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展品根本不是一件客观的物品,而是被创作的事物与阐释者之间的遭遇的一种投射,即一种“创造性的遭遇”(creative encounter)。不同的参观者在不同的情境之下,对同一件展品会幻化出成千上万种不同的理解。从博物馆的时间属性上来看,这种主观感受是“历史性”的,是“越轨的”。正如美学大师朱光潜(1979)所说:“美不存在于审美对象本身,而是观测者的心理器官或功能与对象之间的某种调和或联系。”
无论是“解码”还是“投射”,都是个体内在的心理活动,属于人内传播(intrapersonal communication)的范畴,而人内传播是传播学领域中很重要却又被长期忽视的问题。陈力丹和陈俊妮(2010)在《论人内传播》一文中谈到,事实上,传播学中许多重要的理论,特别是关于认知和传播过程的理论,回答的其实就是人内传播的问题,而很少有人会从人内传播的角度审视这些理论。例如,费斯廷格(Festiger)的认知不协调理论(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海德(Heider)的平衡理论(balance theory)探讨的都是人内传播过程中个体的信念和态度同一性问题及其后果。
确切而言,人内传播是这样一种过程:头脑里已经积累的信息与当前正在接收的信息之间的交流,在这个过程中,个体需要持续调整自己的认知状态,保持内在的认知和谐。由于涉及对过去信息的回忆,所以个体需要不断地提取“记忆”。
人内传播在传播学领域内被系统性忽视的同时,博物馆传播的议题也很少从人内传播这一角度整合性地分析参观过程中参观者内部发生的信息碰撞、交融和内化过程。这一过程仰仗个体记忆的提取,需要博物馆展品以“可解码”的方式对展品预先进行编码,最后参观者在特定时空和心境之下,对展品发生解码和投射,生成新的语义记忆和情景记忆。
二、编码与共谋的意义生成:人际传播
在博物馆进入传播学学者视野之初,参观者被当作被动的传播受体,是博物馆策展人的传播对象和传播目标,身份是单一而被动的。在博物馆的空间之内,策展人是传播研究的“传播者”,展品也是“传播者”,参观者只能处在传播过程的下游,是“受传者”的身份。相关研究绘制的传播模式图中,参观者只能处在传播链条的末端和下游,是且只能被当作传播活动结果的“承受者”。
随着博物馆传播研究的发展,研究者开始采用系统的视野,用多维度的视角考察在博物馆传播过程中发生的各种传播形态和传播主体。博物馆不再仅仅是策展人通过展品与参观者进行单向的线性传播,博物馆空间中的人与人之间,特别是参观者对策展人的反馈、参观者与参观者之间发生的必然的或偶然性的交流,都成为博物馆研究和相关传播研究的议题。
他人作为博物馆空间场域中不可或缺的构成(耿凤英,2003),提示我们分析博物馆的传播过程不能忽视“他人在场”这一属性的影响。那么他人在场到底对参观者会造成什么影响呢?研究者在大量社会实验和调查的基础上发现,他人在场能够提升个体的驱动力(drive)(Taj fel, 2010)。
“驱动力”与“唤起”(arousal)具有紧密的内在相似性。高唤起的状态会让人增加对自我的觉知,也会更容易发现自我与他人的不同。受众会受到他人行为的影响,例如观察到他人都对某个展品的积极关注,会意识到他人对展品的评价,他人参观节奏会带动自己参观的节奏。他人的社会在场既是一个物理现象又是一个心理现象,在博物馆这样的文化公共空间中,他人的在场会提示我们自我与他人的区别,会改变自我的节奏、路径和行为。
博物馆传播场域是多元主体参与的生态系统。在同一空间内的其他人的行为可能会影响人们如何定位自己,选择看什么,以及如何体验特定的展品和参观过程中的互动。这种参与的生态意味着一个展览不仅是由参观者的感知和认知所决定的,而且是通过社会互动来共同塑造的。参观者会对周围环境中其他人的行为不断做出反应。因此,参观展品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参与者共在的(co-existence)社会活动。参与者之间既是彼此可以利用的资源,同时又是彼此的限制性因素,他们彼此共同建构意义(Christidou et al., 2016)。
参观者是文化符号和空间符号的解码者和建构者。参观者通过凝视、动作、手势等来构筑他们的共同体验,这种实时的社会互动常常是偶发的(见图4.3)。参观者与其他处在同一空间之中的陌生人之间的互动通常是非语言的互动,非言语的身体信号传递的信息量很大,并且在时时刻刻地、潜移默化地发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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