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清楚20世纪50年代早期科学界和美国政府之间的冲突,当时恶毒的反共产主义挑战了科学的核心价值。 正如马里奥·丹尼尔斯在本书(第一章)中所强调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禁止知名学者在美国国内外自由流动,他们利用签证和护照作为工具来管理学者的流动。本章把这个众所周知的时期放入更为宽泛的历史语境中,从两国之间最早的热情接触到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紧张——但是它并未停止于此。巴西,从冷战早期左倾科学家的天堂,转变为独裁统治下的迫害之地。现在巴西的科学家,如果可能就逃往国外,包括到美国。在麦卡锡主义失势很久之后,和共产主义牵连的阴影仍然在国内外跟随着他们。确实,正如丹尼尔斯所强调的,国家安全局始终对“知识体”(特别是物理学家)的跨国流动保持警惕。那些左翼或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人总是受到怀疑。他们无法逃脱美国国务院或巴西地方当局的惩罚性的目光,这些人有时相互合作来限制他们的流动。
舍恩伯格在署名科学论文时最常使用的签名是“Schönberg”。身处巴西及在公共交往中,他则使用“Schenberg”。因此,依据来源的不同,本章亦会使用不同的拼写形式。这一章的第一部分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在战争期间跨越国境的美国和巴西的物理学家,包括阿瑟·康普顿、格列布·瓦塔金(Gleb Wataghin)、马里奥·舍恩伯格(Maário Schönberg)和保卢斯·庞培亚(Paulus Pompeia),强调美国基金会在拉丁美洲作为文化外交代理人的促进作用。 在第二部分,随着我们转向冷战时期,跨国方法显示了其作为历史学家工具的全部力量。冷战时期某些巴西和美国物理学家的跨越边境的行为,是和两方政权不同时期的官方政策相冲突的。天才的美国物理学家戴维·博姆(David Bohm)在20世纪50年代逃离了麦卡锡主义的监视。在流亡期间,他得到了巴西人的帮助。巴西的独裁统治(1964—1985)促使大批人反向逃离。美国物理学界为试图离开其国家的巴西同行们提供了广泛的帮助。他们逃离巴西,或者是出于担心失去工作甚至生命,或者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这些表现出团结和华盛顿对巴西政变的支持(大部分是隐蔽的)背道而驰,但是两国政府一定程度上容忍了它们。
这一章说明,美国和巴西之间的跨国流动随着20世纪的进程而变化,伴着历史和政治的环境的变迁而波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二战后不久,这两个国家完全结为盟友,它们的边界大部分相互开放,形成了一个科学交流的高潮时期。相反,在冷战和巴西独裁统治时期,这一情景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边界不总是开放的。跨国知识流动的可能性,随着时间和空间、角色的信仰和政治旗帜以及两国政府的外交政策而发生变化。有时国界可以跨越;有时无形的墙出现在两国之间,可能限制文化和科学交流。通过追踪跨越国境的个人,我们可以看到科学国际主义的分量不断发生变化,因为它和管理跨国流动的政治规范既相互吻合又相互抵触。国家安全局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同意对知识持有者公开交流的承诺,这个门槛取决于交流的知识种类和知识拥有者个人的“忠诚”。
二战时期美国的科学交流和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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