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文化外交和跨国流动

——20世纪美国和巴西的科学交流

小奥利瓦尔·弗雷尔，印第安纳那·席尔瓦

John Krige，American Hegemony and the Postwar Reconstruction of Science in Europe（Cambridge MIT Press，2006），1.
10年前，在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科学对欧洲的影响时，历史学家约翰·克里格谈到了在外交和经济史研究著作与科学史研究著作之间存在的鸿沟。
这种看法也许很容易扩展到拉丁美洲科学史及其和美国的关系史上。

虽然科学史和外交史、经济史的重叠尚未得到广泛的探讨，但这种情况已经开始改观。关于巴西和墨西哥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的历史，参见如Adriana Minor García，“Manuel Sandoval Vallarta en encrucijada entre Estados unidos y México，” Ludus Vitalis 23，no. 43（2015）：125-149；Adriana Minor and Joel Vargas-Domínguez，“Mexican Scientists in the Making of Nutritional and Nuclear Diplomac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HoST-Journal of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2017）：34-56；Simone P. Kropf and Joel D. Howell，“War，Medicine and Cultural Diplomacy in the Americas：Frank Wilson and Brazilian Cardiolog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s 72，no. 4（2017）：422-447；Ana Maria Ribeiro de Andrade，“Osraios cósmicos entre a ciência e as relaçōes internacionais，” in Ciência，Política e relaçōes internacionais — Ensaios sobre Paulo Carneiro，ed. Marcos Chor Maio （Rio de Janeiro：Editora Fiocruz，2004）. 215-242；Olival Freire Jr. and Indianara Silva，“Diplomacy and Science in the Context of World War II：Arthur Compton's 1941 Trip to Brazil，” Revista brasileira de história 34，no. 67（2014）；Eduardo Ortiz，“La politica interamericana de Roosevelt：George D. Birkhoff y la inclusion de America Latina en las redes matemáticas internationals，” Saber y tiempo：Revista de historia de la ciencia 15（2003）：53-111，16（2003）：21-70。关于个人作为跨国运动标尺的作用，参见Bernhard Struck，Kate Ferris，and Jacques Revel，“Introduction：Space and Scale in Transnational History，”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33（2011）：573-584，at 577。
让我们以巴西为例。人们广泛承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对巴西科学家产生影响的外来力量，迅速地从欧洲转变成了美国。人们也知道，在冷战时期，这种影响进一步增强，这时巴西和美国的外交关系的特点是，时而冲突，时而友好。然而很少有关于巴西科学史的研究会同时讨论同一时期巴西的外交、经济和冷战史。
在这一章里，我们试图聚焦于那些在国家边界上来来往往的物理学家们作为社会角色所起的作用，以弥补上述不足。所有这些个人都和他们的专业群体密切联系，而且一并联系到国际科学网络。他们中的某些美国人和巴西人扮演的角色，完全和他们各自国家的外交政策保持一致，而其他人的行为则和主流的外交关系形成鲜明的对比。通过描述他们旅行的情况（这是本书强调的跨国研究方法的一个特点），我们打开了一个重要的视角。这个视角在更为严格、更为传统的方法中是隐而不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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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中跨国方法的引申看法，参见Akira Iriye and Pierre-Yves Saunier，eds.，The Palgrave Dictionary of Transnational History：From the Mid-19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9）。还可参看20年前吉尔伯特·约瑟夫在研究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的文化史时发出的呼吁：“关于外来文化和本地文化相遇时的性质和结果，要提出新问题”。Gilbert M. Joseph，“Close Encounters — Toward a New Cultural history of U.S.-Latin American Relations，” in Close Encounters of Encounters of Empire — Writing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U.S.-Latin American Relations，ed. Gilbert M. Joseph，Catherine C. Legrand，and Ricardo D. Salvatore （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8），3-46.Simone Turchetti，Néstor Herran，and Soraya Boudia，“Introduction：Have We Ever Been ‘Transnational’？ Towards a History of Science across and beyond Borders，”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45，no. 3（2012）：319-336. 关于跨国的、全球的和世界历史的研究及讨论，可以参看刚刚引用的《英国科学史杂志》的专刊中伊西斯·福库斯（Isis Fows）的论述：Isis 101，no.1（2010）：95-158；和“Global Currents in National Histories of Science：The ‘Global Turn’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Latin America，” Isis 104，no. 4（2013）：773-817.
在冷战以及1990年前后全球化的新阶段出现之后，跨国研究方法和世界史（或全球史）在美国历史学家中成了显学。正如迈克尔·巴拉尼和约翰·克里格在本书后记中所说：“它紧随20世纪90年代冷战之后诞生于美国，意在方法论和意识形态上反对美国例外论。”这种方法的蛛丝马迹也可以在20世纪晚期出现的新史学方法中找到。
科学史学家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来思考这种概念上的创新。如果，正如西蒙娜·图尔凯蒂（Simone Turchetti）及其同事所说，“跨国历史是一个定义模糊的术语，表示通过关注人员、货物、观念和方法跨越国境的流动，来创造新的历史解释的努力”，它伴随着对科学和科学网络不仅在国内而且跨越国境的扩散与传播的研究。事实上，正如图尔凯蒂等人所说的那样，“然而，科学史学家研究跨国历史却没有充分注意这种方法的理论基础”
。

Paul Forman，“Scientific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Weimar Physicists：The Ideology and Its Manipulation in Germany after World War I，” Isis 64，no. 2（1973）：150-180；Patrick D. Slaney，“Eugene Rabinowitch，th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and the Nature of Scientific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Early Cold War，”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National Sciences 42，no. 2（2012）：114-142；John Krige，“Atoms for Peace，Scientific Internationalism，and Scientific Intelligence，” Osiris 21（2006）：161-181；John Krige，“Building the Arsenal of Knowledge，” Centaurus 52（2010）：280-296；Alecis De Greiff，“The Politics of Non-cooperation：The Boycott of th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heoretical Physics，” Osiris 21（2006）：86-109. 关于此主题的回顾，参见Brigitte Schroeder-Gudehus，“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in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Modern Science，ed. R. C. Olby，G. N. Cantor，J. R. R. Christie，and M. J. S. Hodge （London：Routledge，1990），909-919。关于其他科学国际主义著作的评论，参见Paul K. Hoch，“Whose Scientific Internationalism？，”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27（1994）：345-349。
我们在此提出的论点，将物理学家和科学国际主义的深度接触，置于各国政府的对外政策给跨国交流带来的机遇和制约的对话之中。（集中体现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和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身上的）科学国际主义帮助建立起一个国际共同体，其对分享知识的忠诚常常和他们对本国政府的态度发生冲突。在这一章里我们把科学国际主义放到首要地位并非没有问题，因为对“科学国际主义”这个术语的使用，历史角色以及历史学家赋予了它多义的、历史偶然的含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保罗·福尔曼（Paul Forman）就指出，那些支持科学国际主义的科学家也参与了他们自己国家的战争，并且得出结论：个人关系中的国际主义与一般的民族主义是相容的。帕特里克·斯兰尼（Patrick D. Slaney）强调说，当一个人的政治忠诚可以把他或她排除在学者的国际社会之外时，美国国际主义和冷战时期典型的反共产主义就很难并存。约翰·克里格本人就强调了，国际主义可以服务于美国政府的更广泛的利益。例如，在艾森豪威尔的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中，科学国际主义意味着“开放、安全，分享知识或技术并且实施监督制度”，因此跨国参与“不是没什么必要的麻烦，而是美国保证和维护其主导地位必不可少的策略。”正如亚历克西斯·德格列夫（Alexis De Greiff）在他对美国和以色列科学家抵制意大利里雅斯特的国际理论物理中心的研究中表明的那样，反共产主义也不是反对国际合作的唯一手段。
除了科学国际主义的这个多层面含义外，在案例研究中，我们的历史主角——美国和巴西的物理学家并没有用科学国际主义的普遍理想来为他们的相互作用辩护。因此，我们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作为一个分析的范畴）使用术语“科学国际主义”，主要用它来指美国和巴西的物理学家之间的科学交流，包括团结那些其政治观点给他们和本国政府之间带来了麻烦的科学家。

