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书写科学技术跨国史

约翰·克里格

C. A. Bayly，Sevn Beckert，Matthew Connelly，Isabel Hofmeyr，Wendy Kozol，and Patricia Seed，“AHR Conversation On：Transnational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III，no. 5（2006）：1441-1464；Ann Curthoys and Marilyn Lake，eds.，Connected Worlds：History in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2005）；Akira Iriye，Global and Transnational History：Past，Present and Future（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13）；Emily S. Rosenberg，Transnational Currents in a Shrinking World（Cambridge，MA：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Pierre-Yves Saunier，Transnational History（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13）；IanTyrell，“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an Age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6，no. 4（1991）：1031-1055；Ian Tyrell，“Reflections on the Transnationl Turn in United States History：Theory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4，no. 3（2009）：453-474. Among historian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ee Martin Kohlrausch and Helmut Trischler，Building Europe on Expertise：Innovators，Organizers，Networker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4）；Hohn Krige，“Hybrid Knowledge：The Transnational Coproduction of the Gas Centrifuge for Uranium Enrichment in the 1960s，”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45，no. 3（2012）：337-357；Michael Neufeld，“The Nazi Aerospace Exodus：Towards a Global，Transnational History，” History and Technology 28，no.1（2012）：49-67；Asif A. Siddiqi，“Competing Technologies，National（ist）Narratives，and Universal Claims：Towards a Global History of Space Explorat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e 51，no. 2（2010）：425-443；Simone Turchetti，Nestor Herran，and Soraya Boudia，“Introduction：Have We Ever Been ‘Transnational’？ Towards a History of Science across and beyond Borders，”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45，no. 3（2012）：319-336；Erik van der Vleuten，“Towards a Transnational History of Technology：Meanings，Promises，Pitfalls，” Technology and Culture 49，no. 4（2008）：974-994；Erik van der Vleuten and Arne Kaijser，eds.，Networking Europe：Transnational Infrastructures and the Shaping of Europe，1850-2000 （Sagamore Beach，MA；Watson Publishing International，2006）；Zuoyue Wang，“Transnational Science during the Cold War，” Isis 101（2010）：367-377；Zuoyue Wang，“The Cold War and the Reshaping of Transnational Science in China，”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Global Cold War，ed. Naomi Oreskes and john Krige （Cambridge，MA：MIT Press，2014），343-370.Rosenberg，Transnational Currents in a Shrinking World，II.
现在，在学术史的许多领域，“跨国”（transnational）研究的方法已经非常成熟。
通过放弃以民族—国家（nation-state）之间关系作为分析单元的做法，跨国的棱镜放大了纵横于国家边境的不同人们、不同地方之间相互依赖的复杂关系。科学和技术似乎特别适合于这样的分析。它们是大规模的复杂社会机构的产物。这些机构至少在原则上超越了国与国、国与洲的边界。然而，即使（技术）科学的实践和传播似乎要求跨国研究的方法，我们也不能说它们的编年史（特别是较近时代的）已经证明足以达到此目的。政府在科学、技术和开发日益增多的投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差不多是鼓励仅限于在国家框架内展开科学技术活动及成果的研究。主要在地方、地区和国家层面组织科技的档案馆与机构又加剧了这种视野的窄化。本书收集的论文要求我们与其优先考虑地方环境，不如退后一步，首要把国家层面的活动者和机构作为跨国网络上的节点来研究，这些网络通过“雄心壮志、专门知识和各种各样的联盟”
把人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Bernhard Struck，Kate Ferris，and Jacques Revel，“Introduction：Space and Scale in transnational History，”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33，no. 4（2011）：573-584.James Secord，“Knowledge in Transit，” Isis 95，no. 4（2004）：654-672，at 655.Wiebe E. Bijker，Thomas P. Hughes，and Trevor Pinch，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Cambridge，MA：MIT Press，2012）. See also the focus on knowledge in Martin Kohlrausch and Helmuth Trischler，Building Europe on Expertise：Innovators，Organizers，Networkers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4）.
本书中的论文，大多数是2016年在佐治亚理工学院历史和社会学学院举办的专题研讨会上提交过的。在此次专题研讨会上，24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讨论了他们预先提交的论文，对如何书写科学技术跨国史进行了思考。我们发现，把跨国研究作为一种“视野而不是明确的方法”是可行的，这里有许多富矿层（rich seams）有待开放探索。当前以多种形式存在的科学和技术知识已经成为探索对象
，在此鼓舞下，我们要努力抓住其特殊性。詹姆斯·西科德（James Secord）提出，科学史的“中心问题”是“知识如何传播以及为什么会传播”
？显然，这也是技术史的中心问题之一，至少我们认为技术不仅仅是人造物，而且是某种形式的知识，包括默会的（tacit）“知道-怎么办”（专业技术）。这种知识扎根于（用来改变我们周围世界的）物质客体和实践当中。
通过强调知识是如何以及为什么跨境传播的跨国维度，我们把科学技术史的“中心问题”和许多其他历史学家赞同的重要新方法融合在一起，这不会分散我们的目标或者不当地模糊它对跨国进程的贡献。

加着重号的在原书中为斜体。——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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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跨国网络的一个节点流向另一节点的科学技术知识可以采取多种形式。科学技术知识在不同的社会和制度环境中流动，并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社会关系：它可能是默会的，或是用命题表述的，也可能是顶尖的，或者普普通通；它体现在众多实践（实验的、教育的、管理的、政策导向的）以及管制和统治方式当中；它涉及大学、公司、传教士、慈善基金会、国家政府以及地区组织和国际组织。

Charles Bright and Michael Geyer，“Regimes of World Order：Global Integr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Difference in Twentieth-Century World History，” in Interactions：Transregional Perspectives on World History，ed. Jerry H. Bentley，Renate Bridenthal，and Anand A. Yough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5），202-237，at 204. 还可参见Frederick Cooper，“What Is the Concept of Globalization Good For？ An African Historian's Perspective，” African Affairs 100（2001）：189-213。Bayly et al.，“AHRConversation On：Transnational History.”
知识，作为“信息”，作为“技能”，作为“知道—怎么办”，以多种形式跨越国境——有手写的或印刷的（书籍，包括教科书和手稿、书信、报纸、学术出版物、技术报告、蓝图、贸易杂志），或者隐含在设备（如惯性制导系统）当中，还有活体形式（如人和克隆动物）。现在，先进的通信技术使得知识的国际传播成为可能。这给人造成了知识（专利和保密的知识除外）能够很简单地在“扁平的”网络世界毫无阻碍地跨越国境的印象。本书收录的论文认为事实远非如此。论文就传播本身进行了探讨，强调各种社会的和物质的限制阻碍了知识的跨境流动。论文作者关注物质文化、日常实践以及被动员起来用以建立和维护跨国网络的地方和国家资源。这些网络把各种社会角色联系到一起，让他们参与生产并分享科学技术知识。他们赞同查尔斯·布莱特（Charles Bright）和迈克尔·盖耶尔（Michael Geyer）的关切：许多关于全球化的著作“倾向于预设世界的（相对）开放性”，而不是分析“建立和保持相互联系（以及竞争和反复谈判）的结构化的网络”
。这是他们关于克里斯·贝利（Chris Bayly）警告说“努力解决把权力因素纳入传播概念这一问题”
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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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McGerr，“The Price of the ‘New Transnational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6，no. 4（1991）：1056-1067，at 1064.
本书主要探讨知识在漫长的20世纪里，特别是1945年后的跨境遭遇。这种分期对知识传播的跨国历史的特殊性，在于科学技术在现代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中日益中心的地位。1945年，科学发现和技术革新成了政治过程的核心。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们用国民生产总值中用于研究和开发的比例来评价一个国家。这种新的评价国家成就的官方尺度根源于地缘政治背景。在此背景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对立。与此同时，去殖民化的进程改变了全球秩序。1945年，51个主权成员国成立了联合国；到1966年，成员国增到122个。在20世纪知识流动的跨国历史中，国家自然成了主要角色（其作用需要进一步解释）。更为特殊的是，作为二战结束后头25年里（如果不说之前的话）世界领先的科技大国，有着构建民主的世界秩序这一雄心壮志的美国，自然投入到了全球规模的跨国网络的建构当中。迈克尔·麦吉尔（Michael McGeer）非常正确（但有点讽刺意味）地指出：“跨国主义可能是某种形式的帝国主义；跨国的世界可能源于一种极讨人嫌的现象：美国强权和美国例外论。”
本书相应地为从事其他时期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研究，为采用空间、时间框架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准、一个参考点。在那些空间-时间框架内，科学技术知识和国家的关系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其中知识跨越国境的流动遭遇了来自不同权力中心的不同模式的管制。

