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英文您、你不分,但从语气判断,电话那头的人似乎在对我以你相称。
“你说……要采访?”
“我跟你的编辑约过……”
可我才到波士顿几天罢了。第二天,我到约好的地点等她。她选在剑桥市凯悦酒店见面。来的时候已经迟到了。她是一个很瘦的女人,几乎让人觉得她有厌食症,看不出多大,大概三十到四十岁之间,面色苍白,皮肤干燥,长着一双大大的绿眼睛,鼠灰色的头发里夹杂着几缕银丝,随意地绾成一个髻。她穿着一件浅灰色正装上衣,丝质衬衫,雅致地踩着高跟鞋,看起来既像生意人,又像《洛城法网》里的精英律师。我经常在美国看到类似的穿法:分不清着装者是不是真的属于她所暗示的那个阶级。
她为迟到,也为自己选择的见面地点而道了歉。
“这是本市唯一可以在室内吸烟而没人会来打扰你的地方。”她说,点起一支烟。她的声音纤细,有鼻音,好像长期受慢性鼻炎的困扰。她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一边吹出几口烟。
“你不记得我了吧?”
“呃……”
“我看得出你不记得了。”
“很抱歉……”
“你不用道歉。谁都不记得我……”
“你看,我这个人经常旅行……麻烦你提醒提醒……”
“没关系!有时候我自己也觉得我是透明的……”
“真的很抱歉……”
“没关系。不过本来我是希望你能记得我的……”
我如坐针毡,万分狼狈,甚至没有问她名字的勇气。
“露西。露西·斯克利兹德尔科……”她说。
我对这名字毫无印象。
“对不起,露西……”我难为情地说。
“没关系……我们吃点儿什么?这顿我来请。”露西毅然地转移了话题。
我们每人点了一个沙拉和一杯白葡萄酒。
“敬我们的重逢!”她说,举杯啜饮。
露西最后终于说了我们以前见面的情形。那是大约四年前,她说,在美国某高校举办的国际文学大会上。当时她是主办方团队的一员,负责发会议文件,在酒店接待与会者。
“啊,现在我想起来了……”我说,虽然其实还有些糊涂。
“胡说八道!我都告诉你了,谁也不记得我!”露西用她细细的鼻音打断我。
我确实记得那次文学大会,虽然那些年里我对时间的认知较以往发生了变化。大会关于东欧之变,这是红极一时的议题,后来以此为题的会议还有很多。我们像由知识分子组成的马戏团,以柏林墙倒下之后为压轴,到处巡回表演。总之,我记得这场会议。那段时间我自己的生活也发生了急剧变化。我开始了流亡,或者不管它叫什么吧,反正,我开始像换鞋一样换国家生活。换句话说,我开始用生命去演绎所谓的柏林墙倒下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成了一个张弛自如的人。
“流亡是流亡者自己的选择,这样想大概心里会舒服一点吧?”露西用稚气的嗓音说,举杯啜饮。
我也喝了一口,没有接话。我能说什么呢?难道我说,这种我正生活其中、被某些人称为流亡的、越来越令人疲惫的状态,其实是庞然而不可衡量的?它虽然能用一些可衡量的事物来描述——比如护照上的图章,地理上的位置、距离,临时的地址,为取得签证与不同机关交涉的经历,为买行李箱而不知花了多少次的钱——但这样的描述毫无意义。流亡是一段离弃的历史,是不断购买又不断抛撇下的吹风机、收音机和咖啡壶……流亡是电压与千赫的改变,是一场必须依赖转接头才能避免灼伤的生活。流亡是一段临时租住的历史,是我们每到一处的第一个早晨,独自默默摊开地图,找到自己所在街道,用铅笔在上面画的那个叉。(我们用铅笔,而非小旗,重复着伟大征服者的历史。)护照上越积越多的图章,这些细小而明确的事实,会在某一刻突然变为过期无效的线条。于是,流亡者只好去心中绘制自己虚幻的、想象的地图。只有在这时,他们才真正找到了表达那庞然而不可衡量的流亡状态的正确方法。是的,流亡就像一场噩梦。像在梦中一样,突然间,我们忘却的与我们从未见过却似曾相识的面孔,都出现在了现实里,我们无疑是第一次看见的地方,看起来却仿佛曾经来过……
“流亡是精神的疾病,偏执的艺术……”我说。“所以我们才都随身带着转接头。以免灼伤。”我开了句玩笑。大概因为来的路上进了两三家电脑店问买欧版插座转接头,所以转接头的隐喻才一直萦绕在我脑际。
露西用消瘦苍白的手指紧紧捏住杯脚。她面前的沙拉一口也没动。
“我觉得我一生也都在流亡,虽然最远只到过东岸。”
“我注意到你有一个斯拉夫姓氏。你去过东欧吗?”
“是波兰姓。我父亲是波兰人,”露西阴沉沉地说,“没有,我没去过东欧,也不需要去东欧……”她打断我。接着,突然伸出消瘦苍白的手,碰了碰我的脸颊,柔声说:“我去干吗?我已经有你了……你就是我的东欧姐姐……”
我吓得往后一缩。被她的手这么一摸,我浑身都非常不自在。
“我吓着你了吗?你也被我吓着了。所有人都怕我。因为我太情绪化了,实在太容易情绪激动了。没人能受得了这么汹涌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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