参见如Jessica Wang，American Science in an Age of Anxiety：Scientists，Anticommunism，and the Cold War（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9）。
我们都清楚20世纪50年代早期科学界和美国政府之间的冲突，当时恶毒的反共产主义挑战了科学的核心价值。
正如马里奥·丹尼尔斯在本书（第一章）中所强调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禁止知名学者在美国国内外自由流动，他们利用签证和护照作为工具来管理学者的流动。本章把这个众所周知的时期放入更为宽泛的历史语境中，从两国之间最早的热情接触到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紧张——但是它并未停止于此。巴西，从冷战早期左倾科学家的天堂，转变为独裁统治下的迫害之地。现在巴西的科学家，如果可能就逃往国外，包括到美国。在麦卡锡主义失势很久之后，和共产主义牵连的阴影仍然在国内外跟随着他们。确实，正如丹尼尔斯所强调的，国家安全局始终对“知识体”（特别是物理学家）的跨国流动保持警惕。那些左翼或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人总是受到怀疑。他们无法逃脱美国国务院或巴西地方当局的惩罚性的目光，这些人有时相互合作来限制他们的流动。

舍恩伯格在署名科学论文时最常使用的签名是“Schönberg”。身处巴西及在公共交往中，他则使用“Schenberg”。因此，依据来源的不同，本章亦会使用不同的拼写形式。
这一章的第一部分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在战争期间跨越国境的美国和巴西的物理学家，包括阿瑟·康普顿、格列布·瓦塔金（Gleb Wataghin）、马里奥·舍恩伯格（Maário Schönberg）和保卢斯·庞培亚（Paulus Pompeia），强调美国基金会在拉丁美洲作为文化外交代理人的促进作用。
在第二部分，随着我们转向冷战时期，跨国方法显示了其作为历史学家工具的全部力量。冷战时期某些巴西和美国物理学家的跨越边境的行为，是和两方政权不同时期的官方政策相冲突的。天才的美国物理学家戴维·博姆（David Bohm）在20世纪50年代逃离了麦卡锡主义的监视。在流亡期间，他得到了巴西人的帮助。巴西的独裁统治（1964—1985）促使大批人反向逃离。美国物理学界为试图离开其国家的巴西同行们提供了广泛的帮助。他们逃离巴西，或者是出于担心失去工作甚至生命，或者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这些表现出团结和华盛顿对巴西政变的支持（大部分是隐蔽的）背道而驰，但是两国政府一定程度上容忍了它们。

这一章说明，美国和巴西之间的跨国流动随着20世纪的进程而变化，伴着历史和政治的环境的变迁而波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二战后不久，这两个国家完全结为盟友，它们的边界大部分相互开放，形成了一个科学交流的高潮时期。相反，在冷战和巴西独裁统治时期，这一情景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边界不总是开放的。跨国知识流动的可能性，随着时间和空间、角色的信仰和政治旗帜以及两国政府的外交政策而发生变化。有时国界可以跨越；有时无形的墙出现在两国之间，可能限制文化和科学交流。通过追踪跨越国境的个人，我们可以看到科学国际主义的分量不断发生变化，因为它和管理跨国流动的政治规范既相互吻合又相互抵触。国家安全局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同意对知识持有者公开交流的承诺，这个门槛取决于交流的知识种类和知识拥有者个人的“忠诚”。

二战时期美国的科学交流和外交政策

Maria Ligia Coelho Prado，“Davi e Golias：As relaçōes entre Brasil e Estados Unidos no século XX，” in Viagem incompleta — a experiência brasileira（1500-2000）— a grande transação，3rd ed.，ed. Carlos Guilherme Mota （São Paulo：SENAC，2013），319-347.关于圣保罗大学的创建，参见Simon Schwartzman，A Space for Science：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in Brazil （University Park：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1）。关于法国的影响，参见Patrick Petitjean，“Autour de la mission française pour la creation de l'Université de São Paulo （1930），” in Sciences and Empires：Historical Studies about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nd European Expansion，ed. Patrick Petitjean，Catherine Jami，and Anne M. Moulin （Dordrecht：Kluwer，1992），339-362。
在20世纪早期，巴西和美国科学家之间的交流仅限于某几个领域，而二战时巴西和欧洲的交流则占据了主导地位。至于贸易，在20世纪30年代，巴西政府寻求和德国与美国同时达成更好的交易。历史学家玛丽亚·利吉娅·普拉多（Maria Ligia Prado）认为，“模棱两可的策略”最好地描述了这些时期。
当现代大学在巴西特别是圣保罗拔地而起时，它们的创立者没有到美国去寻找教学人员。为了圣保罗大学的开学，巴西国家官员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寻找法国学者，在化学领域找德国人，在数学和物理学领域找意大利人。物理学方面，在格列布·瓦塔金和朱塞佩·奥基亚利尼（Giuseppe Occhialini）的领导下，一个研究宇宙射线的学派兴盛起来。这两位领军人物都来自意大利，1934年他们在墨索里尼政权的明确支持下，帮助建立物理学系。他们的第一批巴西学生被派到欧洲短暂学习——马里奥·舍恩伯格到意大利，马塞洛·达米（Marcelo Damy）到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改变了这种学识轨迹的景观。

Gerald K. Haines，“Under the Eagle's Wing：The Franklin Roosevelt Administration Forges an American Hemisphere，” Diplomatic HistoryI，no. 4（1977）：373-380.
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罗斯福总统重新调整了美国的外交政策，确立了睦邻政策，试图在美国和拉丁美洲之间建立起更加紧密的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担心拉丁美洲国家会和轴心国结盟，这种担心导致了在此方向上的进一步措施——1940年8月，一个新的联邦机构成立：美洲国家事务协调员办公室。为了领导这个办公室，罗斯福拜访了纳尔逊·洛克菲勒，洛克菲勒是一位有政治抱负的杰出商人并且以和拉丁美洲国家公司的关系以及对这些国家的文化兴趣而闻名。这个机构的计划是要在坚决反击“轴心国在美洲日益增长的宣传威胁”的努力中，对不断增多的军事任务和武官的存在加以补充。到1942年，洛克菲勒及其助手们得到了3800万美元的拨款，用于文化外交项目，动员软实力来“传达我们的信息”。美国带来了一个“揭穿敌人谎言的真相节目”，这个举措将“劝说拉丁美洲国家遵从美国领导，反对轴心国，并且在泛美体系中把本国的经济和政治融入美国的经济和政治”
。

