项繁杂又无意义的工作,而且根本就不可能做到。为了这项调查,必须依靠作家本人的证词,可那往往是不可信的。所谓小说家不能选择他们自己的“魔鬼”,实际上想表达的意思是在文学创作的第一阶段——在大量现实材料和那些用以构建虚构世界的其他材料中筛选——作家本人有意识地干预起到的是次要作用,而主导那种抢掠行为的主要是潜意识或本能。只有到了第二阶段,也就是为那些材料精心设计展现形式的时候,理性和智慧才会承担最主要的创造性工作。文学创作不仅意味着创造,也需要转换,还需要把最主观化的东西融入客观现实层面。上帝替代者所声称的那些自己的虚构作品中对真实现实的模仿是很可疑的,就和有人宣称自己魂牵梦绕地想着某些事情一样不足信。不过在加西亚·马尔克斯来看,这种难度要低了不少,因为他十分清楚自己创作的故事的根源在哪里。

在他用于创作的数不胜数的个人经历中,我们至少可以挑出那些不断重复的场景和主题来看一看。

地点,大屋

正是在陪同母亲重返阿拉卡塔卡的过程中,他最终选定了“他的”小说发生地的名字:马孔多。小时候,他曾经去过几次叫这个名字的农场,但此后就再没想过它。在那趟旅途中,他从火车车窗上看到了农场的招牌,“那个名字引起了他的注意”。后来,他在阿拉卡塔卡突然经历了那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由此开始,那个名字就变成了另一件令他着魔的事情,这应该是因为农场在地理位置和情感上都与阿拉卡拉卡十分接近。 马孔多是他的两部长篇小说和四篇短篇小说的故事发生的地点,而且随着他的虚构世界不断发展,马孔多也渐渐吸收了另外两个重要地点的特点:那个无名的地方,有时就被简单地称作“村镇”,《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恶时辰》以及四篇短篇小说的故事就发生在那里,还有海边的某个地点,那是《逝去时光的海洋》和其他一些故事的发生地。“村镇”的原型是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童年生活密切相关的另一个地方:苏克雷,他上小学时经常会去那里度假,至于那个与海洋相关的地点,尽管同样没有名字,但应该和阿拉卡塔卡附近一个很小的渔村有重要的联系:达萨赫拉。马孔多、“村镇”和那个海边的地方并未完全和它们的原型保持一致,不过它们之间的差异与那三个地点在现实生活中的差异别无二致。

路易莎·圣地亚加那次到阿拉卡塔卡去是为了卖掉他父母家的老宅。上校和特兰基莉娜夫人已经去世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家也没有再回到阿拉卡塔卡定居的打算,因此那个宅子就成了他们的负担。可它正是那座“令人惊异”“满是幽灵”的房子,加西亚·马尔克斯就是在那里度过童年的。阿拉卡塔卡在他面前化为碎片,同时,他最美好的回忆以及他家的老宅都切断了和他的联系:因此“大屋”会变成同阿拉卡塔卡一样分量的“魔鬼”也就不足为怪了。他的虚构世界里将满是各色房屋,它们在故事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那次旅程之后,他写出了第一本小说,他准备给它起名为《大屋》,上文也曾提到过,他曾在许多不同场合表示《枯枝败叶》里的屋子就是以他外祖父母的老宅为原型的。 他的虚构作品中还有其他许多重要的房屋是以此为参照的:《伊莎贝尔在马孔多观雨时的独白》中的房屋、格兰德大妈的住所(后来蒙铁尔一家住了进去)、阿西斯一家的房子、蕾蓓卡在孤独中逐渐失去生命力的房子。不过其中最重要的还得属布恩迪亚一家的大宅子,这个“魔鬼”在那里展现出了它的所有力量。在《百年孤独》中,乌尔苏拉·伊瓜朗吩咐女佣准备好鱼和肉,因为“永远也猜不到突然来访的客人会想吃些什么”(第198页),这正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观察到的他外祖母的做法。阿拉卡塔卡最光鲜的人家总是会迎来来自各个阶层的客人,堂娜特兰基莉娜和堂尼古拉斯也总是乐意为他们提供住处和食物。这些外乡来客中有许多都是他们的亲戚。堂尼古拉斯在战争期间留下了无数的风流债,于是经常有他的私生子来拜访他。这些非合法婚生的亲人丝毫不会遭受与其他家人不同的待遇,因此阿拉卡塔卡的那座大屋就和格兰德大妈或布恩迪亚一家那高贵的住所一样,会时常如《圣经》中的部落一样聚集着各色人等。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那些私生子舅舅启发他写出了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在战争期间生下十七个儿子的桥段,而且他还坚称“这个数字与真实情况十分接近”。

