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科学跨国流动资助中的不同称呼

迈克尔·J.巴拉尼

前言：米勒的三种称呼

20世纪跨国科学组织的标志性档案室里总是塞满了许多厚厚的办公室文书：在一排又一排井然有序的箱子和架子上存放着以备参考和留给后人的各种表格、报告、账目、信件、便笺和备忘录。大多数文书非常枯燥。一连串带点的i和打了叉的t，见证了那些伴随着崇高理想和席卷全球的事业的一丝不苟的、多层次的要钱、要人、要物的种种活动。那些造就这类文书的官员和文员们并不是生来就为了创造文件，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文件是档案历史学家（也是文牍生物）所看到的东西。

然而，这些档案有时让我们看到了部分组织的生活，它们超越了文件和案头文书。这种探索又可以帮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阅读档案的其余部分。来自（出现在这些组织中但大部分在档案中没有记载即非档案记录的）另一种话语的使者，可以引入不同的价值观、关系、方式和做法。如果这种非档案记录发生在鸡尾酒会上，情况则更是如此。

Weaver remarks for newsletter，1957 （hereafter Weaver Miller remarks）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chives （hereafter RF），Biographical File （FA485），box 5，“Miller，Harry M.，Jr.” folder，Rockefeller Archives Center，Sleepy Hollow，NY. 感谢洛克菲勒档案中心的玛格丽特·霍根为我查找并寄送此文。根据此文、洛克菲勒基金会年度报告及洛克菲勒基金网站中列举的米勒的职务，我重构了米勒的职业历史。
1957年6月洛克菲勒基金会举办了一场聚会来庆祝小哈里·米尔顿·米勒（Harry Milton Miller Jr.）博士的62岁生日，更重要的，是庆祝其服务25周年。聚会充满了鸡尾酒助兴的回忆。这次聚会的档案记录留下的是基金会备受瞩目的科学官员沃伦·韦弗（Warren Weaver）的讲话，他简要描述了（米勒）“四分之一世纪卓越服务中的一些小片段”并答应把他的讲话写进基金会的简报中。
关于米勒，确实有许多内容要讲。米勒出生于巴尔的摩，在美国中西部受教育。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法国的医疗队中服务了一年半后，在伊利诺伊大学获得寄生虫学专业博士学位。这次聚会时，他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职业生涯（28年零1个月）已接近尾声。他通过广泛的旅行和影响深远的情报及管理网络，在该基金会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促成了基金会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国际研究基金项目，其特点是对跨国科学的广泛和划时代的介入。

关于斯蒂芬·霍金的主体性的更多分析，参见Hélène Mialet，Hawking Incorporated：Stephen HawKing and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Knowing Subjec t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2），which in turn invokes the classic formulation of Ernst Kantorowicz，The King's Two Bodies：A Study in Mediaeval Political Theolog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关于自我增殖的详细总结，参见Mialet，Hawking Incorporated，以及我关于此书的评论：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46，no. 3（2013）：544-546。
韦弗开始说道：“Dusty[灰头土脸的]米勒（或者，如果你们要求显得正式的话，副主任小哈里·米尔顿·米勒），在1932年6月1日加入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队伍。”他的亲切的序曲表现了对米勒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工作的基本看法。本章将以此看法为指导。韦弗和米勒都没有拘泥于礼节，但是他们都知道正式礼仪的场合和用途。看看米勒把年轻科学家派往全世界时在纸上留下的只言片语，你会发现一个三重的存在：这个官员的三个称呼。
一个Dusty米勒，爱交际的环球旅行者，无论他走到哪里，都很快赢得了人们的喜爱；一位严厉的官员哈里·米勒博士，或者（如韦弗所说的）副主任小哈里·米尔顿·米勒，一位有着全球抱负的慈善巨头的代理人。在韦弗的讲话中，充满了两面的米勒，例如在他的回忆中，米勒“每次访问都留下了友谊和尊重”：Dusty米勒的友情和米勒博士的尊严。

同样重要的是被韦弗遗漏了的第三个称呼：“哈里·米尔顿·米勒”（“HMM”）。当那些通知、备忘录和报告，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搅来搅去的官僚部门流转时，他为通知和备忘录润色，为报告做注解。洛克菲勒所有层级的成员，从打字员到总裁，在内部交流时都使用两个或三个字母的名字，我把“HMM”称为米勒的“官方称呼”。这个名字标明了机构的组织联系，保证了Dusty的友谊和米勒的行政资金，并将它们联系在一起。每一个称呼都代表了一种在跨国科学世界中运行和干预的不同方式。不同但又是相互联系的：米勒选择性分裂的主观姿态的每一面都与另一面相互作用，而且米勒称呼间的转换与交替说明了他的工作，也说明了这些称呼在语境和作用上的区别。米勒在这一方面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他的三个称呼标明了一种广泛适用的方式，可以用来解读20世纪中叶跨国科学机构架构背后的个人和官方的工作。

慈善、管理和学术机构的管理者把正式的交流、探索和广泛的非正式旅行及联系的建立结合在一起。通过集中收集、归档和交叉引用报告、日志、日记和评价，他们把这些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交流渠道结合在一起。主观的态度很少能支撑很长时间：“Dusty”接收非正式消息后，把这些消息和“哈里·米尔顿·米勒”提交并注释的报告进行对比，促进“米勒博士”的正式探索。这种正式探索得到了“Dusty”秘密渠道的策略支持并记录在“哈里·米尔顿·米勒”的官方笔记和观察资料中。

根据米勒的称呼，可以了解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官员以及相关组织中的同行部署和推广的多种形式的跨境服务。这些官员将人员和文件送出国境，通过在不同场所和媒体的个人接触，操纵着社会、政治和制度方面的限制和联系。文书工作有助于官员们确定需要干预的人员和机构，管理突发事件，开辟适应变化的途径，及时记录现有安排并随机应变以便为官员们服务。调动人员和机构的努力，完全取决于调动文件的努力，反之亦然。随着他个人旅行的白纸黑字的记录以及他通过邮件、电报和其他方式在很远的地方展示他的行政存在，米勒的名字指示了这一调动。

Michael J. Barany，“Distributions in Postwar Mathematics” （PhD diss.，Princeton University，2016）.
通过对20世纪中叶出现的一门跨大陆的数学领域的研究，我知道了米勒的三种称呼。这个领域是根据人员和文本跨越多个大陆的迁移和交流已成为其学术实践的固有特征来定义的。
数学一直是米勒研究基金组合投资的一小部分，主要限于1940年开始的15年里，这时洛克菲勒基金会从被战争淹没的欧洲，转向相对平静的拉丁美洲前沿，展开它对科学和医学的干预。从乌拉圭的两位顶尖数学家拉斐尔·拉瓜迪亚（Rafael Laguardia）和何塞·路易斯·马塞拉开始，到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米勒带领一小批美洲数学精英在美国接受了进一步培训。一路走来，这位四处游走的寄生虫学家帮助建立起官僚机构，把拉丁美洲和新整合的多个洲的数学家社群连接起来。