Boris Fausto，História do Brasil（São Paulo：EDUSP，2012）；Thomas Skidmore，Politics in Brazil，1930-1964：An Experiment in Democrac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Luiz Alberto Moniz Bandeira，Presença dos Estados Unidos no Brasil（Rio de Janeiro：Civilização Brasileira，2007）；Gerson Moura，Autonomia na dependência：A política externa brasileira de 1935 a 1942 （Rio de Janeiro：Nova Fronteira，1980）.然而，直到最近，人们才开始探讨美洲国家事务协调员办公室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对美国在该地区建立霸权所起的作用，有关著作有Haines，“Eagle's Wing”；Moura，Autonomia na dependência；Gerson Moura，Tio Sam chega ao Brasil：A penetração cultural Americana（São Paulo：Brasiliense，1986）；Antonio Pedro Toda，The Seduction of Brazil：The Americanization of Brazil during World War II （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2009）；Neill Lochery，Brazil — the Fortunes of War：World War II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Brazil（New York：Basic Books，2014）；Lira Neto，Getúlio 1930-1945-do governo provisório á ditadura do Estado Novo（São Paulo：Companhia das Letras，2013）；Coelho Prado，“Davi e Golias”；Freire and Silva，“Diplomacy and Science.”Toda，The Seduction of Brazil. 通过20世纪80年代末编辑发行的纪录片《这都是真的》，奥森·威尔斯和巴西的联系为电影爱好者们所熟悉。尽管原始胶片是20世纪40年代早期在巴西拍摄的，当时威尔斯在访问该国，在其中一位演员（一位筏工）不幸溺水身亡后，影片就被搁置了。当《这都是真的》最终发行时，这事又被旧事重提。参见Catherine L. Benamou，It's all True — Orson Welles's Pan-American Odysse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至于波尔蒂纳里（Portinari），他在国会图书馆的作品成了巴西画家在美国的代表作的一部分。后来，他被邀请到联合国总部画有壁画《战争与和平》。
历史学家们非常熟悉美国外交政策这些变化的效果。巴西政府和美国结盟，断绝了和轴心国的外交关系，从而结束了对华盛顿的模棱两可的战略。巴西政府允许美国在纳塔尔建立军用机场，为北非前线提供给养，而且最终巴西派遣军队到意大利领土上和德国人作战。
同样，美洲国家事务协调员办公室作为文化外交工具的作用也是广为人知的。
短波无线电、报纸、主要文学作品的翻译、电影都被用来推广美国的生活方式。此外，它还为沃尔特·迪斯尼（Walt Disney）和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es）等好莱坞名人安排了巴西亲善之旅。交流是双向的。如果你到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西班牙语阅览室，你就能看到坎迪多·波提纳里（Candido Portinari）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的作品。这个时期，著名歌手卡门·米兰达（Carmen Miranda）也作为热带国家巴西的标志性人物在美国巡演。
美洲国家事务协调员办公室在科学、技术和教育方面的文化举措（作为加强美洲人民之间联系的努力的一部分）较少为人所知。在巴西的案例中，至少在某些领域，这个时期预告了从和欧洲国家（因为其和轴心国的关系而被污染的）的学术和专业的交流，向和美国交流的转变。让我们用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这里有关康普顿旅行的信息主要基于Freire and Silva，“Diplomacy and Science”。我们应当回忆一下，当时宇宙射线是物理学的一个热门话题，因为它可能证明汤川秀树关于存在一种新粒子的假设。该粒子当时被称为mesotron（介子），后来被称为meson（介子），质量介于电子和质子之间；它被假定为一种新的力量（核力）的中介。A. H. Compton to F. A. Keppel，July 2，1940，letter plus a six-page report titled “Cosmic Rays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Record Group 1.1，ser. 216 D，University of Chicago — Cosmic Ray Study，box 9，folder 127，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chives，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Sleepy Hollow，NY.瓦塔金1935年开始在《物理评论》上发表文章。报告发现穿透性簇射的系列文章的第一篇是Gleb Wataghin，Marcelo D. de Souza Santos，and Paulus A. Pompeia，“Simultaneous Penetrating Particles in the Cosmic Radiation，” Physical Review 57（1949）：61。关于这些发现的讨论，参见Marcelo A. L. de Oliveira and Nelson Studart，“Cosmic-Ray Air Showers and the Emergence of Experimental Research in Brazil，”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5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Rio de Janeiro，July 2017。Compton to Wataghin，Jan. 4，1941. 瓦塔金曾就康普顿给杂志编辑写信表示感谢：“我还想感谢您给《物理评论》的编辑写信，也感谢从您实验室获得的有关最新宇宙射线研究成果的非常有趣的信息。” Wataghin to Compton，Nov. 12，1940，ser. 02，box 017，folder South America Expedition，1941，Arthur Holly Compton Personal Papers，University Archives，Department of Special Collections，Washington University Libraries，St. Louis，MO.
由于欧洲处于战争状态，圣保罗大学物理系主任瓦塔金和他的团队加强了和美国物理学家的交流。
1940年初，他去美国度假，利用这个机会为他的宇宙射线物理研究争取资助。他和阿瑟·康普顿取得了联系。康普顿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这个领域的研究，这时他是美国宇宙射线研究的领军人物，是专门研究介子的国际网络的枢纽。
瓦塔金也是该网络的成员之一。
这次交流是互利的。瓦塔金及其团队关于穿透性簇射（penetrating showers）的早期研究结果（例如，宇宙射线在大气上层相互作用而导致各种粒子的产生）首先寄送到阿瑟·康普顿那里，然后在《物理评论》（Physical Review）上发表。
康普顿给瓦塔金回信说：“谢谢你把写给《物理评论》编辑的有关‘穿透性粒子簇射’的信件手稿寄给我。”

“Thursday，March 7 1940 — Professor Gleb Wataghin，University of São Paulo，Brazil，” Record Group 1.1，ser. 305 D，projects Brazil，box 13，folder 116，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chives.
康普顿的研究得到了诸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公司的美国基金会的资助。在1940年的假期里，瓦塔金（他已适应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新趋势）开始接近洛克菲勒基金会，试探获得资助的可能性。基金会的一位官员记录了他和瓦塔金的谈话，他这样写道：“由于认为美国对南美比以前更感兴趣，瓦塔金想告诉我们一些有关他的实验室的信息。”
这些私下接触取得了成果。