自然环境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文字世界有股内在的活力,从一篇虚构作品到另一篇虚构作品,这片天地会不断自我更新,其中只有少数要素是保持不变的;而另一些,占大多数的那些,是在不断变化的。那些静止不变的要素中就包括自然环境:从《伊莎贝尔在马孔多观雨时的独白》到最近的短篇小说,自然环境保持着严格的忠实性。它的特点就是短暂但令人难忘。体验那种环境的大多是像阿拉卡塔卡这样的热带城镇中的居民:广场上总是种满巴旦杏仁树,房子顶上总会有石鸻鸟等长腿鸟类飞过,而且根据民间信仰,那些鸟类的叫声预示着有人就要死去。空气中总是弥漫着尘土,它们会慢慢把事物遮蔽。有两种典型的热带气候现象充斥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虚构世界:炎热和暴雨。从《伊莎贝尔在马孔多观雨时的独白》中的大雨到《百年孤独》中的暴雨,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中出现了无数水灾场面,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的整个故事都是在雨中发生的。无论是在“城镇”还是在马孔多,雨季都是十月份,这与哥伦比亚大西洋沿岸地区的实际情况相符。在前面提到波哥大和锡帕基拉时,我们已经了解加西亚·马尔克斯因为那些地方的“寒冷”而感到失落,那里的气候和他故乡的“炎热”是完全不同的。多年之后他还将表示“他可以在任何不寒冷、无噪声的地方写作” 。在他的虚构世界里永远都没有寒冷,有的总是炎热。这种气候特点是种强有力的存在,沃尔科宁曾指出它的作用:

在这方面,那些语句的最大特点就是在不知不觉中把读者引入死寂般单调的氛围中:“炎热是从十二点开始的”,“整座镇子都被热气笼罩”,“有的房子里实在是太热了,大家不得不到院子里去吃午饭”,“周一是在炎热无雨的状况中降临的”,“到了下午,太阳依然在炙烤着这里”或“早早就开始炙烤这里了”……我在这里只是列了少数几个例子,都是我偶然搜集的,不过它们都源自同一个体系,它会一点点塑造出热带居民的形象以及他们与众不同的性格特点。总而言之,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叙事艺术深受其对气候情况的观察的滋养,通过炎热、潮湿、润泽和氤氲的物事表现出来,成为他的虚构世界的永恒要素,填补了各个人物之间的空白,使他们生活在同一的气候条件中,并以此将他们联系起来,也让他的故事多了一种特别的紧张度,能吸引我们兴致勃勃地从开头读到结尾。

沃尔科宁写的这些分析仅针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短篇小说,但实际上也可以用来评价他的所有叙事文学作品;所谓的“对气候情况的观察”其实就是那种被我称作“魔鬼”的执念的绝佳例子。尽管自然环境在他的虚构世界中是不变的要素之一,但并不意味着那三个重要场景毫无区别:炎热和暴雨确实存在于所有那三个场景中,不过差别依然存在。举个例子,那个在海边的地点就既没出现过巴旦杏仁树,也没出现过石鸻鸟。

人物

对真实现实的抢掠在他笔下的人物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无论在实际生活中偶然出现过的人,还是与之交往密切的人,都可以成为创作虚构人物的灵感来源。我们已经讨论过几个人物了:《枯枝败叶》里在尸体面前一动不动的小男孩的创作灵感就来自加西亚·马尔克斯童年的一段经历;阿玛兰塔·乌尔苏拉织寿衣的举动模仿自他在阿拉卡塔卡的一位姨妈。至于俏姑娘雷梅黛丝升天的桥段则源自于此:“对这事的解释很简单,而且比大家想象得更无趣。曾经的确有位姑娘做过同样的事。她也跟一个男人跑了,家人不愿意面对这桩丑事,他们带着同样冷漠的表情说他们看到她在院子里收床单,后来就飞到天上去了……事实是那个姑娘跟一个男人跑了,这种事每天都会发生,没什么好感到惊讶的。” 这位上帝替代者对生活的观察可以细致入微到极点,他从生活中抢掠姓名、面容、品德、缺陷、心理、思想、环境和话语:《枯枝败叶》中对伊莎贝尔的描写(第12页)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第一次见到的路易莎·圣地亚加的形象相符,那时他还只有四岁或五岁;梅塞德斯出现在了《百年孤独》中,而且干的还是她在巴兰基亚做的事情——“药剂师”(第315页);同一部小说中的乌尔苏拉梦到自己生了两个儿子,分别叫罗德里戈和贡萨洛(第321页),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两个儿子同名;《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中的那些总是凑在一起的年轻人以及马孔多最后几年里出现的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的朋友们都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兰基亚交的三个朋友的化身:阿尔瓦罗(·塞佩达)、阿方索(·富恩马约尔)和赫尔曼(·巴尔加斯);贪吃的“母象”的姓和萨加斯图梅神父一样,这位巴斯克神父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老师;乌尔苏拉·伊瓜朗长寿、眼瞎、半疯,都是堂娜特兰基莉娜某些特点的夸张表现……至于那个出现在布恩迪亚上校军营中的、像老虎和幻影一样的战士,他的原型在这里:

读过我的书的人会发现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助手马尔伯勒公爵在哥伦比亚内战中打了败仗。事实是,在我小时候,我们这些小孩都会唱这样一首歌:《曼布鲁去打仗了》,不是吗?我问外祖母曼布鲁是谁,他去打的是什么仗,外祖母显然毫无头绪,但她还是说那个人是和我外祖父一起打的仗……后来我才发现曼布鲁就是马尔伯勒公爵,但我还是觉得外祖母的版本更好,于是我就那样把他写进了书里。

