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冒险故我在。
──达信保险经纪人(Marsh insurance-broker)广告标语,2007年
货币稳定是金融稳定的充分且必要条件。
──布兰登‧布朗(Brendan Brown),2015年 (注1)
「对于高利贷之罪很有意见的人,通常都没有那命得到必要的工具,以犯下这种罪行。」 (注2) 这是那不勒斯修士(Neapolitan abbé)费迪南多‧加利亚尼(Ferdinando Galiani)充满嘲弄的意见;他是18世纪一位伟大的机智才子,备受巴黎各处沙龙的欢迎,尼采(Nietzsche)说加利亚尼是「他那个世纪最渊博、眼光最犀利、可能也是最猥亵的人」。他也是一流的经济学家(熊彼得说他是「有史以来活跃在我们这个领域里,最有能力的人之一」),他很早就解释了为何像水这么有用的东西市场价值却低于钻石,比后世经济学家发展出边际效用理论(theory of marginal utility)早了一百多年。 (注3)
加利亚尼在1751年出版《论货币》(On Money),他在书中把注意力转向古老的高利贷问题。虽然是神职人员,但他没什么时间在这个议题上提出其他神学贡献,他反对传统认为收息贷放天生就不公不义的观点,反之,他正确地将利息讲成代表「当下的钱和遥远未来的钱」之间的差异。加利亚尼不去谈同时代的涂果的想法(涂果认为人偏好现在消费高于未来),他主张利息的存在合情合理,论据是他认为每一笔贷款都要面对损失的风险,这会让放款的人焦虑。「一个人一直处在焦虑中是很痛苦的事,因此必须要得到回报。」加利亚尼说,「所谓钱的产物,要说有什么道理,简单来说就是因为这是焦虑的代价(price of anxiety),任何人如果有不同的想法,都是错的。」 (注4)
加利亚尼认为,在他那个时代已经用来计算商业保险的机率运算,或许也可以套用在借贷业务上。他写道:「利息对应资本报酬的比率,等于损失机率对应偿还机率的比率。」每一笔贷款的风险都不同,因此:
利息会因为损失机率不同而异,在某些情况下很高(例如航海贷放),有时候跌到零(例如把钱放在各共和国的银行与公司),有时甚至跌到零以下,变成负值(比方说罗的系统时代下的法国)。 (注5)
加利尼亚说,从这个观点来看,可将利息视为「保险的价格」(price of insurance)。 (注6)
利率和风险彼此相关,这个想法很有历史渊源。我们之前也看到,巴比伦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对于航海贷款都会收取较高的费用。但,加利尼亚把利息当成保费,是相当现代的概念。利息在决定风险价格中扮演的角色,强化了21世纪的金融。利率里面含有各式各样的风险:信用风险(可以分为违约风险和复原风险)、法律风险、流动性风险和通膨风险。固定收益债券会面对未来利率变动的风险(称为「存续期风险」)。银行的角色很像保险公司,银行贷款收取的费用与支付给存款的利息之间的利差,就好像是保费。 (注7) 事实上,利用保单就可以复制债券,这也就是所谓的信用违约交换(credit default swaps)。信用违约交换的殖利率就如加利尼亚所想,会因为违约机率不同而异。
保险公司聘用精算人员计算损失机率。他们承作的保险标的(房屋、汽车、企业、生命等等),通常彼此独立。但承保条件不当的保单会改变人的行为。举例来说,如果车险的定价太便宜,路上就会多出很多驾驶习惯不良的驾驶人,导致交通意外大增。住宅保险补贴会鼓励人们在洪泛区或飓风频传的地区大兴土木。在绝望之下,道德风险很可能会诱使投保人烧了自家的房子,请领保险金。
利率(加利亚尼称之为保险的价格)订得太低也会引发道德风险。货币宽松期间发生信贷热潮,就是因为当时金融风险的价格订错了,而且市场参与者相信相关单位会保护他们免于损失。金融危机前夕,大型保险公司达信推出一支广告,口号是:「我冒险故我在」(I risk therefore I am)。时机点很糟,但传达的情绪是对的。资本主义是一套会奖励也会惩罚人冒险的经济体系。资本主义人(Homo capitalisticus)是承担风险的人,经济要稳定,必须正确定价风险。风险的价格订得太低,人就会承担太高的风险,新的风险不断加乘,金融体系也随之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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