“Excerpt from HMM's int. with Dr. ERNESTO DE SOUZA CAMPOS at Rio de Janeiro，Brazil，August 13，1941，” Record Group 1.1，ser. 305 D，projects Brazil，box 13，folder 116，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chives.On lattes，see Cássio L. Vieira and Antonio A. P. Videira，“Carried by History：Cesar Lattes，Nuclear Emulsions，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Pi-Meson，” Physics in Perspective 16（2014）：3-36.
1941年，康普顿希望到南方进行更多的宇宙射线测量，正好他接到了瓦塔金的邀请，请他到圣保罗用气球测量并且出席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会议。巴西外交界和巴西科学院都参与了这个项目。事实上，不仅是康普顿，他的一些同事和配偶也去了巴西。康普顿一行人中，小哈里·米尔顿·米勒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自然科学部的官员（参见本书第九章）。
1941年康普顿对巴西的访问，在圣保罗宇宙射线团队的巴西物理学家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它的成就最终促成了塞萨尔·拉特斯（César Lattes）的参与，他是瓦塔金的学生，战后发现了π介子。

Compton to W. P. Jesse，May II，1942，series 03，box 02，folder：South America，1941-1942；Compton to W. P. Jesse，May 2，1942，series 03，box 02，folder：South America，1941-1942；Compton to R. G. Caldwell，April 26，1941，series 02，box 017，folder：South America Expedition，1941. All these documents are at Arthur Holly Compton Personal Papers，University Archives，Department of Special Collections，Washington University Libraries.
康普顿的访问部分是科学，部分是外交——也许外交甚至多于科学。纳尔逊·洛克菲勒一得知这次邀请，这次旅行就得到了美洲国家事务协调员办公室的支持和资助。康普顿后来写道，“考虑到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我们的南美工作最成功的方面，似乎是由巴西科学院主办、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宇宙射线专题研讨会”。洛克菲勒本人亲自证明了康普顿外交使命的成功。康普顿记录了洛克菲勒称赞说：“根据他的报告，我们的这次远行在促进美洲国家之间友好关系方面，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一次。”从外交礼节来看，康普顿一行中配偶的参与也是非常重要的。正如康普顿所说：“考虑到这次远行的文化关系目标，我鼓励同行的已婚成员带上他们的妻子……根据我们在墨西哥的经验，根据我们在这个国家和拉丁美洲人的接触，我们相信这将会是真正的优势。”
简而言之，康普顿访问巴西的作用和沃尔特·迪斯尼、奥森·威尔斯的没有什么不同。他的是部分科学，部分外交；他们的是部分艺术，部分外交。

Donald E. Osterbrok，Yerkes Observatory，1802-1905：the Birth，Near Death，and Resurrection of a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7），261. 关于舍恩伯格对恒星演化研究的贡献，参见Davide Cenadelli，“Solving the Giant Stars Problem：Theories of Stellar Evolution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50s，” Archive for History of Exact Sciences 64（2010）：203-267。
瓦塔金以前的学生马里奥·舍恩伯格，从1940年开始，在美国待了两年。他的旅行得到了古根海姆基金会的资助。在国外期间，他和苏布塔赫曼扬·钱德拉塞卡（Subrahmanyan Chandrasekhar）、乔治·伽莫夫（George Gamow）合作，对恒星演化的定量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这种交流获得了美国慈善基金会的新趋势的青睐，该趋势与美国政府外交政策一致。正如唐纳德·奥斯特布罗克（Donald Osterbrok）所指出的，舍恩伯格是耶基斯天文台（Yerkes Observatory）在执行政府的睦邻政策时最受欢迎的几个拉丁美洲天文学家之一。

关于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拉丁美洲健康科学领域所起的作用已经有大量的研究，但是有关它在物理科学中作用的研究还有空白需要填补。关于健康科学，参见如Marcos Cueto，ed.，Missionaries of Science —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Latin America（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4）；Maria Gabriela Marinho，Norte-americanos no Brasil：Uma história da Fundação Rockefeller na universidade de São Paulo（1934-1952）（Campinas，SP：Autores Associados，2001）；Ana Paula Korndöfer，“para além do combate à ancilostomíase：O diário do medico norte-americano Alan Gregg，” História，ciências，saúde — Manguinhos 21，no 4（2014）：1457-1466；Thomas F. Glick，“O programa brasileiro de genetic evolucionária de populaçōes，de Theodosius Dobzhansky，” Revista brasileira de história 28，no. 56（2008）：315-325；lúCIA Grando Bulcão，Almir Chaiban EI-Kareh，and Jane Dutra Sayd，“Ciência e ensino medico no Brasil （1930-1950），” História，ciências，saúde — Manguinhos 14，no. 2（2007）：469-487；Carlos Henrique Assunção Paiva，“Inperialismo & filantropia：A experiência da Fundação Rockefeller e o sanitarismo no Brasil na Primeira República，” História，ciências，saúde — Manguinhos 14，no. 1（2005）：205-214。关于数学，参见Michael J. Barany，“Fellow Travelers and Traveling Fellows：The intercontinental Shaping of Modern Mathematics in Mid-twentieth Century Latin America，”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46，no. 5（2016）：669-709。Fernando de Azevedo to H. M. Miller Jr.，Sept. 1，1942，Record Group 1.1，ser. 305 D，Projects Brazil，box 13，folder 117，University of São Paulo — Physics，1942-1943；H. M. Miller Jr. to RBF，Jan. 31，1946，Record Group 1.1，ser. 305 D，Projects Brazil，box 14，folder 129；both in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chives.
康普顿的访问在巴西引发了物理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过程：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圣保罗大学物理学系的资助，从1941年持续到1949年。
一些数字说明了这种资助有多么重要。1942年该大学院系用于研究的年度预算大约是1200美元；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两倍于此。战后的1946年到1949年之间，洛克菲勒的资助增加到75000美元。1942年到1949年来自该基金会的资助总额达到82500美元，折合价值大约为今天的200万美元。

A. Compton to H. M. Miller Jr.，Feb. 16，1942，Record Group 1.1，ser. 305 D，Projects Brazil，box 13，folder 117，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chives.
康普顿是瓦塔金团队专业知识的科学担保人。1942年2月，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小哈里·米尔顿·米勒（迈克尔·巴拉尼在本书中详细探讨了他在拉丁美洲的活动）把他描述为“肯定是南美最有希望的物理学活动中心。”“尽管面临路途遥远和缺乏必要的设备等许多困难，”米勒继续写道，“瓦塔金和他的同事奥基亚利尼不仅进行了具有真正价值的实验和理论研究，还训练了一批年轻的巴西学生，包括德苏扎·桑托斯[Desouza Santos]和保卢斯·庞培亚。当他们来到这个国家，人们就发现，在我们的研究生中，他们能够坚持自己的观点。”
事实上，庞培亚曾到芝加哥和康普顿一起研究宇宙射线。

“我希望这件事能尽快通过，由于心理效应——一些在康普顿和瓦塔金合作研究之后随之而来的有形的东西。” H. M. Miller to Warren Weaver，Sept. 12，1941，Record Group 1.1，ser. 305 D，Projects Brazil，box 13，folder 117，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chives.“与美洲艺术和知识关系委员会续签协议，”Dec. 19，1941，box 1170，Record Group 229，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Inter-American Affairs，1918-1951 （hereafter ROIAA），series：Central Files，1940-1945，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College Park，MD。
洛克菲勒基金会也扮演了和美洲国家事务协调员办公室的目标一致的外交角色。1941年9月，在回美国之前，哈里·米勒给自然科学部主任沃伦·韦弗施加压力，要求批准发放启动资金，因为这可能对巴西物理学家产生“心理效应”——这个“心理效应”和睦邻政策有关。
而且，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其他基金会已经完全适应美洲国家事务协调员办公室的政策。确实，纳尔逊·洛克菲勒采取的早期措施之一，就是整合美国的某些大的基金会，资助拉丁美洲的科学家和艺术家，引导了1941年2月美洲艺术和知识关系委员会的创立。这个委员会由古根海姆基金会的亨利·艾伦·莫、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戴维·史蒂文斯和卡内基公司的弗雷德里克·凯佩尔组成。