引用Nick Cullather，“Development？ It's History，” Diplomatic History 44，no. 2（2000）：641-653，at 650。他分别提到了Michael Adas，Machines as the Measure of Men：Science，Technology，and Ideologies of Western Domination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9）和 James C. Scott，Seeing Like a State：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8）。
本书特别关注形成（和国境有关的）知识流动的过程，主要分析研究知识的流动与知识作为国家资源的价值之间紧密结合这类情况。当国家的权力和主权以多种形式与知识的获取和控制纠缠在一起，当科学技术的威猛成了国家成就的标志（迈克尔·阿达斯[Michael Adas]），当清楚明了成了管理最重要的至理名言（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19世纪理性主义的两个关键遗产”，国家会肯定自身管理知识传播的权利。
而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却赞美通过“自由市场”实现的解除管理、私有化和个人满足，把国家贬低为一种促进者角色。在此展开的知识跨国史不把知识视为买卖的商品，而是看成培育和保护的资源。知识是这样一种资源：只有当我们追踪其超越国家框架的轨道时（更明确地说，当我们追随知识及其载体穿越以国家主权的名义设立的、对它们的边境通道加以控制的各种复杂机制时），其全部价值才彻底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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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着重分析五个主要观念：旅行的重要性、监管国家的角色、“国境”和“网络”的含义、国籍和政治忠诚的意义、地方和全球的交叉点。具体内容将展现在本书各篇论文当中，本导言的第二部分将对其逐一做简单介绍。总而言之，这些论文深入揭示了科技知识传播中跨国方法的新颖性和重要性，这种“看问题的方式”展示了新颖的、意想不到的、以前被遮蔽的研究社会的维度。

Rosenberg，Transnational Currents in a Shrinking World.
旅行的重要性 我们如何描述知识跨越国境的流动？专题研讨会的参与者批评了诸如“传播”（circulation）和“流动”（flow）的流行隐喻，批评了埃米莉·罗森堡（Emily Rosenberg）用术语“知识流”（current）与电的流动所做的类比。
术语“知识流”淡化了人的主动性和意向性，缺乏目的意识。目的意识在规划由知识行程绘制的路径中至关重要。它可以捕获伴随着现代通信技术遍布全球的“无实体”的信息或“知识”的流动，但是忽略了各种艰难险阻和各种层次的相互作用，这些险阻和作用构成了本书描述的跨国流动。“传播”也暗示了在跨国环境中很少发生“回流”，即在跨国环境中，知识矢量可能是单向地或曲曲折折地偶尔跨越众多的国境。

当然科学技术史学家已经广泛地研究了旅行。参见，例如，David J. Arnold，The Tropics and the Travelling Gaze：India，Landscape，and Science，1800-1856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16）；Marie-Noëlle Bourget，Christian Licoppe，and H. Otto Sibum，eds.，Instruments，Travel and Science：Itineraries of Precision from the Seven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London：Routledge，1992）。
为了避免上述陷阱，本书把体现在人（和物）上的知识流动视为社会成就。它特别关注跨越国境的旅行，把个人及其出国的动机、他在国外和他人接触的动机、改变他人（或被他人改变）的动机作为分析的核心。
旅行需要资金，而与知识流动有关的旅行资金通常来自机构的赞助。无论是地方的、国家的、地区的或国际的机构，它们都有自己支持知识跨国流动的动机。旅行也需要各种文件——护照、签证、出口许可证——授权某人带着知识出国。与之相应，旅行导致了大量官方机构的产生，留下了记录旅行者每一行程的纸质痕迹。这些痕迹揭示了跨越国境的各种条件。然而，大多数旅行者甚至常常意识不到它们。搞清楚旅行如何可能，就能明白旅行者和他们的赞助者之间、部门和管理机构之间的内部协商。这些机构要求人们带着他们的知识“自由地”出国之前，先要满足某些条件（从日常的，如旅行文件，到有争议的，如可接受的政治立场，再到细节的，如你可以去什么地方、可以访问谁，以防危害国家安全或经济竞争力）。正是在这一大堆纸质文件上，国家宣示着它们的主权。旅行也涉及接触、适应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他们工作在陌生的规范形成的制度环境里，反对国外有破坏性的知识入境。把流动看成社会成就的思考，突出了科学技术知识和“知识体”（借用马里奥·丹尼尔斯[Mario Daniels]的愉快的短语——参见第一章）跨越国境所需要的条件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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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参见Roy MacLeod，ed.，Nature and Empire：Science and the Colonial Enterprise，Osiris，2nd ser.，vol. 15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Kapil Raj，Relocating Modern Science：Circul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in South Asia and Europe，1650-1900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7）；Kapil Raj，“Beyond Postcolonialism. .. and Postpositivism：Circulation and the Global History of Science，” Isis 104，no. 2（2013）：337-347.Raj，“Beyond Postcolonialism，” 345.
知识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流动，在理论上有时被人用线性的“转移”模型来描述。这种模型看到了知识的产生之后就是传播，就是“接收端”的地方性角色有选择地适应。这种支撑着“中心-外围”模型的认识论的狂妄自大，本身就是冷战时期的现代化理论的回声。这种狂妄自大也遭到了强调知识生产（不管其在什么地方发生）的地方特殊性的研究的痛击。网络把不同的知识生产点联结在一起，让它们相互分享标准化的知识，为知识的“全球化”生产和传播提供了比中心-外围的“枢纽-辐条”的表征更为丰富的解释。
卡皮尔·拉吉（Kapil Raj）在他关于18至19世纪印度的跨国分享知识——英国官员和当地的专家之间——的研究中走得更远。
他强调了面对面接触作为交往、改变和知识合作生产的场所对于所有参与交流各方的重要性。应该强调的是，正是沿着帝国航海路线的旅行，使得交流成为可能。拉吉指出了“知识制造者本人、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和技能，以及他们在地理上、社会上被取代的过程中改变和重新配置的相互性”
。面对面遭遇（其中跨国的社会角色融化了“国境”）是强有活力的交往。在此交往中，正式的命题知识和默会的技艺知识都在跨国社会角色之间得到交流。它们也可能是发生在陌生的地方，遭受不对称权力关系支配的使人不舒服的、变化的经验。通过超越网络层面，深入到因旅行得以可能的个人之间交流的微观层面，本书中有几章详细讨论了构成跨国知识形态的紧张、误解和冲突，以及富有成效的遭遇。

