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二年(1437年)年末,朝廷正式颁布诏令撤去所有闸办官员,并大幅度降低了皇室所需的贡品,绝大多数是直接减半,一些糖类和主食则减少了至少三分之二。杨士奇等人与张太皇太后对此表示肯定与支持,认为民困已久,皇家做出此等表率是天子英明、朝臣贤能的体现。但没过几天张太皇太后突然出手把王振的侄子王山给收拾了一通,具体原因未知。
史书对这件事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这是在延续朱瞻基的政策,因为自宣德十年(1435年)起就有了裁撤闸办官员的诏令,正统元年(1436年)继续裁撤闸办官员也不奇怪。还有人认为“闸办制”主要是针对云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特殊政策,此时云南边境正发生小规模叛乱,裁撤闸办官员是一种安抚手段。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可问题是,朝廷裁撤闸办官员和王山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说只是巧合,那么各种笔记和野史为什么要把这两件事放到一起呢?这是不是在暗示些什么?
对此我只能猜测,至少在部分人看来,皇室和官僚集团对于是否继续裁撤闸办官员是有争议的,而王振或许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他在关键时刻帮了官僚集团的忙,而张太皇太后没有理由直接收拾王振,所以只能拿他的侄子出气。
在张太皇太后看来,王振的所作所为已经越界了,他这是帮着官僚集团侵吞皇族利益;可在王振看来,或许他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并未越界,因为官僚集团不可能允许自身利益被长期剥夺,边境问题的严重性应该在财政问题之上。
在朱棣执政期间,紫禁城的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三大殿因遭受火灾而损毁,由于当时资金不宽裕,所以朱棣只是稍加修缮,朱高炽和朱瞻基也没把这当回事,直到正统五年(1440年),宦官阮安受命重新修缮三大殿。
修缮工作很快完成,但朱祁镇对此并不满意,觉得既然已经开工了,不如把工程做得更彻底一些。奉天殿是皇帝接见大臣商议朝中大事的地方,应该重新整修,乾清宫与坤宁宫是皇帝与皇后的居所,也要重新整修。张太皇太后和孙太后得知此事后表示反对,认为国家财政紧张,边患问题严重,不该在此时大兴土木。王振据理力争,认为当今陛下自登基以来从没搞过什么大工程,绝对是仁善爱民的典范,现在陛下不过是想把自己家里毁坏的房屋修缮一番,再把自己的居所翻新一下,这根本算不上大工程。更何况此次翻修工程所用的材料都是过去几代皇帝积攒下来的,不会耗费太多钱财,也不用征调太多民夫,实在不是多大的事。
这本是皇家内务,由皇帝与太皇太后、太后商议妥当即可,王振出面顶撞太皇太后和太后,我们还可以说是由皇帝本人授权,可随后不久,朝中大臣接连上疏,认为紫禁城代表国家形象,适当的翻修很有必要。没过多久翻修工作就被正式提上日程,一年后工程竣工,钱没花多少,征调的工匠民夫也只有七万多人。
朱祁镇眼见三大殿、奉天门、乾清宫和坤宁宫全都修缮完毕,心情非常好,于是在皇宫大摆筵宴表示庆贺,张太皇太后和孙太后出席,朝中文武百官也尽数到场。在酒宴开始之前,朱祁镇突然发现王振不在,于是提议让王振列席。按说朱祁镇这一举动不合规矩,宦官集团虽然已经逐渐掌握实权,但他们毕竟只是皇家的奴仆,根本没资格列席。这一建议提出后,满场无人发言,朱祁镇先后请示张太皇太后和孙太后,都被不软不硬地顶了回来,再询问朝臣们的建议,大家纷纷打官腔,谁也不表态。朱祁镇左看右看,发现没人支持自己,于是直接对身边的小宦官说:“去问问大伴(即王振),看他愿不愿意来。”
小宦官见到王振,把宴席上的情况描述了一番,王振听后很不开心,表示自己虽然只是一个宦官,但做的都是上古大贤做的事,陛下最清楚,所以他想让自己列席,其他人装聋作哑,这不是嫉妒又是什么呢?小宦官听懂了王振的意思,知道他愿意前往,于是赶紧回报给朱祁镇。
当朱祁镇得知王振不开心后,立刻命人把中门打开,欢迎王振入场。大家要知道,中门通常是身份尊贵的人才能走,宦官是没有这个资格的,但朱祁镇此次为王振破了例,并要求文武百官向他朝拜以示欢迎。这样的做法实在是有些出格了,可就在朱祁镇发号施令的过程中,张太皇太后和孙太后一言不发,只是冷眼旁观,后来更是随便找了个借口提前离席。朝臣们当然没有这种底气,于是只得在杨士奇的带领下愁眉苦脸地向王振朝拜。
在朱祁镇登基之后,王振以一种耐人寻味的方式登场了,在随后数年的角逐中,王振先是臣服于张太皇太后,随后又与官僚集团暗通款曲,后来又独断专行、妄自尊大,这似乎说明宦官集团已经逐步摆脱了各方势力的束缚,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新势力,可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在宦官集团越来越强大的同时,皇帝朱祁镇一天天地长大,我更倾向于把王振的逐渐强势理解为朱祁镇的逐渐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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