关于奎因，参见letter from H. Moe to Nelson Rockefeller，June 10，1942，boxes 1149-1158，ROIAA。关于皮尔森，参见letter from Charles A. Thomson to William Schurz and Richard F. Pattee，Nov. 23，1943，box 418，ROIAA。关于瓦格利，参见 Toda，The Seduction of Brazil；and on his collaboration with the Museu Nacional，boxes 1149-1158，ROIAA。Kenneth Holland to Gregory Comstock，June 2，1943，box 418，ROIAA. From the São Paulo Office [Arnold Tschudy] to the Coordinator [Nelson Rockefeller]，Aug. 2，1944，Subject：Recommendations for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project to send American professors to the Escola Politécinca，box 418，ROIAA. See also Olival Freire Jr.，“Diplomacia cultural no contexto da Segunda Guerra：O caso sa Engenharia Metalúrgica na USP，” Revista brasileira de história da ciência，forthcoming.关于弗罗塔·莫雷拉，参见letter from Nelson Rockefeller to Hugh Cumming [Pan American Union]，July 14，1941；letter from Hugh Cumming to Nelson Rockefeller，July 15，1941，boxes 1159-1162。关于泽尔比尼，参见letter from A. Tschudy [São Paulo Office] to the Coordinator [Nelson Rockefeller]，July 17，1944，box 62。关于莱奥，参见letter from Ross McFarland [Harvard University] to John Clark [OCIAA]，Dec. 27，1941，box 82。关于德雷福斯，参见letter from Cecil M. Cross to Secretary of State，Mar. 21，1944，boxes 1149-1158。关于奥佐里奥·德·阿尔梅达，参见letter from H. Moe and D. Stevens to Nelson Rockefeller，June 10，1942，boxes 1149-1158. All these documents are at ROIAA。
这些活动在战争年代也没有中断。20世纪40年代早期，在三个基金会（洛克菲勒、古根海姆和卡内基）的联合资助下，或者直接通过美洲国家事务协调员办公室，许多美国和巴西的大学和各种学科（不仅是物理学）的研究人员及学者，往返于他们各自的国家。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能列出他们所有人的名单，但是有几个人足以说明这些交流的范围。哲学家威拉德·奎因（Willard V. Quine）、人类学家查尔斯·瓦格利（Charles Wagley）和社会学家唐纳德·皮尔森（Donald Pierson）在战争期间都曾在巴西待了较长时间。
三位美国工程师：艾伦·贝茨（Allan Bates）（威斯汀豪斯）、罗伯特·梅尔（Robert Mehl）（卡内基）和阿瑟·菲利普斯（Arthur Phillips）（耶鲁），1943年到1944年期间都在圣保罗待过，每个人都讲授了一门为期3个月的课程，以加强新近在圣保罗开设的冶金工程课程。
巴西方面，这个清单包括的名字如马诺埃尔·弗罗塔·莫雷拉（Manoel Frota Moreira）、欧雷克利德斯·德·赫苏斯·泽尔宾比（Euryclides de Jesus Zerbinbi）、阿里斯蒂德斯·莱奥（Aristides Leão）、安德烈·德雷福斯（André Dreyfus）和米格尔·奥佐里奥·德·阿尔梅达（Miguel Ozorio de Almeida），他们都是医学研究人员。这些名字是杰出研究者的代表，他们中一些人已经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学术成就，另一些人将要取得成就。确实，就以医生为例，莫雷拉后来成为巴西资助研究的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的科研主任；莱奥将在电生理学上取得突破，成为巴西科学院院长；德雷福斯将领导巴西的遗传学研究；而此时阿尔梅达已经是巴西和欧洲有名的医学研究者。

总之，20世纪40年代早期，在罗斯福使该地区与美国结盟的努力下引发的向拉丁美洲的倾斜，推动了和杰出的巴西科学家共同建设的互利的跨国网络。美国的基金会，特别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就像政府的分支机构，密切配合政府，通过始于二战的跨国科学交流，积极促进文化外交。这些跨国交流不仅培养了优秀的科学人才，也为在国内的巴西人积累了社会资本，为那些帮助构建跨境网络的人们，推动了职业的发展并创造了成为科学和机构领导人的机会。

冷战时期：美国霸权下的科学交流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轴心国战败，欧洲成了一片废墟。冷战一触即发。在此背景下，毫不奇怪，美国在拉丁美洲的霸权在显著增强。二战结束后的几年里，有些巴西科学家移居美国，这次是为了寻求全面的博士培训。这些人中有科学家何塞·莱特·洛佩斯（José Leite Lopes）、杰梅·蒂奥姆诺（Jayme Tiomno）、塞尔希奥·波尔托（Sergio Porto）、埃尔巴西奥·德·卡瓦略（Hervásio de Carvalho）和瓦尔特·舒策尔（Walter Schützer），此外还有数学家毛里西奥·佩绍托（Mauricio Peixoto）、莱奥波尔多·纳赫宾和埃隆·拉加斯·利马（Elon Lagas Lima）。

普林斯顿被认为是巴西科学家和外国科学家交流的中心。图10.1展示了巴西博士生的一次聚会，其中有塞萨尔·拉特斯（他在美国伯克利和尤金·加德纳[Eugene Gardner]一起研究∏介子的探测）和汤川秀树（[Hideki Yukawa]，核力和介子的发现者，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美国物理学家也到巴西做长期或短期的逗留。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在里约热内卢的新的巴西物理研究中心待了1年。戴维·博姆在圣保罗待了3年。短期逗留的名人中有伊西多尔·拉比（Isidore Rabi）和尤金·维格纳（Eugene Wigner），1952年他们到里约热内卢参加一个会议。当然，里约热内卢已经成为一个中心，也吸引了来自欧洲的访客，如物理学家莱昂·罗森菲尔德（léon Rosenfeld）和塞西尔·德威特-莫雷特（Cécile Dewit-Morette）。

图10.1 1949年，塞萨尔·拉特斯、汤川秀树、瓦尔特·舒策尔、埃尔巴西奥·德卡瓦略、何塞·莱特·洛佩斯和杰梅·蒂奥姆诺在普林斯顿[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来源：巴西物理研究中心档案。