被借鉴来创作虚构人物最多的真实人物是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伊瓜朗上校,我们已经提到他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一大类人物——上校们——的原型。对外祖父的回忆,对他的悲惨过去及伟岸人格的回忆,成了最能激励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鬼”之一。他的虚构作品中的所有上校都不同程度地在外观、心理以及经历上体现了阿拉卡塔卡那位上校的特点。《枯枝败叶》中正直的上校在“战争结束后”来到马孔多定居,这和真实上校的经历一致,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都因为老资历和参战背景受到当地人的尊敬。小说中的那个人物瞧不上“枯枝败叶”,也就是外乡人,堂尼古拉斯也持同样的态度,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父亲就曾饱受其苦。那个人物还有肢体残疾:他是个跛子。堂尼古拉斯则是独眼龙,就像堂马克西莫·戈麦斯一样,此人是《逝去时光的海洋》里战争的幸存者。《枯枝败叶》中的另一位上校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当时是大西洋军区的长官,堂尼古拉斯在乌里韦·乌里韦 的手下效命时就担任该职务,或者至少上校曾这样对自己的外孙说过多次。《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中的老英雄是在里奥阿查长大的(那里是堂尼古拉斯的故乡),而且当时正值战争期间,这一点也与堂尼古拉斯的经历一致。两人都见证了《尼兰迪亚协定》的签署,他们所在的军队都是投降一方,而且两人都深信自己很快就会收到国家发放的抚恤金。他们都很失落:和小说中的上校一样,堂尼古拉斯上校终其一生都在等待着那份虚无缥缈的抚恤金。不过要说最能体现堂尼古拉斯影响的,还得算是《百年孤独》中布恩迪亚家族里的人物。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就曾表示,最初创作那本小说的想法源自一个固定的形象:堂尼古拉斯拉着他的手走在街上,要带他去看马戏团表演。那幅画面在小说里变成了年幼的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拉着他父亲的手去见识冰块。布恩迪亚一家来自里奥阿查,那里是堂尼古拉斯和堂娜特兰基莉娜的故乡。他们是表兄妹,小说中的乌尔苏拉·伊瓜朗和何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也是一样(伊瓜朗这个姓氏在小说里和现实中都很常见),布恩迪亚家族第一个长着猪尾巴的小孩子的父母也是表兄妹。何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也是因此离开山区到马孔多定居的,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杀死了普鲁登肖·阿基拉尔;堂尼古拉斯杀死的那个男人也拥有同样的姓氏,他也因此移居到了阿拉卡塔卡。堂尼古拉斯很喜欢翻看字典,他对词语的意思很痴迷;而布恩迪亚家族一直都在苦苦寻觅破译一本神秘词典的方法(梅尔基亚德斯的手稿)。

这样的例子我可以无休止地举下去,但是这样做自然没什么意义:这里我仅列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它们也可以被用来佐证实现文学志向的第一个步骤:抢掠真实的现实。或者换个说法,真实的现实可以化为叙事素材,当然其中要经过某些重要经历的推动,那些经历正是滋养作家文学志向的“魔鬼”。不管怎么说,突出那些主题或人物背后隐藏的“魔鬼”仅仅有轶闻式的作用:重要的是研究真实的现实是以何种形式转换成虚构的现实的。抢掠现实并非是重点,而只是个出发点,但它可以让上帝替代者从他犯下的“偷盗罪”中脱身出来。这里重要的是评价过程:就和厉害的大盗一样,天才小说家会使他的赃物流入市场时与他“偷盗”时的样子截然不同。

历史“魔鬼”

不过那些决定了作家与真实的现实之间彻底决裂并成为其弑神志向之源的事件也可能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会对许多人都有重要影响,而小说家只是其中的一员,只不过这种影响对小说家起的作用更加特殊罢了。弑神者和与他同阶级或同群体、同国籍或同族群的人分享的那些“魔鬼”会和我们称为“个体魔鬼”的东西有所差异。(当然了,我们目前谈论的始终是实现文学志向的第一阶段,也就是志向的源泉,而非它产出的成果。因为上帝替代者在重建现实时,只有使他的虚构世界——个体、历史和文化的“魔鬼”的文字变体——具有普世的“历史”特点、让所有人接受并解读之后,他才算是真正成功了。只有成功的弑神者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失败的弑神者则会把历史和文化“魔鬼”-那些具有普遍性的经验——转化为个体的“主题”或“思想”,这就使它们对其他人来说失去了价值。)小说家志向的源泉不一定是某种个体的创伤,其实也可能是具有普遍性的创伤,在他的心里诱发盲目而又深邃的情感,直至达到极端,必须做出回应——否定现实,替代现实。小说家通过抢掠现实来滋养他的志向,这不仅局限于转化那些他住过的房子、认识的人的长相、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那些对集体产生重要影响的事情也可以供他使用:战争、疫病、罢工、政治斗争、征服或溃败、社会或文化或宗教方面的冲突等,这些普遍经验组成了人类集体的“历史财富”。当然了,没有哪个小说家是单纯依靠“个体”或“历史”魔鬼来写作的,他们必然把二者融会贯通、糅为一体。