Michael J. Barany，“Fellow Travelers and Traveling Fellows：The Intercontinental Shaping of Modern Mathematics in Mid-twentieth Century Latin America，”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46，no. 5（2016）：669-709.
米勒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一张由私人、政府和跨国团体组成的错综复杂的网络中工作，以便评估和干预发展中国家的科学机构。例如，像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古根海姆基金会这样的研究基金项目与战后新成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找到了共同的事业。我在其他地方详细阐述了与米勒作为南美主管的两次行程（乌拉圭的马塞拉和巴西的莱奥波尔多·纳赫宾[Leopoldo Nachbin]）有关的过程，展示了冷战初期数学机构的建立，整体地依赖于人员的评估和流动——这是米勒特别擅长的两项活动。
在洛克菲勒研究基金的背景下，流动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操作含义：在允许研究基金获得者成为转型中的国家或洲的机构领导人的条件下，官员们全神贯注于确保他们回到其祖国——完成一个闭环。打开和闭合这些圆圈是一项艰难的工作，需要在基金会办公室之间来回流转文件，以及把许多种来之不易的联系整合成井然有序的可流动文件这种艰苦的文案工作。

从米勒的多种称呼这一视角，重新审视那些研究基金文档（以及其他挑选出来的文档），我们可以看到，洛克菲勒的官员们面对各种障碍，通过文件和个人关系，混合运用各种主观姿态来建立跨境联系。这个视角强调了广泛优先于其他考虑（从政治的、知识的到意识形态的）的个人、机构和基础设施的价值。在米勒的三种称呼中，我们窥见了跨国科学的多重基础，这些分层次的非正式的、正式的和官僚的声音和自我，在20世纪中叶，把某种形式的跨国交流置于大规模的科学重构的中心位置。

红心大战与乒乓球：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选择

Weaver Miller Remarks.
战间期，米勒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巴黎办事处的研究基金管理职位上获得了晋升，韦弗将这个办事处描述为一个狂热的网络建设场所，点缀着午餐时间的纸牌游戏和晚间的球桌运动。“我们那时很年轻，”他解释说，“而且精力旺盛。”韦弗认为巴黎办事处“工作比玩更辛苦”，而且并非“天天红心大战和乒乓球”。
但是关于战间期的工作，红心大战和乒乓球并不是一个糟糕的描述，这些工作最终支撑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战后研究基金计划，特别是在像数学那样的资源密集程度较低的领域。基金会官员们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收集信息，看谁有什么牌（人员、资源、需求和优先事项）；他们每到一处都赢得了有益的友谊。

Reinhard Siegmund-Schultze，Rockefeller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Mathematics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Documents and Studies for the Social History of Mathematics in the 20th Century（Basel：Birkhäuser，2001）；Reinhard Siegmund-Schultze，“The Institure [sic] Henri Poincaré and Mathematics in France between the Wars，” in “Regards sur les mathématiques en France entre les deux guerres，” ed. Liliance Beaulieu，special issue，Revue d'histoire des sciences 62，no. 1（2009）：247-283.John Krige，American Hegemony and the Postwar Reconstruction of Science in Europe（Cambridge MIT Press，2006），chap. 4.
20世纪20年代，巴黎办事处成了洛克菲勒基金会跨大西洋努力的关键，这些努力是通过国际教育委员会实现的。它为洛克菲勒慈善事业在欧洲建立了立足点。国际教育委员会打算按照美国模式重建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机构，以机构竞争、初级学者的流动和企业家精英主义为特色。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略有不同的条件下，带着新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动机，洛克菲勒基金会依然如法炮制。
在战间期，国际教育委员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集中精力建立和加强机构集中（针对数学，最显著的是在巴黎和哥廷根），以及支持旅行和交流计划，使得初级学者能够在欧洲内部流动，从集中的资源和专门知识中获益。

See Siegmund- Schultze，Rockefeller，chap. 2.
国际教育委员会的官员们建立起一种智能化模式，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巴黎办事处的自然科学部时米勒就熟悉了这种模式，该部在20世纪30年代接管了国际教育委员会在科学方面的许多活动。
官员们四处旅行并详细记录他们的旅行情况以备将来参考。他们通过系统地资助可信赖的专家旅行，想方设法来补充这类第一手信息，后者则提供他们的观察和评估报告，以及系统地向那些旅行到洛克菲勒官员们身边的专家们收集信息。与此同时，他们和选定的科学精英们保持密切的顾问关系。定期的专业活动使得他们对自己的学科有着更加广阔的视野，这可以为洛克菲勒项目提供信息。

宏大的旅行帮助官员们建立起个人关系，并培养起对和他们项目相关的系统、需求和障碍的总体意识。例如，在1923到1924年，国际教育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威克利夫·罗斯（Wickliffe Rose）进行了一次穿越欧洲19国的旅行。罗斯撰写了大量有关当地机构状况和权威人士的报告。这些权威人士有助于促成交流并在今后提供他们自己的专家评估。与此同时，着眼于培养科学人才，罗斯关注有前途的年轻学者以及他们的研究和培训条件、就业前景、相关考虑。

Miller to Massera，Apr. 16，1947，Archivo privado José Luis Massera，folder 5A，Archivo General de la Universidad de la República，Montevideo.
虽然洛克菲勒的官员们在总体上推进科学培训，然而就洛克菲勒的工作而言，和培训最相关的部分涉及文化、社交和科学机构组织，而不是任何特定的主题知识。就米勒而言，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科学背景不足以让他来评价数学家，在谈到何塞·路易斯·马塞拉的候选资格时，他“当然没有资格从技术方面来评判[这项建议]了”
。官员们向科学专家咨询而不是培养自己的专业知识。这极大地扩展了基金会可投入资源的研究领域的数量，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官员们支持新的或新兴的领域。这种方法倾向于将知识权威集中在那些处于有利地位的个人身上，他们拥有最多的机构权威，最适合指导基金会对未经证实的研究人员和课题的评估。