Coelho Prado，“Davi e Golias.”Freire and Silva，“Diplomacy and Science，” 12-14.
这些二战后的交流历史也许仍然被框定在美国和巴西之间的文化外交领域里，但不应与其完全等同。这样说的第一个理由是，虽然巴西是美国领导下的西方阵营中的一员，但它们的外交政策在冷战时期并非总完全一致。因为作为巴西在战间期对待美国态度特色的玛丽亚·利吉亚·普罗多（Maria Ligia Prado）的“模糊策略”，这时变成了通过与华盛顿期望相冲突的巴西民族主义项目表达出来的“对抗策略”。
这种对抗策略明显地出现在二战后巴西最重要的两次政治危机中，第一次危机导致了1954年巴尔加斯（Vargas）总统自杀，第二次危机出现在1964年反对古拉特（Goulart）总统的政变中。第二个理由是，在许多情况下，科学家和自己国家采取的政策倾向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这和以前的时期不同。二战期间，不仅巴西和美国高度一致，而且巴西和美国的物理学家们也积极参与了盟军的战争努力。康普顿的情况尤其如此，他参与了原子弹项目。瓦塔金和庞培亚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和康普顿的关系证明了他们对盟军事业的参与。
舍恩伯格和奥基亚利尼也是如此，他们的反法西斯立场是众所周知的。

戴维·博姆的例子说明了20世纪50年代更为复杂的情况。博姆在因为同情共产主义受到追捕后离开了美国，在巴西受到了欢迎。东道国政府没有美国国家安全局那么关心“知识体”的政治忠诚：虽然研发新武器的能力被认为是美国在冷战中和苏联竞赛保持优越性的必要条件，但是美国政府决心清除左翼和共产主义科学家，尤其是物理学家。

逃离美国的物理学家博姆

关于博姆和麦卡锡主义存有大量文献。参见R. Olwell，“Physical Isolation and Marginalization in Physics — David Bohm's Cold War Exile，” Isis 90（1999）：738-756；Shawn K. Mullet，“Little Man：Four Junior Physicists and the Red Scare Experience” （PhD diss.，Harvard University，2008）；F. D. Peat，Infinite Potential：The Life and Times of David Bohm（Reading，MA：Addison Wesley，1997）；Ellen Schrecker，No Ivory Tower：McCarthyism and the Universiti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Wang，American Science in an Age of Anxiety；Olival Freire Jr.，The Quantum Dissidents — Rebuilding the Foundations of Quantum Mechanics（1950-1990）；Christian Forstner，“The Early History of David Bohm's Quantum Mechanics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Ludwik Fleck's Thought-Collectives，” Minerva 46，no. 2（2008）：215-229。
20世纪40年代后期，戴维·博姆是美国最有前途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他是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的学生，后来受雇于普林斯顿大学。战后他在美国遭遇了歇斯底里地反共（后来称为麦卡锡主义）。他被传唤到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委员会就他与共产党的联系进行质证，他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图10.2）。由于被控藐视国会，他受到了监禁，后来获得保释，最终被判无罪。与此同时，普林斯顿大学终止了和他的协议。由于在麦卡锡主义日渐强盛的背景下，他似乎不可能在美国学术界找到一份工作，博姆把目光转向了国外。他成了20世纪出名的美国科学流亡者。

图10.2 拒绝到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质证的戴维·博姆。

来源：国会图书馆，纽约世界电报和太阳收藏系列（New York World-Telegram and Sun Collection），由AIP Emilio Sergè视觉档案馆提供。

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对博姆的文件的解密，可以说明美国对博姆的准确立场。关于博姆流亡巴西，参见Freire Jr.，The Quantum Dissidents，17-74。
在这个关头，一些偶然的事件在博姆的人生轨道上起了作用。刚刚在普林斯顿获得博士学位的杰梅·蒂奥姆诺邀请他去圣保罗大学，这个邀请得到了整个物理系和校方的强烈支持。爱因斯坦也给博姆写了一封推荐信。在几番拖延之后，博姆拿到了美国护照动身去巴西。他在巴西待了3年，这是他科学研究的关键时期，他刚刚完成了对量子理论的另一种新的解释。然而，他和美国当局的矛盾并未结束。在圣保罗，美国领事没收了他的护照，告诉他只有回美国才会把护照给他。显然，博姆在巴西的流亡对美国来说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巴西从地缘政治上和他们结盟，而且不追求核能力。
幸运的是，其他物理学家也来到巴西和博姆一起研究。他们是让-皮埃尔·维吉耶（Jean-Pierre Vigier）、马里奥·邦格（Mario Bunge）和拉尔夫·席勒（Ralph Schiller）。博姆也和蒂奥姆诺、舒策尔一起研究，但是这些交流对他来说还远远不够，他希望出国旅行，到世界主要的物理中心去讨论他对量子理论的最新解释。

关于博姆的护照和公民身份的传奇，参见同上，55-57。
在1954年中期，博姆从以色列理工学院的内森·罗森（Nathan Rosen）处获得一个工作机会，他再次得到了爱因斯坦的支持。然而，要接受这份工作，他需要一个护照。在巴西朋友的帮助下，他得以在破纪录的时间内获得巴西国籍，1955年初他动身前往以色列，1957年他从以色列去了英国。他在英国一直待到生命的尽头。当他获得巴西护照时，美国取消了他的美国国籍。这种奇怪的情况持续了30年，直到1986年博姆最终在法庭上重新获得美国国籍。在冷战早期，博姆及其巴西、美国的朋友拒绝向美国政府强加给科学家的限制屈服，想办法绕过了国家安全局的强大的权力（最显著的是其对签证、护照颁发的控制）（参见本书第一章）。博姆先到巴西，然后到以色列，最后到了英国。他的旅行体现了由科学国际主义产生的团结以及它阻挠政府权力的能力。

巴西的独裁统治

现在让我们回到巴西在1964年到1985年间盛行的军人独裁统治背景。然而，在考虑某些巴西物理学家的命运之前，有必要提一下某些背景信息。历史文献中广泛记载了美国深度参与了准备和支持1964年3月推翻若昂·古拉特总统的政变。尽管过了10多年时间，书面证据才浮出水面，1964年事件的所有主要角色，包括这次政变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都知道美国的参与。

Phyllis R. Parker，Brazil and the Quiet Intervention，1964 （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79），72-87；Carlos Fico，O Grande Irmão — da Operação Brother Sam aos anos de chumbo — o governo dos Estados Unidos e a ditadura militar Brasileira（Rio de Janeiro：Civilização Brasileira，2008）. On Fico's book，see on 295-309 the transcriptions of the document “Proposed Contigency Plan for Brazil，January 1964，” and fragments of “Brazil — Country Internal Defense Plan.” Parker's book was first published in Brazil as 1964 O papel dos Estados Unidos no golpe de estado de 31 de março （Rio de Janeiro：CivilizaçãoBrasileira，1977）. 关于美国参与推翻古拉特，持续支持巴西独裁政府，还可参见James N. Green，Apesar de vocês — Oposição à ditadura brasileira nos Estados Unidos，1964-1985 （São Paulo：Companhia das Letras，2009），46-86，translated as We Cannot Remain Silent：Opposition to the Brazilian Military Dictatorship in the United States（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10）。
感谢美国人菲利斯·帕克（Phyllis Parker，他那时在林登·约翰逊总统图书馆研究新近解密的文件），首批有关美国支持推翻巴西政府的书面证据在1977年公之于众。“山姆兄弟行动”（Operation Brother Sam），正如其代号所暗示的，得到了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的支持，包括如遇抵抗为叛乱分子提供军事和后勤的支持。1977年以来，美国的档案资料不断地被披露，最新的一份来自巴西人卡洛斯·菲科（Carlos Fico）。他发现的证据表明，早在1964年政变之前，准备工作就已经开始了。
确实，从所有的书面证据来看，美国对巴西独裁政府的支持，在吉米·卡特（Jimmy Carter）1977年就职后才开始减弱。