Joseph Masco，“‘Sensitive but Unclassified’：Secrecy and the Counterterrorist State，” Public Culture 22，no. 3（2010）：433-463；Geraldine J. Kzeno，“Sensitive but Unclassified” Information and Other Controls：Policy and Options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CRS Report for Congress，Dec. 2006，accessed Jan. 11，2018.
监管国家的角色 跨国研究法不再以国家作为分析单位。然而，正如上一段落所暗示的，历史学家打破国家框架，让跨越国境的流动进入视野是一回事，在实践中跨国人员这样做又是另一回事。跨越国家（或地区）边境的流动把监管国家推到了跨国历史的中心。这一点悲惨地体现在那些逃离战火的欧洲难民所身处的巨大困境以及那些受到美国总统2017年1月颁布的料想不到的行政命令影响的国家公民所感受的焦虑中。跨越国境的流动受到或包容或排外的政策左右，受到运用各种工具（从笔到剑）的管制。冷战时期对知识流动的监管，特别需要在下面两者之间取得“平衡”：既要考虑本地实践者需要获取由外国人带入本国的信息，又要考虑外国人在本土出现为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带来的风险。声称知识在“扁平”的世界里自由传播的意识形态，忘记了冷战时期由“自由世界”政府确立的对共产主义者和左倾科学家流动的限制，忽略了现在几乎完全禁止与某些国家（如朝鲜）以及某些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以军事研究为主的机构研究人员分享知识，也忽略了敏感但未保密知识的灰色地带。这些知识受到许多监管政权的管制。它们有选择地歧视某些国家、公司和个人。随着知识的锋刃在现存领域内转移或开拓出崭新的探索领域，这些政权的监管范围也常常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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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ira Iriye，“Internationalizing International History，” in 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ed. Thomas Bender （Berkel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47-62，at 52.
秋田·伊里耶（Akira Iriye）强调了一些新的观点。当国际史放弃了对国与国之间的正式关系的强调，开始探索由非国家角色产生的跨国现象时，才会出现这些观点。
在本书中，国家角色和非国家角色是模糊的。确实，渗透到跨国生活中的监管国家的日常活动不涉及外交和高层政治。但是它们通过在国与国层面建立监管框架、确立跨国流动的条件，深深影响了跨国活动。在那个框架里，我们讨论的跨国者虽然通常没有其作为政府代表的明确角色，但确实是和国家有着各种各样关系的人，而不是那些负责批准跨国流动的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是国家的财富，他们的先进知识很容易成为“软实力”工具的资源，从而模糊了他们的“非国家”的身份。他们中有些人利用了国家驱动的项目，这些项目重视他们的专业技能，旨在向国外推广“美国”价值。有些人利用了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来推进其国家的研究进程。有些人则利用其和监管国家官员的密切联系，为他们赞助的人的旅行提供方便。要牢记的一点是，知识和（改造自然与社会的）力量的联系，有意无意地把非国家角色和在许多活动中相互竞争的国家政府联系到了一起。

Charles Maier，Among Empires：American Ascendancy and Its Predecessor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106-107.Krige，“Hybrid Knowledge.”
“国境”和“网络”的含义 什么是国境或国家边界？查尔斯·迈尔（Charles Maier）写道：“边界部分地是实际的建筑。它既是真实的障碍，又是展示权力范围的地方……边界确定权威，如果边界完全变得形同虚设，管理者就失去了合法性。”
这里的“边界”概念不仅仅是指一个民族国家领土的地理区划的限制。国家的边境不必是物质的，也不必仅仅是有真实的海关和移民区警察维持治安。国境跨越随时可能发生，如外国人出席一场贸易展览，出现在学术报告厅或实验室，或者接受培训学习使用具有双重用途（民用和军用）的先进设备。跨国的“边界”甚至会隐蔽在敏感技术设备中（如用于浓缩铀的气体离心机）。当一个国家拒绝外国人未经允许就接触某些构成其核心技术的知识时，情况就是如此。
边界的工作构成了国境。

一个完美的例子，参见Alison Sandman，“Controlling Knowledge：Navigation，Cartography，and Secrecy in the Early Modern Spanish Atlantic，” in Science and Empire in the Atlantic World，ed. James Delbourgo and Nocholas dew （New York：Routledge，2008），31-51。
监管国家的合法机构做出了分类，把人和知识区别对待：一部分人和知识可以畅通无阻地跨越国境，一部分需要官方批准（签证、出口批文等），违者必罚。这些分类的网格是根据情况，即随着新出现的政治形势（在某种形势下，国家通过对自由流动设立障碍来宣示其权力）而变化的。从历史上来看，国家总是会采取措施来保护其权力所依赖的知识和有识之士的流动。
使本书讨论的时期与众不同的是，知识的产生和传播对于巩固和扩大国家权力变得非常重要。这成了地缘政治的语境。在这一语境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美国国家安全局加强了整个保密系统来管制敏感知识的自由传播。在这种环境里，20世纪50年代，签证政策发展出来了，以针对“知识体”的跨越国境流动。在这种环境里，出口管制范围扩大了，以管制敏感但未保密的技术数据和信息的传播。在这种环境里，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区别发展出来了，通过和美国学术界领军人物的协商，为“基础”知识的跨国传播创造空间，同时使对社会有用的产品和方法（“应用科学”）的更为严厉的管制合法化。在此环境里，“基础科学”是国际化的（internationalized），而“应用科学”是国有化的（nationalized）。

Charles S. Maier，Once within Borders：Territories of Power，wealth，and Belong since 1500 （Cambridge，MA：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6），对H-Diplo Roundtable批评的回应：H-Diplo Roundtable Review 19，no. 3（Sept. 18，2017）。
查尔斯·迈尔在对一本新书的评论中写道，“在数字时代，信息从地方约束中解放出来是否预示了一种后领土式的国家体制？”，或者说，“国家当局是否[会]努力管制数据和交流？无论是通过传统的主权声明还是通过新的技术”。得出这种结论为时过早。我们不要为20亿活跃的脸书（Facebook）用户所迷惑，从而认为覆盖全球的通信技术将把影响知识流动的“地方约束”消融掉，或者认为国家只能求助于主权或监管来重申它们对数据传播的管制。相反，本书有几章强调了国家政府（特别是美国）设计出来的管理知识跨越“国境”流动的工具范围，其中有些是“关于认识的”（把基础研究和专业研究或工业研究区分开来），有些被合法政权奉为神器（出口管制），有些通过国际协议流动（和平利用原子能协会），有些则被纳入保护框架（即保密）。它们让我们看到了各国政府的决心：合作构建知识生产的国家体系以及控制知识在边境内外传播的监管制度。它们的努力也许最终会“失败”或者至少会重新配置，以应对由私有化和去管理化造成的相对的新国际体系的出现和流行。正如迈尔强调的，除去偶然性，目前这些管理“仍然在展示领土性的持久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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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derick Cooper，Colonialism in Question：Theory，Knowledge，History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90-91.
跨国网络联结了遥远的知识产生、交流和获得资助的地方。它们并不尊重边界。人们常常认为跨国网络只不过是可以用二维“地图”上划出的直线来表示的联结，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正如弗雷德里克·库珀（Frederick Cooper）所描述的，这个世界是“一个经济联系和政治联系非常不平衡的空间；它充满着块垒，有些地方权力聚集而其周边权力分散，有些地方社会联系十分密集而其他地方则十分松散”
。科学技术的产生和获得资助的全球不平衡性，要求我们把网络想象成由不同层次的人际交往所构成的波澜起伏的三维结构。跨国者不是简单地从一个地方旅行到一个地方；他们的知识是一种财富，可以用来重新配置存在空间、他们自己、他们拥有的知识。因此，网络不是僵硬的源代码，而是动态的联系。只要网络参与者能够从中获益，它们就会随着时间不断地发展并持续下去。在传统理解的网络中，无论是结点（links）还是节点（nodes），在本书提出的新视角下，都不能被理所当然地认作历史分析的毫无问题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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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惠性（互利感）（reciprocity）是持续和成功地参与网络的必要条件。显然，分享知识的可能性是研究者建立网络来连接不同地方的重要动机。但它不是本书所讨论的知识跨国流动的唯一（甚或是最重要的）理由。维持用户参与网络的互惠性不必仅仅用分享的知识来衡量。例如，对政府来说，跨国联系也可以作为外交政策、经济发展和文化霸权的工具。它们可以内在于建立一个地区性的国家之间的“联邦”体系，可以帮助在当地社区站稳脚跟，也可以为利用本国所没有的资源提供渠道，等等。尽管本书强调将科学技术的跨国流动作为分析的对象，但是我们也认识到，利益相关者建立跨国网络还有许多其他（尽管是相关）的动机。在利益相关者计算互惠性，估算投入时间、金钱和资源来建立和维护跨国网络的价值时，这些动机因素也会被考虑进去。

