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控制资金和利息,并且将便宜的信贷分配给讨喜的对象,这是中国的古老传统,但到了邓小平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直接复制亚洲各邻国的做法。亚洲的经济发展模式靠的是带动出口与大规模投资,这一套帮了此区域落后的经济体追上了西方的竞争对手。 (注16) 1960年代,朴正熙(Park Chung-hee)将军治理之下的南韩利用国有银行,以负值的实质利率为出口商和受偏爱的工业计划案提供融资。 (注17) 中国也套用了南韩的样板。
到了1990年代末期,金融抑制已经站稳脚步了。在这段十年期间开始时,中国人民银行用高利率把通膨挤出经济体系之外。人民币1994年初贬值,后来以价值明显低估的水准和美元挂钩。为了防止人民币过快升值伤及中国出口,中国人还在外汇市场出手干预,卖出人民币、买进美元。用这种方法买来的美元证券,变成了中国新增的外汇存底,中国也发现这样一来就间接把钱借给了美国消费者,让后者可以买进中国出口商品。中国大举买进美国证券,让美国的长期利率倍增压力。
加入了美元集团(Dollar Bloc),很符合北京政府的重商主义倾向。2001年12月,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会员国,此时也刚好碰上葛林斯潘的宽松货币政策。中国人民银行压低利率以便维持和美元挂钩,金融抑制变成「政府为了维持低估汇率的政策后果」。 (注18) 出口与出口导向的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奇迹的最重要助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六年后,中国出口蒸蒸日上,年成长率高达让人讶异的30%。2007年,中国接替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出口国。 (注19) 在预期人民币会升值之下,海外资本涌入中国。中国维持低利率,有一部分理由是打算遏阻这些热钱流入。 (注20)
中国人民银行干预汇率创造出来的很多新资金,最后都成为中国各银行里的存款,让货币条件更宽松。 (注21) 与美元挂钩的另一个后果,是中国国内的货币政策愈发受到联准会的决策影响。一般相信,中国人民银行的目标是利差比联邦基金利率高2.5个百分点。 (注22) 2002年1月,联准会把利率调降到1.5%,一个月后,中国人民银行也调降基准利率。以实质利率来看,中国的短期利率仍为负值。 (注23)
图11 中国的金融抑制
图说:存款利率和名目国内生产毛额成长率之差额,是衡量中国存款人受抑制程度的指标。资料来源:Global Financial Data.
全球金融危机前夕,中国的经常帐剩余来到国内生产毛额的10%,中国一半的国民所得都存了起来。当存款在经济中占了一大部分,家庭消费的占比就减少了,还不到美国的一半。丢掉「铁饭碗」(指的是毛泽东的大锅饭福利政策)通常被指是中国存款过剩,与拥有广大贸易剩余的主因,但数据显示,1990年后家庭存款(在国内生产毛额中的占比)只有稍微提高,大部分的存款都来自富裕的菁英阶级。 (注24) 本段期间,劳工所得实际上落后于经济成长,家庭存款在所有存款中的占比也下降。 (注25)
金融抑制大致上是造成这种状态的始作俑者。 (注26) 北京大学的教授麦可‧佩提斯(Michael Pettis)在2013年的《大失衡:贸易、冲突和世界经济的危险前路》(The Great Rebalancing)中,计算了刻意压低存款利率为家庭储蓄者造成的成本,以及借钱的人得到的益处,他的结论是:「从家庭移转给国有企业、基础建设投资人以及其他受青睐机构的金额,每年约为国内生产毛额的3%到8%。」 (注27) 廉价信贷让中国企业可以多做投资: (注28) 「问题不是家庭的储蓄倾向(propensity to save)太高,」麦金农写道,「反而是企业存太多,多数都变成超额投资固定资产。」 (注29) 由于收到的出售土地价金与大型基础建设投资愈来愈多,政府的储蓄同样也攀高。 (注30)
波瑞欧提出一个与传统看法不同的另类观点来检视中国的储蓄。多数人都把储蓄当成「实质」现象,这也就是说,他们假设当个人自愿减少消耗所得时,存款就增加,波瑞欧说但真实世界不是这样运作。在真实世界里,银行凭空创造出信贷。存款和投资是一体的两面,因此,当银行贷款用在投资上,提报的存款也会自动提高。 (注31) 在中国,金融抑制刺激了信贷成长,新的信贷多数都拿去投资,回过头来,又推高了储蓄率。
2007年3月,总理温家宝观察到中国经济「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且不可持续」。温家宝心里大约有数,很清楚国内的家庭消费水准低,但投资率在国内大量存款提供资金之下则相当高。温家宝总理看到的经济不协调,便是海耶克所说的,「当利率低于自然率」时会发生的事。温家宝总理以他一向「高贵但缺乏行动力」的情操,在之后几个场合说过这样的话, (注32) 但没有人启动任何重要的改革。由于各主管机关都不能接受经济走下坡,只能任凭不平衡恶化。据报一位北京政府的资深官员说:「多一点点不平衡……也好过严重的崩溃。」 (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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