在很多情况下,个体经验和历史经验是很难区分开的:“历史魔鬼”是通过“个体魔鬼”进入上帝替代者的生活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就是很好的例子:历史事件影响了他的人生和文学志向,同时那些在他童年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人成为他笔下的人物原型,而他们又是那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或受害者,这些事件甚至影响了他的家庭和故乡的命运,当然也影响了他个人的命运。

村镇的建立及其社会结构

堂尼古拉斯和堂娜特兰基莉娜在阿拉卡塔卡的社会地位保证加西亚·马尔克斯度过了愉快的童年,可是也造成了他父母的困境——艰难结婚,后来又不得不搬到遥远的地方生活。不过加西亚·马尔克斯也从这种家庭生活中汲取了许多创作养分。他通过那种家庭冲突了解到那个社会的严密结构。堂尼古拉斯在阿拉卡塔卡的社会体系中得以占据高位的原因是什么?与其说是因为有钱,倒不如说是由于其他两个社会性原因:他在村镇里的老资历,以及他曾和乌里韦·乌里韦将军一起在“千日战争”中并肩作战。由于那种“老资历”,使得堂尼古拉斯瞧不起“枯枝败叶”们,因此反对自己的女儿嫁给那个外来的报务员。堂尼古拉斯真的是阿拉卡塔卡的建立者之一吗?外祖父在外孙面前曾多次确认此事,然而没有任何文件能证明这座村镇是在那场“伟大战争”结束后才出现的。它很可能早就存在了,只不过一直默默无闻罢了,只有在堂尼古拉斯一家和其他受战争之害而远离故土的家庭来到这里之后,阿拉卡塔卡才迎来了第二次生命 。由于这座村镇正是从那些年月开始繁荣发展起来的——香蕉热开始于1904年——所以那些搬来的家庭就自认为是当地的建立者了。他们进而构建了一套当地的贵族阶层体系,堂尼古拉斯就因为这种“老资历”和他参战的经历而在当地受人尊敬,获得了不少特权。这种“贵族体系”究竟是由许多家庭一起创建的,还是说只是某一个家庭的杰作?真实情况引人生疑,就连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也没有说清楚。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在搭建虚构现实的不同阶段里,我们都能发现对那种社会组成结构的近乎完整的借鉴,马尔克斯·伊瓜朗家族在阿拉卡塔卡的那种社会结构中享有崇高的地位。《枯枝败叶》中的那位上校也处于社会金字塔中的核心位置,因为他“德高望重”,是马孔多的“创立者”,而且他也参加过那场“伟大战争”,也因此获得了上校军衔;这种社会地位使得他瞧不上“枯枝败叶”们。加西亚·马尔克斯第二部小说《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中的英雄人物,在经济层面上极速坠落——那部小说里占据社会“核心”地位的是个有钱人堂萨瓦斯——但这并不影响他的社会地位,他依然受到当地人的尊重,人们把他当作上层人物来对待。人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态度呢?也是因为上校参加过战争以及他的老资历(他是为了躲避“枯枝败叶”潮和香蕉热而逃到那个“村子”里的)。在短篇集《格兰德大妈的葬礼》的各篇里,有许多人物能在社会上层占有一席之地,也并非出于经济原因,而是因为他们的资历老,同时他们还直接或间接和战争有关联:例如寡妇蕾蓓卡或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只有格兰德大妈是个例外,她处于社会金字塔的顶端,既因为她的“贵族”身份,也因为经济方面的状况。在《恶时辰》里有个相似的例子,但是层次相对低得多:阿西斯一家。在《百年孤独》中,布恩迪亚一家又一次复刻了马尔克斯·伊瓜朗一家的地位:他们是马孔多的“贵族”,因为是他们建立了那个村子,也是他们参与了村子里最主要的历史事件。

重建加西亚·马尔克斯童年时期阿拉卡塔卡的社会景象并非难事。在由他的外祖父母占据的社会金字塔的顶层和“枯枝败叶”们(追随香蕉热而来的外乡人)所处的社会底层之间,还存在着中间阶层。加夫列尔·埃利西奥就在其中:报务员、药剂师、公共服务人员以及手艺人组成了中间阶层,而那也正是作为自由派资深成员的堂尼古拉斯能施加最大影响力的人群。和这个社会阶层看似相近但其实差别巨大、形成了“封闭团体”的人群是外国商人,尤其是从叙利亚和黎巴嫩来的商人。他们在香蕉热时期前来定居该地,时至今日大西洋沿岸各村镇也依然有他们的身影。他们组成了一个孤立的社会团体,不过也慢慢融入了当地中间阶层之中。当地人会直接叫他们“叙利亚人”或“突厥”,这种情况并非只在哥伦比亚存在,而是在南美洲大部分地区都存在。更多的人民属于低等阶层:工人和农民,还有些干着“不体面”工作的人,例如用人或流动摊贩,拾破烂的人以及酒吧服务员。同属低等阶层的还有另外一些隐秘群体:流浪汉、流氓、小偷、妓女、疯子和半疯的人。在社会边缘,许多技师和工程师被困在庄园或营地里,他们大多是外国人,来这里做的都是与香蕉有关的工作。很容易猜想到,这些匆匆而过的外国人和阿拉卡塔卡当地社会完全缺乏接触。在接下来的几章里,我们会看到那个虚构村子——马孔多、“村镇”或沿海村落——的社会是如何反映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的,这些群体有何相似及不同之处,有哪些思想、神话和习惯能将它们区分开。而且那种阶级结构并非一成不变的,是随着时间逐渐变化的。它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真实现实中的社会结构和虚构现实中的社会结构是几乎完全匹配的,然而哪怕如此,由于二者有根本性的差异,所以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虚构现实中的社会结构还是显得十分与众不同。