Birkhoff to Rose，May 12，1925，International Education Board Archives （heresfter IEB），ser. 1，box 12，folder 171，Rockefeller Archives Center. 关于此次行程的更详细记录也在这个文件夹里。洛克菲勒也签署了双边交流——例如哈迪（G. H. Hardy，牛津）和奥斯瓦德·维布伦（Oswald Veblen，普林斯顿）的互访。参见IEB，ser. 1，box 17，folder 247，Rockefeller Archives Center。参见如Trowbridge to Rose，zoct. 1，1926 （discussing Birkhoff's report），IEB，ser. 1，box 12，folder 171。
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国际教育委员会的官员们通过充分利用那些专家们自身的专业智慧，借助大量资源把规模不大的投资转变为更加雄心勃勃的投资，扩大了值得信赖的专家们作为消息提供者的潜力。当美国哈佛大学数学系主任乔治·戴维·伯克霍夫在1926年计划他的首次欧洲之旅时，他要求国际教育委员会提供1000美元的补充资助，以换取一份关于他行程所经国家的情况的详细报告。
伯克霍夫就每个地区谁是领军人物、向什么地方投资有利可图，以及国际教育委员会感兴趣的其他主题，分享了他的专家意见。虽然他和欧洲数学家通信频繁（根据他那个时期的标准），但他对当地情况的许多方面感到惊讶，他的专业观察包括诸如公休政策这样的话题，这些都是国际教育委员会官员们在自己的调查中没有想到的。

参见如IEB，ser. 1，box 8，folder 110。
在官僚或专家的宏大旅行没有涉及的地方，官员们将就地利用从身边专家收集到的专业知识。每个路过纽约的基金会熟悉的数学家，都可能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官员的访问邀请，而且所有谈话记录都将打印归档。和被基金会确认为某个领域的领军人物的通信，产生了充满表格、清单、地图和报告的厚厚的档案。
罗斯的国际教育委员会的业务转向利用他的正式职位来建立非正式的顾问关系，然后有选择地把那些非正式关系转变为能产生管理数据的正式关系，并通过官僚业务把这些信息转化为可以指导项目的形式。米勒在洛克菲勒办事处学到的并反映在他的三种称呼中的这些五花八门的做法，借鉴了学术研究和慈善事业的社会和制度规范。其结果并不完全属于上述两个范围，而且随着慈善事业参与跨国科学的规模和重要性的增长，学术业务的一个重要部分逐渐适应了这种智能化和干预式的混合方法。

“友好入侵”拉丁美洲

参见韦弗·米勒的评论。洛克菲勒基金会在该地区的一些活动，早于韦弗的“友好入侵”，特别是和国际卫生部有联系的。一个关键例子就是基金会在1934年圣保罗大学创立中的作用。参见Maria Gabriela S. M. C. Marinho，Norte-americanos no Brasil：uma história da Fundação Rockefeller na Universidade de São Paulo，1934-1952 （Bragança Paulista：Editora Autores Associados，2001）。关于米勒后来和这所大学的联系及其于1951年获得荣誉学位，参见 Marinho，Norte-americanos no Brasil，chap. 4。古根海姆基金会的拉丁美洲计划也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但是在1940年大幅扩大。参见Ricardo D. Salvatore，Disciplinary Conquest：U.S. Scholars in South America，1900-1945 （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16）。这种假定的同源性对于各个方面干预上的不对等和霸权都是至关重要的，而不仅仅是对于那些被认为没有固定位置或普遍性的方面。我在巴拉尼的“数学与科学殖民主义”的题目下讨论了这个现象。参见Barany，“Fellow Travelers and Traveling Fellows，” 674-681。
当欧洲再次陷入战争时，洛克菲勒基金会撤出了一直在国外开展业务的主要基地。米勒和韦弗的自然科学部以及（在罗斯转向领导国际教育委员会前发起创立的）国际卫生部，把从欧洲撤出的人员和资源重新部署到整个美洲半球，部分原因是为了美国的战争努力（包括在美国正式进入战斗前的战争准备），另一部分原因是为了韦弗所说的“对拉丁美洲的友好入侵”。
洛克菲勒官员们后来的活动区域被理解为20世纪美国学者、商人和政策制定者迅速转向半球主义的产物。
大多数人立即认同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谋求美洲主导地位的睦邻政策，基金会对拉丁美洲的科学和数学的兴趣，更多地来自文化交流和团结的理念，而不是来自以前的如其所是地认识该地区的主流动机。在南美洲研究数学，并不需要特殊的理由来证明将其纳入洛克菲勒项目的合理性——数学是美国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理由已经足够了。正如为干预欧洲，美国假定了一个基本的共性作为克服分歧的基础，后来，拉丁美洲的项目把不同团体和科学机构之间的基本同源性也视为理所当然的。

那个假定的同源性塑造了从宏大项目的理念到日常行政管理方面的一切。因此，欧洲国际教育委员会认同的每一种智能化形式，在拉丁美洲都能找到类似的。这种转化涵盖了官员工作的正式和非正式方面，甚至包括在路上打发漫漫长夜的饮料。正如韦弗在1957年的鸡尾酒派对上回忆的那样，他和米勒当然熟悉“三重皮斯科酸酒神奇的镇静力量”，这是一种烈性的安第斯鸡尾酒。

Eduardo L. Ortiz，“La politica interamricana de Roosevelt：George D. Brikhoff y la inclusion de América Latina en las redes matemáticas internacionales，” Saber y tiempo：Revista de historia de la ciencia 4，no. 15（2003）：53-111，and 4，no. 16（2003）：21-70.Karen H. Parshall，“Marshall Stone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American mathematical Research Community，”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46，no. 3（2009）：459-482.Stone to Moe （copy），Apr. 13，1944，RF，Record Group 1.1，ser. 200D，box 127，folder 1561. 关于战争政策委员会对数学家与政策和政府之间关系的长期影响，参见Michael J. Barany，“The World War II Origins of Mathematics Awareness，” Notices of the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64，no. 4（2017）：363-367。
人们证明，科学专家也是可流动的。一个例子是，在完成战间期的欧洲之旅后，乔治·伯克霍夫由美国泛美事务办公室资助而不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于1942年穿越了墨西哥、秘鲁、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
次年，伯克霍夫以前的学生马歇尔·斯通（Marshall Stone）自己也在美国泛美事务办公室的资助下到秘鲁、玻利维亚、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和巴西旅行了一次。
接着，通过作为斯通主持的美国数学学会战争政策委员会主要赞助者的角色，洛克菲勒基金会获得了斯通递交给美国泛美事务办公室的报告。米勒的标有其官方称呼“HMM”的注释表明，斯通的报告为米勒监督下的最初的研究基金提供了重要的背景信息。

Archivo provado Rafael Laguardia （hereafter Laguardia Papers），box 5，folder 10，Archivo general de la Universidad de la República.
这类研究基金首次授予了乌拉圭蒙得维的亚的拉菲尔·拉瓜迪亚（Rafael Laguardia），他辗转于美国东北部的多个机构之间。他的研究基金是成功的，但是几乎没有留下直接的文件记录，而通过他能够与美国数学家建立起来的许多持久的通信关系，上述成功得到了间接的证明。这些关系有助于他在战后的各种国际数学组织中成为重要的参与者。虽然他是一个一丝不苟的自我档案记录者，但他保存的关于研究基金本身的记录仅有基金会给予每位研究基金获得者的一本通用小册子和一份装箱清单，这表明他托运了一个装有100磅个人物品和书籍的箱子。