Rodrigo Patto Sá Motta，As universidades e o regime militar— Cultura política brasileira e modenização autoritária （Rio de Janeiro：Zahar，2014），110-147. 第一位巴西科学随员是保罗·德戈斯（Paulo de Góes），他是一位来自里约热内卢的在政治上认同独裁统治的科学家。关于保罗·米兰达，参见同上，215。
在巴西独裁统治的早期，美国政府和巴西政府关系非常紧密，就像它们在二战中那样。在二战中，巴西为了和美国关系更为紧密，主动疏远德国。现在巴西放弃了考虑和不结盟国家、苏联之间关系的外交政策，彻底地和美国结盟。例如，在科学和教育领域，巴西在其华盛顿大使馆设立了一个科学随员的职位。美国和巴西签订了一个协议，美国为巴西的大学改革提供咨询服务。外交政策上的这些转变并非没有牺牲。独裁统治之前，有些巴西人在苏联接受了工程和科学方面的培训。一旦独裁统治根深蒂固，许多学者就因为他们文凭的来源遇到了麻烦。例如，这事就发生在保罗·米兰达（Paulo Miranda）身上，他是在巴伊亚的我们当中的一位物理教师。他毕业于莫斯科的帕特里斯·卢蒙巴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后来由于难于验证他的学位，他在巴伊亚丢掉了大学的工作。

关于1964—1985年独裁统治下巴西大学的现代化，参见同上；Schwartzman，A Space for Science。Motta，As universidades e o regime militar，164-175.关于巴西的独裁统治及其采取的反对大学的行动，参见同上；Green，We Cannot Remain Silent；Elio Gaspari，A ditadura escancarada （São Paulo：Companhia das Letras，2002）。
巴西的独裁统治给大学带来了各种冲突变化。它的政策也许可以说是一种威权主义现代化。现在不是介绍和分析这些变化的时候。
相反，我们仅仅谈论这种复杂多样过程的一个方面，它涉及对公民权利的限制，主要集中在物理学家和物理系学者身上。有些资深的物理学家被迫提早退休，被赶出了巴西国立大学。本章中已经提到过的一些物理学家情况就是如此，他们有杰梅·蒂奥姆诺、何塞·莱特·洛佩斯和马里奥·舍恩伯格；埃莉萨·弗罗塔·佩索阿（Elisa Frota Pessoa）、萨拉·德·卡斯特罗·巴尔博萨（Sarah de Castro Barbosa）、普利尼奥·苏塞金德·达·罗查（Plonio Sussekind da Rocha）和塞尔索·迪尼兹·佩雷拉（Celso Diniz Pereira）也被赶出了巴西的大学。
此外，一些物理系学者和初级研究人员也成为独裁政权的目标，不是被大学驱逐就是被送进监狱。从1969年开始，专制政权演变成了野蛮制度，监禁、折磨、杀害活动分子以及那些甚至没有参与反政府政治活动的人士。

Ildeu C. Moreira，“A ciência，a ditadura e os físicos，” Ciência e cultura 66，no. 4（2014）.关于萨利纳斯案件，参见Motta，As universidades e o regime military，232-233。
考虑到这种情况，许多人包括物理学家，到外国去寻找安全天堂，以一种自行流放的方式离开这个国家。有些人去了美国工作或者学习。莱特·佩洛斯在林肯·沃尔芬斯坦（Lincoln Wolfenstein）和塞尔希奥·德·贝内代蒂（Sergio De Benedetti）的邀请下，在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待了1年。蒂奥姆诺在约翰·阿奇博尔德·惠勒（John Archibald Wheeler，20世纪40年代晚期是他以前的导师）的邀请下到了普林斯顿大学。1969年，路易斯·达维多维奇（Luiz Davidovich，现在的巴西科学院院长）被里约热内卢的天主教大学开除，当时他在此攻读硕士学位，他转到了罗切斯特，在罗切斯特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
西尔维奥·萨利纳斯（Silvio Salinas）向圣保罗大学（在此他是一名无任期的教师）请假，到卡内基梅隆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关于巴西在20世纪60年代的人才外流，参见Herch M. Nussenzveig，“Migration of Scientists from Latin America，” Science 165，no. 3900（Sept. 26，1969）：1328-1332。关于努森茨韦格，参见Climério P. Silva Neto and Olival Freire Jr.，“Herch Moysés Nussenzveig e a ótica quântica：Consolidando disciplinas através de escolas de verão e livros-texto，” Revista brasileira de ensino de física 35（2013）：2601。关于莱特·洛佩斯在法国、迈克尔·帕蒂对洛佩斯的邀请以及帕蒂本人在军人独裁统治时期在巴西的苦难，参见Olival Freire Jr.，Ciência e História — Michel Paty e o Brasil，uma homenagem aos 40 anos de colaboração，ed. Mauricio Pietrocola and Olival Freire Junior （São Paulo：EDUSP，2005），473-487。
由于巴西学者工资很低，在1964年政变之前，有些物理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就离开了这个国家。这是巴西版本的人才外流。他们当中有塞尔希奥·波尔托——去了贝尔实验室，有赫奇·莫伊塞斯·努森茨韦格（Herch Moysés Nussenzveig）——去了纽约大学。政变之后，努森茨韦格认为回国不安全，而且他在罗切斯特大学获得一个终身职位，他在此一直待到1970年代中期才回到巴西。许多其他人去了其他国家，如阿根廷、法国、智利、意大利。例如，莱特·佩洛斯在匹兹堡待了1年之后，在迈克尔·帕蒂（Michael Paty）的邀请下，去了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大学。

Green，“Apesar de vocês.”
在所有这些跨越国境的流动中，巴西的物理学家在他们寻求流放的国家，都得到了他们在更早交流时期形成的个人和职业联系的同行们的帮助。巴西学者的这种团结的历史有待于进一步书写。幸运的是，就美国的团结史而言，这项空白已经被布朗大学的历史学家詹姆斯·内勒·格林（James Naylor Green）撰写得极好的书——《我们不能保持沉默：1964—1985年美国境内的反对巴西独裁》（We Cannot Remain Silent：Opposition to the Brazilian Dictatorship in the United States，1964-1985）填补。在此运动中非常积极的许多美国物理学家的名字应该被提到，我们只用一个生动的例子来说明。