内战

香蕉区发生过的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包括:在当地经济发展最迅猛时期之前发生的内战,那些内战以“千日战争”为终结;香蕉热,大约开始于1904年,彼时联合果品公司进驻该地,玛格达莱纳河流域果园遍布,到处都是外来人员;当地的衰落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而开始的,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日益加剧,随着国际市场上香蕉价格走低,当地许多香蕉园惨遭废弃,越来越多的人逃离该地;1928年香蕉工人大罢工最终演变成了谢纳加大屠杀。这些历史事件都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虚构世界中有所反映,进而成了其中的核心事件。与社会结构及村镇建立等情况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并不需要十分严格地对事件原型保持忠实;此处,“魔鬼”们开始投入复杂的转换过程中,它们采用一种自由的方式来处理“主题”和“思想”,涉及的细节经常与事实相去甚远(例如年份),而且每部虚构作品中的情况都不相同。不过在故事主线层面上,那些在真实现实中发生的历史事件成了虚构现实中的历史基础。我们还应该注意到,那些事件与马尔克斯家族的命运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堂尼古拉斯总是和内战联系在一起,他是内战的亲历者;香蕉热最鼎盛的时期也是堂尼古拉斯和堂娜特兰基莉娜在阿拉卡塔卡的社会地位最高的时候,香蕉热也是促使报务员加夫列尔·埃利西奥来到当地的原因;对香蕉工人的屠杀事件发生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出生的那年,他在童年时期曾无数次听人提起过它;当地的衰落也与他的父母搬离的时间相吻合,这也预示着整个家族的没落:堂尼古拉斯之死,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离开阿拉卡塔卡,堂娜特兰基莉娜的衰老。“历史魔鬼”又一次和“个体魔鬼”混在了一起。

在《百年孤独》之前的小说里,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直把内战设置成故事背景,它是作家笔下虚构社会的基础,却总是表现得模糊不清。对于马孔多、“村镇”、海边村落而言,塑造它们的是作家的童年记忆。他重塑了对外祖父、朋友们和亲人们的印象:那是一片多姿多彩的、史诗般的天地,迷人、遥远又模糊。内战对那个虚构社会的命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在那个社会里出现了经历过内战的人,同时他们(想想那个目瞪口呆地听着那位老战士讲述战争往事的六岁、七岁、八岁的小男孩吧)还代表着一系列生动、多彩、不连贯的轶事,完全不可能把它们按顺序组织起来。直到《百年孤独》,虚构现实中的那些战争才有了神秘的色彩:没人知道发生过多少场战争,每场战争持续了多久,对战的都是哪些人,他们在利益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追求又是什么。在历史研究中,这种虚无感是不可饶恕的,不过到了虚构世界里这就变成了优势:笼罩在那些被突然且短暂提及的战争周围的迷雾赋予了书中故事一种传奇性的维度。

内战出现在了他几乎所有的虚构作品中。在《枯枝败叶》里有四个人物参加过内战(上校,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小狗”以及有极大参战可能的那位大夫),书里说马孔多就是那些“躲避战争”的家族建立起来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的故事本身就源自内战:书中的那位英雄人物是马孔多的“守护者”,在布恩迪亚上校的军队里服役过,还见证了《尼兰迪亚协定》的签署,正是那份协定规定了战败者享有的权利。这份未履行的承诺使得那位英雄的老年生活变得困苦不堪。在《格兰德大妈的葬礼》这部短篇小说集中有三则故事与内战相关。在第一则中,只是略微提及“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经历的时光”(《礼拜二午睡时刻》),不过在《周六后的一天》里,人们说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早在1885年那场战争爆发前很久就被埋在村里了”(第94页),而这场战争也有现实原型:1885年自由党内的激进派发起了针对“独立”自由派人士拉斐尔·努涅斯第二总统任期的武装暴动。战争持续了数月之久,努涅斯在卡纳尔将军领导的保守派军队的协助下取得了胜利(1885年8月)。乌里韦·乌里韦当时是起义军中荣誉旅的指挥官,曾取得了基耶布拉洛马战役的胜利。不久之后他镇压了军营中的一场哗变,射杀了一名不服从他命令的士兵;然后他把武器扔掉,双手抱在胸前,面对他手下的士兵说道:“如果有谁想给你们的同伴报仇的话就来吧,我在这儿等着。” 至于格兰德大妈,有人说“她坚称自己肯定能活过一百岁,就像她外祖母那样,那位老太太曾在1875年战争期间以庄园的厨房为掩护,抵挡过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手下的巡逻队。只是在同年的四月,格兰德大妈才明白,上帝并没有赐予她在公开冲突中亲手消灭那些拥护联邦制的共济会成员的特权”(第134页)。哥伦比亚在1875年时没有发生过内战,但是在次年爆发了两场。第一场恰恰爆发于加勒比海沿岸地区,领头人是军事部长、海军统帅圣多明各·维拉将军,结果起义被圣地亚哥·佩雷斯总统镇压,内战迅速平息了。之后,自由党人阿基莱奥·帕拉登上大位的那场选举刚刚结束,保守党人就宣布发动宗教战争。那场残酷的战争持续了十一个月(从1876年7月到1877年6月),最后以叛乱者的投降而告终。拉斐尔·乌里韦·乌里韦就是在这场战争中第一次开枪作战的,他是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另一人物原型:当时他十七岁,是布加第二军团指挥官的二号副手,在钱科战役(8月31日)中伤了一条腿。他那时已经拥护联邦制了,但不是“共济会成员”,只是在1880年获得律师执照后,他才被波哥大共济会接纳 。在《恶时辰》中出现了一些可能引起读者迷惑的东西:内战似乎从空间和时间两方面趋向虚构世界了,故事发生在两股暴力的敌对势力休战的间歇期。在之前的虚构故事里,战争通常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表现得很遥远。《恶时辰》中的这场内战反映的“历史魔鬼”与19世纪的多场内战都不一样:“暴力”是在盖坦遇刺后集中爆发出来的。不过,《恶时辰》中对“经典”内战也有提及,主要表现在回忆布恩迪亚上校经过“村镇”的事件时:那时“他正在前往马孔多进行停战协议谈判的途中” 。在短篇小说《逝去时光的海洋》里,老马克西莫·戈麦斯“在两场内战中活了下来,只不过在第三场内战中丢掉了一只眼睛”(第5页)。就像前面提到的例子一样,这个故事里也影射了那位与内战相关的神秘人物——马尔伯勒公爵——的情况。

