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这个原因,朱元璋开始想办法拉拢胡惟庸。《明太祖实录》里记载了这样一个小故事:洪武六年八月,也就是汪广洋被降职为广东行省参政的那一年,新任右御史大夫陈宁受朱元璋派遣祭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在祭祀结束后,陈宁把祭祀时用的肉分给了胡惟庸、刘伯温和冯冕。随后有人弹劾陈宁,说胡惟庸、刘伯温、冯冕三人没有参加祭祀,按规矩是不能分肉的,这样做是玷污圣人,该罚!
朱元璋得知这件事以后,立刻表示陈宁是个武夫,他不懂你们读书人的这些规矩,不知者不罪,罚他半个月薪水以作警示。但刘伯温和冯冕你们都是读书人,怎么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呢?于是也对这两人开出了罚单:扣一个月薪水。
这就奇怪了,刘伯温和冯冕是读书人不假,可胡惟庸也是读书人啊,为什么只罚后两人,唯独漏了胡惟庸呢?再者,陈宁是武夫不假,可他坐在右御史大夫的位置上,又接到了祭祀孔子的任务,却对相应礼节毫不了解,按说应该负主要责任,为什么他所受到的处罚比刘伯温和冯冕还轻呢?
朱元璋就是要拉拢胡惟庸,他怎么可能处罚呢?陈宁是胡惟庸推荐上来的,爱屋及乌给个面子,又怎么可能责怪呢?
类似的事情发生过好几次,言官弹劾胡惟庸时,朱元璋都会主动维护。这里面固然有朱元璋不愿朝局失控的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朱元璋对胡惟庸始终是以拉拢为主,并不打算继续找人和他对抗。这种现象,直到汪广洋第三次进入中书省时,才算有了较为明显的改观。
胡惟庸对朱元璋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这个人是大明皇帝,也是自己的顶头上司,但他却不是最先发现自己的人。出于这个原因,胡惟庸并不会像杨宪那样,事事唯朱元璋的利益优先,更何况即使是杨宪,最终也因过于恐惧而不断做出忤逆朱元璋的事情。
当朱元璋掏出糖果时,胡惟庸的第一想法是得吃,毕竟对面的是皇帝。可站在胡惟庸身后的人又不断说:“不能吃,那是夹心糖,里面全是毒药。”胡惟庸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他不愿得罪朱元璋,却又难免不得罪;他想通过建立班底的方式独立出淮泗功臣集团成为朝堂的第三极,却又担心朱元璋和李善长联合起来把自己清理出局。
就在这种极度纠结的状态中,胡惟庸度过了独揽大权的七年。或许在胡惟庸看来,这个局面可以暂时先将就着,等遇到合适的机会,再找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朱元璋已经忍无可忍了,赐死汪广洋之后,他决定亲自下场。
不管上面那个故事有多假,反正胡惟庸是被朱元璋的突然袭击给打蒙了,他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就被朱元璋直接处死。但在给胡惟庸定罪时,朱元璋并没有说胡惟庸“蓄意谋反”,而是说胡惟庸“擅权枉法”,这就引出了“胡惟庸为什么被杀”的第二种说法。
据说胡惟庸的儿子某天乘坐马车回家,路旁突然有行人窜出,马夫立刻停车,由于车速过快,胡惟庸的儿子被甩了出去,当场就断气了。胡惟庸暴怒不已,在未通知司法部门的前提下,用私刑处死了马夫,为自己儿子报仇。朱元璋铁面无私,他决定将胡惟庸绳之以法,没想到“挖出萝卜带出泥”,竟然发现胡惟庸有许多不法之举,于是轰轰烈烈的大案由此展开。
在这种背景下,墙倒众人推的局面出现了,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揭发胡惟庸的“罪证”。
比如说,吉安侯陆仲亨和平凉侯费聚都曾被朱元璋责罚。作为中书省左丞,胡惟庸不说立刻整死他们,至少也得让他们脱层皮,可胡惟庸是怎么做的呢,他暗自收买这两人,希望能为己所用。
比如说,刘伯温就是胡惟庸毒死的,他的病本来并不致命,但胡惟庸命令御医更改药方,把刘伯温的药量加重,导致刘伯温最终不治身亡。
比如说,越南中部有一个名叫占城的小国,他们派使者向朱元璋进贡,但胡惟庸私吞了人家的贡品,并把这事隐瞒下来。
比如说,汪广洋死的时候,他的妾陈氏一同陪葬,而这位陈氏是犯官陈知县的女儿,属于没官(没收入官)妇女,朝廷会将她们集合起来统一送给功臣,汪广洋这样的文臣没资格拥有,是胡惟庸徇私情送给他的。
比如说,胡惟庸眼红徐达在朝堂上的显赫地位,曾打算和徐达结盟,但是徐达光明磊落不搞派系,导致胡惟庸心生嫉恨,曾试图买通徐达的下属刺杀他。
“胡惟庸案”影响极为深远,在案发当年仅有胡惟庸被诛九族,陈宁与涂节等数人受牵连被杀。但直到十二年后的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还有人被定性为“胡惟庸党羽”,并因此被杀、被流放。在这十二年间,被冠以这个名称被诛杀的人,足有三万余。
对于这种现象,明史学家吴晗先生曾坦率地说:“这是明太祖(指朱元璋)巩固君权的办法,也是这几次大狱(指胡惟庸案和蓝玉案)的起因。”吴先生的明史著作中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在胡惟庸案的定性上,他说得非常正确。胡惟庸案就是一个垃圾箱,任何人打击政敌时都可以说对方是“胡惟庸党羽”,这实在是太荒谬了。
应该怎样评价胡惟庸呢?我认为胡惟庸比杨宪和汪广洋更有能力,也比刘伯温和李善长更有情怀。想做一个好官,没有能力是不行的,他处理不了错综复杂的政务;想做一个好官,没有情怀也是不行的,他没法在名利诱惑中洁身自好。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