关于亨伯格夫妇的案件，参见Olival Freire Jr.，“Amélia Império Hamburger （1932-2011）：Ciência educação e cultura，” in Mulheres na física — Casos históricos，panorama e perspectivas，ed. E. M. B. Saitovitch，R. Z. Funchal，M. C. B. Barbosa，S. T. R. Pinho，and A. E. Santana （São Paulo：Livraria da Física，2015），171-183. Motta （As universidades e o regime military，137）cites the Pittsburgh Professors calling the US government. The reference to Melamed is from Fernando de Souza Barros to Olival Freire，e-mail，Sept. 20，2017。
1970年12月初，圣保罗大学的一对物理学家夫妇埃内斯托·亨伯格（Ernesto Hamburger）和阿梅莉亚·亨伯格（Amelia Hamburger）被军方拘留并单独监禁。被拘留的直接原因和他们对一位年轻客人的庇护有关，他是一位政治活动分子。亨伯格夫妇本身是左倾的民主人士，但不参与政治活动。然而，那时，这种情况下的被拘留者都会受到折磨，甚至死于非命。当时巴西的新闻受到严格的审查，为了亨伯格夫妇的生存和安全，重要的是让军人当局知道公众正在关注这些事件；这是拯救生命的一个策略。在赫奇·努森茨韦格就此案发出警告后，12月12日一个周六的早晨，约翰·阿奇博尔德·惠勒给巴西总统埃美利奥·美第奇（Emilio Medici）将军发了电报：“我们将非常感谢您为了确保我们核物理学同行、美国物理学会会员、圣保罗大学的埃内斯托·亨伯格教授以及他的妻子阿梅莉亚的合法权利和人权的努力，我们从两个不相干的消息来源获悉他们现在被单独监禁。”惠勒在电报后落款：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教授、美国物理学会前主席和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除了惠勒的电报外，亨伯格夫妇在匹兹堡大学（他们在几十年前曾在此学习过）的同行联系了美国国务院。实际上，内森·梅拉米德（Nathan Melamed）联系了一位和行政人员关系很好的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这事又使得在巴西的美国大使馆要求军人政府提供有关亨伯格夫妇的信息。尽管我们无法追踪最终导致他们获释的事件的来龙去脉，但是惠勒和亨伯格夫妇在匹兹堡的同行们是这广泛网络中的一部分。这个网络在拯救生命以及多年后帮助这个国家民主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Rodrigo Patto Sá Motta，As universidades e o regime military，123；cable from US consul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Sept. 24，1965，RG 59，box 1944，folder I，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II. Correspondence from the US consul in São Paulo concerning Schönberg fully approves his persecution by the Brazilian military. 感谢罗德里戈·莫塔和我分享这些文件。关于舍恩伯格的签证，参见Malcolm P. Hallam，Confidential —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n [with Maário Schönberg]，Nov. 28，1968，RG 59，box 1944，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II。
和美国物理学家对受到军人独裁政权迫害的巴西同行施以援手相反，美国政府的行动带有政治选择性。总体上遵循的规则（有几次例外）是支持那些拥有自由政治立场的科学家，拒绝支持那些拥有左派或共产主义倾向的科学家。因此，当马里奥·舍恩伯格在政变后被监禁时，世界各地发生了几次反对这一行动的示威活动，包括美国物理学家，但正如历史学家罗德里戈·莫塔（Rodrigo Motta）所描述的，美国国务院拒绝出面调解。事实上，华盛顿已经接到来自圣保罗的美国领事的电报，告知“已经证实，舍恩伯格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危险的共产主义者，康根（Congen，美国驻圣保罗总领事）认为，他的被捕符合美国利益”。
后来，舍恩伯格在获得签证到美国去参加天体物理学会议上遇到了困难。

同样，共产主义者数学家何塞·路易斯·马塞拉战后立即被允许进入美国，但仍费了一番功夫。参见巴拉尼在本书第九章中的内容以及他的 “Fellow Travelers and Traveling Fellows”。关于舍恩伯格的政治参与，参见Dian L. Kinoshita，Mario Schenberg — e o politico（Brasília：Fundação Astrojildo Pereira，2014）。
舍恩伯格和博姆的案例很好地说明了，不能把科学家的跨国流动视为理所当然的，“知识并不会自己在全球科学界流动”。外交政策和更广泛的地缘政治情况的变化都会影响知识的交流。20世纪40年代早期，巴西、美国和苏联处于相同的地缘政治阵营，舍恩伯格在美国受接待时没有任何限制。
在20世纪60年代拉丁美洲最严酷的冷战时期，美国认为舍恩伯格的非法被捕符合它的利益。至于舍恩伯格，他始终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就博姆而言，30多年来他在世界各地的活动，因为他的政治立场和美国的国内政策、外交政策、麦卡锡主义以及冷战的冲突而受到限制。

结论

在麦卡锡主义登峰造极时，巴西学者表现出了和戴维·博姆的团结；在巴西的独裁统治期间，美国学者给予了反击。在这两种情况下，学者们都群起反对各自国家的公开的或隐蔽的外交政策。这样的事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有关文化外交或外交事务的故事：这些人受到了他们最杰出的领导人积极倡导的科学国际主义精神的鼓舞。这种科学国际主义超越了对政府政策的忠诚。那些政策限制了流动的自由，在他们看来是必须反对的。而且，同时考虑科学史和一般历史能使我们看到个人、个人所属的群体和机构所起的作用。二战期间，巴西、美国的物理学家和他们的政府同仇敌忾。然而，在冷战时期和我们考虑的案例中，某些科学家转而反对当局采取的外交立场。巴西人欢迎像博姆这样的杰出的物理学家，即使他在美国被指控为共产主义的支持者。像惠勒一样杰出的美国物理学家，熟练地利用了美国提倡自由民主的公共空间，欢迎逃离独裁统治的同行。

本书巴拉尼和克里格所作的后记。
在这一章里，和纯粹的国家史或国际关系史不同，我们用了跨国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科学史。确实，我们聚焦于跨越国境的人，无论他们是赞成还是反对政府的政策。运用跨国法并不抹杀国家所起的作用，这个事实已经在舍恩伯格和博姆的案例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与此相反，正如巴拉尼和克里格所表明的，“国家之所以成为一个角色，正是因为它的边界正在被跨越”，更为具体地说，通过强调有关签证、公民身份和护照的政策，跨国研究强调了在不同情况下国家认同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因此，仍然根据巴拉尼和克里格所说，“当知识体越过边界时，这些自我之间潜在的矛盾可能是他们和他们的同行们极度焦虑的根源，也可能是移民官员们怀疑的根源”
。

作为结论，我们认为明确考察人员、观念和物质跨境流动的跨国法，可以使一些角色和组织走到台前，他们的各种动机可以为我们理解知识的全球流动，提供更大的可理解性和丰富性。它对于书写试图研究地方和全球的相互影响（在此是巴西和美国的科学家的个人轨迹和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般的监管制度）的科学史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致谢

这一章较早的版本曾经提交给2016年11月2—3月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举行的“书写跨国科学技术史研讨会”、2017年7月23—29日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第25届国际科学技术史大会和2018年1月4—7日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美国历史学会第132届年度会议。我们非常感谢来自约翰·克里格、迈克尔·巴拉尼、约瑟夫·西蒙、亚德里安纳·加西亚（Adriana García）、罗德里戈·帕托·萨·达·莫塔、米雷拉·隆戈（Mirella Longo）、塞恩·加菲尔德（Seth Garfield）以及匿名审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