内战到了《百年孤独》里才不再只是作为背景出现。这本书借助内战构建了虚构现实的核心线索之一,同时也在那片天地中给内战找到了恰当的位置,尽管这些与作者起初的创作布局有些矛盾。关于布恩迪亚上校参加三十二场起义的章节重现了19世纪的拉丁美洲和哥伦比亚的历史: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持续不断爆发内战。当然了,书中的内容只是一种文学创造:弑神行为意味着用最大的自由来结构和重组原材料,使之与虚构现实中的其他要素结合在一起,赋予它一种独有的说服力。与此同时,恰恰是因为在加工原材料时无所顾忌,才导致作家笔下的成果往往能给历史现实增加一种深刻的真实性。这是我在任何一本关于“千日战争”的著作中都没看到过的:以下层人民和普通大众的视角去描写那些冲突,他们在战争中很可能都是枪炮下的牺牲者,可他们又不明白或者从未搞懂过那些战争的意义,官方说法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能力,因为那些说法本身就很抽象含糊,因为真正知道因为什么、为了什么要发起战争的只是一小部分人,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通常是不会亲自上战场的。于是在那数不清的悲惨时日中,下层人民不断经历种种阴暗的悲剧,他们为了一面蓝色或红色的旗帜而去杀人或被杀,那些战争中自然也不乏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不过在《百年孤独》中被作者赋予超凡生命力的往往更是那些悲惨事件、人们的迷茫以及愚蠢的暴行,尽管有时小说的描写与事实不符,但可能那种超凡生命力也恰恰来源于此。在一则关于阿尔瓦罗·塞佩达所写的《大房子》一书的评论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写道:

《大房子》是一部基于真实历史事件创作的小说:大西洋沿岸地区的香蕉工人罢工事件,那次罢工最终演变成了军方针对罢工者的屠杀……不过,在这本书里不止有一个死者,唯一出场的士兵记得自己在黑暗中杀死了一个拿着刀的男人,他的军装上溅的不是血,“而是屎”……尽管这种写故事的方式会让历史学家觉得武断,却给我们这些想学习怎么让作品富有诗意的人上了很好的一课。塞佩达·萨穆迪奥并没有回避现实,也没有模糊化那些严重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人道问题,而是用一种类似炼金术士的净化术的方式把事件中最具神话性的场景展现给了我们,它超越了道德、正义和人类短暂记忆的束缚。

这些评语也可以用来评价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的作品。

另一方面,尽管有不少史实错误,但是与史实相近的地方也不少。在虚构的现实里,就像在它的原型中那样,敌对双方——自由派和保守派——所代表的东西是一致的:教权主义与反教权主义,中央集权制与联邦制,军人政府与文人政府。战争的结果也与事实相近:双方互有胜负,最终胜利的则是保守党一方。在真实的现实中,“经典的”内战是以双方签订协约而告终的。乌里韦·乌里韦将军于1902年10月24日向保守党将军胡安·B.托巴尔投降,双方签署的《尼兰迪亚协定》给加勒比海沿岸的战争画上了句号,但是真正结束内战的是1902年11月21日《威斯康星协定》(得名于双方签约时所乘的美国舰船)的签署,签约双方是自由党将军本哈明·埃雷拉和时任部长职务的尼古拉斯·佩尔多莫将军 。在虚构的现实中只出现了《尼兰迪亚协定》,因为作者的外祖父是那次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它签署于乌里韦·乌里韦将军生日当天,在《百年孤独》中,签署协定则和布恩迪亚上校的生日联系到了一起(“停战的那个周二天气雾蒙蒙的,还下着雨……‘你就是在像今天这样的日子里来到这个世界的’,乌尔苏拉对他说道”)(第153页)。协约是在尼兰迪亚庄园签署的,根据那位见证者所言,双方签约时用的桌子“摆在庄园里的房屋中,还铺了桌布,周围散落着新鲜的香蕉叶”。仪式结束后,拉科图雷将军“用剑尖在双方签约的桌子下方的地面上画了个十字,表示那里应该是栽下和平之树的地方” 。在《百年孤独》里,双方签署协定时,树已经存在了(“签约仪式在……一棵巨大的木棉树的树荫中进行”)(第154页)。《尼兰迪亚协定》承认革命者应当享有的权利,许诺在和平时期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保障。政府释放了战犯和政治犯,交出武器的革命者们都获得了赦免,还取得了护照,可以离开该国;政府还保证不在将来对他们进行追责,也不会因为他们曾参与战事而审判他们 。协定中没有写入承认战败者军衔以及为他们提供抚恤金的条目,不过这些条目出现在了《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和《百年孤独》之中。

