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能将欲望与理性结合在一起,从而达到幸福。
进而,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德就是中庸之道。比如,大家都会认为勇敢是一种美德,那么什么是勇敢?亚里士多德说,勇敢就是居于怯懦与鲁莽之间的禀性。
类似的,大方就处于吝啬与奢侈之间;抱负就处于懒惰与贪婪之间;谦虚就处于骄傲与自卑之间;诚实就处于沉默与多嘴之间;温和就处于麻木与激情之间;幽默就处于乖戾与滑稽之间;友谊就处于好斗与谄媚之间,等等。
由上可见,所有美德,像大方、勇敢、谦虚、诚实、友谊等都是中庸之道。如前所说,由中庸之道可以达到幸福,这里美德也是中庸之道,于是就得到了前面的结论:美德或者说善就是幸福。
政治学与治国之道
亚里士多德认为,在个人与国家之间最重要的不是个人,而是国家,他说,国家按其本性乃是先于家庭和个人的。国家是“隐得来希”,是个人的本质,个人如果离开国家,就像手离开身体一样,什么也不是。这可以说是他基本的政治学思想。
对于国家而言,最重要的当然是如何治理国家,这也是政治学的核心内容。
亚里士多德在世时,希腊各城邦之间争斗不休,到处一片混乱。雅典已经被斯巴达征服,而它被征服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当时腐朽的民主制所导致的恶果。因为在民主制下,乌合之众动不动就起来造反,将军都经抽签产生,只要犯一点错就被随意撤职、放逐甚至处死。这样的政府自然是不稳定的,也难以持久。
痛心于这种现实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政府首要的就是保持政治的稳定。
正因如此,任何改革都要小心进行,而且如果不是迫不得已,就不要轻易改革,改革所带来的好处很可能还抵不上其导致的坏处。
改革尚且如此,革命就更不必说,亚里士多德并不支持革命。他认为革命对国家与人民没有一点好处,即使偶尔看上去有些好处,也会被随之而来的更多坏处所冲没。所以国家要想尽一切办法消灭革命——不是镇压,而是将它扼杀于襁褓之中。
关于政治学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就是什么样的制度才是最佳政治制度。
对此,亚里士多德一共谈到了六种政治制度的利弊:君主制、贵族制、立宪制、僭主制、寡头制、民主制。
君主制就是国王为尊的政府,并且国王通常是世袭的,即父死子继。
贵族制是一群贵族共同为尊的政府,亚里士多德认为,这帮贵族并不一定是最有钱的,但血统高贵,而且品德高尚。
立宪制是介于民主制与贵族制之间的政府,它通常由一群不是很有钱,但有品德的贵族来治国,而人民有很大的权利,能够对贵族们施加影响。
僭主制是以凭武力或阴谋诡计夺取统治权的人为尊的政府,僭主不是君主,但他的权力往往和君主一样大。
寡头制是以富翁为尊的政府,某个富翁凭着财富而夺取了统治权,成为寡头。
民主制则是由全体公民一起当家作主的政府。
亚里士多德认为这六种制度各有利弊。
首先,他认为君主制是一种古老的好制度,像《荷马史诗》说的那样:“群雄共治可不妙,应奉一人做君王。”他认为人是分等级的,天生聪明的人理当成为统治者。但要是这君主是个坏人,这个政府自然也是坏的,这就是君主制的弊端。
至于民主制,亚里士多德认为民主制虽然存在很多弊端,但也有不少好处。因为人民以个体来论自然不如贵族们聪明,但要是他们能团结起来就会很强大。而且,一个或几个人容易变坏,但人数多了就不容易变坏。这样看来,民主制比君主制和寡头制更能维持好政府。
但总的说来,亚里士多德认为还是立宪制最好。
因为立宪制下是贵族和人民共同掌权。贵族们出身高贵、品德高尚,也颇有资财,这就使得他们愿意并能够做好统治者,安定国家,造福人民。而且在立宪制下,如果他们想变坏,就会违背法律,人民也会因此合法地起来反对他们,起到了很好的约束作用。同时,由于人民并不懂治国之道,要是平时也由着他们来管理国家大事,就会将国家治理得混乱不堪。所以国政由贵族们来执掌,而人民则在旁边随时监督,不准贵族们乱来。
由于立宪制是介于君主制与民主制之间的,因此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又走上了一条中庸之道。
形而上学
用一个专门词汇来表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就是形而上学。
前面说过,柏拉图的理念说认为,理念是比个体的东西还要真实的。例如,“狗”这个词是比“小白”这条具体的狗更真实的狗,柏拉图的这个理念实际上就是所谓的共相或者说概念。
但亚里士多德不同意柏拉图的观点,他认为一个具体的词,也就是专名词,所指的东西才是具体存在的,是“实体”,亚里士多德称之为“第一实体”;而像狗、猫这样的词,以及形容词如伟大的、甜蜜的等,所指的只是“共相”,并不是实际存在的事物,亚里士多德称之为“第二实体”。“第二实体”自己不能独立存在,而只能附在具体东西上,成为它们的属性。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对“形式”与“质料”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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