引于Fiachra Gibbons，“US Is an Empire in Denial，” Guardian，June 2，2003，Niall Ferguson演讲报道。关于现代化，参见David C. Engerman，“American Knowledge and Global Power，” Diplomatic History 31，no. 4（2007）：599-614 以及其中的参考文献。还可参见Daniel Immerwahr，Thinking Small：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Lure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6）。
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主导的、帮助许多挣脱殖民主义枷锁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计划，展示了建立在知识跨国流动支架上的互惠性的多重维度。在工业化的北半球和未“现代化”的南半球之间的知识/权力不对称，为学者、基金会和各种各样的政府部门重塑其社会结构，重塑其精英和农民的身份提供了机会，使它（他）们在社会组织、个人流动性、政治进程和民主价值方面和美国模式一致。杜鲁门（Truman）总统在1949年1月的就职演说“第4点”中保证：要把美国的科学发展、工业进步和“技术知识的不可估量的资源”用于“不发达地区的改善和增长”。杜鲁门一举摧毁了许多国家争取主权的复杂历史和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使它们成了一种一维的“缺失”，一种只有单一解决方法（美国主导的现代化）的普遍缺失。他也使得一种话语（“发展”的语言）变得合情合理。这种话语为所有国家提供了一个可以共享的政策目标，把部分地方、国家精英的地方性梦想和身处工业化强国的自由国际主义者的全球性雄心壮志融合在一起。“发展”的终极目标并不因预设优越性而失去光彩。这种优越性一直鼓舞着欧洲帝国主义强国参与“教化使命”。正如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小乔治·布什[George Bush II]任总统时的国防部长）向半岛电视台电视频道的记者所说的著名声明：“我们不是要建立帝国。”
帮助“不发达”国家迈过连续不断的经济增长的台阶，攀登技术的天梯；在众多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动员“客观的”科学和技术来追求人类进步的善良目标，掩盖了这一使命政治化的弦外之音。

先后参见Stuart W. Leslie，“Atomic Structures：The Architecture of Nuclear Nationalism in India and Pakistan，” History and Technology 31，no. 3（2015）：220-242；Nick Cullather，“Miracles of Modernization：The Green Revolution and the Apotheosis of Technology，” Diplomatic History 28，no. 2（2004）：227-254，at 234，227；Matthew Connelly，Fatal Misconception：The Struggle to Control World Population（Cambridge，MA：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Ricardo D. Salvatore，Disciplinary Conquest：U.S. Scholars in South America，1900-1945 （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16）.
在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国务院以及政府其他部门的资助下，由旅行经济学、农业学、人口统计学、物理学、工程学和社会规划学方面的专家顾问、教师输出的现代化知识流“出”美国。通过正规的培训（例如美国大学的原子核工程的专门课程、印度的实验农场和拉丁美洲的标准化物理学教科书）；通过展示“发展……实际上变成了非常简单的主题，比如一个人看到其邻居做得比自己更好”；通过部署经济，激励并辅以强制（例如印度的“绝育计划”）手段，新的知识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
在互惠的流动中，知识又流回权力的中心处。在此，研究团队对这些知识加以整理，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上。这有助于个人职业生涯，确保了对各种各样学术计划的进一步资助。这些都加强了（它们曾经被假定会削弱）知识和权力的不对称。

Pratt，Imperial Eyes，4.
跨国者重塑了他们输入知识的地方，也重塑了自己。这种重塑利好了某些人，损害了其他人，为那些参与改造计划的人们带来了新机遇，但使那些被排除在计划之外或者反对那些计划的人们边缘化。在帝国或新殖民环境中，这种冲突发生在玛丽·路易斯·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所谓的“接触区”，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相遇、发生冲突、相互撕咬，常常处于统治和顺从高度不对称状态的社会空间”。
当“外来的”和本地的在知识/权力不对称的关系中相遇，外来的会瓦解现行的社会关系，破坏本地的知识和传统，在知识创造和分配的全球政治和经济中，把一潭死水改造成知识生产中心。科学技术跨越国境的流动史，改变了我们拥有的“知识是在哪儿产生的”这一观念，描绘了崭新的创新地图，它帮助我们偶尔在意想不到的相互关系中把许多节点纳入网络。

国籍和政治忠诚的意义 跨国史会赞扬人们通过接触不同文化和生活方式而发生改变的“流动”、“混合”的身份。然而，国家会对这样的模糊感到不安，会尽最大努力去明确那些从事知识生产和跨境传播的人们的国家认同（和政治忠诚[或忠实]）。正如上面所强调的，监管机构的成功运行仅要求只要知识在不同国籍的人们之间交流，就可视为跨越了“国境”。这样的推理假定外国人士对其祖国总是保持着基本的忠诚，因此他们有可能成为敏感知识“泄露”到国外的渠道。国籍是“流动的”，这种说法仅仅是在以下意义上：在跨国者的生活世界里，国籍实质上没有单一的含义。跨国的主体是模糊的混合体，这种模糊的混合淡化了他们的国家认同；他们是有生命的模糊体，和官僚的国家体系追求并推行的清晰性是不相容的。如果国籍不是固定在石头上，而是固定在官方文件的分类框架里，它就是一个包含和排除的社会范畴，可以用来确定某人是否能够享受被正式承认为公民的好处。

Robert K. Merton，“The Normative Structure of Science，” i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3），267-280.
科学国际主义的意识形态不考虑国籍。学术界的成员把自己的身份明确为从事集体性地追求“客观真理”的人，从事发现有关世界的事实、为不同探索者（不论他们的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和政治信念）的团结一致提供坚实基础的人。他们对普遍科学的忠诚超越了对国家的关心。他们谴责由国家干预（除战时外）的阻碍知识国际传播的企图。在众多模式的国际科技合作的建构中，这份遗产有着当代的表述。它们也是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的（像表述在普遍主义规范中的）科学精神的当代表述：科学界在评价真理主张的有效性时，不考虑参与者的种族、国籍、文化和性别。