可以看出,堂尼古拉斯是虚构的现实中的上校们的原型,也是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原型。在这个例子里,“历史魔鬼”也与“个体魔鬼”融合在了一起。堂尼古拉斯曾和“千日战争”中伟大的历史人物拉斐尔·乌里韦·乌里韦一起并肩作战,关于后者的名字和英雄故事,加西亚·马尔克斯至少从外祖父那里听过了上千次。乌里韦·乌里韦将军也是上校们的原型,而且至少在一个例子中是作者精心安排的。在《百年孤独》之前,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还只是个普通的角色,曾经在一些故事中出场;只是在这本小说里我们才终于得到了近距离接触他的机会,他的面孔才清晰起来。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描写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外貌时参照了那位在波哥大街头被人用斧子刺杀身亡的自由党要员 的形象。巧合之处还不止这些:在《百年孤独》(第129页及之后数页)中,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和保守党将军何塞·拉克尔·蒙卡达的奇妙友谊直接参照了乌里韦·乌里韦将军在“千日战争”中与保守党将军佩德罗·内尔·奥斯皮纳建立起的友情。1900年11月,在不得不把军队从克罗萨尔撤出时,乌里韦·乌里韦给内尔·奥斯皮纳写了那封有名的信件:“尊敬的佩德罗·内尔:出于战略考虑,我把克罗萨尔让给你,我同时给你留下的还有这里的狂热、饥饿和令人反感的景色……”在信的最后写着:“如果你收到关于卡洛丽娜和你们的孩子们的好消息,我也会很高兴的。你能和他们取得联系,这是很幸福的事!在战事进行的这十四个月里我只收到了三次家里的消息。你的同僚和朋友:拉斐尔·乌里韦·乌里韦。” 在《百年孤独》中,当提及蒙卡达将军时,作者写道:

曾有一次,他出于战略考虑被迫放弃一座据点让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军队占领,同时留下了两封信。其中一封很长,他在信中邀请对手共同努力促使战争更人道。另一封写给他身陷自由派占领区的妻子,他请求将信送给她……(第130页)

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战争到了小说里体现在了布恩迪亚上校的“无处不在”。我在这里截取一段历史学家描写自由派军队无处不在局面的文字:

战争在托利马谷地打响,接着是玻利瓦尔大平原,然后是太平洋沿岸,再接下来是加勒比海沿岸。革命军没有露面,可是马克·阿利斯特和布利多的队伍在昆迪纳马卡,乌里韦·乌里韦的士兵在克罗萨尔,图兰的队伍在里奥阿查,马林和瓦隆的队伍在托利马,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溃了三万到四万政府军,政府一方的军队被那种漫无目的的游击战搞得疲惫不堪,产生了厌战情绪,这种局面一直让革命军也吃惊不已。

在《百年孤独》中则是这样描写的:

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无所不在的神话由此而生。相互矛盾的消息同时传来,说他在比亚努埃瓦获胜,说他在瓜卡马亚尔被击败,说他被莫蒂隆印第安人生吃,说他死在大泽区的一个小镇,说他又在乌鲁米达起义。(第116页)

自由派的将军中有一位有着外国名字:马克·阿利斯特。在那部小说里有两位有外国名字的将军:马尔伯勒公爵和格雷戈里奥·斯蒂文森。和为了“结束那狗屎一样的战争”而决定发动一场新的战争的布恩迪亚上校一样(“说这话的时候,他没有想到结束一场战争要比发动它艰难得多。他花了将近一年时间以血腥手段强迫政府同意对起义军有利的和平条件,又用了一年时间说服自己党派的人接受这些条件”)(第149页) ,在库拉萨奥避难的乌里韦·乌里韦将军回到哥伦比亚,“手持武器”来寻求和平,就和为他立传的一位传记作家说的那样:

乌里韦坚决认为革命已经完全失败了,再继续坚持进行无用的战争是没有意义的,寻求和平才是正途。矛盾的是,他是手持武器去寻求和平的,因为无条件投降就意味着亡党。结束战争的前提必须是签署和平协定,来保障战败者的权益……

