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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案风潮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十日,朱元璋驾崩,同年闰五月十六日,皇太孙朱允炆在南京奉天殿登基,年号建文,史称建文帝。
当年轻的小皇帝坐在宝座上,看着下方朝拜的群臣时,心中难免会有一种“天下为我所有”的畅快:“这一天终于来了,这个国家注定要在我的手中走上巅峰!”但等朱允炆回过神来仔细梳理自己目前的境遇时,却发现问题一个接一个,不但琐碎,而且难以解决。
朱元璋是开国皇帝,威望和能力都是一等一的强,这就使得朱元璋治下的明朝有非常明显的“强人政治”特色。所谓“强人政治”,就是在朱元璋执政期间,其实各种弊端一点都不少,可老朱凭借自己强大的威望和能力,把一切不和谐的声音都压到了最低点。整个明朝,我们再也找不出像朱元璋这样杀伐果断的皇帝,也找不出像朱元璋这样军政大权一把抓的皇帝。
作为这样一位强势帝王的接班人,朱允炆所面临的局面是极其尴尬的。大家都玩过弹簧吧?弹簧被压得越狠,反弹的力度就越大。“强人政治”的特色就是把各种矛盾死命往下压,现在这位强人消失了,你说这反弹的力度得有多大呢?面对这种局面,朱允炆并没有太好的办法,他只能通过各种措施加以安抚,希望各方不要失控。
朱元璋为政严苛,朱允炆就施以宽宥;朱元璋乱杀乱砍,朱允炆就多方调和。总而言之,如今是新朝新气象,大家不要把事情做绝,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这就是大多数人所理解的“建文新政”。在新政初期,朱允炆主要为江南地区减赋,让这些被朱元璋压制已久的南方官僚获得喘息之机。按说朱允炆的选择没错,因为这些人是他的基本盘,上位之后加以笼络可以理解,但总有人认为他做得还不够。想当初朱元璋在位时,有不少人被压制得过于难受,现在新君登基,他们手握拥立之功,自然希望获得反攻倒算的机会。比如,在洪武朝各大冤案中受尽“冤屈”的同僚们,是不是该昭雪平反?比如,朱元璋核查土地时对地主、士绅造成的“伤害”,是不是该得到抚慰?
如果站在平民的立场看,我们自然会觉得这种说辞厚颜无耻;可如果站在官僚、士绅的立场看,我们同样得承认这种说辞理所应当:“我们官员和士绅才是国家真正的管理者,你老朱家也要依靠我们才能立国安稳,如今我们要点特权怎么了?”
如果是在朱元璋时期,哪怕借给他们几个胆子估计也没人敢如此放肆,但朱允炆新君登基,官僚集团自然会想尽办法试探一下这位新皇帝的水准和魄力,如果朱允炆是“缩小版朱元璋”,那么官僚集团肯定也不敢奓刺。可他们上看下看,左看右看,发现这位新皇帝怎么看都像汉惠帝,那是标准的“柔弱之主”啊!既然如此,那咱还客气什么呢?
这也从侧面揭示了官僚集团的一个特点:这帮家伙就像非洲大草原上的鬣狗一样,遇到狮子、老虎通常只能落荒而逃,但如果狮子、老虎不把它们当回事,它们又会跑到近前,试图抢夺狮子、老虎的猎物。如果它们发现狮子、老虎已经年老体弱,就会立刻一拥而上,把狮子、老虎给吃了。
面对官僚们的诉求,朱允炆其实挺难办的。在继位之前,朱允炆短暂地接受过一些帝王教育,也有一些执政经验,但这些是不够的,他欠下的功课实在是太多了。想当初,朱元璋二十八天不上朝,愣是用这种“歪门邪道”给朱允炆笼络了一大批支持者,他们与皇太孙朱允炆之间有几分默契和坦诚呢?答案恐怕不容乐观。
现在,朱允炆为了巩固地位而打算改变国策,当初拥立他上位的官员们真的会赞同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官员们看来,朱允炆施行宽政自然是好的,但朱允炆应该在官员们的“辅助”下开始施政,而不是抛开官员们自己重新建立全新体系,或者说他们认为朱允炆做得不够彻底,程度还得再猛烈一些。
客观地说,这帮官僚的做法实在有些过分,可问题是,朱元璋当初用速成的方法为朱允炆构建班底时,有没有料到会有这一天呢?我的答案是有。
朱元璋出身底层,官僚们什么德行,他再清楚不过了。可如果不用他们,朱允炆就有可能立不稳,那对大明而言才是最致命的。有鉴于此,朱元璋也只能硬着头皮信任这个以南方人为主的官僚集团,把难题留给了孙子朱允炆。
左右为难的朱允炆是依靠官僚集团上位的,他不便在这个时候与他们撕破脸,估计朱允炆也没这个底气,所以他打了一通太极,试图把局面搅乱。朱元璋去世前明确表示行丧三天即可,不必大动干戈。可朱允炆刚一上台就表示要行丧三年,以示对太祖皇帝的尊敬。
得知这一结果后,群臣纷纷表示应该以日代月:当然了,行丧三天是说不过去的,我们把三年三十六个月简化为三十六天,其实已经充分表达了对太祖皇帝的敬意。一向柔弱的朱允炆却异常坚持,非要大家行丧满三年,同时还对群臣说:“我不是要让你们哭三年的丧,只希望你们上朝一律穿孝服,退朝之后再穿回普通衣服,吃喝方面也不会对你们提太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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