RF，Record Group 10.2，fellowship recorder cards，box 18，“Uruguay：Laguardia （Carle），Mr. Fafael.”RF，Record Group 10.1，ser. 337E，box 219，folder “Laguardia Carle，Ranear the top of his fellowship recorder card.”
洛克菲勒基金会自己有关拉瓜迪亚的档案相对较少。由于被认为在管理上没有什么持久的重要性，根据一套6张索引卡靠近底部的标记，档案中的信件和报告在1957年到1964年之间遭到了清除；这套索引卡按照拉瓜迪亚记录的时间顺序列出了目录，在正面和背面写满了50多个条目。
他的研究基金档案本身现在只有两份申请表，分别注明日期1941年10月27日和1943年11月20日。第一张申请表说明拉瓜迪亚1928年曾经在巴黎学习，这个时期洛克菲勒基金会深入地参与了巴黎数学界，他提出要访问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这个提议没有实现，但是他的第二份申请表上（1944年2月由“HMM”签阅）注明，基金会资助拉瓜迪亚到离其家乡较近的阿根廷罗萨里奥进行国际研究。在那里，他和意大利数学家贝波·莱维（Beppo Levi）、西班牙数学家路易斯·桑塔洛（Luis Santaló）以及阿根廷统计学家卡洛斯·迪尔勒费（Carlos Dieulefait）一起工作。前面两位都是为了躲避欧洲法西斯主义而移居到阿根廷的。一个人一旦进入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轨道，就会留在那个轨道上。因此毫不奇怪，第二份申请获得了到美国的研究基金。在那里，拉瓜迪亚将访问各种机构，为指导蒙得维的亚大学工程学院的数学、统计学研究和教学做准备。

RF，Record Group 10.1，ser. 323E，box 88，folder “Torres Diaz，Guillermo.”
另一位早期洛克菲勒数学研究基金获得者，墨西哥的吉列尔莫·托雷斯·迪亚斯（Guillermo Torres Diaz）在洛克菲勒的档案里留下了较完整的文件线索，显示了申请直接研究基金需要的信件类型。
托雷斯在美国国务院奖学金的资助下，从1947年秋季学期到1949年春季学期，由所罗门·莱夫谢茨（Solomon Lefschetz）指导，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其国务院奖学金资助快要结束时，为了能够完成学位，他向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了申请。根据“HMM”在其申请表上的注释，由洛克菲勒基金会给予其9个月的补充资助是一个可以实现的任务。莱夫谢茨的几封信为“米勒博士”提供了对候选人的热情洋溢的评价以及几点有关的背景信息，特别是关于候选人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情况。“HMM”在这些信件上写下了更为详细的意见和评估，档案中还包括标有“HMM”的米勒在1949年和莱夫谢茨、1950年和托雷斯的私人会面的报告。后一份笔记记录了米勒和托雷斯之间的一次讨论，有关能否对其奖学金期限稍做修改以便他能够参加1950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这个大会在麻省剑桥召开，时间恰好是洛克菲勒资助计划结束几个月之后。作为一般规则，正式的信息以书面形式传递给“米勒博士”，而“HMM”把那些信息和他从私人谈话中收集的信息整合到他的研究基金材料中去。

“美好的愿望”：科技资助与政治立场的冲突

Barany，“Fellow Travelers and Traveling Fellows”；Barany，“Distributions，” chap. 4. 亦见Vania Markarian，“José Luis Massera，matemático uruguayo：Un intellectual comunista en tiempos de Guerra Fría，” Políticas de la memoria 15（2014-2015）：215-224。
拉瓜迪亚的蒙得维的亚同事何塞·路易斯·马塞拉就比拉瓜迪亚困难得多，因而留下了文件线索，更为详细地展示了米勒的官僚化进程。我已在其他地方详细讲述了这些困难，它们包括：从战时旅行，到寻找合适的导师，到避开外交上和联邦调查局对其共产主义政治立场的反对，以及它们带来的许多数学、政治背景及后果。
虽然有许多复杂情况，但根据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标准来看，给予马塞拉的研究基金最终是非常成功的。它将他和美国杰出的研究人员联系起来，并通过通信、发表论文和其他专业活动使这种联系变得持久。在此，我将再次审读马塞拉在洛克菲勒的档案，对米勒培养的、为了研究基金成功而调用的许多不同种类的个人和行政关系进行分门别类。

马塞拉在洛克菲勒的文件线索始于斯通1944年4月给美国泛美事务办公室的报告，它被和斯通的战争政策委员会的其他文件归档在一起。在信的开头，斯通抱怨说，南美的“政治和地理的分裂”，使得在此大陆的知识精英们很难跨越国境获得培训和工作——斯通希望，在与美国的双边交流之外，洛克菲勒基金会能够通过促进在该大陆内的交流来弥补这种情况。在此米勒（作为“HMM”）用红字备注道：拉瓜迪亚已经在斯通所建议的那种安排下，从乌拉圭到了阿根廷。由于各种制度原因，斯通起初建议把重点放在把拉丁美洲的数学家送到美国培训，而不是让美国的数学家南下去影响那里的教学人员。斯通评估了那里数学教育和科研的情况，例如，他这样写道：阿根廷的胡利奥·雷伊·帕斯托（Julio Rey Pastor）“有广博的数学知识和很好的讲解天赋”，但是“似乎没有组织和促进数学家群体兴趣的天赋”。

关于蒙得维的亚的数学家，斯通写道，拉瓜迪亚此时在哈佛大学（受洛克菲勒资助），和“他联系的是马塞拉教授”。他观察到，“这两个人都不到40岁，在数学方面有非常强烈的兴趣、受过良好的训练，对难题有很好的判断力”，并对他们作为研究人员的潜力做了进一步的评论。在信的末尾，斯通把马塞拉列入了他认为在美国应优先给予研究基金的6位数学家名单。

Halmos to Stone，Nov. 15，1951，Paul R. halmos Papers，box 4La74，“Uruguay” folder （hereafter Halmos Uruguay file），Archives of American Mathematics，Dolph Briscoe Center for American History，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斯通的信件帮助确立了马塞拉作为研究基金候选人的可信度，但是并不足以确立他的候选人资格。然而，斯通不只是访问和报告南美的机构，还和那里的数学家谈论美国和到美国培训的机会（包括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机会）。这样的谈话，给了雄心勃勃的年轻学者充分的机会去直接和间接地了解可能的研究基金。关于如何申请这类研究基金，他们所知甚少，因此米勒和他的同事在这个地区建立的个人联系，在把未来的基金获得者和研究基金项目联系起来方面起到了辅助作用。一位被美国来访者描述为“当地的一位大人物”的人
，即乌拉圭蒙得维的亚的工程学和物理学教授沃尔特·希尔（Walter S. Hill），为马塞拉起了这种辅助作用，他直接和米勒联系，还向马塞拉提供了米勒的联系方式。

