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番大义凛然的话语说完,足利义满还命人把被俘的倭寇首领带到郑和面前,表演了一个“清蒸活人”,场面极其残忍,但郑和看得津津有味,觉得足利义满倒是很识趣,如果此人能管好倭寇,大明每年多跟他们做点生意,手指缝里漏点东西,就够他们干嚼一阵子了。
郑和下东洋的主要目的还是想办法缓和与日本的关系,进而解决倭寇问题,当足利义满做出表态后,郑和觉得自己完成了任务,于是在转悠了一圈后选择了返航。
倭寇之乱从元初忽必烈时代就已经存在,一直延续到明初朱元璋时代都无法解决,而朱棣继位之后,这个问题就这样被轻描淡写地解决了。这里面固然有日本结束乱世、民心思定的原因,却也有大明国力增强、积极外交解决问题的因素在内。郑和下东洋之后,大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再受倭寇的袭扰。从这个角度来看,朱棣看似耍威风的行为,却阴差阳错地为大明解决了一个麻烦。
对于郑和此次出行的成果,朱棣还算满意,但一个小小的日本显然无法满足他的胃口,福州的造船厂日夜轮班开工,为的就是造出一支规模空前庞大的舰队。终于,在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中旬,舰队建成,郑和受命下西洋。
提及郑和下西洋的原因,一些野史笔记喜欢将其宣扬成是去寻找下落不明的朱允炆,但我认为这种说法靠不住。朱允炆是否还有存活的意义,要看朱棣是否能与朝堂上各大利益集团谈妥“分蛋糕”的条件,只要能谈妥,朱允炆是不是活着都无所谓,反正大家都不会把他当成活人;如果谈不妥,朱允炆是不是死了也无所谓,反正大家都不会把他当成死人。
我始终认为,郑和下西洋并不是去寻找朱允炆,也不是去寻找盟友夹击北元,而是承载着朱棣“扬名万方”的梦想,前往世界各国宣扬“德化”。这支舰队经过苏门答腊、南浡里和锡兰(今斯里兰卡),最远到达了左里(今印度科泽科德),郑和在此地立碑留念,宣称自己已经到达了离大明十万公里的地方。
从实验性质的下东洋,再到规模庞大的下西洋,这本来只是朱棣四处撒钱、寻求认同感的一次大规模行动,为的是能够带给他极大成就感和满足感,可对我们后世读者而言,意义却要大得多。从永乐三年(1405年)到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七次带队下西洋。《剑桥中国明代史》认为,这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最多、海员最多、时间最长的海上航行,也是十五世纪末欧洲地理大发现之前,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险。
郑和能够先后七次下西洋,至少说明了五个问题。
一是明初的外交环境非常宽松,大明根本找不到一个可以称之为“对手”的国家,所以朱棣可以轻松地把大量金钱花费在物质回报极少的航海行动中。要知道,郑和下西洋并不是商业活动,而是政治行为。郑和不需要考虑收支平衡,更不用背负大量资金可能会“有去无回”的压力,他只需要带着一支庞大的舰队四处彰显国力即可。
二是朱元璋在位的三十一年励精图治,朱允炆上位后不断讨好南方官僚集团,这使得大明积累的财富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在郑和下西洋之前,大明的农业和手工业一片欣欣向荣,朱元璋规定职业世袭之后,大明迎来了第一个高速发展的红利期。
更重要的是,大明并不是在废墟上重建的国家,元朝统治中原近百年,整个江南获得了经济腾飞的机会,中国制造的丝绸和瓷器成为全世界的紧俏商品。
三是在元末明初,中国并不是故步自封的国家,在科技创新方面同样有着极高的水平。朱元璋曾编制过《大明混一图》,这是中国最早绘制的世界地图,它没有现代的世界地图那样清晰,但大体轮廓基本准确。我们完全可以合理推断,在元末明初,中国的造船技术、航海经验和器械使用都是世界一流,否则绝对无法制作出《大明混一图》这样的奇物。
四是发达的舰船制造技术给了朱棣“布威于四海”的信心。
早在唐朝时期,中国船工就已经拥有了制造防水舱、开孔舵和平衡舵的能力,福船、沙船和广船三大船型也在宋、元时期被定型。在经历过元末明初的数次大规模水战之后,朱元璋虽然大搞海禁,但他从未有一日放松对舰船的改良工作。在朱元璋的重点关照下,明初的舰船制造技术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巨型海船的数量极多,载客量均超过千人,船上各类生活设施齐备,海员甚至可以在船上养牲畜,种蔬菜。
五是郑和能够一路顺遂,先进的航海技术居功甚伟。
郑和将下西洋的航路尽数记载,汇成了一本《郑和航海图》。据记载,郑和在经过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时,曾使用过“过洋牵星术”,这是当时最先进的天文导航技术。在海图中附有109条针路(航行线路),这对海员了解航行方向、水文及地形资讯有极大的帮助。
郑和在下西洋的过程中大量运用了航海罗盘、计程仪和测深仪等航海仪器,据说航海罗盘的误差不超过2.5度,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中国科技史》的作者李约瑟表示,已经有数位了解马来半岛的航海家进行过反复对比和研究,他们认为《郑和航海图》的精确度极高,这对十五世纪的人而言可以称为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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