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拉维卡和博兰科为什么也在这里?”她说,拿过我手上的相册,细看一对正在微笑的小夫妻。
“斯拉维卡和博兰科是谁?”
“你不认识……你还小……”她耸耸肩,“天知道我为什么把他们放进来。”她喃喃自语,重音放在他们上,同时像研究珍稀植物的标本一样,研究着两人的照片。
突然——母亲像扯膏药一样,迅速揭开相册内页的薄膜,取出照片,撕成碎片。相纸受刑的声音像是空气也被撕碎了。
“好了,”她说,“反正他们已经死了好多年了。”她用一种半带和解半带怀念的口吻说,将相册还到我手上。
这个故事的开头,藏在一位女士的猪皮手袋里,这位女士带着这个手袋,还有一口行李箱,里面装着不起眼的行李,于遥远的1946年来到此处。(战后)一有机会,她就放任自己买了个新包,于是这个旧包就留在了立柜的角落里,并从那一刻起,担负起了储存记忆的职责。后来,这位女士还买过许多新包,但这个旧包在立柜一角的位置,依旧保留了下来。
再后来,这位女士还购置了新的家具:新立柜、新抽屉柜、新碗柜。买了更多更适合放照片的箱子和包袋,但那只咖啡色的猪皮手袋,依旧作为记忆的宝藏,在立柜一角永垂不朽。
在我贫瘠的战后童年里,因为什么都没有,母亲的手袋就替代了一切,成了地窖、阁楼、玩偶之家与玩具箱。我经常把里面那些不起眼的东西拿出来,兴奋又激动,好像自己正要参与某项揭秘活动。当时我不可能知道,这确实是一项揭秘活动。它揭开的是生活平实简单的秘密。
首先说一下这包里藏着什么:许多照片(大部分是我母亲的);几封信(我父亲写的);一枚金币;一个银烟匣;一块丝巾;一缕……头发。
母亲的照片都很有意思:有些是她戴着奇奇怪怪的帽子,有些是她穿着水手服戴着学生帽,有些是她穿着泳装(母亲坐在船上,不知哪片海在她身后闪着金光;日后,我也会看到这片海)。还有一些照片上有一对老年夫妇,应该是我的外公和外婆。还有一个年轻女人,应该是我阿姨。还有她的小女儿,也就是我表妹。这些照片对我来说意义不大,因为我与这些人都不熟。
除了拍母亲的照片(用一条丝带绑着),手袋里还有父亲的照片;还有我的照片(都是新生儿时期拍的);还有全家福:母亲、父亲和我,在白雪皑皑、田园牧歌的布景前拍下的,好像在玩雪的照片。
手袋里的信都是1948年写的,上面是父亲的笔迹,发信地址是一个叫TB医疗站的地方(你当时在我肚子里,还没生出来。母亲曾说)。我一开始认字,就偷偷去读了这些信。上面写的东西都极其深奥:比如战后的各种票(你的票够用吗?);链霉素(有人成功提取了链霉素,能救命);培根(有人弄到了一块珍贵的培根);还有爱情(不管看向哪里,我都能看见你的脸)。
金币是母亲娘家的,传给她终生保管。后来,一枚杏形金戒指(父亲送的)和一小块镶牙用的金块也会加入进来成为宝藏的一部分。这些是她唯三值钱的东西。
香烟匣子是银质的,曾经属于我外公。盖子上有一匹奔马(这是一匹奔马。母亲曾说)。我喜欢用手指勾勒这匹奔马,打开盖子,嗅闻我素未谋面的外公留下的烟味。
真丝丝巾(母亲喜欢强调它的真)是外婆随信寄来的。这块像空气一样轻、附在信里偷偷寄来的丝巾,在我未知的大门上打开了一条裂口。真丝一词像一块磁石,把其他一些含义模糊的词也吸引了过来,比如祖母绿。我以前很喜欢把这三个字放在嘴里翻来覆去地说,好像含着一块碧绿的薄荷硬糖。
包里还有一卷丝一样的头发,像小飞虫一样包在赛璐璐包装纸里——那是我的头发。我以前很喜欢拿这张赛璐璐的包装纸,举到光下,捕捉一缕缕阳光。
随着时间的推移,猪皮手袋越来越旧,越来越塌,边角上的皮越来越斑驳。因为这个包已经关不上了,照片就都流了出来,从包里往外,像流水一样,在立柜里越铺越开。为了恢复秩序,我们把照片叠起来,用绳子绑住,放回包里。放不下的就整理到盒子里,夹到书里,塞进抽屉里。但母亲的手袋依旧是记忆的中心。
母亲经常抱怨家里不整齐,说自己有朝一日肯定要把所有照片都丢掉,正常人家都是用相册来装照片的,像垃圾一样放在立柜里真不像样,立柜是用来摆衣服的,不是用来摆照片的。但牢骚归牢骚,一切还是保持原样:立柜的角落,角落的手袋,手袋的功能,都没有改变。
1973年,我父亲去世了。我爱他,但他去世时我很镇静,为此我还很自责。
他死后一个月,他的一张证件照大小的照片,不知从什么地方掉出来,无声无息地来到我脚边。我无意中瞟见它,瞟见那张小小的、安静的脸,立即仿佛被牵动了神经,失声痛哭起来。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以为再也停不下来。
当我终于恢复了平静,母亲走进来说了一句话,这句话的重要性,我要到很久以后才会真正明白。她说:
“我们应该买几本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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