Geert J. Somsen，“A History of Universalism：Conceptions of Internationality of Science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Cold War，” Minerva 46（Sept. 2008）：361-379.Michael J. Mulkay，“Norms and Ideology in Science，”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5，nos. 4-5（1976）：637-656；Ian I. Mitroff，“Norms and Counter-Norms in a Select Group of Apollo Moon Scientists：A Case Study of the Ambivalence of Scientis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9，no. 4（1974）：579-595.
这种“国际的”范围是有限的。
这种在学术界为科学国际主义所欣赏的高调，模糊了受国家或意识形态理由“管制的”合作、不能分享的论文、限定什么能说的自我审查、那些首先不被允许参加“国际会议”的国家及其国民。在实践中，对默顿的每一条规范，我们都能找到相反的规范，这不值一提。
同样不值一提的是，社会建构的身份标准把许多个人排除在跨国网络之外——这一符咒也变成了“相反的规范”。科学国际主义是多种形式的，有助于构建跨境分享知识的学者共同体。当这些学者面对好战的国家主义政权时，科学国际主义为他们提供了团结的基础。而且，正是易变的意识形态承认，知识和权力的联系要求知识“国际”传播的范围限制于某些人——他们的国籍或政治忠诚不会对国家利益造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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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Hohn Krige，“National security and Academia：regulating the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of Knowledge，” 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 70，no. 2（2014）：42-52；John Krige，“Regulating the Academic ‘Marketplace of Ideas’：Commercialization，Export Control，and Counterintelligence，” Engaging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1（2015）：1-24。这种“艺术”展现于John Krige，Sharing Knowledge，Shaping Europe：U.S. Technological Collaboration and Nonproliferation（Cambridge，MA：MIT Press，2016）。
知识通过学术刊物、专题研讨会和学术会议来进行国际传播，并不意味着国籍和政治忠诚在有关科学交流的跨国研究中是无关紧要的分析范畴。它只不过表明，我们讨论的跨国交流是围绕着那些不被监管国家视为危害国家安全或经济竞争力的知识建立的。这些知识在某些参与者之间分享，和他们对任何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信条的忠诚无关。
知识受控制的流动和自由传播是合作得以构建的空间，其界限由国家机构确定并实施。知识是国家的资源。国家管理的艺术在于它有助于确定那些区分什么样的知识可以和谁（或不能和谁）分享的政策和手段。
研究界愿意根据对国家或政治的忠诚来拒绝传播知识给他人，这表明他们把国家管理体制的价值国际化；这一体制强加了一些限制，超过这些限制知识就不能自由流动）。庇护是有代价的。

地方和全球的交叉点 跨国者造就了个人传记的微观层面（奖励）、监管国家规定的国家层面，和由许多地点（在那里，随着旅行者从天而降，旅行者的知识从一个国家流动到另一个国家）构成的“全球”的各种层面的联系。这些由不同层面跨国流动“形成”的不同规模的联系松散地耦合在一起：说“松散地”，是因为这种联系是偶发的，把它们串起来组成网络的线索，可能被发生在任何层面料想不到的未做规划的发展突然扯断。这些线索可能是相对世俗的，如合作者个人之间的争吵；可能是相对频繁的，如资金支持的中断，以及可能是完全断裂的，如旅行管控中的重大变化或战争爆发。知识的跨国流动繁荣于这样的环境：其优越性得到了重视，其实践得益于制度目标。这些目标足以抵制打击思想、人员和物品跨越国境流动的风暴。

Nicholas Dew，“Vers la Ligne：Circulating Knowledge around the French Atlantic，” in Delbourgo and Dew，Science and Empire in the Atlantic World，53-72；Bruno Latour，“Circulating Reference：Sampling and the Soil in the Amazon Forest，” in Pandora's Hope：Essays on the Reality of Science Studies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24-80；David Livingston，Putting Science in Its Place：Geographie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Joseph O'Connell，“Metrology：The Creation of Universality by the Circulation of Particulars，”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3（1993）：129-173；Simon Schaffer，“Golden Means：Assay Instruments and the Geography of Precision in Guinea Trade，” in Bourget，Licoppe，and Sibum，Instruments，Travel and Science，20-50.Introduction to Delbourgo and Dew，Science and Empire in the Atlantic World，II.
在网络中，知识生产实践的标准化加速了跨国相遇。标准化既是实践的优势，又是可持续的跨国交流的认识论条件。知识在许多地方的合作生产要求集体使用标准化的设备，要求获得有效使用和操控设备的标准化协议、技术和规范程序。正是标准化弥补了地方的和普遍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差距。
要理解（跨国）网络中可靠的知识是如何产生的，就要“理解人、物、‘语言’和技术的流动”。
它们结合在一起，说明了“什么是最好的实践”。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克服设备的变化莫测（以及自然和“社会事实”的顽抗）。

Michael D. Gordin，Scientific Babel：The Language of Science from the Fall of Latin to the Rise of English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5），chap. 8.Janet Martin-Nielsen，“‘This War for Men's Minds’：Birth of a Human Science in Cold War America，”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23，no. 5（2010）：131-155.同上，131，Steven Shapin在其对Gordin的Scientific Babel：“Confusion of Tongues”评论中强调了这一点。London Review of Books 37，no. 23（2015）：23-26.
英语被全世界用作科学技术交流的通用语言（lingua franca），这方便了对地方和全球的解释。这种结合并非自发产生的。它不是连接工业化的西方客厅和遥远的东方乡村，或者连接科罗拉多的指挥控制中心和阿富汗战场的通信技术的“必然”结果。相反，正如迈克尔·戈丁（Michael Gordin）所说的，冷战竞争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英语霸权及其在构建跨国研究共同体中所起的作用——当然，这结果也是争夺的对象。
当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政府把握了苏联科学技术能力的发展程度时，它积极地推动其欧洲盟友之间使用英语，希望有效地集中先进知识来保持其领导地位；它也启动了一个重大计划——把苏联的科学技术文献翻译成英文。珍妮特·马丁-尼尔森（Janet Martin-Nielsen）估计，美国军方在二战结束到1965年之间投入了2000多万美元用于机器翻译，这是最早把计算机用于非商业任务的主要场景之一。
1958年的国防教育法案选出了三个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领域，以应对共产主义的威胁：数学、科学和（第三）外国语。在所谓的“人类思想之战”中，马丁-尼尔森告诉我们，“语言和语言学形成了美国在新的世界秩序中领导地位上升的关键因素”，它们不仅仅有助于科学和国际事务的英语化，而且有助于使全球商业实践和文化更为普遍地英语化。

Robert Anderson，Nucleus and Nation：Scientists，International Networks，and Power in Indi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Jahnavi Phalkey，Atomic State：Big Science in Twentieth Century India （Ranikhet：Permanent Black，2013）. 关于霍米·巴巴的看法，参见John Krige，“Techno-utopian Dreams，Techno-political Realities：The Education of Desire for the Peaceful Atom，” in Utopia/Dystopia：Conditions of Historical Possibility，ed. Michael D. Gordin，Helen Tilley，and Gyan Prakash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151-175。Leslie，“Atomic Structures，” Seaborg is quoted on 223.Neil G. Ruiz，“The Geography of Foreign Students in U.S. Higher Education：Origins and Destinations，” Brookings Institute.
促进英语成为通用语言得到了在全球扩张地方和国际教育培训计划的补充。这些计划有助于使对构建跨国知识共同体非常重要的“通信联络的实践”标准化。20世纪50年代核科学技术的传播，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是这个过程在敏感领域的早期范例。它迅速帮助启动了人们（如霍米·J.巴巴[Homi J. Bhabha]）预想的本土核计划。巴巴把自己巨大的科学才能、政治才能和未来视野结合在一起，看到了核能真是便宜得无法计量，就像把印度的生活水平提高到和美国的一样。
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提供了核材料。在艾森豪威尔的和平利用原子能的计划框架里，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以及其他大学的核工程培养计划，为将要操纵核反应堆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提供了高要求的操作培训。比尔·莱斯利（Bill Leslie）告诉我们，到1966年巴巴悲惨去世时，他已经建造了印度最大的、资金最雄厚的实验室，拥有8500名工作人员，包括2000位科学家和工程师。美国核能委员会主席格伦·西博格（Glenn Seaborg）对印度的“相当不寻常的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大为赞叹（带着些惊恐）。
现在，这些早期创举（建立符合美国利益的全球核共同体）的明确的政治和宣传维度，已经让位于更为广泛的教育计划，特别是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在1991到2011年间，超过23.5万外国人在美国获得了科学和工程专业的博士学位，他们中几乎有一半来自新兴的经济体：中国、印度和韩国。商业课程和管理课程甚至更加受欢迎。

