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图4.4中右下角的参观者在图画前蹲下,以获取一个独特的视角。与此同时,他与右侧的同伴交流在这个视角下获得的特殊景观,画面正前方手提纸袋的男性参观者原本并不认识右下角两位参观者,他从左侧走近展品时不由自主地受到两位参观者的吸引,后来开始聆听他们的讨论。笔者观察发现,在没有右下角两位参观者蹲下寻找特殊视角之前,其他参观者均从展品的正前方欣赏。因此,参观者欣赏的时候还构成他人的景观。
此外,国外关于博物馆的受众研究发现,“社交”成为人们参观博物馆的第二大动机。博物馆作为一个充满文化意义符号的开放性公共空间,成为满足人们多种社交需求的场所。以社交为主要动机的参观过程中,参观者之间的互动成为传播研究的核心。从这个意义上讲,策展人退居到次要的传播位置,其主要作用是给参观者的社交活动提供了一个宏观的背景,参观者之间的关系属性、互动方式成为主导参观过程的最重要的因素。
基于社交属性,参观者在互动过程中分化出了不同的角色,角色的不同会影响解码过程和意义生成。例如,在博物馆学谈到参观者的“促进者”角色,他们来到博物馆参观的动机和原因是外在的,为的是促进社交对象当时的参观之旅,如果没有这次服务的目的,促进者本身并不会走入博物馆(Falk, 2009)。然而促进者的身份是主导性的,他们过往的参观经验、知识背景常常决定了参观路线。
据福尔克(Falk, 2009)统计发现,25~44岁的参观者常常会带着4~12岁的儿童来一起参观。这样的参观组合中,人们往往直观地认为,家长是促进者,会主导传播过程。而在大多数情况确实如此,家长扮演着诠释、解读和引导儿童理解展品的角色,是传播过程的促进者,也是当之无愧的传播者,家长的筛选和解说决定了儿童能够看到哪些展品,以及多大程度上理解展品,尤其是在历史、自然和科技博物馆中,理解展品需要相当的知识背景,家长作为把关人和诠释者,从根本上影响孩子的理解。
但是,在另一类博物馆中,情况可能会发生反转。有研究人员发现,在现代艺术、当代艺术博物馆中,儿童反而会对家长的理解产生巨大的作用。例如,毕加索中晚期的作品以抽象、超现实为主要特征,大多数参观者表示不知道如何欣赏,不能理解画家想要表达的内涵。成年人的思维通常会更加结构化,想象力也不如儿童,在这种情况下,儿童的视角和解读常常能给成年人一种耳目一新,甚至是恍然大悟的感觉。不光是对某些艺术风格迥异的画作而言,儿童对于任何抽象的、充满想象力的作品都可能独具慧眼。艺术博物馆的专家盖特雷恩(2011)曾经建议:“如果你看不懂,不妨问问孩子。”
除了从人际的视角窥视参观者在传播中的主要作用,参观者通过社交网站、旅游推荐平台(如trip advisor,中文译名:猫途鹰)传播自己的参观体验,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人的参观选择,这种影响早已超越了人际范畴,会影响大批陌生人,因而人际传播的影响会大大超出展馆的有限空间。
三、基本陈列:异时性大众传播
博物馆具备大众传播媒介的特征和功能,这一功能并非自博物馆的诞生就自动实现的,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知道,收藏是博物馆之母,最早亚历山大大帝为保存征战中掠夺的奇珍异宝而修建了缪斯神庙,也就是博物馆的雏形,但彼时的博物馆归个人或贵族拥有。
直到1593年伦敦皇家军械所开始向外界开放,才使得完全属于私人收藏的“闭门”博物馆照进一道曙光。从此,博物馆开始了所谓的“公开化”的进程。随后,法国大革命爆发,卢浮宫从皇家财产变为大众财产,才开始有了“公共博物馆”的说法,由此,博物馆完成了“公共化”的转变。再到1851年,伦敦世界博览会邀请社会各个阶层前来,此举显然把举办和参观博览会当作整合社会的一种手段和方式。至此,博物馆逐步推进了“社会化”进程(严建强,2016)。
回溯博物馆的发展进程,是为了阐述博物馆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大众,走向“大众传播”定义中的大规模的、匿名的、异质的大众。事实上,世界上大多数博物馆直到20世纪初才真正对社会各个阶层人士张开怀抱,参观博物馆成为寻常百姓的一项普遍权利。从这一时间开始,博物馆日渐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也开始具有大众传播媒介的特征和功能。西方博物馆学学者也开始在学术出版物中,谈及博物馆传播和大众媒介有相似特征,且遵循大众传播的一般规律(包东波,2012)。
广播、报纸、电视等大众媒介会经历在受众中逐渐普及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媒介使用成本逐渐降低,“大众”的规模也因此显著增大。媒介使用成本降低,既是技术发展的结果,也受到政策的驱动。在我国博物馆的“大众化”历程中,相关政策也起着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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