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需要的不是书,也不是前进:我需要命运,需要红珊瑚般沉重的哀悼。
——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第三工厂》
1989年初,即将出国几个月的我,给她买了一本花面笔记本。
“这个干吗用?”她警惕地问。
“给你写日记啊。”我说。
“我从不写日记。就是小时候也没写过。”
“那就写别的。随便写什么……笔记啦……”
“我又不是作家。我能写什么呢?”
“1660年1月1日,塞缪尔·佩皮斯写道,他起床后穿上了一件礼服和一条宽大的长裤子,近来他都是这样穿的,1669年1月1日他写道,贝克福德船长送给他一个很好的暖手炉……”
“所以呢?……”
“佩皮斯还在日记里写自己要把假发送去除虱呢……他就是记最最平常的事,但今天看起来多有趣!”我说。
“我看不出哪里有趣,”她说。“没什么好写的!”她盖棺定论似的说,就此结束了这场关于笔记本的谈话。
我回国后发现她住院了。后来她病愈、出院,有一天,她递给我那本笔记本。
“给你。”她像交作业一样说。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敢去碰那个本子的花封面。即便只是想起它也会让我心痛。然后有一天,我还是把它打开了。纸上的内容,在我心上那道依然敞开的伤口上,撒下了……盐。
我把句子修改得干净了一些,将修下来的边角与尘泥吐进手帕,用自己的唾液将它们洗净。
现在我的手心有满满一堆她误用的词汇(她把矿井写成矿筒;就像她有一次生气时本想说你们都不鸟我,却说成你们都不咬我),用错的后缀,错误的拼写……
我用句号和逗号抚平句子的节奏,移除用错的感叹号(母亲真喜欢用感叹号!),将西里尔文改成拉丁文(她总是用西里尔文写瓦尔纳),删掉经常出现却毫无必要的引号,把大写字母改成小写(她每写到长辈的称谓,必要用大写)。我留下了被她过度使用的很好一词,留下了诸如政治形势日趋紧张这样的她从电视上听来的套话,留下了那些叫我意想不到的诗意的表达,比如bonjour,无聊的生活;也留下了似乎是她对天气预报所做的那句可有可无的评价:我们需要大雨,需要它成河。
我问我自己,还能做什么?因为在这里,在我的手心里,堆放着她语言的壳儿,这是她的特色,是令人动容的她写错了的变音符号,是只有我能听到的语气,只有我明白的意义,是她随情绪改变的笔迹,是只有我能察觉到的她克制的笔触……
我思考日记该纳入哪种题材,想通过某种伎俩,让它呈现出文学效果,却因置身它痛苦的核心,如置身流沙般,无法脱身……
“有时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了。既然一个人会把一切都忘记,他活这一生是为了什么?”母亲问。
“记忆会背叛每一个人,尤其是我们最熟悉的人。它是遗忘的盟友,也是死亡的盟友。它是一张很小的渔网,只能网住很少的鱼,并且漏走所有的水。即使写到纸上,记忆也不足以重建任何一人。我们的百万脑细胞出了什么问题?帕斯捷尔纳克的伟大的爱之神,伟大的细节之神出了什么问题?人要准备好多少细节供选才算够用?”约瑟夫·布罗茨基说。
“哪怕是属于我的东西,只属于我一个人的东西,我也只记得一点儿了……”母亲说。
“正常人不会记得自己早餐吃了什么。习惯性重复的事,注定会被遗忘。早餐如此;亲人亦如此。”约瑟夫·布罗茨基说。
“那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既没有未来,又无法指望过去……”母亲问。
“试图回忆往事与寻找存在的意义一样,二者注定都会失败。它们都会让人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想要抓住篮球的婴儿:球会不停地从手上滑走。”布罗茨基说。
“到了最后,生活会碎成一堆零星的细节,相互之间没有联系。这样也行,那样也好,一切都变得不重要了。我不知道在滑入虚无之前,还有什么东西是确实可以紧握的。”母亲问。
“记忆与艺术的相通之处在于,它们都长于选择,偏好细节。虽然这样评价艺术,可以说是一种褒奖(尤其如果评价的是散文),但对记忆来说却是一种侮辱。不过这种侮辱是言之有理的。记忆确实只包含细节,而没有全景;只有高亮部分,而不是一整出戏。人类对自己记忆的全面性坚信不疑,这种信念是我们赖以存续的一大根本,虽然并无根据可言。如果非要说的话,记忆就像一座图书馆,杂乱无序,也收不齐任何人的全集。”布罗茨基说。
“我读过很多书,可以说是在书堆里泡大的……我读过的一切,现在看来都只不过是一大团混乱的词语。我努力回忆我的父母,我发现自己一点也不了解他们,这让我感到羞耻。然后我安慰自己,至少我了解我的孩子……当我发觉自己其实也不了解我的孩子时,我的心一阵发冷……”母亲说。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