John C. Burnham，“Transnational History of Medicine after 1950：Farming and Interrogation from Psychiatric Journals，” Medical History 55（2011）：3-26，at 8，9，25.
跨国知识共同体的打造和（抵制其同化和标准化压力的）地方既得利益及其历史是相互冲突的。约翰·伯纳姆（John Burnham）已经解释了，战间期在精神病学领域分裂研究共同体的“极端国家主义和地方主义”，在二战后逐渐衰弱。始于1950年，约在1968年和1980年出现拐点，从事研究的精神病学家（也许甚至包括执业的精神病学家）的跨国共同体，通过英语的日益广泛地运用，于无意中形成。这种扩张，在德国遭到了以民族自治为名义的反对，而且首先在法国被批评为“美国的殖民地化”或是“美国的知识帝国主义”。这些标签隐约地承认了美国研究者在确定研究前沿方面所起的领军作用。权力/知识的中心已经离开了欧洲。现在“在语言学上有残疾的美国人”（正如伯纳姆这样称呼他们）迫使他人用英语发表文章、宣告创新、追踪领域前沿，从而确保自己得到跨国关注和跨国意识。
美国的卓越（以及有限的语言技巧）建构了跨国共同体，把各不相同的地方成分和“普遍的”（如果是讲英语的）成分合并在一起。一个人要寻求超越地方局限，收获科学荣誉、获得社会资本和国际承认（所有这些都是国内高度重视的），他就不可避免地要用英语交流。英语的实用知识铺平了从地方到全球的高速公路。

跨国学者（那些学者熟练掌握英语，熟悉美国的范式和问题并在最好的标准化研究实践中受过训练）共同体的建构可以是相互受益的。它使得这些学者能够在资源丰富的研究共同体中很舒适地利用全球的知识库；它使得新兴国家的研究者在知识生产的前沿工作，也许能够一下子跨越自己祖国的几十年的相对“落后”。从民族国家的观点来看，必须把能够最迅速地利用最新知识的好处，和“创造自己的竞争者”的危险相比较。在通过共享交往实践、知识公开的传播和为了保护国家的利益（无论其怎么定义）限制其传播的压力之间，存在着持续的紧张关系。

Babrielle M. Spiegel，“The Task of the Historian，”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presidential address，2009.
在此专题研讨会结束之前，参与者用他们所学到的知识反观自照。正如加布里埃尔·施皮格尔（Gabrielle M. Spiegel）在2009年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致辞中所说的，跨国历史及其相关的新探索领域的标志之一就是，它们都需要“研究其研究主体生活经验的不连续性和生活地点的更替”
。参加专题研讨会的大多数人到过许多地方旅行，在几个大陆上生活过，变换过护照和国籍（有时还不止一次），或者能说几种语言（除英语之外）。这是不是巧合？我们认识到，英语日益增加的霸权消除了地方的特殊性——但促进了跨国对话（包括本书中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的，做出贡献的大部分人是母语不是英语的学者！）。我们认识到，我们中的大多数都有点散布“世界认同”的意味。这种认同模糊了我们的国家归属感——但是加强了我们对民族和国家的经久不衰的显著性的意识。它常常强调：书写跨国史要求熟悉外国语言和外国档案。对跨国的探讨也与某种独特类型的人的生活经历发生共鸣：这种人欣然接受站在与任何深刻意义的国家忠诚相分离的立场书写历史；这种人（有时很艰难地）生活在有局限的灰色地带，这种地带增强了他对任何形式的国家例外论的批评，但也使他（或她）难免会有作为一个“外来人”的脆弱，既会处处遇到“敬而远之”。

感谢王卓越（Jessica Wang），使我注意到帝国之间的科学合作。
本书呈现的文章在范围和程度上各不相同，涵盖了世界上许多地区之间的跨界关系。它们研究的都是漫长的20世纪，在这个时代里，（作为“科学的国际主义”来倡导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科学合作被冷战时的竞争和去殖民地化的离心力量打断。冷战竞争和去殖民地化合在一起，重新配置了跨国（技术）科学网络建立于其中的全球空间。
它们都把美国当作跨国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尽管不是占优势的或中心的）。这一节点向南连接着拉丁美洲，还联系着亚洲的中国、印度和日本，且跨越大西洋连接着意大利（并深入到肯尼亚）以及“法属”阿尔及利亚。这不是一种“枢纽-辐条”模式：流动的线条有许多方向，有不同的出发点，涉及大陆层面以下的许多不同地方。各种各样的物理学、数学和农业学文献汗牛充栋（heavily represented），而且空间科学及应用和社会科学也是如此。跨国者的范围包括普通人和精英、慈善基金会、科学组织、政府和政府机构以及国际（更不用说全球）机构。这些不是案例研究，而是书写科学技术跨国史的练习。它们在众多记录中脱离了国家框架，甚至有时非常明确地揭露了民族主义史学的局限。

本书第一部分有两章，它们描述了冷战时期的美国作为监管国的日常工作。在第一篇文章里，马里奥·丹尼尔斯追溯了二战后大约10年间美国警察维持边境治安的知识史，集中讨论了护照和签证作为管制“知识体”流动工具的作用。护照和签证是外国人进入他国所要求的普通材料（也是必需的）。它们是国家管制跨国旅行的看得见的证明，是办理边境手续的纸质文件。丹尼尔斯的主要观点是，科学家和工程师被政府当局挑选出来仔细审查，不仅是因为他们可能的左倾政治倾向，还因为他们拥有可能在出访期间有益他国的科学技术知识。对科学家和工程师签证的管制以及对知识出口的管制是互补的工具，它们相互加强以管理被认为对国家安全有威胁的“知识体”的跨国流动。

大多数学者认为，知识的流动主要受到保密或知识产权法的限制。相反，丹尼尔斯的那一章强调了对未保密的敏感知识的出口管制，被美国国家安全局用作工具来限制跨境自由流动。我的贡献（第二章）是扩大了它们作用的领域，包括对自由贸易和学术自由的管理。我的文章强调了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早期，出口管制对于在学术以及公司环境里，通过培训与面对面交流获取默会知识和正式知识发挥作用的性质和范围。对这些知识管制的违反，已经导致许多人锒铛入狱、许多高科技企业受到重罚。它们在今日的重要性，不亚于对——通过公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以及通过大学在其教室、实验室为有关国家培训外国人——转移无形的、默会的知识和专业技能的日益增长的担忧。美国力量在全球化新时代的重新调整，中国上升为经济、军事的主要竞争对手，已经导致美国国家安全局监管力量的深度和广度在悄悄但是稳步地扩张——2001年的恐怖主义袭击进一步推动并使之合法化了。