Hill to Miller，May 15，1944，RF，Record Group 10.1，ser. 337E，box 56，“Massera，Jose Luis” folder （hereafter RF Massera）.Massera to Miller，May 19，1944，完整版译文见“BTR” on June 1，1944，RF Massera。
希尔的信先到达米勒那里，最初和其他涉及蒙得维的亚物理学家的信件归档在一起。
马塞拉本人几天后也写了信，这封信的英文译本以及希尔关于马塞拉的信件的部分副本，构成了马塞拉的洛克菲勒研究基金档案的早期内容。
（根据韦弗的回忆，尽管米勒熟练掌握了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法语，他的注释表明他主要根据洛克菲勒工作人员安排的英文翻译件来处理西班牙语信件。）希尔的推荐信很简短。他把马塞拉描述为“一个有着特殊才能和背景的年轻人”、“一个极具教学天赋的聪明学者”。马塞拉本人写了更长篇幅的信件描述他的研究，表达了“我渴望完善我的知识”（mis deseos de perfecionar mis conocimientos）。翻译者将此译为“我渴望丰富我的知识”（my desire to broaden my knowledge）。尽管西班牙语更为准确地表明了马塞拉的追求：“perfeccionar ”通常意味着培训发展，而“conocimientos ”表示熟悉和理解，不仅是事实知识。显然，信件的翻译和接收表明，马塞拉大大高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官员们对他的研究细节的兴趣以及他们理解他的研究的能力。他主动提出给他们寄重印本，并且提到了出版的著作和某些专业术语。翻译者曲解的翻译表明翻译者并不熟悉这些术语，因而没有引发米勒的评论。

Miller to Hill，June 2，1944，RF Massera.
相反，米勒指出了几点缺失的信息，对他来说，这些信息更为相关。在收到了翻译的马塞拉的信件后，米勒写信给希尔，要求提供有关马塞拉的婚姻和就业状况的信息，特别是他是否有妻子希望到美国与他团聚，以及他是否能够在研究基金结束后回到一个全职岗位。
这些信息对于可能的研究基金获得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拉瓜迪亚的文件里也强调了这一点，因为基金会旨在资助那些已经在当地学术机构站稳脚跟的人，这样他们能够把在研究基金资助下获得的经验和训练立即用于改进那些机构。洛克菲勒官员们希望鼓励交流而不是移民。米勒也提到了他自己即将对乌拉圭进行的访问以及他打算亲自与马塞拉（以及希尔和其他当地联系人）会面。正如在欧洲那样，米勒继续利用这样的旅行来建立和加强个人联系，然后纽约的洛克菲勒总部通过通信来保持这些联系。

Miller to Laguardia，June 2，1944，RF Massera.Massera to Miller，June 15，1944，完整版译文见“BTR” on June 28，1944，RF Massera。Magi to Miller，June 22，1944，英译见（可能是）July 11，1944，RF Massera。Laguardia to Miller，July 2，1944，RF Massera.
然而，米勒并没有等希尔（或者说就马塞拉而言）提供那些缺失的信息。在他给希尔写信的同一天，他也写信给拉瓜迪亚，信中提到“我们的朋友沃尔特·希尔”，并且要求相同的详细信息，希望能够在他前往乌拉圭旅行之前，对马塞拉的研究基金前景提出一个初步的评估。
写信给拉瓜迪亚的谨慎被证明是毫无必要的，因为希尔直接把米勒的询问告诉了马塞拉，马塞拉本人很快就给米勒写信告诉其详细的答案。
关于全职就业问题，马塞拉解释道，“在我的这个国家，我们不清楚这个表达的确切含义”，他描述了他的教学和学术计划以及他经常参加的政治活动。他还解释说，他已经结婚并且想知道他的妻子（一位艺术家）能否“作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研究基金获得者，而不是作为陪伴者”陪他一起去美国。马塞拉还请工程系主任给米勒写了一封支持的信。
拉瓜迪亚也回复了米勒要求了解相关信息的信，介绍了马塞拉的家庭情况、就业状况和政治倾向。

Well to Miller，Oct. 20，1944，RF Massera.Massera to Miller，Oct. 30，1944，译文见“MLS” Nov. 17，1944，RF Massera。Miller to Well，Nov. 3，1944，RF Massera.
为了马塞拉的正式申请、体检和有关的审查和文案工作，米勒求助于离该地区最近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官员。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卫生部的哈克特（L. W. Hackett）和韦尔斯（C. W. Wells），代表那些官员转来了马塞拉的健康记录并且对他的行程和签证申请表达了看法，这似乎是例行公事。
此后不久，马塞拉继续跟进米勒，详细介绍了他的其他安排和学术计划，并附上一封未来的斯坦福大学导师的信。
米勒给韦尔斯回了信，以确保马塞拉的行程中包括在他计划路线沿途的南美的适当数学中心停留，并强调了向蒙得维的亚领事馆为马塞拉申请签证的重要性。
1945年4月，由于马塞拉签证情形恶化，米勒重读他的档案副本中的这封信并在注释中引用了韦尔斯的官方日记以及关于他获得签证担保的11月的记载。

事情的发展超出我们的想象。在这个阶段，马塞拉的研究基金似乎是例行公事。“HMM”——从洛克菲勒的纸堆里挖取背景知识的收集者和注释者；“米勒博士”、“米勒先生”、“小哈里·米尔顿·米勒”——以相对正式的身份与基金会联系人进行官方通信的官员，米勒主要是在这两种身份之间交替转换。尽管他和希尔、拉瓜迪亚的通信中的称呼和签名没有出现在马塞拉档案的摘录中，但在与那些信息提供者交往的非正式信息收集中，米勒很可能采取了更接近非正式称呼“Dusty”的方法。由“米勒博士”协调的研究基金的正式机制，在此依赖于“HMM”和“Dusty”的工作，即确立马塞拉作为候选人的可行性和预测即将出现的需求。马塞拉的文件线索这么长、这么丰富，部分原因是“HMM”和“Dusty”在后一项任务中有些力不从心，留给了米勒一系列难题，而这些难题的解决需要求助于全部的三种主体姿态。

签证的管制：御敌于国门之外

Well to Miller，Oct. 20，1944，RF Massera.
1944年11月和12月期间，米勒继续写信，和马塞拉讨论研究基金的学术细节，和工程系主任讨论马塞拉在国内的基本情况，和韦尔斯讨论签证和其他规定的阻碍。来自韦尔斯的一封12月5日的信指出，马塞拉一直没有说明的政治活动包括在当地共产党担任领导职务，这在洛克菲勒总部引发了一阵讨论。
当这封信被传阅、内容被讨论时，纽约的官员们在此文件上加上了他们名字的首字母，并在上面注上了新的进展。