和布恩迪亚家族一样,乌里韦·乌里韦将军无论是从父亲家还是母亲家的角度来看都来自乱伦家族(“在他的家族里,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之间通婚是很常见的”,圣塔这样说道) ,就像他的名字所体现的那样,将军本人的父母就是表兄妹,这和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情况也一样。

香蕉热和香蕉公司

如果说内战以三种层次展现在虚构的现实中,那么作者从现实中提取的第二个历史事件——“香蕉热”-就更算得上是马孔多独有的东西。作者在这里采取了绝对忠实的态度:连续的战争使得战火在整个哥伦比亚蔓延开来,与此不同的是,香蕉热只出现在大西洋沿岸地区,具体而言就是玛格达莱纳河流域地区。在虚构的现实里,这一“历史魔鬼”是马孔多特有的,而马孔多的原型就是阿拉卡塔卡。我们已经说过,原型是玻利瓦尔省苏克雷的“村镇”所在地区并没有经历过“香蕉热”。这种情况也被移植到了虚构的现实中:在“村镇”里没有出现过香蕉产业,也没提到过香蕉公司。在海边的那个地点,与香蕉工人相关的就只有赫伯特先生,他在某日突然神秘地现身并定居下来,后来围绕着他发生了一系列与希望和财富相关的事情,直到他又突然消失不见为止,就和他带来的物质财富转眼就烟消云散一样,香蕉公司在马孔多的作用也是如此,这一点后来在《枯枝败叶》中有所体现,又在《百年孤独》中得到了进一步描写。

《枯枝败叶》十分可靠地描写了香蕉热这一“历史魔鬼”及其在该地区造成的影响,这场历史事件成了决定那个虚构社会命运走向的关键因素。作者采用了一种片段式和影射式的隐晦写法,在小说中描绘马孔多经济及社会时再现了“香蕉热”和联合果品公司的到来对玛格达莱纳地区的影响,也写到了在香蕉危机爆发后该地区面临的经济衰退和道德沦丧。在下面评论《枯枝败叶》时我会更加详细地分析这一点。在这里只需指出“历史魔鬼”和“个体魔鬼”又一次融合到了一起:香蕉公司的到来,香蕉热及其带来的大批外来移民,再加上这一切烟消云散后给马孔多造成的物质和精神的影响,全都以社会和心理的视角被写进了《枯枝败叶》,这种视角也与马尔克斯·伊瓜朗一家的亲身感受相匹配。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的故事发生在“村镇”中,香蕉在那里还只存在于遥远的记忆中:上校记得在多年之前,香蕉热及其带来的“枯枝败叶”们来到马孔多时,他就被迫离开那里了。在短篇小说集《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中,这一历史魔鬼只在提及马孔多时才现身,而且大多是一带而过:《礼拜二午睡时刻》让我们第一次接近种植园和在香蕉公司工作的技工们生活的营地(第13页);在《周六后的一天》中有个展现马孔多富饶程度的有趣场景,许多有一百四十节装满水果的车厢的火车驶过那里(第102页);在《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中,香蕉和外国香蕉公司被另一件很有拉丁美洲典型特色的历史产物——封建主义——取代了。不过那则故事的灵魂——对那位封建女族长的深刻描绘——就在于对那个“历史魔鬼”的模糊记忆:格兰德大妈在马孔多的辉煌时刻和阿拉卡塔卡的香蕉热时期有高度的相似性。在故事同样发生在“村镇”里的《恶时辰》中,这个“历史魔鬼”没有现身,不过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那样,它在《逝去时光的海洋》里又借助神奇的赫伯特先生出现了。

不过和内战一样,在《百年孤独》中,这个“历史魔鬼”与马孔多的命运有极其紧密的联系:书中对香蕉热的描绘甚至比对内战的描写还要细致,它展现了外国经济势力参与香蕉热的过程,以及它给该地区带去的短暂但耀眼的繁荣:马孔多满是“无尽的阴凉的香蕉种植园”,在那里能看到“美国人住的白色房屋”,那些房子带有“一尘不染、清新凉爽的花园”,花园里还有“穿着短裤和蓝色条纹衫、在檐廊里打牌的女人们”(第250页)。外国人和马孔多居民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从远方来到拉丁美洲的油井、矿场和庄园的外国技师以及管理者与当地原住民的关系:每个群体都独立生活,由于盲目的紧张关系而与他人隔绝。他们有时会彼此嫉妒,有时是互相猜疑。无论在《百年孤独》还是在《枯枝败叶》里,关于马孔多衰败的解释都是自相矛盾的,差别就在于前者多了些魔幻的色彩。

在真实的现实中,1928年香蕉工人罢工与香蕉产业和香蕉公司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这最终造成了谢纳加屠杀事件的发生。这一事件在虚构的现实中也有所体现:屠杀事件第一次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虚构世界中出现是在《周六后的一天》里,后来又作为马孔多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而被写入了《百年孤独》(第250页及其后数页)。对于该事件的描写也披着一层魔幻的色彩,不过对事件原型的忠实也有所体现,例如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他的小说里逐字逐句引用了一份历史文件:卡洛斯·科尔特斯·巴尔加斯将军和他的书记员恩里克·加西亚·伊萨查少校签发的省军政主席四号令,他们将罢工者称为“一伙不法分子”,还授权军队开枪射击他们(第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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