第二部分有5章，主要讨论殖民地和后殖民地环境下的知识。在第三章，蒂亚戈·萨拉瓦（Tiago Saraiva）描述了法国殖民地政府在阿尔及利亚肥沃的米蒂贾平原残酷地改造当地农业生产模式的情况。生产葡萄酒的大型葡萄园和柑橘果园替代了传统的生产方式，把成千上万的当地农民、牧人和水果种植户改造成为雇佣劳动者。在做出几番努力稳定了运往大都市市场的柑橘品质之后，殖民地种植服务站的负责人引进并克隆了洛杉矶附近的合作社种植的加利福尼亚脐橙。白人定居者在5到10公顷的小农场里，成功种植了这种标准化的水果。萨拉瓦把这些脐橙视为伴随着合作农业的社会制度、劳动关系和意识形态、跨越大西洋的“技术科学密集型产品”。殖民地统治者和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fellahs）之间的“接触区”的“现代化”，展现在法国精英定居者之间稳固联系的建立上，这种联系使得他们深深地扎根于这片土地（不像大型葡萄园主）。相应地，去殖民地化是暴力的：1954年阿尔及利亚反叛者最早投掷的炸弹，有一颗就落在布法里克柑橘合作社。20世纪60年代早期，当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时，白人定居者回到法国大陆，形成了仇外的民族主义右翼——让-玛丽·勒庞（Jean-Marie Le Pen）及其家族的国民阵线政党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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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卡什·库马尔（Prakach Kumar）的第四章的主题——印度在去殖民地化前后的农业设备的引进，展示了许多“现代事物”。库尔马描述了三个时间段，每个时间段都在用不同的方式提高农业生产力：用大型拖拉机代替人力、畜力来平整土地用于种植；伴随着受到美国鼓励的培训学院的建立，将小规模的、本地生产的农具用于家庭农场；在大型农场更多地运用（被称为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的一部分的）先进农具和肥料。这里的每一种方式都要求进行不同的技术和技巧的培训，而且每一种方式都深深地影响了农民自身以及他们和殖民地、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重重社会关系。库马尔淡化了对研究较多的绿色革命的任何目的论解释，表明提高农业产出另有解决办法，这些方法要求不同的技术，涉及种植者和国家间不同的关系。

McGerr，“The Price of the ‘New Transnational History’.”
在第五章，米里亚姆·金斯伯格·卡迪亚（Miriam Kingsberg Kadia）主要讨论了作为（二战后被占领的）日本战后重建市民社会的“软实力”工具的社会科学。美国学者相信，日本人不是“病理上的异常”——好斗、专制、僵化以及担心丢脸。这些日本研究者（其中有些仅仅是社会学专业准博士）寻求的不是惩罚，而是通过在战败国新的有识领导的头脑中注入“普世”价值——民主、资本主义、和平——使国家得到重塑。他们不是把这些价值随意地自下而上强加进去，而是有意培育在日本的社会科学田野考察传统中已经存在的、鼓励合作的团队精神倾向。代表美国占领当局研究土地改革影响的艰难进行的农村调查，成了“民主”的直接演习：强调在追求“客观”真理时的平等、协商和允许不同意见。美国占领军及其代理人，利用研讨会、语言培训班以及向分布全国的本地图书馆分发125万册英文书籍，努力根除不民主的法西斯主义倾向。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学术界大多数年长的日本社会科学家都曾接触过美国“软实力”的跨国演习，而回到美国的美国学者则在有关日本研究领域开启了其崭新的声名远播的学术生涯。卡迪亚很好地说明了美国力量在跨国科学共同体建构中的作用——这个观点后面还会提到。

这一部分最后两章讨论的是空间。阿西夫·西迪基（Asif Siddiqi）对（赤道附近靠近肯尼亚海岸的）意大利和美国的卫星发射基地的研究，提醒我们关注殖民地和后殖民地关系给那些名义上的独立国家投下的长长的阴影。为了证明他的观点，他要求我们把跨国研究的目光，转到全球知识产生和传播相对分散的地方。地理上的或物理上的地方也就是空间，在此空间中，不同参与者之间的众多社会关系纵横交错，每一种关系都以自己的方式为跨国项目的“成功”做出了贡献。如果我们仅仅关注发射者、卫星及其科学结果（这是“项目”在通常的空间史中的说法），那么我们不仅会忽视地方政府和当地人民作为必不可少的社会角色的作用，还熟练地抹去了与该项目构成无关的暴力现象。意大利政府通过投资殖民地的权力关系，在靠近肯尼亚的国际水域建立起基地，以回避肯尼亚政府的监管视线。后殖民时期，侵略者对当地部落的困境漠不关心，使得它们之中的大部分在独立后继续为所欲为。外国的侵略使得马林迪变成了一个肮脏的旅游胜地，一个黑手党成员逃离意大利惩罚的天堂，一个贩运未成年女孩的温床。由空间科学家和工程师带入这个地区的高科技知识仍然是封闭于特权的飞地，穿越全球的研讨会、学术会议和（有助于学术生涯的）出版物的知识回流传播并不为本地人所及，他们中的大部分被排除在受益者之外。当知识流过边境后，它在其分布地的影响是不平衡的，它甚至会利用现存的剥削和排斥模式来取得自己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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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七章里，环境历史学家尼尔·马赫尔（Neil M. Maher）描述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利用美国陆地卫星，来建立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国际共同体，他们能够解读美国陆地卫星的数据并利用它来干预环境。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设立培训课程，组织学术研讨会，把地方共同体汇集到一起，让他们学会了利用卫星数据监测森林的砍伐和沙漠化，估测农作物的产量，确定农作物病虫害，在卫星图像上辨识宝贵的自然资源的特征。美国陆地卫星数据的国际化，暂时保证了持怀疑态度的国会对该项目的额外财政支持，提升了美国在海外的仁慈、慷慨的形象。地方科学家、工程师和政府通过学会如何获取与利用美国陆地卫星的数据获得了授权，克服了对其可能会侵害国家主权的担心——美国人手上又多了一件剥削他们的工具（例如，使得美国公司可以对在外国领土上探测到的自然资源的开采进行投资，或者当美国陆地卫星预测到了外国农田的低产量时，美国公司可以操纵商品市场）。美国陆地卫星的用户通过跨国网络在全球传播有关地球的知识，使得自然及其变化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更加容易解读，从而促进他们采取措施干预自然活动。

第三部分汇集了4篇文章，讨论了全球流动的个人和探索者（他们的跨国混合身份是成为跨国者的关键）。在第八章里，亚德里安娜·迈纳（Adriana Minor）集中讨论了关于国籍的争论。在跨国流动产生的相互作用中，这种争论一直没有浮现出水面。她描述了著名的墨西哥物理学家曼努埃尔·桑多瓦尔·巴亚尔塔（Manuel Sandoval Vallarta）的多次旅行。1926年巴亚尔塔被麻省理工学院聘为助理教授。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他积极参与改善美国和墨西哥的科学关系。1942年，他成为美洲科学出版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总部设在麻省理工学院，由美洲事务协调员办公室资助；此办公室1941年由美国总统罗斯福（Roosevelt）设立，由银行家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掌舵，旨在提升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正面形象。巴亚尔塔在美国崇高的学术地位，使得他能够利用其墨西哥国籍，构建一个以英语出版业为中心的半球科学共同体。战时条件重新调整了他的工作。作为一个墨西哥人，巴亚尔塔被排除在政府资助的战争研究之外，这给他的麻省理工学院同事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物理系主任约翰·克拉克·斯莱特（John Clarke Slater）坚持认为，巴亚尔塔可以通过在剑桥承担更多的教学任务来为美国的战争努力做贡献，但巴亚尔塔拒绝了：在他看来，他的战时职责在于为美洲科学出版委员会工作。斯莱特被激怒了，指责巴亚尔塔忠诚分裂，并坚持己见地质问巴亚尔塔是忠于其祖国还是忠于麻省理工学院？巴亚尔塔脆弱的混合身份分裂了，他最终于1946年辞职，并重申了自己的墨西哥身份，作为代表墨西哥政府利益的科学外交家，在许多国际论坛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本书收集的所有论文中必然会呈现的。维持知识流动所要求的社会工作——是书中许多文章的明确主题。在第九章里，迈克尔·巴拉尼（Michael J. Barany）巧妙地利用了洛克菲勒基金会一个官员的三个名字——哈雷（Harry）、“达斯特”（Dusty，肮脏的）和米勒（Miller）作为研究构建跨国科学这一努力的着手点。非正式的达斯特、正式的米勒和办公室名字哈雷·米勒（HMM），每一个名字分别代表了不同但又相关的关系网络——和基金会同事的，和国内外政府机构的以及和美国、国际的科学共同体的。巴拉尼对米勒的案头工作、对其为了确定合适受益者并为受益者准备行程做出努力而留下的纸质档案材料，进行了仔细的分析，突出显示了官方的严谨、外交的精明以及米勒能够利用和顶尖科学家朋友的亲密关系的结合。卓越而年轻的乌拉圭数学家何塞·路易斯·马塞拉（Jose Luis Massera）的卷宗，说明了米勒的能力：尽其所能为一个杰出的科学家但也是一个活跃的共产主义者获得了签证。巴拉尼熟练地描述了物质文化和日常实践，这些都涉及基金会官员，以及为建立和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罗斯福在拉丁美洲实行的睦邻政策（Good Neighbor Policy）相一致的区域国际合作而做的个人和官方的工作。