在此，直到这封信签上“HMM”和其他官方称呼，在洛克菲勒后院引起轩然大波后，一封写给“米勒先生”的相对镇静的信的重要性才显现出来。一张似乎在米勒手上的便条（显然是写给自然科学部副主任弗兰克·布莱尔·汉森[Frank Blair Hanson]的）上写道，“你的回应是什么？”结果引出了一个用铅笔写的回答，说基金会并不关心基金获得者的政治背景，“除非它们会影响基金获得者在其自己国家的未来”。

Sparks to Miller，Jan. 4，1945，RF Massera.Hackett to Miller，Jan. 23，1945，RF Massera.Wells to Miller，Feb. 8，1945，RF Massera.
在韦尔斯的敦促下，美国驻蒙得维的亚大使馆的一位领事在1945年1月给米勒写信，告诉他大使馆准备给马塞拉发放签证，并建议他要跟进在华盛顿特区的国务院的进展。
国际卫生部的刘易斯·哈克特（Lewis Hackett）在1月中旬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办公室，给“Dusty”写了一个私人便条，告诉了后者他要和韦尔斯一起访问蒙得维的亚的计划，并且开玩笑说，米勒最好警告斯坦福的人们要防备马塞拉的共产主义，以防他“试图改变他们”。
把信写给“Dusty”，使得哈克特可以转换腔调，分享玩笑，并且在有关研究基金管理细节的正式交流之外表示同情。在蒙得维的亚的旅行结束之后，韦尔斯向“米勒先生”通报了马塞拉的行程和体检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一切似乎都进展得很顺利。

Pierson to Miller，Mar. 7，1945，RF Massera.Inter-Office Correspondence，Apr. 27，1945，RF Massera；亦见载于1945年11月29日部门通信下的“HMM”11月30日的手写便签。由于米勒是部门间文件的第一位收件人，对其他翻阅文件的人而言，他在文件上的批注会成为文件记录的一部分。
然而，在3月，华盛顿的一位国务院官员给“Dusty”写了一封密信，解释说马塞拉的共产主义确实阻止了他的签证颁发。
在此请注意，一方面，米勒和国务院的某个人关系很熟，所以收到了这样一份通知，称呼中用了他的绰号。另一方面，这种熟悉关系并没有帮助米勒避免对马塞拉的签证前景的尴尬误读。为了和国务院的建议保持一致，洛克菲勒基金会在4月取消了打算给予马塞拉研究基金的提议。那个月的一份基金会内部备忘录（签名为“HMM”）表明，米勒和对他们的国务院同行表达了生气并且迫切要求解决问题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官员（包括米勒）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
他们考虑的一个可能性是在联邦调查局的部分监视下接纳马塞拉，而且在旷日持久的谈判后，这成了美国政府的行动方针。作为基金会的核心人物，韦尔斯继续和蒙得维的亚大使馆交涉，并且和“米勒先生”或“米勒博士”通信告知最新进展。与此同时，基金会决定，在恢复马塞拉的研究基金计划之前，等待国务院的肯定保证。

Wells to Miller，Jan. 3，1946，RF Massera.Peerson to Miller，Mar. 4，1946；Miller to Wells，Sept. 13，1946；and intervening letters；all in RF Massera.HMM Diary，Oct. 23-26，RF Massera.
他们的耐心在1946年1月初得到了回报。蒙得维的亚大使馆的文化专员给韦尔斯打电话，告诉他美国司法部部长已经批准马塞拉到洛克菲勒基金会选定的机构学习数学。
在此，该基金会已经在美国政府机构中建立起声誉，是一个国际科学交流的信誉良好、不带政治色彩的中间人。这种声誉是通过在战间期以及（特别是）战时在正式和非正式环境中的广泛接触形成的。这种声誉为美国移民机构的最高层官员留下了空间，韦尔斯告知了米勒并为马塞拉预期的启程做好准备。3月国务院向“米勒博士”证实了这一进展。米勒、马塞拉和韦尔斯随后恢复了与蒙得维的亚和斯坦福学者的正式联系，以修改马塞拉的行程并进行后勤安排。
作为南美之旅的一部分，米勒在1946年10月回到蒙得维的亚并且报告说，令他沮丧的是，马塞拉的政治活动（现在包括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竞选乌拉圭国会议员）继续使得他的美国之行不稳定：“大使馆官员们……觉得，如果他们签发了签证，那么他们会受到咒骂；如果他们不签发签证，他们也会受到咒骂。”为了在洛克菲勒官僚机构内部讨论这一观察结果，米勒把这事告诉了沃伦·韦弗，他用正式的称呼记录了这事：“和WW讨论——HMM。”

Massera Sparks to Miller，Dec. 4，1946，见Caldwell to Miller，Jan. 8，1947，RF Massera。
然而，就是那次为米勒提供了那点情报的使馆之行，也给了他如何行动的办法。他在1946年12月2日给他的大使馆联系人发了一封电报，这能够确保他收到一封日期注明为12月4日的回信，向他保证马塞拉最终会获得签证，尽管这封信的递送需要进一步电话询问在华盛顿的国务院联系人。
马塞拉在3月前往斯坦福。

接触和回应：科技资助的运作

Miller to Massera，Jan. 10，1946；HMM Diary，June 13-14，1947；both in RF Massera.参见如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Headquarters File 100-HQ-341838，sec. 01，Office Memorandum，Apr. 8，1947；sec. 02，Scheidt to Director，Mar. 6，1948；and Lemaitre report Feb. 7，1949.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Headquarters File 100-HQ-341838，sec. 01，SF （San Francisco bureau）file number 100-27215，report of Jan. 2，1948，p.9. Cf. Headquarters File 100-HQ-341838，sec. 01，Office Memorandum，Apr. 8，1947.Miller to Massera，Sept. 10，1947；HMM Diary，Sept. 15，1947；GRP （Gerard Pomerat）Diary，Oct. 6，1947；LWH Diary，Mar. 12，1948 （meeting with Laguardia in Montevideo）；HMM Diary，Apr. 27，1948，with several annotations；HMM notes，June I，1948；all in RF Massera.HMM Diary，Oct. 13-15，1948，RF Massera.
然而，米勒的工作并没有随着马塞拉的出发而结束。当他们在行程中相遇时——无论是在中美洲中转，还是有一次在加州，只要一有可能，他总是试图和马塞拉见面并为洛克菲勒档案留下记录。
1947年初联邦调查局开始对马塞拉感兴趣之后，就经常和（以“哈里·米勒博士”[Dr. Harry M. Miller]的身份的）米勒联系。
根据相关的评语推测，米勒可能就是从洛克菲勒基金会为联邦调查局提供有关马塞拉的内部消息的匿名“消息来源K”，其中包括一个便条，上面写着“基金会知道马塞拉的共产主义背景，但是它授予他研究基金只是因为他的知识素养而不考虑其政治信仰”
。如果他的联邦调查局的档案可信的话，马塞拉在他的研究基金期间，为了学术、政治和旅游，在美国各地广泛活动。虽然马塞拉的数学联系人毫无保留地赞扬了他的严肃认真和学术奉献，但是在证明或回应学术问题方面，马塞拉能做的事并不多。唯一的例外是，马塞拉和他的斯坦福导师共同决定：马塞拉最好是去纽约大学和普林斯顿学习；这时，米勒转向了他熟悉的后勤中介事务，使得马塞拉可以换地方。
在研究基金项目结束后，米勒再次来到蒙得维的亚会见了马塞拉并且记录下他最近的学术和政治活动，包括后者的短暂入狱。

