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成长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且不可持续。
──中国总理温家宝,2007年
经济要成功发展,需要有效率配置信贷。如果是由政府控制金融体系且利率订在不当的水准,这就很糟糕了。1970年代初期,史丹佛大学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发明「金融抑制」一词,来描述将利率压在低于通膨水准造成的负面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借钱的人得利,储蓄的人付出代价。市场力量再也无法决定要贷放多少信贷,银行开始趋避风险,宁愿借钱给大企业和与国家有关的实体,存款人想要保护财富免遭通膨侵蚀,因此投资房地产或把钱挪到海外。简言之,金融抑制遏阻了经济发展,也弱化了金融体系。 (注1)
金融抑制可说是中国的发明。控制利率的传统,可以回溯到西元之始的汉朝, (注2) 唐朝设定私人放款者可收取的利息上限,但朝廷透过官方的「捉钱人」(money-catching clerk)以更高的利率把钱借出去。 (注3) 到了宋朝,行会被迫以低于市场水准的利率借给政府。蒙古皇朝用很优惠的利率借钱给维吾尔商人,后者「利用这些资金从事贷放以及各种业务,包括海外贸易」。中国一直要到19世纪末才发行第一批政府公债,但连到了此时都还有人在质疑天子到底要不要付利息。 (注4)
由于中国的商业不稳定且金融发展不成熟,买地是唯一的投资方法。 (注5) 有房地产担保的贷款利息最低。这样的态度从大学士张英在清初所写的《恒产琐言》可见一斑:
予阅世故多矣,典质贸易权子母,断无久而不弊之理,始虽乍获厚利,终必化为子虚,惟田产房屋,二者可持以久远。(Shu分享更多搜索'雅书) (注6)
虽然中国发明了纸钞,但多数中国货币历史都认为纸币会造成毁灭:「纸币一开始是解决铜钱短缺的聪明方案,但逐渐变成官僚怪物,尤其损害了最初带动成长的生产力道。」 (注7) 金融抑制变成一种政治抑制工具。 (注8) 法兰西学院院士阿朗‧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在著作中生动描写了马戛尔尼勋爵(Lord Marcartney)使节团晋见乾隆,并评论道:「中国所知的资本主义就是放高利贷者剥削穷人,但连这唯一的认知也根本不是资本主义,恰恰相反:钱不是拿来投资,而是拿去花用。」 (注9)
1974年,邓小平领导一个官方代表团前往位于纽约的联合国出席一个特殊场合,当时,整个中国的外币几乎不够支应这场行程:能放进北京的银行里的外币总数仅3万8,000美元。 (注10) 在这个时候,中国人民银行只是中国财政部的一个分支机构,但到了2010年,中国已经转型成金融超级强权,其央行坐拥全世界最多的外汇存底。中国几家政策性银行之一的国家开发银行,是全世界资产规模最庞大的银行,两家公开上市的中国银行名列全世界前十大最有价值企业的排行榜。 (注11) 未清偿的银行贷款金额高过中国的国内生产毛额。 (注12)
邓小平于1970年代末期推动经济改革,迎来了中国经济快速成长期。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在所谓的中国奇迹中扮演要角(金融深化的定义是指,累积金融资产的速度快过非金融财富)。 (注13) 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经济学家罗伯‧金恩(Robert King)与罗斯‧莱文(Ross Levine)发现,金融产业的扩张和后续的所得成长之间有很强烈的关系,他们的研究指出金融带动经济成长,而不是反过来。金恩和莱文写道:「金融发展程度相对高的国家,接下来十到三十年的经济成长多半会相对快。」 (注14)
中国的经济成长在1980年之后突飞猛进,支持了上述的结论。然而,等到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经济也在几个方面陷入严重失衡:出现资产价格泡沫与信贷热潮、储蓄过度与投资虚耗。麦金农指出,这些失衡都是金融抑制的副产品。麦金农在2012年过世前不久写了一篇文章,他认为中国银行存款的实质负利率压抑了家庭所得。他补充,基准利率低于市场结清水准时,会创造出超额信贷需求。
麦金农认为,有优先权取得信贷的国有企业,排挤了民间企业。低利率带动投资,但一般的贷放品质都很糟糕,此外,存款流出银行进入了面貌模糊的影子银行系统。 (注15) 金融抑制让中国经济从消费改为偏向劣质投资,酝酿出资产价格泡沫。如果说金融深化创造了中国奇迹,那么,金融抑制很可能让一切变成泡影。
中国的金融抑制发酵的机制如下:资本控制把储蓄留在了国内。家庭除了把存款放在某家大型银行之外,没有太多选择。中国的「四大行」大股东都是国家,受到国家严密掌控。央行订出的存款利率低于中国的经济成长率,通常还低于通膨率。银行贷款给国有企业时,适用的是低于市场水准的利率。由于固定的存款利率更低,银行仍可稳赚丰厚利润。由政府控制的企业利用拿到的廉价信贷做投资,通常偏向于北京当局经济规划人士选定的产业。银行和国有企业是金融抑制的主要受益者,存钱的家庭则是最大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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