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熄灭船上的灯火,沿着达尔马提亚的海岸航行。在冰冷的布拉风中,他们经过了亚得里亚海最危险的区域:那片海域是一条死路,意大利在奥特朗托沿岸布满了水雷。他无法理解船员的兴奋之情,他“不懂为什么还有人能够因为察觉到危险而两眼发光,也不懂这种不怕死的精神到底从何而来”。尽管其他人都在冰冷不已的甲板上紧张地扫视着意大利的水雷,凯莱门却独自坐在船上的餐厅里,用戈尔德克牌的红酒把自己灌得烂醉。
今天,他坐在博斯纳布罗德等待一班火车。这里是铁路交会处,车站里挤满士兵。货车在街道上来回行驶,车站内也有各式各样以及各个时代的火车头与车厢。食物罐头与弹药堆得到处都是。装卸工作由蓄着胡须、身穿肮脏制服的年老民兵负责。车站的餐厅里满是军人与各式各样的政府官员,但有一张桌子旁却坐着一名年轻女子,凯莱门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她身上:
她身穿一身简单的晚礼服,脖子上围着毛皮围脖。我忍不住去研究这个瘦弱而疲惫的女人,还有她的旅行垫、披肩、手提包、放在椅子上的箱子以及挂在挂衣钩上的外套。
她一度把她那张表情木然的脸庞转向我,但接着又满不在乎地重新埋头干她自己的事情。她面前有一张战地明信片,她手上也握着一支铅笔,却许久连一个字都不曾写下。也许是因为我看着她,或者是因为一支即将赶赴前线的连队动身出发的吵闹声响打断了她的沉思,总之她终于下定决心,写下了寄送地址。接着她微微低下头,用双手托住,再度一动不动地坐着,目光呆滞地望着前方。
载着那支部队的火车现在缓缓驶出车站。欢笑、大叫与歌唱的声音传入了餐厅里。她微微抬起头,但没有望向外面。我在一份摊开的报纸后面望着她,看见泪水涌上她的眼眶。她有好一阵子都不肯拿起手帕,后来才用手帕轻轻碰了碰脸颊。她拿起铅笔,又写了几个字。
站长从月台上走进来,摇响自己手里的铃铛,然后以洪亮的嗓音宣布往北的火车就要进站。那个女的付了账,然后就像一般独自旅行的女人一样,手忙脚乱地穿上外套,把自己的许多小零碎收拾起来。突然她看见桌上那张写了一半的明信片,就拿了起来撕成碎片;她戴着手套的双手不停颤抖,然后把碎纸丢在桌布上。一个搬运工提着她的行李箱跟在她身后走了出去。
1916年3月4日,星期六
理查德·施通普夫在威廉港看见“海鸥”号凯旋
一个晴朗的春夜。整支德国公海舰队都停泊于易北河口外,在清澈如玻璃的海面上轻轻摇晃。也许现在该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吗?一切东西都为了战斗而固定好,即便是装潢奢华的军官卧舱也都把所有不必要的物品清理一空。军官都佩戴了手枪,以便“使用武器强制士兵执行命令”——这是前所未见的,因为船员们早已心灰意懒。
船半夜起锚。理查德·施通普夫听见了熟悉的声响,尤其是三部蒸汽引擎发出的震动。那样的震动透过金属船体传出,感觉有如跳动的脉搏。不过,他不知道他们要朝哪个方向前进。灰色的船队在灯火全无的情况下静静航行,但不是像平常那样往北,朝空旷的北海航行,而是往西北方前进,经过了东弗里西亚群岛,然后沿着海岸航行。真奇怪。
早晨天空放晴,温暖的阳光普照。施通普夫在军舰舰桥上负责瞭望。这回他对天气、对这项任务、对生活总算满意——至少是基本满意。不只是因为天气很好,而且舰队终于“有所行动”,也因为今天早上有一份电报张贴在无线电通讯舱外的告示板上,是公海舰队司令发给“海鸥”号的,内容只有四个字:“欢迎回家!”
他们都熟知“海鸥”号。“海鸥”号代表了施通普夫和其他千百万德国人想象的海战应有的样子:英勇地巡游世界各大洋,和敌人斗智斗勇,一次又一次把明显占优势的对手打得落花流水,取得最后的胜利。
“海鸥”号原名“彭戈”号,是一艘再寻常也不过的货轮,和平时期不过用来从德国殖民地喀麦隆运香蕉。战争爆发才几天之后,法军就入侵了这个德国殖民地,英军也随即跟进。但英法想迅速制胜的美梦落了空,当然,他们美梦落空的地方不止喀麦隆。直到1915年,英法两国军队才最终攻陷了德国的前哨基地。由于德国与喀麦隆之间的香蕉贸易在战争期间已不可能继续,因此“彭戈”号便在1915年秋天被改装为“海鸥”号,成了一条武装商船,用于军事偷袭。德国舰队大概拥有十几艘这种类型的船。这种船看起来像是中立国(主要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寻常货轮,实际上却配备了水雷,也藏有大炮。它们主要的攻击目标是协约国的商船,并造成了不小的恐慌与混乱。此外,这些不起眼的船所击沉的船只数量竟比庞大、昂贵又拥有强大武力的公海舰队所击沉的数量还多,也令各方面不免有些难堪。
不过大多数的战舰都只是百无聊赖地停泊在港口内,这种现象已引来了许多民间人士的嘲讽:庞大又昂贵的舰队在战前耗费了三分之一的军事预算,现在则派不上用场,有些人甚至悄悄说起这是一支不能用的舰队。因过分谨慎而被免职的前海军总司令只要一到街上,就不免遭到别人的指点奚落,尤其是妇女。以下这两句话可见于威廉港墙壁上的涂鸦,也可以在街道上的孩童歌声中听到:
亲爱的祖国,请保持平静;
舰队在港口里沉睡不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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