•••

关于马塞拉和拉瓜迪亚试图出席国会的进一步细节和背景，参见Barany，“Distributions，” 223-228。HMM Diary，Oct. 13-15，1948，RF Massera.
马塞拉的政治主张对洛克菲勒基金会内外的其他人产生了许多影响。他和拉瓜迪亚都希望在1950年夏回到美国，参加主要在哈佛大学举行的战后第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
他们最初担心的经费问题，可以从专门帮助外国数学家参加大会以及参加与大会同时举行的、为恢复国际数学联盟的组织会议的基金中得到资助。然而，离大会开始已不到一个月，拉瓜迪亚和马塞拉到美国旅行的签证都还未获得批准。他们认为拖至这么晚，失败的一个原因是马塞拉，而且拉瓜迪亚很快就发现，他和马塞拉的职业联系足以引起美国驻蒙得维的亚领事对自己的意识形态产生怀疑。确实，米勒早在1948年就了解到，蒙得维的亚的美国大使认为这两位乌拉圭数学家在政治上有联系。尽管有米勒的保证，这位大使仍发誓要谴责洛克菲勒基金会未来对拉瓜迪亚的任何资助，而且米勒想，“现在大使馆的档案里也许写着，他[米勒]也是一位共产主义者”
。

Laguardia to Kline，Aug. 8，1950，Laguardia Papers，box 17，folder 9.Record Group I. I，ser. 200D，box 125，folder 1546，RF.Excerpt from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Bufile 100-387157，Chicago，IL，report of Jan. 16，1953，P. 15，released pursuant to the author's FOI/PA request no. 1305216-0.
时间越来越紧迫，拉瓜迪亚向这位领事抗议说：“无论如何，我没有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而且]我不属于任何政党或任何有政治意义的文化组织。”
与此同时，美国的数学家（包括斯通）和古根海姆基金会官员们一起游说蒙得维的亚领事、美国国务院以及其他人以寻求尽快解决问题。经过多方努力，拉瓜迪亚终于在当月中旬拿到了签证，正好赶上他出发去参加国际数学联盟会议和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纽约参加前者的聚会时，拉瓜迪亚与米勒会面。米勒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档案里记下了这件事。
即使在这一系列事件之后，美国政府官员仍然对拉瓜迪亚持有怀疑。在评估另一位在1951年到1952年之间从美国到乌拉圭访问的数学家保罗·哈尔莫斯（Paul Halmos）时，联邦调查局记录道，“一位通常可靠的提供消息者”告诉他们在蒙得维的亚的线人，“据报道”，拉瓜迪亚（他帮助安排了这次访问）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
。

“A Mathematician in Uruguay” （typewritten account），pp.42-43，Halmos Uruguay file.Halmos to Stone，Oct. 15，1951，Halmos Uruguay file.
在访问期间，哈尔莫斯清楚地意识到了美国官员对该地区疑似共产主义的持续关注。哈尔莫斯报告说，蒙得维的亚的美国文化专员想让他“做点低级的间谍工作”，包括渗透到乌拉圭大学生联合会。他尴尬地拒绝了那项任务，但是后来那位专员又问他怎么看“拉瓜迪亚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这种说法，哈尔莫斯回答说：“我觉得这是我听到过的最该死的胡说八道。”
在访问期间，哈尔莫斯向马歇尔·斯通报告说：“根据我的个人观察，我认为马塞拉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和马塞拉“要么边喝茶边讨论天气，要么他告诉我他的希尔伯特空间课程的内容，以及他目前正在研究微分方程的哪一部分”。哈尔莫斯发现马塞拉“非常愉快”和“平静”，他不会“大肆宣传”，是“研究所里唯一一个真正工作的人”
。

Halmos to Stone，Oct. 15，1951，Halmos Uruguay file.Halmos to Ambrose，Oct. 23，1951，Halmos Uruguay file.
与此同时，哈尔莫斯遇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某个米勒先生”并和“米勒”交换了情况，他从拉瓜迪亚处得知，这个研究所的雄心“是能够获得洛克菲勒的资金……当米勒有一天发现马塞拉是研究所里的大人物并且是个共产主义者时，就会炸开锅”，尽管“拉瓜迪亚和米勒的模糊友谊仍然保持着，但是没有迹象表明有钱易手”
。在给另一位通信者的信中，哈尔莫斯谈到，他观察到马塞拉是“一个真正和蔼、热情[原文如此]、友好的家伙和相当好的数学家”，马塞拉“毫不掩饰”自己是“当地共产党的一个非常活跃的成员”，但是“设法把自己的职业生涯和政治生涯谨慎地分开”。哈尔莫斯声称，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某个星期一”知道了马塞拉的共产主义，在星期二就“中断了关于资助的协商”。
因此，尽管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官员能够在政治上不表态，然而，外人显然能看出，他们的行为方式是把自己和过于自由地或公开地资助冷战对手的意识形态包袱隔离开来。

WW to CIM，Nov. I，1949，Record Group 3.1，ser. 900，box 25，folder 199，RF. 感谢约翰·克里格提醒我注意这些记录并向我分享了他的复印件。WW to CIB and LFK [Vice President Lindsley F. Kimball]，Feb. 6，1952，RF，Record Group 3.1，ser. 900，box 25，folder 200.WW to CIM，Nov. I，1949，Record Group 3.1，ser. 900，box 25，folder 199.
米勒在南美的争吵，成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官员内部评估有关共产主义者及其旅伴资助的项目和政策的关键案例。归档于“项目和政策——国家安全”类别的一份1949年11月由WW（沃伦·韦弗）写给CIB（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切斯特·巴纳德[Chester I. Barnard]的官方名字）的便条解释道，“HMM和这个洲的某些文化专员进行过非正式的谈话”，因此他也许“提前知道（这看起来很清楚），某个人的签证可能会被拒绝”
。正如韦弗在后来的一次讨论中详细说明的那样，米勒保持这种非正式联系并且尽可能地轻描淡写的方法，体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外交策略的一般原则，即精心维护其“作为一个非政治机构的极其宝贵的声誉”。
巴纳德似乎否认知道过去有共产主义者受到资助，对此韦弗觉得有义务纠正他，便指出马塞拉自从他的洛克菲勒研究基金结束以来，“在共产党内一直非常活跃”，“他是一位优秀的数学家，这仍然是事实，”韦弗解释说，“但是我们对他的资助一直受到批评，这也是事实。”

