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东南火药桶
沐氏兄弟失败后,朱祁镇调集北方军队前往云南平叛,这一系列战争在史书上被称为“三征麓川”,意思是说,在平定思任发及其后裔叛乱的过程中有三次大型征讨。其实这一说法有待商榷,因为自正统九年(1444年)开始,南征大军就出现了顾此失彼的状况,刚把思任发赶走就立刻撤军,思任发卷土重来,南征大军再杀回来,循环往复。或许有人会感到奇怪:“难道朱祁镇不懂‘毕其功于一役’的道理吗?击败思任发之后应该在麓川故地驻留军队,保证短期内不出问题才对。”朱祁镇自然懂得这个道理,但他实在是有心无力,因为在正统九年(1444年)七月,福建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使得朱祁镇手中兵力不足,只得频繁调动军队,以至于出现了西南与东南无法兼顾的窘境。
我在上一本书中谈及朱允炆失败的原因时提到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朱元璋定都南京,将经济中心与军事中心分割开来。而朱元璋之所以选择定都南京,除了因为这一带是他的基本盘,更因为东南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实在是太多。天完政权的陈友谅等人在江西一带颇有影响力,张士诚在浙东地区深得人心,福建是陈友定经营多年的大本营,何真旧部也有不少潜伏在广东,还会不定期闹点事,再加上北方凋敝,朱元璋不停地从江南富裕之地抽血供养北方,这也使得江南各地怨声载道。后来,朱棣由北向南夺取天下,一直对支持朱允炆的南方官僚集团怀有戒心,再加上朱棣喜欢搞大工程。朱高炽和朱瞻基这两位皇帝倒是不折腾,但他们都是在北京登基称帝,工作重心自然也放在了北方,对东南一带都是以安抚为主,但安抚的对象基本是地主士绅,平民的生活质量改善不大。这样一来二去,东南地区的阶级矛盾变得越来越激烈。
正统九年(1444年)七月,矿工首领叶宗留在福建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底层叛乱,在随后的四年中,江西、浙江也被这场叛乱波及。
在提及底层发生叛乱时,主流观点总会用“起义”这样的字眼来描述,将其定性为“反帝、反封建”,可实际上很多叛乱仅仅是为自己攫取更多难以通过正常手段获得的利益罢了。
叶宗留出身于浙江庆元(今丽水市庆元县)的富足之家,他自幼习武,尤擅搏击,远近闻名,颇有《水浒传》中托塔天王晁盖的气势。成年后叶宗留进入处州府衙工作,后来家道中落,衙门里的差事也干得不顺心,他就纠集了一伙约有八百多人的同乡前往福建福安一带挖矿,主要是开采白银。
作为封建王朝的硬通货,白银的价值毋庸置疑,可在明朝初期,开采白银却是一份高投入、低产出的工作,因为朱元璋曾规定,无论是百姓缴纳税赋,还是国家给官员发放工资,一律以粮食为准。换言之,在朱元璋时期,百姓直接用粮食缴纳税赋,其他实物或货币都不被认可;朝廷发给官员的工资也是粮食,每到发工资时,官员们必须准备好各类运载工具,以便把工资领回家。
这个政策的弊端在于:如果把粮食作为法定货币来使用,会有许多麻烦,难道大家去饭店吃饭也要每人扛上几袋粮食吗?这未免也太离谱了。有鉴于此,朱元璋发行了大明通行宝钞,大家可以把粮食兑换成金银,但金银不允许流通,必须兑换成宝钞才能使用。为了防止大家抵制宝钞,朱棣在登基之后还增加了一条规定:在缴纳税赋和发放工资时,粮食依旧占主导地位,但必须辅以部分宝钞。
了解了这个大背景之后,大家就知道,白银的确是好东西,但无论是交税、发工资还是日常生活,大家用的都是粮食或宝钞,白银根本不能被当作货币来使用,只能兑换宝钞,在兑换宝钞的过程中,白银的来历也必须清白,否则就是犯罪。与此同时,大明朝廷还规定:私人禁止开矿,违者流放;情节严重者形同造反,全族尽诛。这样一来,白银的监管十分严格且用途有限,朝廷又严禁私人开采,使得白银在明朝初期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开黑矿挖白银的人少之又少,因为收益小风险高。可到了正统元年(1436年),情况发生了变化。
用粮食和宝钞替代白银这种做法乍一听很美好,可稍微有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没有准备金和足够的权力制约,统治者又急功近利,必然会选择加大宝钞的发行量,用这种“寅吃卯粮”的方式谋发展,没错,我说的就是朱棣。
当市面上流通的宝钞数量越来越多,宝钞自然会变得越来越不值钱,上至文武百官下至黎民百姓,没有一个不发牢骚的,虽然经过朱高炽和朱瞻基两代皇帝的内缩,但大明宝钞的兑换率依然持续走低,所以在朱祁镇继位之后,大明朝廷开始尝试做出改变,决定取消粮食纳税和粮食俸禄这种奇葩制度,以后纳税和发工资全用白银替代。但这一政策并没有推广至全国,只是在东南地区进行试点。这下可好,当大家知道白银在东南地区具有流通性之后,各种黑矿场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