第十章，小奥利瓦尔·弗雷尔（Olival Freire Jr.）和印第安纳那·席瓦尔（Indianara Silva）讨论了巴西和美国之间的科学家（大部分是物理学家）的跨国流动（始于二战，持续到冷战和巴西独裁时期）。他们追踪了科学流动性和外交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记述了科学国际主义和政府以国家安全名义限制跨国流动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们那一章以二战时美洲事务协调员办公室开篇（这个组织迈纳在第八章里也讨论过）。这一组织和其他大的美国基金会一起，动员了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及利用电影明星、无线电、电影和印刷品）作为美国民主的文化大使。后来随着这些网络的资本化，冷战早期物理学家戴维·博姆可以在巴西定居，巴西为逃离麦卡锡主义的杰出物理学家提供了安全的天堂。始于1964年的军人独裁政权改变了这种状况。接连几任的美国总统一方面公开地批评这个政权，另一方面又在暗中支持它。美国的物理学家欢迎巴西同行来到美国，甚至成功地疏通关系帮助他们出狱。这一章对美国基金会在促进科学家跨国旅行作用方面的讨论，为巴拉尼的那一章作了补充，也加强了丹尼尔斯在第一章的论证，说明了国家安全局管制“知识体”流动使用的工具——签证和护照的重要性。

在第十一章，约瑟普·西蒙（Josep Simon）把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的一门由美国鼓励的物理学课程及与其相关的教学辅助设备的国际化作为平台，思考跨国研究方法对于历史书写的特殊性。他追踪了冷战早期美国背景下的物理科学研究委员会的起源，并且描述了它早期章鱼般地扩展到了欧洲和拉丁美洲。这个委员会把物理学家、高中教师、仪器制造者、电影制片人的技巧和专业测试服务的技巧融合在一起，打造了一门课程。这门课程迅速地被译成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以用于拉丁美洲。西蒙追踪了现有的全球物理学家网络，这些物理学家犹如“带菌者”，把知识材料传播到了几十个国家。他首先强调了混合身份对构成某些促进上述课程在全球传播的跨国者的重要性。这个委员会的物理课程在美国之外的成功依赖于这些人。他们把众多的语言技巧和现有的跨国职业经验结合在一起。这些物理学家有着不同的国家和文化认同，这使得他们对其他的世界观十分敏感，能够在自身和国外的教育改革者之间建立起桥梁并实现对话。

第四部分讨论战后核知识的跨国流动。吉塞拉·马特奥斯（Gisela Mateos）和埃德娜·苏亚雷斯-迪亚兹（Edna Suárez-Díaz）文章的核心部分，就是一辆装有放射性同位素的研究展览卡车的冒险。他们通过那位奥地利卡车司机约瑟夫·奥伯迈耶（Josef Obermayer）的所见所闻来讲故事。这位司机要定期向维也纳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技术援助计划的上司做汇报。跨越国境意味着操纵一辆专为美国大平原设计的巨型车辆，奔驰在6个拉丁美洲国家的狭窄、崎岖且泥泞的路上；意味着将其装上小型货船以及被远不及其车轴宽的火车运载；意味着和海关机构的罢工打交道，对付破旧的通信基础设施，在地震余波中调整行车路线；意味着确保地方官员的常常是不情愿的支持，迫使他们提供所需的财政资源，以证明和平利用原子能既有利于遥远的山村，也有利于繁华的首都；也意味着以赫尔·奥伯迈耶（Herr Obermayer）为中介的“现代性”和“不发达”的“第三世界”的风俗、传统的冲突。约瑟夫·奥伯迈耶完成使命的决心，使得他习惯了技术的故障、个人的不适，以及地方管理习惯做法的“低效率”带来的无穷无尽的挫折。随着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卡车从一个城镇颠簸到另一个城镇，它在所到国家树立了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形象，也增加了当地技术人员、科学家和权贵们的社会资本。他们欢迎它，操作其仪器，使之与全球网络相连。这些网络包括田纳西州橡树岭的国家核设施和维也纳的国际原子能组织。跨国知识网络的建立，不是来自空中楼阁，而是来自使得旅行成为可能的实实在在的材料。知识的传播，不是“自行”通过“无摩擦的全球空间”，而是多亏了政府官员和卡车司机的平凡而日常的辛劳。

我们希望，呈现于此的文章足以证明，对科学技术知识跨越国境的生产和流动的跨国探讨打开了一片富矿层。它们不仅开发了跨国研究方法的经典层面，集中把知识当作分析对象，而且创造了合并效果，开辟了崭新的探索大道。我和迈克尔·巴拉尼合作撰写的简单后记，谈到了这种研究的许多特点。这些特点明确了研究的特殊性，也许这也是把科学技术知识作为核心对象的跨国探讨的所有特殊性：我们注意到了来自全球科学技术大国的美国的中心性；有点讽刺意味的是，我们既需要对付美国例外论，又需要在跨国历史中讨论边境的复兴，这正是因为美国创造了现代的官僚体制，重视知识的价值，把知识当作国家资源，决心以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的名义管制跨境流动；英语作为科学技术交流的通用语言，包括它在构建跨国网络中的作用的扩大（更不用说强力推行）的重要性；把个人作为知识体的身份和对国家的政治忠诚结合在一起的混合自我的建构；反观自照，我们触及了参与本书撰写的作者的众多身份。最重要的是，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涉及跨国方法的，尤其是当前政治局势（主要标志为仇外的和种族主义的沙文主义）中智力以及个人、政治的支撑上。有人曾经说过，跨国历史不能谈个人身份感和归属的建构，这是归国家历史的。相反，我们认为，这种建构在此时尤为重要，因为国家的叙事已经退化为隐藏着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的民族主义纲领。我们这个计划不是简单的没有政治杂音的智力实验，正相反，我们相信，它来自扎根于我们时代的挑战之中的、显著的政治信念。跨国研究方法在智识和政治上的更广泛影响已经明确无误地建立：我希望更多的他人（others）在我们的工作上添砖加瓦，为这个“建设中的观念”提供更多的支撑。

我要感谢所有参与专题研讨会的同仁，特别是迈克尔·巴拉尼，使得本书得以形成。也要感谢丹·阿姆斯特丹（Dan Amsterdam）和王卓越，他们对本导言提出了非常有益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