WW to CIB，Jan. 4，1950，RF，Record Group 3.1，ser. 900，box 25，folder 199.WW to CIB and LFK，Feb. 6，1952，RF，Record Group 3.1，ser. 900，box 25，folder 200.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Headquarters File 100-HQ-341838，sec. 01，memo，Mar. 4，1947，and report of Charles G. Campbell，Aug. 21，1947.
在后来的一个便条里，韦弗承认了一项从国家安全角度出发的资助理论物理学，特别是“原子或核物理学”的特别策略，这是基金会一般不同意的。这个规则的例外是基金会对圣保罗物理学家的资助，因为那是“里奥格兰德以南的、唯一一个在进行真正的现代物理学研究的地方”，而且同样相关地，它那时是和美国保持着良好外交关系的国家。
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韦弗可以把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更广泛的动作从物理科学转向生物学和农业，作为“从安全内容角度来看的”一种简化，因为后者“大多无害”。
事实上，联邦调查局确实对马塞拉在加州学习核物理学的潜在可能性表示了担忧。而且官员们对获得资助者学问粗浅的熟悉所产生的副作用就是，他们没有能力说出这种担忧是否有道理。

然而，对基金会的明显不一致的一个更为完整的解释，可以植根于我们在米勒的研究基金管理中已经认识到的，以及在更为宽泛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政策讨论中得到反映和概括的多重主体地位。在此，政治和意识形态被安全地限制在非正式的和官方的交流之中。这些幕后的对矛盾和复杂性的承认，使得官员们能够采纳代表基金会的正式的主张，这既促进了基金会的利益，又不损害其幕后运作的能力。在此，基金会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官僚实践和社交能力的连续性，极大地调合了官员们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环境下活动的不连续性。

结语

前面对哈里·米勒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三重角色的分析，并不取决于角色和自我的严格划分的可能性，而是取决于对那些仍然可以区分的身份的不断相互重叠的认识。在执行对马塞拉研究基金项目的审查时，米勒以正式的米勒博士、非正式的Dusty和幕后的官僚HMM等不同身份，在不同的点上运作，根据手边的关系和指令采用各个姿态。考虑到所有这些多重声音结合在一起：米勒在北美和南美的机构中开展正式与非正式的联系，在多个国家的政府和领事馆进行宣传，以及通过多个洛克菲勒办事处和指挥部门的官员进行协调干预。研究基金的管理工作需要米勒的洲际旅行以及韦尔斯和哈克特的国际旅行，也建立在拉瓜迪亚、斯通和其他人的旅行之上。政治问题混入后勤问题，然后和知识、机构问题合为一体。即使几乎所有人都支持这个研究基金的申请，只要有一个难对付的实体（在此案例中是蒙得维的亚的领事馆，它拒绝了马塞拉的签证）制造麻烦，就会涉及协商和组织的每一个层面。

马塞拉的研究基金的商定是复杂的，但是人们不应该忽视这个事实，它们这一有着一定特殊形式的复杂性也可以用来解释许多没有发生重大变故的研究基金情况。他的研究基金的复杂性，游荡于外交和管理网络之间，这种网络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政治、经济障碍和模棱两可的情况。但是这个网络也有自己较为隐蔽的弱点和盲点。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官员们对马塞拉作为研究基金获得者的学术活动几乎没有控制或裁决能力。对其研究基金的潜在障碍，他们依赖于非正式的评估，这意味着他们到很晚才会意识到马塞拉的政治参与和活动的后果。其他特殊性和马塞拉的为人有关：他年轻，有事业心，经济和家庭稳定，再加上其他有利条件，使得他能够以其他可能的研究基金获得者无法做到的方式获得关注，以及应对天气延误和其他复杂情况。

Cf. Robert K. Merton，“The Matthew Effect in Science，” Science 159，no. 3810（1968）：56-63.
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物理科学和数学的项目衰落了，但是它们利用把早期慈善模式与冷战时的新结构及特权结合在一起的资源和目标，协助建立了一种模式，奠定了个人的和机构的基础，其他组织（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古根海姆基金会和富布赖特委员会）把这种模式延续到了20世纪后半叶。而且，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发现和培养南美洲内外的科学精英方面发挥了关键的早期作用。这些精英们在国外接受的培训、建立的关系和机构提供的资金，确保了他们在各自的地方享有持续的权威。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制度安排的持久影响，使得其管理风格更具有针对性。官员们为了项目和研究基金所采取的收集信息的方法，形成了一个反馈闭环。借助该闭环，那些和该组织有着较好联系的人就有更多的机会来加强和利用那些联系。
那些（通过有意或无意的方式）拥有将自身纳入基金会轨道的种种国际联系的机构精英们，可以把他们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联系转化为大量的物质和制度资源。

哈里·米勒用自己的能力赢得了朋友，维持了非正式的学术网络，为冷战时期的跨国科学交流奠定了广泛的基础。非正式的关系使得他能够协调旅行和交流，这远远超出了他仅仅通过正式渠道所能做到的。尽管冷战改变了许多正式的外交惯例和考量，它留下了这些相对保持不变的重要的非正式手段。因此，谁是米勒的朋友，或者谁的社交能力和他的相容或不相容，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他用备忘录和报告编织了影响深远的官僚基础结构，而且HMM的对话者们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项目和政策。他打下了杰出的基石并一直为其代言：他的正式讲话调动了资源，成就了事业并指导了机构。

这个分析对于科学跨国史最基本的启迪是，边境的跨越总是多方面的。为了马塞拉和其他研究基金获得者得以成行，大量的文件和其他人必须在国家之间、机构之间多次穿梭。像米勒一样，许多人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途径跨越国境；他们通过与官僚机构合作（绝不是对过去的跨越的简单记录），积累并部署了其他的国境跨越。当往来于国家之间时，他们从来不是仅仅作为一个主体的单一而融贯的个人而来往：跨越始终也是一种分裂，一种划分和地位与机构上的重组。就像在本书其他地方描述的跨国行动一样，跨国计算涉及的人和物绝不会简单地处处一成不变。即便是双边交流，也建立在人员、文件和资源的多边越境流动之上。搞清这些相互作用的主体的多重面貌，能够阐明权力的封闭运作、即兴发挥和偶然性，以及那些支持着跨国努力的来来回回的联系。

致谢

感谢玛格丽特·霍根（Margaret Hogan）、埃米莉·麦钱特（Emily Merchant）以及为本书作出贡献的这次工作坊的参与者，特别是约翰·克里格，感谢他们为本文提出的证据和分析作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