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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吏的宿命
迁都北京之后,许多头绪都要从头理起,朱棣整天忙得脚不沾地,群臣集体过上了“996”乃至“007”的“幸福”生活。
经过三个月的繁忙工作,一切都渐渐走上了正轨,大家终于可以歇口气了。按照常理来判断,在一段时间的高强度工作之后,老板总要发点红包表示感谢,可朱棣倒好,他不但没发红包,反而给了群臣一个大“惊喜”。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二月,朱棣设立了一个名为“东缉事厂”的机构,简称“东厂”,职能是“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由宦官担任首领。消息一出,所有人都是一副生不如死的表情:有个锦衣卫已经够咱们受的了,现在又来个东厂,陛下这是生怕我们活得太简单,太幸福,非得给这平凡、单调的生活加点儿猛料啊。
明朝有三厂,分别是东厂、西厂和内厂,其中东厂设立最早,生命力也最为旺盛,最后跟随大明一起消散。主流观点认为东厂是明朝“最为臭名昭著的特务组织”,可明朝皇帝却普遍认为东厂“忠贞可用”,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东厂的一些具体特质。
东厂是一个垂直机构,他们只对皇帝负责,其他机构无权干涉东厂的行动,这种特权的存在使得他们可以脱离司法机关的掌控,在内部自组一套班子,我称之为“小班子”,与之对应的自然是朝廷的“大班子”,当大、小班子产生冲突时,则需要经由皇帝裁决双方的对错。在谈及东厂时,史学界主流观点认为东厂的存在严重干扰了朝廷的运转,但不可否认的是,东厂的存在使皇权获得了扩张。后世读者在谈及东厂时,都会习惯性地从官僚、士绅集团的角度来看问题,认为东厂才是真正的奸臣和害虫,大明就是被他们祸害亡的,可在我看来,东厂虽然颇多奸邪之辈,但他们的斗争目标几乎都只局限于朝堂,大明灭亡的黑锅不能甩给他们。
当皇权与官僚、士绅集团发生冲突时,很多人都会习惯性地认为皇权只代表一家一姓,而官僚、士绅集团才是社会的代表,所以他们会习惯性地站在官僚、士绅集团一边,可这种看法同样是错误的。我们假设一个场景:某地经济发展比较缓慢,当地老百姓都很贫穷,但这里有一个湖泊,里面渔产颇丰,大家都以捕鱼为业,彼此相互约定,只捕大鱼,不捕小鱼,以保证子孙后代都可以靠这个湖泊的产出生存下去。这种日子过得虽然清苦了点,但好歹可以活下去,客观地说,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封建时代,能过上这样的生活也算不错了。可如果某个官僚、士绅盯上了这个湖泊后会怎么样呢?他们自然会想办法通过层层关系从官衙层面开始立法,然后在当地设置一个专管部门,进而逐渐增加该部门的管理者人数,同时对渔民们说:“官衙为了让你们过上好日子可谓费心劳力,你们看,有这么多国之栋梁不惜屈尊来这个小地方为你们服务,所以相关税赋要增加一些。”渔民们能怎么办?他们是不敢得罪官老爷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整个湖泊都是皇帝的,现在皇帝派了这么多官员来,要求多收点税似乎也没问题。
可大家要明白,之前捕的鱼也只够维持生计,再加税怎么办?自然只能加大捕捞量,否则就会饿肚子,渔民加大了捕捞量,获得的鱼的数量却并未增加,其中有一定数量的小鱼也会被捕捞上来,久而久之就会造成恶性循环,大家能从湖里捕捞的鱼将越来越少,到那时,某些危机感十足的渔民就会日夜捕捞,管他将来还有没有鱼呢,先保证自己的老婆孩子不被饿死要紧。到后来大家都这么干,这个本就发展缓慢的地方最终损失了唯一的财源,它的未来会怎样,还用我多说吗?
对于这种现象,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有过一个极为精辟的论断,他认为政府支持的活动与社会资本处于一种零和博弈关系,政府的干预有时会破坏本来对发展有利的社会网络,削弱社会资本。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则认为,社会资本就像一个车轮,它容易朝一个方向转动,如果政府处理不当,非但不会使它转向,反而会加速它的行进,乃至消亡。
这只是一个例子,实际情况必然更加复杂,掺和进来的利益集团也会更多。朝廷当初之所以会颁布相关法令,同意在当地设置专管部门,必然是因为皇帝接到上疏:“某地百姓谋生艰难,仅凭捕鱼维持生计。”皇帝心有所感,周围一帮“贤臣”拼命鼓动:“陛下,要帮助当地百姓脱贫啊,这才是圣主该干的事。”等到事情办砸之后,你说这是皇帝的错还是官僚、士绅集团的错呢?如果事情办好了,你说这是皇帝的功绩还是官僚、士绅集团的功绩呢?如果事情办砸了,他们自然会纷纷指责对方,让对方代表朝廷;如果事情办好了,他们自然又会纷纷揽功,表示自己才能代表朝廷。
当然了,我也不是要求大家站在皇权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而是告诉大家一个事实:皇权和官僚、士绅集团的斗争就是狼狈之争,无论谁胜谁负,老百姓的日子大概率都不会好过,对于给皇权当打手的东厂,大家应该理智且冷静地看待,没必要在主观上进行感情投注。
在前文谈及宦官出身时我就分析过,宦官天生就是“孤臣”,最适合与皇权抱团取暖,今天我来分析一下,宦官必须具备哪些特质才能脱颖而出,成为皇权的得力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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